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与陈伯达的命运异途同归
王沪宁的人生成功吗？有人说，当然成功，不仅成功，而且是非常成功。他作为三代帝王师进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位居中共领导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不就是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吗？多少知识分子希望达到王沪宁的地位，他们挂着什么学会会长、副会长的头衔，招收官员当弟子，希望谋得一次给政治局常委讲课的机会，最终有一天得到最高领导人的赏识，成为帝王师。但他们都没做到，只有王沪宁做到了。
但也有人说王沪宁是失败的人生，而且未来命运很悲惨。因为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共政局迅速衰败，国内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失业率居高不下。“一国两制”被废止，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大势已去。国际关系全面恶化，中国已成世界文明大洋中的一叶孤舟。王沪宁为习近平量身定做的红色帝国正在走向破产。一旦习近平的楼塌了，王沪宁也难逃被清算的命运。
在网络上，我看一篇署名赛德的文章《帝师还是师爷，理论瓶颈决定他的格局》一文，对王沪宁的困境进行了分析，认为他无法成为帝师，而只能做帝王的师爷。
一、王沪宁的瓶颈
赛德写道：王沪宁致命的瓶颈就是，他始终没有弄明白，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不管是通过什么形式、以什么组织为载体，最终的目标都是人的发展；如果把“国家强盛”凌驾于“人的发展”之上，社会必将陷入集权灾难。
正是因为这个瓶颈，王沪宁从来没有从“人的发展”这个目标出发，来思考国家强盛和制度设计，而是把国家强盛作为终极目标来考虑社会制度的安排，从而得出了强权明君政治最优的错误结论。王沪宁的这种局限性，贯穿了他的理论和实践。
实际上，如果抛开人的自由、权利和福祉，单纯要以一个国家的强盛为目标来设计社会的制度，那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古希腊的斯巴达早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建立一个高度独裁、高度军事化的集权体制，由强势的君主和他忠心的权贵统御一群强壮而服从的奴隶，这样他们自然会所向无敌。斯巴达模式，不就是为了实现“强盛国家”吗？
但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国家绝不会长久。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也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幸福、自由和解放。如果国家的强盛，必须以极权独裁为手段、必须以一群人奴役另一群人为手段，那么这样的强盛，只是一群极度自私、贪婪之人的狂欢，它违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和终极目标，必然在人民的反抗中土崩瓦解。
王沪宁如果懂得从“人的发展“这个高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制度的设计，那么他就会懂得民主体制的重要性。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的发展的边界，而民主制度，则保证了在任何一个科学和生产力水平上，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能普遍享有最大的自由、权利和发展可能性。
正是为了保障社会在每时每刻都以民众的福祉和权益为先，民主制度把国家做出重大决策和采取重大行动的最终决定权都保留在公众的手里，并因此而尽量削减政府的权力。这的确降低了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动员民众的能力，但是它却杜绝了任何人、家族或者政治集团可以在事实上对其他人进行长期奴役的可能性，释放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创造力，保障了社会的发展时刻都不会偏离“人的发展“这个最根本的目标。
二、国家强盛后才能谈民主的观点很无耻
赛德指出：王沪宁或许还需要明白的一点是，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并不是最终才能实现的目标。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社会发展一定要经历某些步骤，或者要等生产力发展达到某个水平之后，才能开始考虑人的发展这样的道理。世界上也不存在必须要等国家强盛到某个程度，人民才能享受自由和民主权利的道理。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在任何一个时刻，社会发展都不可以偏离人的发展这个目标，更不可以一群人奴役另一群人的方式，来作为为社会发展加速的手段。
在任何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当下的人民都应享有民主和自由。这是我们探索制度创新和国家发展的前提。如果放弃了这个前提，那任何理论上的探讨其实都毫无新意，无非就是回归斯巴达那样的奴隶社会，回归帝王明君体制，回归虚无缥缈的“国家强盛“之梦。这样的思想，有什么高度？
就算你在实践中，通过集权、通过一群人奴役另一群人，可以在短期内让所谓的国家变得强盛，创造出更快的发展速度，但是这个国家是谁的国家，这个发展是谁的发展？古希腊奴隶制国家斯巴达强盛一时，但给人类留下文明的，却是那些最早开启民主体制的城邦。
没有人应该被属于帝王的“国家强盛“之梦而成为牺牲品。这样的发展是不正义的，甚至可以说是邪恶、无耻的。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易经》早就说出至理：人人如龙、群龙而无首，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社会。
看不到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是把国家强盛作为至高无上的东西，这注定了王沪宁的格局只是追求荣华富贵而非社会公益，注定了他只会成为强权的帮凶、独裁者的佞臣而非引领独裁者从善的导师，也注定了他必将被历史所唾弃。
赛德最后说，王沪宁对国家强盛的妄念，和习近平想要称帝的野心相得益彰，这是王沪宁入常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人无尽灾难的开始。
应该说，赛德的文章对王沪宁的分析具有深刻之处，的确，王沪宁是新权威主义的鼓吹者。王沪宁与当今众多犬儒知识分子不同，他的确有一套自己的治国理政思路。20世纪80年代末，王沪宁因为倡导“新威权主义”而获得了关注。他认为，像中国这样又大又穷的国家，需要一个铁腕来推动现代化发展，然后才能考虑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王沪宁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开明的独裁政府能“高效分配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早在萧功秦以及吴稼祥等人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为人所知之前，王沪宁就针对新加坡威权模式，写了一份内部报告,力陈“新权威”对中国改革的重要性。
1991年王沪宁在《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指出：“美国的体制，总体来说建筑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但它正明显地输给一个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他似乎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的集体权威体制将战胜美国民主体制。从王沪宁的学术思想，我们看到了孟德斯鸠的“环境、气候和地缘决定论”、布丹的“国家君主绝对主权思想”、孔德的“秩序和进步”以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对他的影响。
但我并不认为，王沪宁仅仅是思想瓶颈的问题，事实上，如果王沪宁仅仅是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他是很难在中南海生存下去的。王沪宁不仅在中南海的刀光剑影中生存下来，而且还走进了权力中枢。王沪宁的成功在于他不仅能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并且会用把控得到位的语言，为当权者精心包装。王沪宁为人谨言慎行，行事低调，察言观色、揣度上意，不张狂，只出主意，不拿主意。王沪宁三朝不倒，他虽出自江派，但并不执着于派系。所以，王沪宁并非帝王师和师爷，而是中共权力集团中的重要一员。
王沪宁是当年的陈伯达吗？想起来有点像。王沪宁和陈伯达同为上海人，同为政治理论家。1943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陶希圣代为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中共建政后他又写下了《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论十大关系》。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他失势并失去人身自由。1972年7月，陈伯达被打倒。文革结束后，1981年，陈伯达被中共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王沪宁本是一位有才华的政治学者。但王沪宁无法控制自己对权力、地位的追逐，他义无反顾地登上了习近平极权主义战车，将自己与习近平红色帝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他为习近平编织了中国梦、两个一百年、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党绝对领导等新极权主义理论，并营造习近平个人崇拜氛围，打击自由言论和宗教自由，成为了中共红色帝国的戈培尔。王沪宁的命运已经注定，他将是习近平极权主义的替罪羊，陈伯达的命运正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