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网刊
引言
在灿若繁星的自由中文媒体中，《民主中国》可谓是异彩熠熠、独具一格，这不仅得自于其建设民主中国的立刊方向、题旨包纳极广的用稿风格与长期以来的民运参与，亦与其三十二载的独特征程、一以贯之的宏大关注、编作共凝的牺牲价值和传媒底色密切相关。
不过，大多数读者对《民主中国》的昨日风雨和曾历艰挫所知有限。因此，作为一名与《民主中国》已然相伴十余春秋的读者与作者，笔者不揣浅陋，以投砾之作，对得悉于蔡楚、苏晓康等老师处的关于《民主中国》的前尘往事钩沉辑佚，发覆其端，力求择要而抉微，将《民主中国》的主要征程与重要细节呈于读者面前，使读者在对《民主中国》的长期坚守增加了解之余，对中国民主化进程与前景提升信心，亦为相关媒体的创建者与运作者提供某些方面的参考资料与信念支持，为独立自由之中文传媒界的发展兴盛贡献绵薄之力。
概而言之，《民主中国》创刊迄今可分为两个时期：“纸刊”时期与“网刊”时期。
一、“纸刊”时期(1989–1995年)
笔者所知的关于《民主中国》的“纸刊”时期的资料，皆源于由蔡楚老师转介的、由苏晓康老师撰写的《一本异议杂志的辛酸身世》。苏晓康老师之所以撰写此文，主要是因《海外刊物在大陆内部发行状况——以“民主中国”双月刊为例》一文而引发追忆与慨叹。题中“辛酸身世”一词，寄寓了苏晓康老师对《民主中国》犹如对待子女一般的感情：疼惜，呵护，自责，患难与共之忆，叹时势不遇、杂志处境不佳，等等，个中滋味皆在其中了。
据苏晓康老师的文章，《民主中国》系“六四”流亡者在海外办的综合性杂志。《民主中国》于1989年11月创刊于法国巴黎。1990年4月在巴黎出版创刊号，时为双月刊，社长苏晓康、主编远志明。同年，迁往美国普林斯顿；操作方式是由苏晓康老师等人在海外编出稿件，送台北联合报作后期编务并印刷，再空邮至北美、欧洲、东亚等地区发行点分发，成本昂贵；1995年底出满三十期，因失去联合报的印刷资助，转为电子杂志进国际网络（Internet），苏晓康老师任社长，主持统筹经费、经营和发行事宜。
苏晓康老师在《民主中国》创刊伊始之际的设想是：使该刊向大陆内部发行。苏晓康老师等人本是打算借助香港支联会的秘密管道，将杂志“偷渡”进去，再分发给大陆的地下书商，由他们供应给各大城市的书摊。这种设想，源于苏晓康老师“六四”之前在大陆的经验——大陆自1985年以来，由于官办新华书店系统的僵化，书刊发行渠道受市场经济冲击极大，各地冒出许多个体书商，以重金向各官方出版社买“书号”，自行出版揭露性、通俗性等方面的书刊，在市场上非常走俏，动辄获取暴利； 因此类地下书刊无法走官办书店和发行渠道，于是渐次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民间发行网络，基本上是每个财力雄厚的个体书商自己掌握一个网络，其中以湖南长沙黄泥街最为著名，其次还有山东、东北等几家个体书商，亦很活跃，例如，苏晓康老师写于1988年的长篇纪实文学《乌托邦祭》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禁止出版后，有一个山东的个体书商找上门来，要苏晓康老师授权给他出版，他以十二万元人民币，向中国新闻出版社买了一个“书号”，此书经他地下印刷、地下发行，在全国各地私人书摊上畅销，据说卖了十几万册。
但是，“六四”之后，中共疯狂压制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空间，禁止了一批学者、作家的出版、发表权，并查封这些人在书店、书摊或在印刷厂待印的所有书籍。出版界与中共警察系统协同打击个体书商和书摊业者，许多人被冠以“贩卖黄色书刊”等罪名，被判刑入狱，吊销执照，地下发行网受到严重打击，事实上已不可能充当海外异见阵营在大陆内部的发行渠道。再则，港支联的地下管道专作营救“六四”被通缉者之用，并已遭到中共的极大破坏，他们不愿再用于偷运宣传品。
因此，苏晓康老师等人的初衷落空，“民主中国”刊行后，每期交港支联一千册，按苏晓康老师等人提供的一份名单寄发大陆内部。这份名单，基本包括中共各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大专院校、研究所、文艺团体、报刊媒体，以及各方面知名人士及苏晓康老师等人过去在大陆的交往人士，共有三百多个大陆地址。大约一年多后，港支联来函称：“寄往国内的邮费每册港币五元，大约每期只能寄回一百至二百本，但你们每期都送来二十一箱，恐造成浪费”，云云。后来负责此事的冯爱玲小姐又专函向苏晓康老师等人汇报工作，称：
“截止本月止（1992年9月），我们共收到五期，共约四千多本。除根据阁下提供的三百多个国内地址定期投寄，其余杂志均随机寄发到国内，少量（五十份）在港赠阅给部分民运团体及有关人士。我们平均每星期投寄五十本杂志回国内，但送来的数量太多，先尚积存不少，而我们人手和开支均有限，故目前的发行情况已是我们力所能及了。另外，我们也无法证实阁下提供定期寄发名单内人士是否收到杂志，目前邮寄方式是否妥当？……”
此后，由苏晓康老师等人每期支付三百美金给港支联用作邮寄费，至于这些投寄的杂志是否到位，则无法调查证实。据向陆续出国来美的一些友人了解，很少有人读到过这分杂志。苏晓康老师等人的估计是，前几期可能邮寄到位，渐为中共发觉后，大部分在海关即被拦截。也有零星杂志流入大陆内部，均为港支联赠送来往大陆人员随机带入的，数量有限。
《民主中国》创刊之初，每期印刷八千册，92年第7期减为6000册。据苏晓康老师手头保存的第7至10期销售统计表显示，至第10期只拥有订户1036个（北美913，欧洲123），大部分杂志靠零售。北美地区的零售，主要分布在东西两岸的中心城市内的中国城书报亭，非华人聚集的中小城市，如中西部，零售对象则是各个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主要靠全美学自联代理零售、征订。此外，欧洲地区（巴黎250册，和由巴黎发送的9个小国190册； 德国250册；英国250册），太平洋地区（日本200册；澳大利亚悉尼250册；澳西地区100册）的零售均为代销，基本无回款。香港原有青文书屋（300册）、正明实业公司两家代理，后皆称《民主中国》曲高和寡、可读性差、销售直线下降，不愿代理……连香港都成了问题。
苏晓康老师等人认为，发行导向对编辑方针影响极大。《民主中国》本应以中国大陆为对象，终于因发行困境转而面对海外对象。在苏晓康老师看来，这种转变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民主中国》的出笼，最初只是联合报原发行人王惕吾先生对苏晓康老师个人的一个承诺。1989年底苏晓康老师应联合报之邀第一次访台，王惕吾先生即问其有何事他可帮忙？苏晓康老师便提出办杂志的请求。苏晓康老师的愿望，只希望办一份综合性的同人刊物，暂时避开“反对党”或“异见阵营”色彩，以利杂志进入大陆内部。但是，当王惕吾先生允诺后，刚成立于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便要求将此刊物作为民阵的机关刊物，定名《民主中国》。苏晓康老师曾为此与民阵主席严家其力争不以“机关刊物”定位，亦与民阵秘书长万润南力争人事、财务独立，均未如愿。在政治态度上，苏晓康老师赞成民阵作为“反对阵营”的定位，苏晓康老师本人亦为民阵理事，但关于办刊物的理念则与严万二人大相径庭，主要也是考虑到进入大陆的利弊。民阵一成立即为中共定性“反革命组织”，其机关刊物自然列为禁书，并于海关和邮检方面大加查禁，使苏晓康老师等人一开始就面临偷运杂志和地下发行的困境。
办至第7期，进入大陆已不现实，联合报方面亦严重感觉该刊经营和发行的无力，王效兰小姐对苏晓康老师说：在海外办刊物，无法自负赢亏，便无资格生存，这是一个铁律，希望你们调整定位，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否则联合报不能无限期的资助。她并具体建议大力压缩理论性、言论性、文艺性的文字，减弱教育味道，增加商业气息，适应市场。
因此，苏晓康老师等人从1992年7至11月，出版第11、12期时开始改版，大幅度调整编辑方针，主要是适应海外的口味，如“上海问题特辑”、“中共的秘书政治”、“大陆黑社会”专题、“大陆『市民社会』特辑”、“巴城奥运五人谈”、“『无厘头』文化的大陆版”等专题，都颇受海外读者叫好。一位留美学生来信说：
一些英文媒体上对《民主中国》的评价反应，不知你们是否看到？《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介绍了你们《民主中国》杂志，并用专门篇幅介绍了《太子党的头号种子选手——陈元》一文，据我所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问题的内部参考资料也翻译了此文，另外，“中国大陆留美学生”电脑联网上，也向读者介绍你们第十期上的“南中国专辑”，给于颇高的评价。
这一时期，《民主中国》已经转而以海外华人、大陆留美学生、西方中国研究者为对象，而不再注重大陆内部。
当然，也有读者来信谈到：
三月间往京、沪一行，见到许多文化界的友人，都在向我打听你等各位“游民”的近况，……提起复刊后的《民主中国》，有鼻子有眼地评头品足了一番。
苏晓康老师认为，即使以海外为对象，还是必须有大陆内部的内容。为此，苏晓康老师等人也苦心设计如何在大陆找到提供消息和文字的“记者”，又必须保证其安全。苏晓康老师等人曾物色到可以自由来往于穗港之间的一位文人，不定期从香港供稿以及提供大陆内部的报刊信息资料，与苏晓康老师所率团队的某位编辑单线联系，高价支付稿费和资料费，但维持不久，而且质量也越来越差，不久即断线。苏晓康老师等人也注意与大陆内部文化界人士和异见人士的联络均极危险，常担忧他们被大陆安全部门觉察而中断联络。所以，苏晓康老师认为，海外定位的一个尴尬，还不在于是否需要往大陆发行，而在于如何从大陆内部获得消息，舍此，《民主中国》便沦为第二手消息的转载而已。但苏晓康老师也认为，后来《民主中国》在一段时期内还是走了这条路，只是靠大陆旧报刊杂志上的资料来编专题和写文章。故而，苏晓康老师认为，这离《民主中国》的创办宗旨已相去甚远，而且，海外中文报刊多如牛毛，并不需要它来滥芋充数。
苏晓康老师等人认为，靠第二手资料编杂志的缺陷，还在于其团队对大陆内部的变化，感觉越来越迟钝，并总是慢一个拍节。在苏晓康老师等人看来，大陆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后商业大潮的兴起，以及连带发生的“下海热”、通俗娱乐文化伴随“莫谈国事”和以王朔“过把瘾就死”观念为代表的世态；前苏联和东欧变革后陷入经济困境而在大陆引起“苏东恐惧症”，特别是发端于北京争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中美海上冲突的“银河号”事件的大陆民族主义的初澜，对这些大陆政局民情的转变关节，苏晓康老师等人认为，均无法预测和分析，直到台海导弹危机期间，普林斯顿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指出“民族主义”这个提法，才恍然大悟。所以，1995年苏晓康老师在《民主中国》某期卷首语中说：“转眼之间，我们在海外把《民主中国》办了差不多五年了，而它笔下的中国大约快要飘流成只是我们观念中的那个中国了：流亡文人记忆中的中国、预言家们猜测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幻觉中的中国、北美华文媒体转述下的中国、西方汉学家论说中的中国……只是，它离待在那儿的中国相去多远，我无法确定。”
苏晓康老师等人认为，《民主中国》运作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得不面对“地下”与“公开”的吊诡困局。
苏晓康老师认为，也许，一开始想避开“异见阵营”把《民主中国》办成一个同仁刊物的想法，就是幼稚的，不要说在“六四”事件后全世界的抗议高潮中这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同人刊物，难道就能畅通进入大陆吗？是否一定要走“地下刊物”的道路？
苏晓康老师还认为，这个办刊思路，基本上是把诉求预设于通过宣传可以影响民心以造成变局。这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东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捷克）的成功经验，也是西方靠广播（美国之音等）对东欧的成功之处。但是，这一套是否依然适用于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是有疑问的。
苏晓康老师等人认为，冷战时代有一个传播理论认为，封闭、剥夺人们的知情权乃是极权维系的必要环境。从东欧的变革来看，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但在十二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特别是实行了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加之世界已进入所谓信息时代，中共单靠封闭和剥夺人们的知情权，还能否维持极权？显然，它不仅不可能完全封闭，也不能只靠封闭。其维持极权的条件如今已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后冷战时代西方经济的衰退，而中国却作为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的崛起，这同邓小平坚持经济改革的方针分不开。不错，中共仍需要一定程度的封闭和剥夺人们的知情权才有他们所谓的“稳定”，但“稳定”的条件更基于市场的稳定、外国投资的通畅和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不稳定取决于民众不满程度和政治参与度的比率也许有限，而取决于物价、就业、经济成长的比率也许很高。靠冷战时代的宣传方式（包括地下刊物）去影响处于“经商热”之中又心怀激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大陆民众，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苏晓康老师认为，大陆的政治发育很差，民众政治参与的高涨并不一定能导致一个良性的民主的结果，这也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个深刻教训。设若非政治、教育性、开启民智式的宣传，则不必非走“地下”而应尽可能争取合法为宜。就西方的人权观念而言，使人于恐怖之中从事政治行为，有一个必须承担的责任伦理问题，即主事者不能对受其引导的参与者的安全置之不问。美国国会为设立“自由亚洲”电台作听证时，曾要苏晓康老师前去作证，该委员会成员郑念女士对设立电台持反对态度，苏晓康老师记得她曾要自己回答：你如何保证有人为你提供消息而不受中共的惩治？假若你不能从大陆内部合法获得消息，你的宣传又有何可信度？苏晓康老师无言以对。
苏晓康老师认为，总而言之，以开放社会对半开放社会的影响来说，合法、公开、亲切、非政治化，大概是一个最适宜也最有效的模式，一个不太贴切的例子，就是当年邓丽君歌声对中国大陆的影响之深之广，其非政治却在政治思想上的作用，至今恐无人过其右。
二、“网刊”时期(1996年至今)
1995年12月29日，台北联合报通知苏晓康老师正式停刊纸印《民主中国》，至此，共编辑出版三十期。
当时的《民主中国》杂志也受到美国NED（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所以苏晓康老师考虑杂志上网。
故而，《民主中国》解散了原有编辑部，由苏晓康老师一人编辑，聘请一位电脑工程师吴梦，处理网络和行政事务，匆促上网。具体时间应在1996年初，那时的中文网络很简陋，现在已无法找到《民主中国》网刊最初模样，苏晓康老师手头只保存了打印版；现在只有2005年、2006年的网刊，还可以找到，网址是：http://www.minzhuzhongguo.org/filedata/pastissue.html
2006年夏，网刊停刊。7月10日，苏晓康老师于日记里记载：
“终于可以做个了结了。6月底吴梦从国内回来，我给他一个邮件：
我们是否可以跟NED讨论一下《民主中国》的前景问题：
第一、我们的点击率无大起色，也很难做得再好，也就是说，以我的兴趣和你的职业，皆无更多精力将此网刊提升为一个大型新闻网站；
第二、国内来稿亦无大起色，这包括：
一是，一批台柱子作者已在这个网刊耕耘十年有余，风格和思路皆已定型，对年轻一代网络读者没有更多的吸引力了，这恐怕也是我们网刊点击率难以提升的一个原因；
二是，网上新起的一代作者，风格和思路变化很大，我们难以把握，也许是我们落伍了，跟不上网络文字风格的进展，对稿件的筛选和编辑，皆颇觉费力；
第三，我俩经营这个网站已十年有余，也觉得累了，希望寻找接替者，但我们没有能力自己选择接替者，也希望听听NED的意见。
9月30日，苏晓康老师贴上最后一篇稿子，恰好是刘晓波先生发来的分析胡锦涛整肃上海陈良宇的文字，算是苏晓康老师主办《民主中国》阶段的尾声，从此，苏晓康老师离开这个杂志。《民主中国》编辑部易人。
蔡楚老师在《我所知道的刘晓波》一文（刊于《民主中国》网刊）中记述：
“2006年10月，由于苏晓康先生从他主编的民主中国退休。刘晓波、张祖桦和我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注册了民主中国网刊……当民主中国网刊成功申请到美国非盈利组织账户时，又是美国民主基金会给予了及时的支持。当时，刘晓波先生担任民主中国网刊总裁兼主编，我担任执行主任兼编辑，张祖桦先生担任理事兼编辑。”
在刘晓波先生主编《民主中国》网刊期间，笔者首次浏览到《民主中国》，拙作有幸首次见刊。在笔者印象中，《民主中国》一般每日刊出两文，每周有一“一周新闻聚焦”(施英编写);《民主中国》网刊改版数次，经常紧扣大陆时政风云及世界局势的相应嬗变开展征文活动，近年来以年度主题征文为主。
笔者认为，《民主中国》网刊的总体文风是题旨宏大、论述谨严。虽有相当比例的新闻转载与时政评论，以及一些诗歌、散文、访谈录(较有代表性者，如廖亦武先生在大陆期间所作的“底层人访谈”系列)等叙事性、文艺性作品，但整体上仍充盈着浓烈的学者哲思，学术佳作不胜枚举，编作投入的研精覃思自不待言。
在笔者看来，《民主中国》网刊对大陆民主化浪潮的助推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力推动《零八宪章》联署签名活动。
2008年12 月9日，身在中国大陆的刘晓波、张祖桦等民主人士以大勇大智起草并发布了《零八宪章》，在很短时期内获得了大量海内外民主维权人士的支持与呼应。亦因此，刘晓波先生当时即被中共政权抓捕，于翌年12月遭到中共重判11年的政治迫害，并于201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自从《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后，《民主中国》网刊便成为推动《零八宪章》联署签名及相关活动的重要阵地，不仅在第一时间刊发《零八宪章》近期的签名情况，还开展了相关主题的征文活动并刊发了大量的与《零八宪章》及刘晓波等发起人有关的佳作。
如今，《零八宪章》的签名活动依然持续，《民主中国》网刊的相应报道及文章亦时常可见。
第二，发掘了大量的大陆民主维权人才，使他们的思想、经历、学识等无形财富获得了一个展示平台和储备基地，通过他们的文章反映、捕捉到大陆社会的民情政局、社会意识的各种动态与变化，为千万读者及研究人士提供了一扇透视大陆社会万象的窗口，还为一些曾受、频遭中共迫害、骚扰的大陆作者提供了对于维护他们的生活与尊严有重要意义的稿费。
关于《民主中国》的作者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学识广博、劲笔如椽、文谨辞缜的刘晓波，挥洒娓娓道来、以浅见深、寓理于事之文风、漠视世俗名利而坚守普世价值和异议立场的余杰，以独具个性、幽默冷峻、豪放不羁的诗意之笔撰写了大量大陆底层民众访谈录的廖亦武(笔名“老威”)、已故的经历坎坷、文化底蕴深厚的著名右派作家严家伟(笔名“林傲霜”等)、文风诙谐幽默、见识卓尔不群的华逸士(应为其笔名)，论述章法井然、见解入木三分的评论家杨光，社会阅历极为丰富、见识深刻、思想犀利、文思敏锐的高智晟，等等。倘若没有《民主中国》这样的独立自由媒体的发掘与呵护，这些作者的惊世才华、卓荦思想、高尚品格和令人唏嘘的人生经历必然会被中共专制黑幕不同程度地封杀，甚至永难面世，遗珠江湖，不啻中华之悲、时代之殇。
第三，在国际学术、教育、传媒等领域已然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由于《民主中国》编作群体的长期耕耘和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支持与传播，《民主中国》网站被美国国会图书馆纳入图书馆馆藏。
国会图书馆将《民主中国》网刊视为其馆的收藏和历史记录的重要而宝贵的补充，定期收集该刊出版物，不仅提供对其持久的访问，还在图书馆设施中向查询者个人提供有关该刊的特定信息、资料。
显然，这不仅扩大了《民主中国》网刊的国际影响力与资源共享度，还为《民主中国》网刊可能获得更大的国际性支持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最后，《民主中国》在华人民主维权群体中已然产生了一定的凝聚力与号召力。
任何一个长期运作的异议媒体都会有一个相对稳定且持续扩大的读者群与作者群(仅以此而言，便可略窥中共最近疯狂宣传并加强“防止翻墙”恶法之因由之一斑)，亦在其读者群与作者群中有一定的凝聚力、号召力，《民主中国》亦然。仅以一事而言，便可知其大概：《民主中国》在连续三年无稿费、无经费的情况下，仍能坚持网站运作，且源源不断地产生大量优质稿件，不仅有相当比例的老作者笔耕不辍，还陆续涌现了一些学养俱优、佳作连连的新作者，他们全凭着必能建成民主中国的坚定信念和奉献精神，共同撑起了《民主中国》这片令专制势力胆寒切齿的巍伟天地、使民主人士永感自豪的异议家园。
(注：本文首发《议报》与《民主中国》两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