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在与我哥哥的通信中我们经常探讨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探索中国大陆社会今后的出路。他是一位从小就有远大抱负和志向，希望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的人，面对他从部队转业后到地方上工作所遇到的现实，他对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和中共当局大失所望，他刚转业到河南泌阳县工作时，还没有彻底看透毛和中共当局的庐山真面目，还想通过自己勤勤恳恳的努力工作，干出一番事业，为底层民众谋取福利、维护底层民众的基本权力。尽管他在单位每年都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他总感觉到对许多事情无能为力。
他在农业合作化时，目睹了几乎一夜之间那些被迫“自愿”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几乎杀光了自己家里的除耕牛(因为私宰耕牛，那时是要被判刑的)之外的猪、兔、鸡、鸭、鹅；捞光了自家池塘里的鱼虾，第二天一早起来，都不约而同的对别人宣称：不知发什么瘟？一个晚上我家的猪、鸡、鸭、鹅、鱼一下子都死光了。实际上都怕自己的财物入社后被别人共产掉，干脆自己先杀了腌起来以后慢慢享用，好入社后去共别人的产；还有就是农民入社后，那些农技不精、好逸恶劳的懒汉、无赖因出身好，纷纷当上生产队、大队的干部，没有当上干部的也成了中共当局依靠的积极份子，刚开始入社时那些农业上的好把式、勤劳成性的老实农民还勤勤恳恳地进行耕作，可是看到那些成天开会的大小干部，和出工不出力成天磨洋工的懒汉、二流子们每天的工分和他们一样多，其至比他们更多时，这些勤劳的农民也慢慢学会了出工不出力，一天到晚磨洋工，致使农业生产日渐萎缩，由此，我大哥意识到农业合作化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对农村风气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57年的“反右运动”对知识份分和良知尚存的干部的无情打击迫害、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社大食堂”，以及农村干部的刮“五风”给农村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给农民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深重苦难，并造成大批农村人口因饥饿而死亡，这一切由于大哥比我更接近底层社会和农民(他调到法院、农业局工作后，经常参加农村工作队到农村第一线从事“整社”和协助公社、大队干部开展工作)，所以他对这一切了解得更清楚，因此他对毛和中共当局反人性、反文明本质的认识比我更早、更清楚、更深刻。
每年他休探亲假回家，他都和我和我弟弟谈及他们县城和农村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惨状，我们一起探讨救国救民之道，我也把从阅览室获得的见闻、国际上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告诉他们，我们兄弟之间的这种谈话，互相取长补短对彼此都是一种提高。
河南那时是由一贯紧跟毛的胡作非为的极左份子吴芝圃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河南58年的浮夸风、虚报产量风刮得最厉害，上调中央粮食农副产品最积极，数量最多，所以河南饿死人的现象发生最早，三年饥荒对期河南饿死的人仅比四川少。河南58年底便开始有人饿死，到59年已开始大量饿死人，60年更是达到饿死人的高峰期。据大哥说，他们干部内部透露的统计资料显示“信阳事件”中饿死人最多的光山县有60％的人饿死，他工作的泌阳县也有30％的人饿死，这些饿死的人中绝大部份是农民。
由于“信阳事件”震惊中央，到60年下半年，由于饿死人太多，河南一些地方的领导便背着中央和省委私下准许农民开垦荒地，收入归己，还向农民分了一点自留地，准许农户自养猪、兔、鸡、鸭。上面对此也不得不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较少进行干预。仅仅这么稍微放松一点对农民的限制和管控，这些地方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增，半夜就有人起来去开荒。大哥所在的泌阳县属地广人稀的半山区，有很多可开垦的荒地，所以到61年秋收之后，河南这些地区的农民的生活状态便有了很大的改善。虽不能说是“丰衣足食”，因为那时每人每年仍只有三尺布票，离丰衣实在太远，但这些地区足食是基本做到了。
61年寒假我应邀到大哥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泌阳县邓庄公社的一个大队去度寒假(我大哥当时是这个大以的包队干部)，临走之前大哥来信告诉我乘哪一次车，正好在刚天亮时就到达确山火车站，下车后立即到汽车站去排队购买上午开往竹沟(也叫沟竹)的汽车票，去晚了就买不到票，一天只有这一趟车，上午由确山开住竹沟，下午由竹沟返回确山，买不到就要等到第二天了。
我在长沙买好长沙到确山的一趟慢车票(慢车最便宜，只是要花二十来个小时才能到达确山，因沿途的每一个小站都要停下来上下旅客)。那天我上午10点多从长沙上车出发，因这是我第一次乘坐长途火车心中充满好奇，非常专注地注意观看沿途的景象。我看到沿途的农村一片荒凉的景象，山上原本郁郁葱葱的林木早已被炼钢铁和公社食堂砍伐一空，死寂的田野里还堆着收割后堆积的稻草，几乎见不到一个在田地里劳作的农民，以住冬季南方稻田里布满了的园型的沤制氹肥的肥料圈一个也见不到，水田里只有收割后残留的禾蔸、没有人运走的稻草和积存的雨水。
湖南因张平化为迎合毛的旨意实行极左路线，农村仍处于饿死人的极度困难状况，农民们为减少体能的消耗，冬季都只能躲在家里烤火取暖，而无力到田里去劳作。湖南的农村尚未发生泌阳县那样大的变化。
慢车上每天有两次不收粮票的玉米饼供应，每人每次供应两个直径约10厘米，厚不到一厘米的玉米饼，收伍角钱，本应由每节车厢的列车员负责向乘客供应，但列车员怕自己应付不了乘客们的哄抢，通常就是把这个事承包给自己的几个身高力大的亲友(这些人以此为业)，他们用麻袋背着列车上分到这个车厢的玉米饼，几个人围着麻袋不让乘客们靠近，先按每人两个玉米饼收伍角钱供应，后来就声称乘客太多，后面的人只能按每人一个玉米饼收两角伍分钱供应，后面的乘客无奈，也只好忍气吞声，每人只卖到一个玉米饼，实际上他们早就留下了几十个玉米饼在列车员那里，然后他们下车拿到市场上以一元一个的价格卖给别人，所赚的钱他们按事先约定的比例与列车员分享。不过他们每次到我这里都还是客客气气地按两个玉米饼收伍角钱的标准向我供应，大既是看到我穿着中山装又戴了一副眼镜，以为我是个干部或有些来头，怕我向上面举报他们吧！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列车到达武昌车站，由于计划在武汉玩一天，所以事前已拍了电报给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念书的高中同班同学谭志诚，他会在武昌火车站接我，我在武昌车站下车后，刚走到出站口便看到谭志诚站在出站口等我，我们互相问候之后，谭志诚说：今天下午和晚上我们先到长江大桥、蛇山和汉口去玩一下，明天再到武昌玩一下，明天下午四点多你仍乘同一班火车去确山，我说一切由你安排。
于是我们从武昌车站乘公共汽车到蛇山下面的一个站，下公共汽车后，我们一起走到长江大桥上面的公路桥的人行道上，先经过有卫兵站岗的桥头堡，往大桥中间走去，站在高高的钢架大桥之上，观看大桥和桥下滚滚东去的万里长江，因冬季是枯水季节，所以长江的江面并不显得十分宽阔，然后我们回到蛇山脚下，顺着山路登上蛇山顶上，这是武汉三镇的制高点，站在蛇山顶上举目四望只见四周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房屋，留下的印象就是武汉真大，当时武汉三镇共有四百万人口，而长沙那时大约只有五十多万人口，站在长沙天心阁的城楼上就能看到长沙四周的城郊。
从蛇山上下来我问谭志诚那座著名的黄鹤楼为何不见踪影，他说当年修建长江大桥时，因黄鹤楼的所在地无论是位置，还是下面的地质条件都适合作大桥南端的桥头，所以就被援建大桥的苏联专家拆掉了，实在可惜。
我想：苏联专家可能不知道这座楼的历史价值，和它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还有那些配合苏联人一起工作的中国桥梁专家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们也不敢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在那个向苏联一边倒、称苏联为“老大哥”的年代，他们都怕因此而被当局冠以“反苏”的罪名祸及自己和殃及家人，而中共当局就更不把历史遗迹和名胜古迹当一回事，所以黄鹤楼也就遭到了和北京的城墙、城门、城楼一样的命运。
其实，改变一下方案也许黄鹤楼便能免遭拆除的命运，即使因此而增加一些投资也是值得的，因为黄鹤楼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中国四大名楼之首，而且是无可替代的无价之宝。
从蛇山上下来继续乘公共汽车经长江大桥、汉阳到汉口，谭志诚在一家名叫东来顺的饭店请我吃了一餐便饭。那时到饭店吃饭，除了付钱之外，还要按你吃了多少饭付粮票，我说粮票我来付吧！我来前已在学校兑换了全国通用粮票，他说全国粮票不容易得到，你留着路上用吧！我这里有武汉市的粮票。因为当时全国粮票是可以在全国通用的，各省的粮票只限于在该省范围内使用，各大城市发行的粮票只限于在该市范围使用。那时的黑市上全国粮票要卖到一块多钱一斤，省粮票价格要低一角钱左右一斤，市粮票价格比省粮票又要低几分钱一斤。当时粮票的价格视全国粮食供应形势变化和全国各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到64年之后，直到八十年代初全国粮票在全国各地基木上都保持在伍角钱一斤的样子。
晚饭后，他带我到汉口最繁华的中山四路至中山六路这一带游览了一番，又来到与上海的“大世界”齐名的武汉“民众乐园”去转了一转，因天色已晚便没有买票进去游玩，据谭志诚介绍：“民众乐园”内有京剧、湖北的汉剧、黄梅戏、杂技、相声、电影、儿童乐园、喝茶听书、餐饮、小吃……等等是普通民众娱乐休闲的好处所，只要买一张门票，到里面随便你玩什么、看什么都不必再花钱，只有吃喝需另外付钱。尽管这么好的游乐处所，票价也不贵，晚上又是人们空闲的时间，然而“民众乐园”门前却是“门庭冷落车马稀”。因在那个极度贫困、到处充满饥馑的时代，人们有限的一点钱都需花在购买更多的食品充饥上，而应对饥饿的一种最有效的生活方式就是除了上班之外，就是尽量呆在家里不动，以减少体能的消耗。
然后我们又乘公共汽车，中途还转了两次车来到武汉大学化学系的男生宿舍，我和谭志诚一起拿着我从学校开的去河南探亲的证明和我的学生证，到他们宿舍传达室登记之后，进入他的寝室，他说现在放寒假许多同学都回去了，寝室里多的是空铺，你可以舒舒服服睡在这里，要在平时，你只能去住学校招待所；或是住在附近的旅舍。
第二天起来谭志诚帮我在他们食堂买了一张客餐票，早餐是三两粮票一角伍分钱，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一小碟咸菜。早餐后他先带我在校园内参观。武汉大学是一九二六年全国成立的第一批国立大学之一，所以大门口的一座石门楼上镌有“国立武汉大学”六个描金大字，侧边还有“一九二六年”五个描金小字。
学校建筑多为碧瓦、灰墙、红柱、红门窗的中式古代城堡式建筑，有点古色古香的味道。接着就来到学校旁边的东湖风景区游览，这里有个屈原纪念馆，馆前还有一尊屈原的塑像，东湖周围也是游人稀少。接下来我们先乘公共汽车到洪山“宝通寺”游览。“宝通寺”内还有一部份是尼姑庵，这里面居然还保留了不少和尚、尼姑。这大概是中共当局把它用作它“宗教信仰自由”橱窗里的一个供东南亚佛教国家领导人参观、朝拜的花瓶，因此这个寺庙、尼姑庵以及和尚尼姑们才得以保存下来，供人参观膜拜。
中午就在“宝通寺”旁边的一家小饭店午餐，谭志诚说到了洪山不吃这里产的红菜苔那就太可惜了，于是中午的菜中便点了一份炒红菜苔，当这份炒红菜苔一端上桌，夹到嘴里一试，果然不同凡响，又脆又嫩，口感极好，除了一种天然的甜酸味(酸味是因为加了一点香醋)之外，还散发出一种独有的淡淡的幽香。谭志诚说洪山红菜苔之所以声名大振，还有一个典故：满清后期李鸿章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有一年冬季巡视到武昌，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设宴款待李鸿章，宴会上，上了不少山珍海味，李鸿章都很少动筷子，张之洞大惑不解，连忙借故跑到后堂与幕僚商量怎么才能引起李大人的食欲？有位饱经世故的老师爷对张之洞说；“李大人在京城什么样的山珍海味没有吃过？而且都是京城的名厨烹制的，张大人手下的厨师烹制的山珍海味哪能让李大人看得上眼？还不如炒一盘洪山的红菜苔让李大人一试，说不定能让李大人味口大开哩！”张之洞一听，认为有道理，命师爷快去办理，师爷派人骑快马到洪山菜农的菜地里摘了一把又肥又嫩的新鲜红菜苔，送到厨房命厨师炒好端上去，李鸿章正在为摆在自己面前的尽是早已吃腻了的山珍海味而发愁时，忽然看见端上来一盘红中带紫、色彩艳丽，又飘来一股幽香的小菜，立即夹了一筷子红菜苔，往口中一送，嚼了起来，连忙对张之洞说这菜好吃！这菜好吃！连问：这是什么菜？怎么京城也没见过？张这洞告诉李鸿章，这是湖南、湖北一带特有的一种蔬菜，尤以武昌洪山附近所产品质最佳。李鸿章又问道合肥(李鸿章的家乡)气候与武昌差不多，不知是否可栽种？张之洞说应该可以吧？李鸿章走后，张之洞便派人用大木船运了两船洪山的菜土和红菜种子送到合肥李鸿章的老家，并带去一位洪山种红菜苔的菜农，随船前去指导李鸿章家的下人种红菜苔。事后是否种植成功就不知道了。
我想张之洞虽然知道“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的道理，把洪山的菜土也送到合肥去了，但张之洞显然不知道所谓“水土”指的不仅仅是土壤和水质，还包括物候条件，也就是气温、日照、降雨量、无霜期、干湿度、风力、风向……等物候条件，在这方面武昌洪山与合肥之间肯定是有较大差异的，所以我估计那次的红菜苔移植，可能以失败告终，即使成功了，品质也肯定比洪山的要差。从此事可看出张之洞不仅才华出众，也办了许多实事，但在拍李鸿章的马屁方面也堪称高手。
吃完午饭我们又到位于首义路的“辛亥革命纪念馆”去参观了一下，然后就步行前往武昌火车站去候车。那时的火车票有效期多为三天，路程远的有效期更长，在中途下车后，再继续乘车，如不变更所乘车次，只要在有效期内，无须去售票口办理改签，即可直接上车继续旅行，如果要更改车次，则须到售票口办理改签手续。
这天上午我已在武昌一个邮局发电报告知大哥，明天一早到确山，他将于中午在竹沟的汽车站等我。谭志诚送我到进站口才互相挥手告别。我上车后，找到一个坐位，刚坐下来不久就见几个牛高马大的人背了一个麻袋里面装着玉米饼向乘客分售，昨天在车上看到的那一幕又在我眼前重演了一遍，我仍然是只花伍角钱买到两个玉米饼，先吃了一个，另一个准备留到半夜肚子饿的时候吃。
在发车不久，火车经过长江大桥前列车员来把所有的车窗都关上，并且来回巡视，不准乘客在列车经过长江大桥时打开窗户，大概是为防止阶级敌人从打开的车窗里向长江大桥扔炸弹，把长江大桥炸毁吧！实际上这种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全为钢结构的长江大桥十分坚固远不是几个土制炸弹就可以对它造成损伤的，更不可能把它炸毁了。不过过桥时关闭车窗，对于防止民众因饥饿、贫因和政治迫害而从车窗跳江寻求短见也许还能起到点作用。
半夜过后我就不敢入睡生怕坐过了站，大约早上6点半左右，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听见列车员叫道：确山车站到了，请到确山的旅客准备下车，我走到车厢门口等车一停稳就跳下车。一阵寒气迎面扑来，我一看周围地上有水的地方都结了冰，房顶上草地上都打满了霜，气温比长沙低了许多，我连忙从包里取出带护耳的棉帽和绒布手套带上，问同下车的旅客汽车站在哪里，这位旅客用手朝火车站斜对面一指说那就是，我连忙跑到那个简易的汽车站售票口去排队，已有好几个人排在那儿了，此时寒风凛冽，吹得我直打哆嗦，我只好不停地在原地跳动以便身体发一点热，好不容易等到八点钟，售票口紧闭的小门终于打开了，此时排在队伍后面的人都突然往前拥，都想争先购得车票，一些原来排在前面的妇女、老头、老太太被挤到后面去了，在后面破口大骂，我幸亏在后面的人拥来的那一刹那，一伸手抓往了挡在售票口前面的铁栏杆，才没有被挤走，我一面用力抓往铁栏杆不让自己被挤走，一面还要把自己装有钱和粮票的小包举在胸前，以防被别人抢走，或被扒手把里面的东西扒掉。好不容易才轮到我挤到了售票口前，买了一张上午九点半到竹沟的汽车票，又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人堆里挤出来，这么一折腾寒意顿消，全身直冒热气，额头上也沁出了汗水，我掏出小手绢，擦掉头上的汗水，在附近的一家饮食店找了个座位坐下来，花了二两粮票、两角钱买了一碗面条，这是一碗除了几滴酱油和盐之外什么也没有的地地道道的“光头面”，我把在车上省下来的一个玉米饼，就着那碗面的热汤一起吃掉了，肚子基本上吃饱了。太阳出来后气温虽稍有回升，但不停刮来的西北风吹到脸上还是有如刀割一样的感觉，九点刚过不久，汽车站旁的空坪里开来一辆半旧的解放牌卡车，只见司机跑出来一叫：去竹沟的上车啦！我正在想这难道就是班车吗？此时只见一群男女老少手里举着车票，一齐蜂湧到这辆卡车旁，连一个登车的梯子也没有，只见几个年轻的先手攀着车上的木栏杆一脚踩着车轮，一翻身登上汽车，然后伸下手拉住下面的老头、老太太、妇女和小孩的手；后面的人在下面往上推，就这样连推带拉的把他们拉上车，我也立即跑到汽车旁先抓往从车上伸下来的手一脚踏上汽车轮另一只脚跨过车栏杆登上了汽车，我转身也伸出手拉下面的人上车，不久去竹沟的人终于都登上了车，此时司机过来站在车轮上检查车票，有两个没买到票的被他硬拉下了车，这一车有将近五十个乘客，都站着时还可勉强站得下，但到开车前，司机跑过来大叫道：要命的全都给我坐下来！路况不好，摔下车要死人的。我们只好一齐往下坐，四吨的解放牌汽车面积就哪么一点大，人坐着所占面积比站着又要大不少，怎么也坐不下，直到开车后车身摇晃厉害，东摇西晃倒是把人的密度摇均匀了，这时一车人才勉强坐了下来，每人都只好把自双腿尽可能收拢，整个人缩成一团，脚上也坐了人，在车上几乎不能动弹。
那是一条走牛车的大路，到处坑坑洼洼，一车人在车上东摇西晃，有几次车身倾斜到几乎翻倒的地步，引发全车人一片惊叫。尽管坐得腰酸背痛，双脚发麻也不敢站起来舒展一下，一是怕真的摔下车去，二是怕一站起来旁边的人趁机松动一下，你就再难以坐下去了。坐这种车用他们河南人的话说叫“遭罪”。
这样的路况下，尽管司机艺高人胆大、又熟悉路况，他不敢也不可能开快，确山到竹沟五、六十里路竟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停好车后，刚一站起来双腿和脚都发麻，几乎无法迈步，在车上站了一阵，才缓步走到车厢边翻过车栏杆，踏着车轮下了车。早已在此等候的大哥连忙迎了上来，他见我身上满身的黄土灰尘，连忙帮我拍打，所有乘客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拍打或独自拍打身上的灰尘，拍完灰大哥说先去吃点东西再走。
竹沟镇不是很大，但却因它曾经是刘少奇所领导的中共北方局的驻地而闻名遐迩。我们来到一家小饮食店，买了半斤“油果子”就是把经过发酵的半稀半干的面粉捏成长条状，放到油锅里去炸，有点像南方的油条，但形状没有油条那么规则，由于“油果子”长的长、短的短、粗的粗细的细，所以它不是按根卖而是按斤卖的，又每人买了一碗面片，除了付钱之外都要付粮票，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大哥说你早一两年来，你就是有钱有粮票，在镇上也是什么都买不到。
吃完饭我问大哥还要走多远才到你包队的大队？他说还有好几十里山路，我说那恐怕要走到天黑才能到啦！他说不会，来时他到邓庄邮电所借了一部单车，现在放在竹沟邮电所，我们骑单车去，我们拿到单车后由大哥带我(那时我还不会骑单车)，去邓庄的道路比刚才的路更窄更崎岖，不通汽车，但勉强可走牛车。平路可以正常骑行，如遇到下坡就比刚才的汽车还快，耳边响起一阵风声急驰而下，小坡道也可以骑，但遇到较陡的上坡就只能下车步行，把单车推上去后再骑。一路都是山，有的山上有用石头修砌的城堡式的建筑，大哥告诉我那以前就是这一带某大土匪的山寨，除了山之外，这一带很少有人家和耕地，多是长满荒草的荒山野岭，连灌木都很少，大哥说这一带以前也有好几大片森林，“大炼钢铁”和办“公共食堂”后都被砍光了。
下午四点多终于到了大哥包队的大队书记曲建德的家里，大队书记曲建德夫妇很热情，他们接下我的行李，带我到他家安排我往宿的房间，安顿好后，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说，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一起吃晚饭。曲建德五十来岁高高瘦瘦的个头，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在他的带领下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使他们这个大队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他老婆比她略小，缠了一双小脚，五官生得还算端正，年轻时应该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她是二婚，她原来的丈夫参加中共的游击队，牺牲后才改嫁给曲建德，她与前夫生有一子已廿多岁叫李松，尚来成家，与他们在一起生活，她与曲建德生了一个时年12岁的女儿和一个6岁的儿子。
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有造反派揪斗曲建德说他出卖杀害了他老婆的前夫霸占了他的妻子。这是后来68年我去泌阳探望我大哥时听说的，究竟事实如何？却因我大哥于70年8月1月自杀离世，而未能知道结果。
我住在大队书记曲建德的家里，每天红薯、马铃薯、玉米饼和小米粥尽量吃，到过年那几天居然连白面馍馍也尽量吃，曲建德所在的生产队还杀了两头年猪，全队每人还分到两斤猪肉，三十晚上许多社员家里还吃上了猪肉炖粉条、大白菜。
泌阳县城里不收粮票的黑市烧饼伍角钱便可以买到一个。而那时的长沙，有一次湖大附近的一个蔬菜生产队死了一头小猪，队上的社员用死小猪肉煮了两大桶半稀半干的芋头汤，担到湖大的一家饮食店前叫卖，五块钱一瓢(大约有一个小号菜碗那么多)，很快就被湖大的教师们抢购一空，只有极少数从港、澳和东南亚归国读书的侨生买得起，其余绝大多数学生都因囊中羞涩而只能望芋头炖肉兴叹。
我在曲书记家度寒假时，不时还有许多热情好客社员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和他们聊天时，发现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说起武汉、长沙、株州、衡阳……的大街小巷来比我都熟悉。原来泌阳一带历来比较贫穷，每年所收粮食往往难以维持一家的生计，特别是遇上荒年时，更是如此，于是每年秋收之后，许多人便扶老携幼外出要饭，他们首选之地当然是隔河南又近，又号称天下粮仓的湖南、湖北，又有京汉、粤汉铁路与河南相连，便于他们往返时爬火车。他们在这两省的城镇走街串巷沿街乞讨，过年时也不回家，因为过年时候是一年乞讨的最佳时节，除了可讨得丰盛的剩饭剩菜之外还可讨得现金，其中有头脑灵活的人，用红纸印上财神菩萨的图像，挨家挨户去送，人们图吉利，也都比较慷慨地打发一些钱给他们。通常他们到湖南、湖北一带要饭都要要到春耕前，才带着大包小包的粮食和讨来的钱爬拉货的火车回到确山、信阳或驻马店，再走路返回家乡。
讨饭虽然辛苦，但不仅可以为家里省下外出要饭的几个人几个月的口粮，还可带回几十上百斤的粮食和一点现金，可使全家安全度过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
当然聊天时也免不了要谈到去年、前年饿死人的事，我问他们，那时为何没有想到外出要饭这一条求生之道？他们说当时上面不准他们外出逃荒要饭，说这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交通要道都有民兵站岗放哨专抓外出逃荒要饭的人，人们只能在家里等死。也有极少数历尽艰险侥幸逃了出去，但湖南、湖北也在闹饥荒，他们那里也在饿死人，哪里还能讨到吃的？所以逃出去的不是饿死在外面；就是被抓住遣送回来，只有极个别的人逃到了新疆，那里缺劳力，只要你能干活，也不管你出身好不好，有没有证明，那里的军垦农场都收留，许多出身不好的地富子弟都选择了这一条路，因而逃过一死。
我在邓庄公社看到的农民们的生活状况，简直令我无法想象这里在去年和前年居然是个饿死了30％的人的地方。
人还是那些人，只是比前两年减少了30％，干部还是那些干部，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只是多开垦了一点荒地、社员家里分了一点自留地、准许他们私人养猪、养鸡鸭；只是不再叫他们去炼钢铁、不再叫他们去深耕三尺；只是不再叫他们下雪天半夜赤膊上阵点火把战通霄去放卫星、创高产。只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那里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由前两年的人间地狱、饿殍遍野，到今天的家家户户不但都能吃饱饭，而且都略有余粮。这充分证明59、60、61这三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一场饿死四千多万人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完全是毛和中共当局的好大喜功和愚蠢的工农业政策所造成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我在邓庄一个多月的生活，不仅让我实现了吃饱饭、吃硬饭的梦想，久违的红润又回到了我的脸上。更重要的是使我对中国大陆农村和农民“解放”后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及其产生的根源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使我愈发感到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
那次寒假在泌阳期间，我与大哥私下谈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中国大陆的前途和我们应作出何种努力来改变中国大陆民众的命运这类话题。
我们意识到以当时毛和中共当局在中国统治几乎无所不至的严密程度，和民众因自身的无知愚昧，以及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而仍处于尚未开始觉醒的蒙昧状态，还不具备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毛和中共在大陆的共产独裁统治(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共产统治是一种极权统治，只认为它是一种独裁统治)的条件。要改变中大陆民众的命运就是要把国内外的历史和现实真像告诉他们，让他们认清自身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和不公的根源，就是“解放”后，毛和中共当局的共产独裁统治所导致的、违反一切伦理道德和政治经济常理的胡作非为(也就是中共当局的所谓“政策”)所造成的。只有民众的觉醒才能具备推翻毛和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的最基本条件，只有推翻了毛和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独裁统治，才能使大陆民众在政治上和精神上获得真正的解放，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体制，中国大陆才能从此走上民主、自由、平等和繁荣昌盛的大道。
为了唤醒民众只有通过宣传，而宣传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办报纸，其次是向各自周围的人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揭露现实和历史的真像，促使尽可能多的人觉醒。但当时的大陆完全不具备民间办报纸的条件，于是我们打算偷渡到香港、澳门取得当地有良知的工商业人士的资助办一份报纸宣传民主宪政、揭露中共当局在大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通过沿海渔民偷运和用气球飘投的方式送往大陆散发。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在海外成立政党，像孙中山先生一样，先取得海外侨胞的支持然后再往中国大陆发展。为了便于与大哥之间的通信联系，我们设计了一套简单的密码那就是用10000减掉那个汉字的电报代码(当时通用的每个字的电报代码都是四位数字)就是这个字的密码。我们互相通信时，对于那些当局敏感的内容和词语就采用这种密码书写(这就是后来湖大化学化工系把我打我反革命集团头子时，向同学们宣称我有密码、电台与台湾有联系的缘由)。我们商定：不谈恋爱、不结婚，以免分散精力和连累女方，除非女方具备能促使我们偷渡出境的有利条件，并与我们志同道合才可以考虑。
我们深知我们决定为之献身的事业虽然崇高、神圣，但却是充满风险的，在当时中共当局的高压暴力统治之下，随时都有可能引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
春节那天大哥带我去攀登他包队的大队对面的大铜山，这是一坐陡峭的大石山，不知是古人曾在这一带发现过铜矿石而得名；还是有其他典故，大铜山旁不远处还有一座小铜山。我们先从曲建德家走了十几里山路才来到大铜山脚下的一户农家，户主与我大哥相熟，因他家旁边有一小片生长茂盛淡竹林(淡竹是一种小型竹类最大只能长到直径五、六厘米粗，高可达八、九米适合做晾晒衣服的竹竿，和撑船用的竹篙)，我很诧异，据我所知在湖北以北的气候条件是不适合竹子生长的，所以湖北以北基本上是看不到室外生长的竹子的。一问大哥才知道这里是一处小盆地，大、小铜山挡住了北方和西方刮来的冷风，这里冬季的气温比周围地区都要高好几度，所以这里的竹子冬季不会冻死。他以前在县农林局工作时，曾在这里召开过“竹竿院现场会”要把这里的竹子移裁到泌阳县其他地区，给果都以失败告终，因为那些地方都不具备这个小盆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也是毛和中共宣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元穷”和“人定胜天”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的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这户人家除了帮生产队养护这一片小竹林(这片小竹林在“农业合作化”之前是这位户主祖传的私产)之外，自己还养了两三箱中蜂，他见我们到他家休息，连忙把他珍藏的为数不多的蜂蜜，冲了两杯蜂蜜水给我们喝，我已有十几年没有吃过蜂蜜了，那又香又甜的蜂蜜喝到嘴里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据户主说他以前一直养着十几箱中蜂，入“高级社”后，蜂群也被集体化搬到大队的专业队去了，不到一年便被专业队那些外行积极份子们折腾光了，这三群中蜂是去年下半年政策松了，他自己从大铜山上收来的野蜂。
喝完蜂蜜，辞别这家农户后，就开始登山，据大哥说大、小铜山一带原本森林密布，经过“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之后，成片的森林已被砍伐殆尽，我们眼前看到的大、小铜山一带，除了一些稀疏的灌木之外，便是一片枯黄的蓑草。
大概中午时分我们终于登上了大铜山山顶，山顶上有一座一半在山洞内，一半在洞外的小庙，里面仅剩下一尊石雕的小佛像，其余都在“大跃进”时被毁掉了，小佛像的两边的墙上写了一副对联，右边是：“广结良缘不借财”；左边是“明里去了暗里来”。佛像的上方有一横幅是：“帝道遐昌”。这是一副诱使信众们慷慨布施的绝妙对联，只要你布施了之后，你今后遇到的所有幸事诸如：结婚生子、子女升学、赚了钱、得到丰收、身体康健，甚至入了团、入了党、提了干、转为城市户口、吃上国家粮、招了工……等等，你都会认为这些都是我“不惜财”之后的“暗里来”，使你产生要捐资“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的冲动。
尽管“解放”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中共当局大力横扫一切“封建迷信思想”，拆毁大量庙宇、道观，迫使僧尼道士还俗，结婚生子，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告别可耻的寄生生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大铜山寺原本也有两三个住寺和尚，随着“解放”后寺庙的毁坏，也被迫还俗回老家去了，现在只有逢年过节，或重要的佛教节日才有一两个笃信佛教的老头、老太太前来招呼来朝拜、许愿或感恩的信众，并顺便向信众们出售一点香烛、钱纸之类的宗教用品。
我们去的那天是大年初一，也有一些人不顾山高路遥上山来进香烛、许愿、感恩，这些人以老头、老太太为主，少有中青年人，与他们交谈得知，他们上山来是感谢神灵保佑他们在前两年的大饥荒中没有被饿死，祈祷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大灾难；也有的是为了来超度前两年被饿死的亲人们的亡灵，但可惜已没有和尚来为众多饿死者念经超度他们的灵魂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他们只能点两三根小小的香烛和烧几张钱纸，表达他们对饿毙的亲人们的思念，和希望借此能把他们亲人的饿魂超度到天堂的愿望。小庙内因此还挂了不少锦旗大小的红布，也有窄一点的红布条，上面大都写的是“有求必应”、“恩同再造”之类的感恩的话。
我大哥看到小庙内那副对联和横批也突发灵感，就随口念出了一副对联，右联是：“此地何谈民主”，左联是：“书记一手遮天”，我听了便说那横批就是：“马(克思)道遐昌”如何？结果大哥和我会心地相视一笑。
在泌阳度寒假期间，大哥还带我到邓庄公社和区所在地，以及泌阳县城去过几次，邓庄和它所属的区都只有一条很小的街，街上除公社机关之外还有粮站、卫生院、供销社和打制农具的铁匠铺，只有极少几户普通城镇居民。泌阳县城是一个老县城，也有好几条街道，看规模大约有一两万居民，按当时的标准应该称得上是一座典型的古老县城。在这几个地方，我和大哥都在邓社公社、区和县城的干部食堂吃饭，这些干部食堂通常都没有餐桌和椅子，交三两粮票、一角钱，给你一个大馒头、一个菜碗，然后厨房的大师傅用一个大铁瓢从大锅里舀一瓢由豆腐、粉条、红、白萝葡、大白菜煮成的混合菜(有时菜里还有一两小片猪肉)，然后吃饭的人便一手拿着馒头；一手端一碗混合菜，在周围找一个空地蹲在地上，咬一口馒头、喝一口菜汤，这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吃饭的方式。
很快一个多月的寒假就要这去了，我回湖南前曲书记和周围的几户农民都拿了一些小米、红薯干、高粱米送给我，曲书记还另外包了芝麻、红枣各一小包(每样各约一斤左右)说是送给我父母吃的。这些东西一共有二、三十斤，分别用报纸包好后，装在一个小布袋里，让我带回湖南和家人一起分享。回去的经过和见闻与来的时候没有多少差异，只是大哥一直把我送到确山，直到火车往南开动，大哥才站在站台上挥手离去。
回到学校，新学期开始，湖大七舍104室的同学各自带着自己回乡的见闻，大多是乡下农民经历的苦难、饿死人的景象、吃树皮草根的情况，和农村干部砸锅、没收碗筷、拆房子强迫农民去吃食堂、去住集体宿舍，过军事化的生活，以响应毛和中共当局全民皆兵和公社化的号召，一切生产、生活活动都要实行军事化；还有就是令人欲笑无声的“笑话”，有位蓝山县农村来的陈同学说：他回去时恰好碰到他的一个远房长辈饿死了，在埋葬他的头天晚上，有几个还能动弹的亲友按当地的习俗要围着他的遗体一边唱夜歌，一边绕圈(湖南人称之为“绕棺”，实际上那时餓死的人太多，已无棺木收殓尸体，“绕馆”实际上也只能称之为“绕尸”了)，陈同学说他也去了，他说他听到饿死者的一个当过“师公”(湖南农村那些装神驱鬼并帮人办丧事超度亡灵的人，在湖南被称之为“师公”)的亲友在绕棺时唱道：“XX爹(就是湖南人对祖辈的尊称)你为什么还么好的社会主义(生活)都不过；(而要)空脚空手去见阎王？”因那时农村死的人多，又极度贫困，死人连棺材也没有，只能用草席一裹，挖个坑就埋了，寿衣、寿鞋、寿枕等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位“师公”唱他“空手空脚去见阎王”，前面那一句则带有明显挖苦讽刺社会主义的味道。
同学们都回来之后，被称之为裴多菲俱乐部的104寝室又活跃了起来。然而我在104寝室的活动己引起了班上以骆X钧为首的党员积极分子们的注意，他们把情况汇报到系党总支书记刘X生那里，刘X生一听大喜，连忙布置他们暗地里检查我的往来信件、日记(幸好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注意我平日与哪些同学交往密切，偷听104寝室里我们谈话的内容。刘X生系河北人氏，小学文化，早年在家乡参加中共的武工队出身，后进入部队，当过团政委，解放后转入湖南地方工作，曾担任过湖南某县县委书记，58年湖南大学成立调任化学化工系党总支书记，此人一贯以整同事、教师、学生作为自己向上爬的资本，他在湖大的作为深为湖大绝大部份干部、教师和学生所不耻。
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认为我所想、所谈都是正大光明的事，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所以尽管与大哥写信时遇到敏感内容还使用密码，但平日都没有太注意党员积极份子们对我的关注，只是发现那位骆姓党员总是坐到我的书桌上做作业，因他平日成绩很差，经常找我问他不懂的问题，或要我告诉他，他不会做的习题。所以我也没有在意，以为他坐在我的书桌上来做作业，也许是为了问我时比较方便(因我自习时很少在自己的书桌上进行、大部份时间都是到阅览室去自习)，不料骆某坐到我的书桌上做作业是假，趁我不在，而其他同学专注于做作业不注意时，翻看我与大哥和其他同学(主要是原初、高中同学)之间的往来信件，并把他认为有价值的内容抄录下来到刘X生那里去汇报是真。
此时我已被系党总支书记刘某作为重点监控对象，只是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对中共当局对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认识不足，以致我对此尚未察觉到。其实后来回想起来，当时还是有一些迹象表明我已处于被监控和不被信任之中。诸如：每学期选班干部时在所有的候选人之中几乎每次我得的选票都是全班第一(除个别知情的党员积极分子之外，其余男女同学全都投我的票)，理应担任班长，然而报到系里审批分配工作后，我总是分配担任副班长、文体委员之类的“闲职”，我当时还认为这大概是因为我既不是党团员；又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之故，所以并未引起我的警惕。
五年的大学时光，我认为对我最重要的就是前三年的数理化方面的基础理论课，由于我在这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所以我的基础科学知识比较扎实，这使我终生受益匪浅，这使我能很快适应一项新的工作，倒是后两年的专业课所学的知识，在此后的工作、生活之中较少能找到用武之地。因为一个大学毕业生，除少数专业之外，他毕业之后从事的工作与他所学专业对得上口的实在少之又少，百分之八、九十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都与他所学专业关系很少甚至完全无关。
我在学习这些基础知识时，不仅要求自己弄懂这些理论、公式的内涵，还要弄清楚这些理论、公式的来龙去脉，我有时还试图训练自己从一个已知的公式推导出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公式的能力，例如我曾经从一个描述物体振动频率的公式推导出描述振动在外力作用下的的迫频振动的公式，这样的训练大大提高了我在今后的工作、生话中解决实际工作的能力，因为这些训练使我具备把一些实际问题转化成一些数学、物理和化学问题，先通过理论计算找出筨案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然后便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大学的第四年开始分专业，当时的湖大化学系共分有：分析化学、有机合成、硅酸盐和稀有元素等专业，我选择了稀有元素化学专业，这个专业主要从事一些放射性元素(铀、釷、钚……等原子能材料)、稀土元素、半导体元素(硅、锗、镓、铟、铊……等元素)和稀贵元素(铌、钽、锆、铪……等元素)的分离提纯方法和它们的物理、化学性质的研究。这些都是我十分感兴趣的研究工作。
从进入湖大起直至毕业为止的政治学习时间，几乎从未停让过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指那些学有所成，的专家教授)们的批判，这些批判大都以大会、小会和写大字报的方式进行，学校被批判的主要有柳士英，湖大大副校长，建筑学知名专家，湖大的大礼堂、图书館、生物楼、科学館(我们化学系的课堂和实验室大都在这栋楼)以及长沙城内的许多建筑都是他设计的、物理系知名教授石任球、数学系留日归国教授周怀生、化工系留法归国教授钟铃，湖南广东等地许多大型化工厂都是他设计建造的……等，我们化学化工系批判的主要是周怀生教授如钟铃教授，因周教授教我们的高等数学，钟教授教我们的工业化学，所以他二人成了我们这个年级的主要批判对象。科学館的走廊里贴满了化学化工系的师生们批判他们的大字报，因他们二人都是典型的有真才实学的，一心只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学术的探究和教学工作，对政治都不敢涉猎，特别是钟教授出身于广东的一个贫下中长家庭，即使按中共当局的标准也算得上是“根正苗红”，然而你不关心政治便是只专不红，便是走“白专道路”，那就是大逆不道、那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就要受批判，钟教授不堪其烦，最后在科学馆走廊上贴出大字报，宣称由于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没有改造好，愿辞去教职，举家迁往广东农村老家务农，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料又召来更大规模的批判，说他是公然对抗党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政策，想躲到农村去逃避思想改造、逃避批判斗争。周教授因出身不好，性情温文尔雅，在代数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对这些无端指责的大字报和发言的批判一概不屑予以回应，仍一心专注于数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那时对对资产阶级教授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和斗爭通常还只限于写大字报和开会口头批判，尚未发展到辱骂、殴打的地步)，大概是因一个巴掌拍不响吧！对于从不回应的周教授的批判，以后就慢慢地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了，这也许就是周教授对付批判的高明手法吧！在这类班上召开的批判会上，不仅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的反动思想言行；自己还要“向党交心”，交待、批判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活动对同学们的心理形成巨大的压力：交待多了自己头胸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私心杂念”怕被党员积极份子们上纲上线，汇报上去招致批判斗爭，和被整理成材料进入自己的档案袋；交待少了，又怕被说成是对党不忠诚，有意对党隐瞒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同学们只好对自己的一些生活细节上的小事加以上纲上线，自我批判一通，以图过关，而不敢在任何涉及政治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揭露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我“批判”自己经常感觉吃不飽、肚子饿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表现，要想到“解放”前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在“三座大山”的欺压之下那种饥寒交迫的生活，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我们就不会觉得肚子饿，而应该衷心感谢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我的这些暗含嘲讽、充满假大空的废话，不仅引发同学们会心的哄笑而且也令那几个党员积极份子抓不到把柄。
由于自58年以来中共当局一直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把学生培养成党的驯服工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
我们大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平均一年要参加一个多月的劳动，有时是用竹箢箕从湘江边上往学校的建筑工地挑砂卵石；或是用板车从江边码头把船运来的红砖拉到学校的建筑工地，每当遇到这类劳动我都力求自己挑得、拉得比别人更多、更重；跑得比别人更快。因为我深知我从小从未经过任何艰苦劳动的锻炼，我试图通过这种艰苦劳动的锻炼，来磨练我的意志，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的能力，并从中体会底层民众的困苦。每次参加这类劳动的前几天，我顶着饥饿竭尽全力地劳动，常导致一天下来全身疲惫不堪，一身肌肉酸痛，通常都要一个星期之后才能逐渐适应，这种对自己身体和意志的严格训练，使我终生获益匪浅，这使此后我被中共当局逐至农场劳动教养和下放农村从事冗长而繁重的农业劳动，和过艰苦的农村生话时，都能很快适应那里繁重的农业劳动和艰苦的农场、农村生活。
我们也曾到学校附近的蔬菜队去劳动，同学们都喜欢到蔬菜队参加劳动，不仅因为那里的劳动远比在学校搬运建筑材料要轻松许多，而且中餐和晚餐都在蔬菜队吃，每餐除了从学校食堂带去的三两米之外，菜农们还要在我们那钵半稀半干的三两米饭上加上一瓢腌萝卜菜炖芋头，而且还有白菜、萝卜等其他蔬菜，而菜队的劳动体力付出又较小，所以基本上能吃饱肚子，这一瓢对我们至关重要的腌萝卜菜炖芋头，大概就是菜农们对我们提供给他们的无偿劳动的补偿吧！
种菜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农活，种出的菜不仅质量好而且产量高尤其不容易，据带领我们种植蔬菜的老菜农介绍，长沙郊区的菜农总其只有两块半瓢，长沙东郊有一位老菜农算得上是一块瓢；南郊的一位老菜农也称得上是一块瓢、而他们河西只有这位老菜农才勉强算得上是半块瓢。
据这位老菜农介绍，只有掌握了长沙一带所有品种蔬菜种植技术而且种出的蔬菜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才可以称得上是一块瓢，之所以用“一块瓢”作为菜农的最高荣誉称号，是因为用糞瓢泼发酵成熟的大粪和粪水是蔬菜种植技术中最难掌控的一项技术，例如在阳历八月份大蒜下种之前，在用铁扒翻挖菜土、晒土、用锄头碎土、整土、成畦之后，在播种大蒜之前.还要在菜土上均匀地泼上一层发酵好的熟大糞，我们用糞桶把大糞挑到菜土边上后，只见这位老菜农用泼菜用的长把糞瓢从糞桶里舀起满满的一瓢大糞用右手握住木把靠近粪瓢处在手腕慢慢一侧的同时，顺势往后一拖，瓢中的大粪便在空中形成一长块均匀的冀幕均匀地落在菜土上，老菜农依次泼下去那块菜土上便依次均匀地被泼上了一层大粪，每一瓢泼出的粪幕落下时极少有与先前泼下的粪幕相重叠的地方，据这位老菜农称：他之所以只称得上半块瓢，就是因为他泼下去的大糞幕落到菜土上时还多少有点重叠的地方；而河东那两位被称之为“一块瓢”的老菜农泼出的糞幕落在菜土上则几乎没一点重叠的地方，可见其泼粪手法的高明精准。
菜土上泼好糞后，将大蒜球掰成瓣，去掉小的蒜瓣，将大小基本一致的蒜瓣根部朝下一个一个按一定的间距.均匀地插到泼了大糞的菜土里再盖上一薄层稻草，以防止太阳直晒，并保持菜土的水份，以利蒜瓣发芽。我
在蔬菜队的劳动除了每天和同学们一道，在“半块瓢”的指导之下挖菜土、碎土、整土成畦、播菜种、移苗栽种、泼糞、泼水、捉虫之外，我还特别注意从“半块瓢”那里学习各种蔬菜从播种直至收获的整套蔬菜种植技术，这些蔬菜种植技术对我后来“下放”农村后自己种植蔬菜大有裨益。在每天上下午各有20分钟左右的劳动间休息时，我都会专心听“半块瓢”讲述自己种植蔬菜的各种诀窍，和长沙蔬菜种植界的逸闻趣事。
在蔬菜队劳动其间，有一次我还得到在那个食物匮乏时期祘得上是意外的“大收获”，那次我正在清理一条菜土靠山坡边上的水沟，忽然看到草丛里有一只大青蛙，我连忙“奋不顾身”扑向草丛捉住了那只大青蛙，我连忙用一跟细麻绳栓住青蛙的一条腿，将它吊在一棵小树边的草丛中，后来又在水沟旁的草丛中捉到了一只大青蛙，这两只大青蛙一共约有三四两重。收工后，我又在附近的池塘里摸到了四只大河蚌。第二天是星期天放假，我连忙拿着这两只大青蛙和四只大河蚌赶回市区的家中，把两只大青蛙和四只大河蚌一起炖了一锅清汤，虽然没有放油，但因秋季的青蛙体内已为即将到来的冬眠貯存了一些脂肪，所以汤表面还浮着几滴黄色的蛙油，我把四只青蛙的大腿给父母亲各人两只，我吃青蛙的躯干和前肢，每人喝了一大碗青蛙河蚌汤和切碎的河蚌肉，尽管河蚌肉难以咬烂(虽然在煤火上炖了两个小时，但河蚌肉都未能炖烂)，但我和父母亲都觉得青蛙、河蚌肉和汤的味道无比的鲜美。
现在一想，当时农村里几乎所有能吃的东西包括青蛙、蚌壳、鸟类、虫、蛇、鼠、猫、狗……等在内；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饥民们吃得殆尽的情况下，我为何还能在蔬菜队附近捉到两只大青蛙、摸到四只大河蚌呢？原来城郊的蔬菜队，中共当局为了保证城市居民的蔬菜供应，菜农们是享有国家供应的每人每月三十斤粮食供应的(指成人；小孩、老人定量略少一些)，而他们生产的洋芋、芋头、南瓜、藕……等蔬菜是可以当粮食的，他们完成上交任务后，剩下的便可分给各家各户当粮食，所以菜农们在那个遍地饿殍的年代，遭受饥荒折磨的程度远没有一般农民那么严重，以致他们周围的田地里、池塘里的青蛙和蚌壳尚未被菜农们捕食殆尽，使我才有机会捉到两只大青蛙和摸到四只大河蚌。以后我又留意寻找青蛙，但始终再也没有运气碰到过，不过河蚌此后还是摸到过几只，拿回家去炖汤吃了，只是味道远不如那次与两只大青蛙一起炖的那么好，难怪湖南人把青蛙称之为“田鸡”。
还有一年秋季是到湖大附近的桔园去帮果农们采摘南桔，湖大所在的岳麓山四周地区是湖南有名的南桔产地。南桔表面呈鲜亮的桔红色，味道鲜甜而略帶酸味，并带有浓烈的桔香味，味道远比现在流行的无核蜜桔要好，只是因为桔瓣内有籽，吃时使人略感不便，南桔竟因此而在湖南惨遭淘汰，湖大周边地区和湖南其他县市的南桔园至今己基本不复存在，都改成了那种产量高、个头大却淡而无味又没有什么桔香味的无核密桔，不知是湖南哪位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因四川等地在推广无核密桔的同时，还保留了许多南桔园，所以只指是湖南领导人的“英明决策”)。每天上工时每个同学背一个小木梯和一个可装约二十斤桔子的小竹簍，把小木梯靠在桔树的粗枝杆上爬上木梯，只要把手伸得到的枝稏上的桔子都摘光，就能摘满一簍桔子，因为那年桔子是大年(桔子和许多木本水果，坚果一样是有大小年之分的，大年产量高、品质好；小年产量低，质量也略遜一筹)，每颗桔树上都是果实累累，有的桔树枝桠上桔子结得太多，以致果农们不得不用竹棍支撑之些枝桠，以防止刮风时这些枝桠被果实压断。
按“解放”前桔园请人摘桔子的惯例，采摘桔子的工人可以免费尽量吃桔子，只是不能带走，而在“解放”后的那个“大饥荒”时代的规定，学生们是不准许吃任何一个桔子的。然而在那个同学们都饿得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包括那几位党员积极份子在内，都忍不住饥饿的逼迫和桔子香甜味道的诱惑，每天都要趁果农们不在场的时候，偷偷地吃掉两三个甚至四五个桔子，然而我尽管也饥饿难耐，但我始终忍住了美味香甜的桔子对我的诱惑，在整个采摘桔子的二十来天时间内，坚持没有偷吃过一个桔子，因为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之下，决不吃、拿和使用别人的东西，是我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之一。
当然，如果我已餓得快要死了，这个桔子或其他食物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之下我还是会拿来救自己一命的，因为珍惜他人和自己的生命是一条更为重要的道德底线。
这年所采摘的桔子选掉一些小个、畸型、青黄(尚未完全熟透)的桔子后，所有合格的桔子都被送交中共当局，拿去提前偿还“苏修”(中共对苏联共产党的蔑称)的债务去了，只有那些选下的次品南桔才用来凭票供应市民，我们参加采摘桔子劳动的学生，最后，每人免费发了一斤这种次品桔子，祘是对我们二十来天无赏劳动提供的报酬吧！
62年5月在广东深圳与香港之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逃港”事件。这年5月5号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下令撤除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边防岗哨，开放边境任民众自由赴港。开始还只有深圳附近一带的人知道消息，开始逃往香港，后来消息一传开，许多广东内地的人也纷纷扶老携幼加入逃港大军。据后来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广州文冲一带放蜂时，听文冲的民众说，当时在广州通往深圳的公路上到处都是从广东各地闻讯赶来逃港的难民，他们扶老携幼，不畏艰險奋力沿公路往南走，去寻找他们所憧憬的新生活(文冲就在广深公路旁边)，我问他们当时为何没有加入逃港的洪流？他们说因为文冲是广东最著名的荔枝和蔬菜种植区，由政府供应粮食，生活远比农业区要好，加之乡土观念强，不愿离乡背井，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香港冒险，他们村中也有不少甘冒风險参加大逃港的人，后来在香港都发达了，村民们对当时不敢逃港都后悔莫及，这是后话。到后来参加大逃港的人越来越多，毛和中共中央认为这有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颜面”，于是于5月25日下令,重新封闭边境，仅5月25日这一天，被边防军警和沿途民兵截获遣返的逃港民众就达五万数千人之多。
等我从广东同学家人的来信中获知大逃港事件时已到了六月份，边境早已重新关闭，令我后悔莫及。我想要是我在5白25号之前知道这个消息，我必定会用“密码”电告河南的大哥，并约同长沙的弟弟一起加入大逃港的洪流之中，如能去到香港便可实现办报纸揭露毛和中共罪恶、宣扬民主宪改、啓蒙大陆民众的愿望。不过这次大逃港使我知道通过深圳躲过边防军警的截杀是一条可行的出逃途径，虽然存在较大风险，但为了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这个风险是值得一冒的，为此我们兄弟都加强了自己的游泳训练。
有一次从《人民日报》的一篇报导中又了解到一种逃离中国大陆这个樊笼的途径，那篇报导是云南省滄源县委书记写的，内容是：宣扬滄源县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呼吁内地有文化的青年人到那里去支援边疆建设，我从地图上看到滄源县紧靠中缅边境，是个森林茂密的山区，加之人口稀少，是个理想的越境地区。我便用密码与大哥商定，大学毕业时，以支援边疆建设的名义申请去滄源工作，了解清楚情况，并作好越境的计划和准备之后，再通知大哥和弟弟以探亲的名义到滄源集合，一起偷渡到缅甸，以达到在境外办报纸喚醒民众推翻大陆共产独裁暴政，拯救大陆民众于水火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