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厅友颂毛曰: “毛泽东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位通经致用的儒家经济科之战略实践家。他的一生综王船山之心法,力行国家强盛之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王明博古之流,早被淘汰了。虽然毛泽东的很多文章是用马教概念说的,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毛泽东真正精通的还是中国之道,他不信仰马教,马教只是他实现富国强兵,为人民谋幸福的工具而已,毛泽东曾把马教类比成狗屎。所以不要再说毛是马教信仰者,他并不信马教”云。 东海曰:如是颂毛,在毛时代,只怕难免被冠以“现行反革命分子”之类罪名,幸福得死去活来,或者活不过来。
经济科即政事科,属于孔门四科之一,虽然很重要,居于第二。孔门四科有两种说法:一、《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里的文指中道文化和礼乐文明,以道统为核心的文明传统;二、谓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其依据在《论语·先进篇》:“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两种说法,范畴不同,宗旨无异,都是道德挂帅。毛氏悖道缺德,大本已谬,还说什么经济科战略实践和王船山心法。
历史上三次焚书坑儒,暴秦第一次,长毛第二次,红毛第三次,最后一次最为全面彻底,最为酷厉残暴。倒是暴秦比较温柔,焚坑之后,秦廷还保留儒生群体,秦始皇还有祭大禹、封泰山之举。毛氏曾自诩: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此言发于1958年马帮八大二次会议。不过,说坑了四万六千个儒,倒是吹牛。秦始皇所坑四百六十人中,多少有些小儒腐儒。毛氏所坑,人数虽然远远不止四万六千,儒者却是没用的,连伪儒都没有。毛时代只有梁漱溟先生,勉强算半个儒家,其它无非马知而已。
贱莫贱兮儒颂毛。拜毛所赐,特权阶级获得了空前巨大的特权利益和享受,贫下中农也曾有过打砸抢的自由和打倒特权阶级的畅快。它们歌颂怀念毛氏,论理固然反常,论情不无可原。儒家拜毛所赐的是什么?是文化被毁灭、圣贤被诬蔑、历史被抹黑,是孔孟和历代圣贤豪杰被挖坟掘墓。
儒而颂毛,非至愚至贱而何。儒而颂毛,绝非真儒可知。
有厅友建议,对于毛氏,应该“实与而文不与”。“实与而名不与”是春春秋经的一种评价标准。实与,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承认、肯定;文不予,是根据春秋大义和礼制要求予以拒斥、否定。
“实与而名不与”之例在《公羊传》有六条。其中三条都是讲齐桓公攘夷狄、救诸夏的事迹,事都做得对,所以实与;但根据周礼,齐桓公作为诸侯无权自作主张为其他诸侯筑城(专封),所以文不与。
其中一条出自《春秋》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僖公元年(前659),狄第二次侵邢,齐桓公帅齐、宋、曹三国之兵救之。到了聂北,邢师已溃,逃奔聂北的齐、宋、曹援军。于是,齐桓公迁于陈仪,并率三国之师为邢筑城而去。《公羊传》曰:
“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君则其称师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不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可见,对于霸道,儒家确实可以“实与而文不与”。但对于暴政则大不一样,文实皆不与。对于桀纣幽厉纳粹苏俄,对于古今中西任何形态的极权暴政,都不能乡愿苟同,都应该予以坚决反对和严厉批判。
这也是区别儒不儒家、君不君子的重要标准。君子和盗贼、王者和暴君、仁政和暴政、王道和极权、礼制和人治、仁学和邪说,互为天敌,不共戴天。
德国学者阿多诺说过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东海学舌曰:十年浩劫之后,崇魔是可耻的。崇魔的知识分子更可耻,崇魔的儒生特别可耻。崇魔可以视为一种自绝,文化自绝于儒家,道德自绝于性天。崇红魔比颂桀纣可耻十万倍,因为红魔的罪恶超过桀纣十万倍。崇魔可耻,应该成为一个常识。
潇湘厅友言:“桀纣心地不能为尧舜事业。”然也,可称为潇湘律。小人为王,必然拜物拜金,形成恶性利益集团;盗贼为王,必然无法无天,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只有圣贤君子为王,才能建设王道礼制,成就尧舜事业。
拜物颂暴、思想反常者,为政为师,必然沦为恶官恶吏恶知识。那是百姓和学生的大不幸,也是他们自家的大不幸,越成功越不幸,后患恶果越深重。这种人不如啥也不干,做一个饭桶,虽无利于世,亦无害于人,浪费一点衣食而已。那比让它们浪费人民生命财产好得多。
毛粉群体不仅不适合未来王道,不适合西方自由,甚至不适合改革开放的邓时代和兼收并蓄的习时代,毛粉生活在邓习时代,堪称德不配时代。毛粉只适合毛时代。对毛粉最好的尊重就是把它们送回毛时代,或者把马邦拉回毛时代。实在不行,也可以画一个红毛特区,让它们自己玩去。20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