【新世纪特稿2009年5月4日】（一）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是杭州难友叶孝刚批判和评论1957年反右运动的部分文章。叶孝刚自从1980年“改正”以后，就开始批判这场所谓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指出它违宪违法，以党代法，以思想言论定罪，以致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一再指出，邓小平说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完全是漠视事实，掩盖错误。而现在的领导人仍然坚持邓小平的错误，拒绝认错道歉，拒绝赔偿，是实行新的“凡是”。他坚持不懈地要求执政党公开道歉，赔偿损失，多次在文章里对比反右和文革这两场政治运动，指出两个运动的性质、目的和采取的方法手段都是相同的，只是打击对象的身份不同，处理却完全不同。对文革中挨整的“走资派”，赔偿全部工资，而因反右而受难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却分文不赔。同是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同是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待遇却完全不同，这是很不公正的。

叶孝刚大概是难友中最早出来批判反右、提出索赔的先行者。他说 “我们是坚持依法索赔，不是乞讨求赔。”他认为与执政党打官司，“我是鱼肉，党是刀俎，条块丝片，悉听尊便”。虽然如此，他也绝不放弃索赔，甚至不惜以身相殉。他在文章里说，如果他因此而遭遇不测，要求难友在墓碑上镌刻“爱国有为，以身殉法”。他还引用岳飞后裔为岳飞的墓打了370年官司终于获胜的事例，提出：“右派活着，就应当坚持法理，否定反右，遵循宪法索赔。右派死光了，右派后裔应当像岳家后裔一样，坚持法理，否定反右，遵循宪法索赔。”

这种坚忍不拔、破釜沉舟的抗争精神，即使在右派难友中也是不多见的。回忆二十年前刚得到改正时，许多难友喜极而涕，无不庆幸自己政治再生。在踏上新的工作岗位后，都表示要努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对于官方不予赔偿的决定，多数能体谅当时国家的困难，不去计较。至于邓小平说的“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大化了”的结论，虽然普遍不满，但也只限于发发牢骚，很少有人对反右运动公开提出批评，也听不到要求补发工资、赔偿损失的声音。

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难友们的反思也在不断深入，并且开始从专制主义的长期压制和奴隶主义的彻底驯化的麻痹状态中逐渐苏醒过来。进入新世纪后，不少难友撰写回忆录或文章，以自己或其他难友备受凌辱的苦难经历，控诉反右运动违宪违法的罪恶行经，批判毛泽东残害知识分子的卑鄙手段，揭露劳教生涯的惨无人道、暗无天日，提出彻底平反、认错道歉、赔偿损失等合理要求。2007年反右运动50周年时，有些地方还举行集会，发出了强烈的抗争之声。这些可喜的现象，反映了右派难友的觉醒。收集在这个小小的集子里的叶孝刚的文章，正是这些从反右的历史灾难中苏醒过来的难友进行抗争的缩影。

（二）

近几年一些正式出版、自费印刷或在网络上发表的难友回忆录或文章，为后人了解那一段壮烈而悲惨的历史，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深化我们的反思和批判，从这场历史灾难里提取更多的、有助于社会发展的精神财富。

最近我读到郭道晖难友（被划为右派时是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的长篇文章《阴谋背后的权谋》，对其中的两个内容特别感兴趣：一是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和转变为反右的因由；一是对反右的理论指导的批判。

关于第一个问题，《炎黄春秋》今年第2期发表了郭道晖的《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其中有着很好的介绍和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有二：一是防腐保江山；二是敲打不同政见者。这里我想就后一个初衷作一些补充。

《炎黄春秋》的这篇文章在引述了许多历史资料后指出：“循此轨迹，不能排除毛泽东当初想利用整风来整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他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实际上恐也包含了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把‘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矛头引向整党内高层人物。但这个想法，因‘右派’（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举‘进攻’，矛头反而对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调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不错，党内确实存在着“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政治力量，这是毛泽东进入中南海后的心头大患。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薄一波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邓子恢的“下马”和“四大自由”，周恩来的“反冒进“，都反映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而从矛盾的实质来考察，却是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两个不同发展方向的矛盾和斗争。坚持独裁专制的毛泽东是十分敏感的，对于高层出现的任何民主主义倾向，他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虽然通过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毛泽东已经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但在坐上中南海的龙廷之后，他随时都在惴惴不安地担心着有人会觊觎他的大位，所以经常要出人不意地作出一些压制、打击其他领导人的动作。特别是对位高权重、有可能取代他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他更是时刻提防，随时注意抓他们的把柄，不使大权旁落。1953年5月19日，他借口有些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的文件没有经过他审阅，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这样，他就轻轻松松地把批发文件、电报的大权拢在自己手里了。

毛泽东是耍弄权术的高手，为了打击有可能威胁他的最高权位的“亲密战友”，他拉一派，打一派，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背信弃义，翻覆无常。最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的“高饶联盟”事件。高岗1952年调到北京后，毛让他担任计划委员会主任，分周恩来的权；毛还多次向他表露对刘少奇的不满，让他亲自到沈阳去查看敌伪档案，了解刘少奇在二十年代被捕后的表现。高岗体察毛泽东的意旨，到处活动，拉拢陈云、邓小平等，要拱倒刘少奇。不料这些异常的活动，反而引起了高层人物的怀疑，他们为了自保平安，纷纷向毛、刘反映。在这个面临重大抉择的关头，毛泽东不得不权衡利弊得失——高岗在党内的根子没有刘、周深，基础没有刘、周厚，继续扶高抑刘，不但不能达到打击刘少奇、削弱周恩来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动摇自己在党内的最高权威。于是，就制造了一个“高饶反党联盟”。高岗再三恳求毛泽东面谈，毛却翻脸不认人，拒绝见他，而且把他开除出党，致使他绝望自杀。

对毛泽东权威的最大威胁是中共八大。我们只要把八大同七大的一些情况加以对比，就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明确记载：“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方针。”而到了1956年9月的八大，大概多少受到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影响，大会通过的党章总纲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影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并且进一步指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在这里的“只有”两个字，实际上削掉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刘少奇在七大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大谈毛泽东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大量地引用毛泽东的言论。但在刘少奇所作的八大政治报告和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里，却绝口不提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政治报告里只在回顾党内斗争的历史时提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也没有引用一句毛泽东的话。这绝对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

更使毛泽东无法容忍的是，八大通过的党章第二十三条竟然规定：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名誉主席这个位子，可以说是专门为毛泽东量身定做的。除了毛泽东，还有谁有资格坐上这把交椅呢？而一旦登上这个宝座，也就意味着大权尽失，只有荣誉而没有最高权力。而荣誉主席这顶帽子又是拿在别人手里的，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可能有人跳出来，通过中央委员会，把这帽子给他戴上。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他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不使这个前景出现。

在国外，1956年2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揭露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屠杀干部的罪恶。接着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里说：“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的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这种现实的危险。”从10月21日起的二十多天里“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从这几句短短的记述里，可以想见他们当时的紧张程度。就毛泽东来说，“这种现实的危险”，既有江山变色的忧虑，更有对个人权位的威胁。郭道晖在他的文章里说，夏衍在1980年10月讨论《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时曾经谈到：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党内出赫鲁晓夫。这是深知毛泽东特点的切中肯綮之论。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决议》，宣告要在全党开展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接着，报刊媒体，党内党外，大会小会，都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要求各界对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这才出现了大鸣大放的局面。

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看起来有着一箭双雕的打算。

整风的目标，一是“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诚如郭道晖所说：“毛泽东作为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几乎大都包含了要排除几个‘政见不同分子’而搞成全国性运动，以形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假象，来掩盖党内的权力斗争。”这次整风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而这三大主义看起来虽然非常明确，但实际上却没有确切的含义，完全可以作出随心所欲的解释。毛泽东只要看准运动的火候和时机，在形势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可以把这些主义按在他要清除的对象的头上。特别是宗派主义，因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只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问题，而宗派主义却包含着染指最高权力的非组织活动。

有一个细节也许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里指出：“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而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里，却只提国家工作中“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在党内“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没有提反对宗派主义。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则只提反对官僚主义，不谈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是很值得玩味的。建国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要清除党内的潜在对手时，总是要把对方搞成一个宗派性的“集团”、“联盟”，如“高饶反党联盟”、“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彭习反党集团”、“刘邓司令部”等。可见，利用群众运动，以宗派主义的名义来打击异己，是毛泽东得心应手的拿手好戏。

整风的另一个目标是对他的独裁统治足以构成威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主要是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和知识分子。早在建国以前、国内大势已定时，毛泽东就有清除民主党派的打算，因斯大林反对而作罢。根据毛泽东的一贯作风，他对此一定是耿耿于怀的。至于知识分子，从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到对电影《武训传》和胡适、俞平伯的批判，反胡风等，都是力图把知识分子纳入专制统治体系的实际步骤。周恩来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会议上明确宣告，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提出要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却依然认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甚至居心叵测地说，秦始皇坑儒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他们，推翻了秦的统治，这是秦始皇对知识分子“镇反不彻底”的后果。深知毛泽东心态的胡乔木说：“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敌对心理。”这是很准确的概括。

所以，制造借口来打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以消除他们对自己的独裁统治的威胁，是毛泽东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计划。1957年，这个机会到了。1月里，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一些教授有各种怪议论，“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这些讲话，赤裸裸地暴露出毛泽东设置圈套，蓄意打击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险恶用心。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动员党外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接着，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各部门各单位都纷纷举行会议，动员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发言。

在这场由毛泽东亲自设计、亲自指挥的围剿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大阴谋里，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的许多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壮着胆子发言，对历次运动，如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统购统销、镇反肃反、反胡风等等运动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提出了许多批评。而这些运动，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指挥的，他很难把这些缺点错误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身上。至于 “党天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等等言论，更是对他的绝对权威的挑战。它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党内高层人士对他的潜在威胁。这就促使他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到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身上，从而实现了由整风向反右的战略转变。继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毛泽东两天之后又起草了《关于反击右派的斗争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其中说：“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这就在实际上确定了反右运动的主要对象，意味着运动由整风到反右的转变的完成。

至于党内那些“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高层人物，就只好留待以后再收拾了。不过，运动划出那么多右派分子，包括党内的少数高中级干部，对这些高层人物也是一个有力的震慑。在随后的日子里，批判反冒进、庐山会议反右倾、四清指责刘少奇，直到文化大革命算总账，才清除了他心头的大患。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他自己也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三）

反右运动是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理论指导的，剖析这个历史文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反右运动的性质和作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也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个理论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在国内，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中共八大宣告，我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大会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就表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民间，几年来一浪接一浪的阶级斗争，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始终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在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反肃反、思想改造、合作化等群众运动中，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推动，无不出现扩大化的现象，伤害了大量无辜群众。加上日常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社会上产生了对党政机关的不满。人心思定，民望求安。

在国外，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引起了震撼世界的波匈事件。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据前面所引的薄一波的描述，中共最高层在短短20天内，就举行了十三四次会议，而且“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这些讨论的成果，便形成了《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这里，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国内层层传达后，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普遍认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今后将会有一个安定、和平、井然有序的社会环境。但后来的实践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并不复杂，因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别有用心的理论设计，剥开它的华丽包装，就可以看出，它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清除有可能威胁专制统治的社会力量，巩固专制主义的独裁统治。

首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命题，抹杀了宪法和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从而否定法治，为人治提供理论依据。法律是保障公民权利、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处理社会各种矛盾的准绳。对于破坏社会秩序、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都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任何矛盾，只有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才能谈得上正确处理；撇开法律，就为人治大开方便之门，也就不可能正确处理。反右运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55万右派分子，有哪一个违反了法律，因而必须加以惩处？一个也没有；有哪一个蓄意同共产党作对？一个也没有。这些人同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明明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大独裁者毛泽东却凭借政治权力，用右派分子这个不明不白的名义，像变戏法一样把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55万知识分子变成敌对分子，打入社会最底层，迫害凌辱达二十多年。这个历史悲剧说明，所谓人民还是敌人，是可以由独裁者的个人意志判定的，不用遵照法律，不须实践检验，统治者认定你是敌人，那你就是敌人，应该对你实行专政。可见，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实际上是为专制独裁统治提供了一件精致的、冠冕堂皇的外衣，一个独裁统治合法性的理论根据，一个打击对立面的借口。它的妙用就在这里。

其次，公民有没有罪，什么样的罪，应该受到怎么样的惩罚，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而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却没有任何明确的标准。在6月1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增加了一些毛泽东讲话时没有谈到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了开展反右派的需要而设计的所谓区分香花毒草、也就是区分敌人和人民的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种团结。”后来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就是从这里演化出来的。这些标准都没有可供操作的量化数据和质的规定性，而是一些可以任凭当权者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的概念。就拿文章里说的“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来看，在反右派运动中，凡是对合作化、统购统销、思想改造等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或是发表宣扬民主自由的言论，都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凡是对党群关系或某些党员的作风表示不满，主张教授治校，坚持司法独立的，则被加上反党的罪名。毛泽东就是这样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魔法，把人们的善意批评，转化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行为，从而达到打击知识分子的目的。需要指出，用可以随意解释的模糊概念，来确定某些定性定量的事物，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不光是反右运动如此。

第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基本条件。无论是什么出身，什么身份，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就应当享有全部自由权利；如果违反法律，就要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却不是如此，它把公民分成人民和敌人两种，而且赋予他们以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处理矛盾冲突的方法。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采取的是民主的方法，教育说服的方法；对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则是采取专政的方法，命令强制的方法。这样，就在社会上人为地制造不平等，挑起社会成员之间的对立，从而为统治者提供制造矛盾、上下其手的机会。问题不在于这种身份如何划定，处理矛盾冲突的不同方法是否合理，而在于这种划分本身就是违宪违法的，既违反理性，又侵犯人权。公民一旦被划为敌人，就成为不耻于社会的贱民，连他们的子女亲属也要受到株连。反右运动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和已经沦为贱民的“地富反坏”并列，他们得不到法律之光的照耀，也不可能承受自由权利的滋润。如果没有打倒“六人帮”（加上毛、康），他们将终身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每一次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残酷的凌辱和虐待；他们的子女也毕生被人歧视，永无出头之日。这是一幅多么不合理、不人道的图景，而在粉碎“六人帮”以前，却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第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完全摆脱法律的规范，造成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霸道极权的政治局面。完备的法律体系有一整套操作规程和对犯罪者的惩罚细则，判定一个公民是否有罪，是什么性质的罪，有多大的罪，该判什么刑，都规定了具体的程序，每一个程序，都可以保证使被控犯罪的人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在这个运作过程中，起指导作用的只有法律。而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由谁来“正确处理”呢？正确处理的主体不是法律，却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起指导作用的是共产党的文件和指示。这种以党代法、以党的文件取代法律的现象，在反右运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整个运动过程，法律没有发挥丝毫的作用，运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以中共中央的指示文件为指导的，而这些指示几乎全部由毛泽东亲自执笔操觚。如：5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5月15日，为党内干部起草专论《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16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6月6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6月7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反击右派的社论，亲自拟订社论题目《这是为什么？》；6月8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6月10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6月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他起草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6月29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7月1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7月9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7月17日后，起草《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经过11次修改后，在8月3日作为党内文件印发；8月1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9月12日、15日，先后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和《这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右运动正是在毛泽东亲自“正确处理”下，才取得了打出55万右派分子的“辉煌成果”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理论指导的反右运动，是一场为了确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人治社会秩序，巩固专制独裁统治，打击、摧毁异己势力而精心设计的大阴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为了实现这个阴谋而炮制的，它为独裁统治者提供了随心所欲地草菅人命的理论工具，绝对不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造。

（四）

《往事微痕》为五七难友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园地，从去年7月创刊以来，短短八九个月，就出版了二十多期，收录发表了五七难友的大量回忆文章，为历史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真实资料，获得了广大难友的热烈欢迎。这是一章值得欢迎、值得高兴的大好事。

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非正式出版物，它们同电子出版物一起，构成了山寨文化的两支劲旅。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非正式出版物的价值和意义。山寨出版物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为导向文化所不容、因而更具社会意义的作品。由于文化专制主义排斥一切与主流不相一致的思想观念，凭借政治权力，禁绝这些思想观念在出版物上出现，使主流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思想文化越来越窄。加上那些主管舆论导向的官员既无知，又固执，动辄挥舞文化专制主义大棒，发布禁令，使民间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无法在正式出版物上传播。这就迫使民间的具有创新性的思想观念，到正式出版物之外去寻求传播的机会。这是山寨文化得以绵绵不绝地发展繁荣的主要原因。

与那些化了纳税人大量金钱换得来的所谓什么工程的研究成果不同，山寨出版物以它的真实、深刻、尖锐的内容和鲜明、活泼、灵活的形式，获得了读者的欣赏与喜爱。那些官方工程的研究成果，按照规定必须在“‘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指导之下，而那个所谓的重要思想，早已因其理论的荒谬性和政治的专制性而为识者所不齿；它被写进党章、宪法，更成为海内外的笑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除了取悦宫廷的花言巧语和死板僵化的陈言旧语，难道还能产生什么有价值的精神产品吗？

同导向文化不同，山寨文化的最大特点是讲真话，求真理。以《往事微痕》为例，上面发表的许多难友的回忆文章，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在这里，他们尽情地倾吐了五十多年来的委屈、怨恨、愤怒、遗憾、悲痛，也贡献出几十年的丰富经历所积累的经验和体会，他们叙述的是真话，表露的是真情，追求的是真理。相对于导向文化的那些虚情假意、装腔作势的遵命文章和应景作品，《往事微痕》突出一个“真”字。真，是社会文化的核心。离开了“真”的文化，虽然不能说是一文不值，至少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北大已故教授贺麟先生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说：“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总起来说，真美善即是真理化、艺术化、道德化。”贺先生在这里把文化的内涵概括为真美善，我认为是很有见地的。在这三个内涵里，真是最主要的。没有真，也就谈不上美和善。山寨文化只要把握这个“真”的原则，就掌握了文化的道德制高点，就为自己的发展繁荣奠定了牢靠的基础。《往事微痕》以真见胜，希望今后继续牢牢把握这个原则。

几个月来，《往事微痕》已经团结了越来越多的五七难友，这是很难得的。在那场历史大灾难和随后二十多年贱民生活的磨难里，我们承受着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双重压迫和摧残——精神的、物质的，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心理的。许多难友在这双重的压迫和摧残下弃世而去，难得地活下来的人，也由于二十多年的苦难折磨而麻痹，而昏眩，丧失了权利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值得高兴的是，这几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难友，从历史灾难所造成的后遗症——昏眩麻痹状态中苏醒过来。《往事微痕》上的文章和难友来信，使我看到了难友们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我们都是一些风烛残年、为日无多的耄耋老人。在这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让我们共同奋起，为伸张权利、讨回公道，为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献出我们的余生。

2009年4月20日完成，时为孝刚难友八十寿辰

后一日，谨以此文充当寿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