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走向解体
拙文仍是泛泛而谈与一孔之见
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华夏民族不但出来了爆发力，而且产生了自信心的黄金时期。那是一个从蒙昧时代走向了大变化时代，社会生活需要新情感，新性格也出来了新情感、新性格，进而发酵出了新思维，新思想的时期。1，就历史、政治、经济而言，它是商、周时代的延续，但是也有变化，突出如政治上的封建得到巩固，无形中导致了列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诸侯们对周室的忠诚由疲敞到离心。较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叛逆”行为其实是自由、民主的萌芽。封建形成的地理上关卡众多，肯定妨碍商业流通与扩大再生产，但四世同堂生活与小家庭生活哪个活力多呢？真正的问题是社会组织扩张与生产分工细化，皆需要有相应的权力架构，这个权力架构把众生当人还是当工具。几十年来红朝不谈此要害问题，一味抨击“封建制度”要不得，别有用心，显而易见。学术界要避嫌，一样显而易见。2，就情感、性格、思维、思想而言，却是里程碑式的大开拓。今天的考古能够证实，西周前并谈不上思想与典章建树。正是这个文化精神大框架的支撑，尔后的大一统专制与外儒内法才得以背靠大树传承了两千余年。此事有点奇怪，因为大一统与儒学原是对春秋战国的反动，但合逻辑，终究属于大框架内的活动。况且春秋战国并非无短板，它粗旷，也粗野。
大体上说，春秋战国的新情感、新性格、新思维、新思想，突出表现在这几个方面：重情义，守诚信，尊重创意，肯定争鸣。相应地便是鄙视见利忘义，不齿手段卑劣尤其下三滥行为，追求胜须武，败亦荣。几无对国君必须忠诚一说，信奉“良臣择主而行，良禽择木而栖。”
这样的价值观在后世人眼里不免迂腐或理想主义。然而历史却告诉了我们，华夏文化大部分不灭的思想火花，例如大量的成语、典故，空前的工艺技术，例如兵马俑、冶炼技术，就产生于这个时期。实际，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成天算计如何治人，成天研究弯道超车的权力架构与社会风气，只会出精明，不会出创意。这个封建社会若秦朝覆灭后再延续几百年，华夏文明更上一层楼是大概率。
固然，精明也是特点。例如今日红朝在国际事务上，就时常让美西甘拜下风，突出如世贸规则就时常拿红朝没办法。当然，高端技术方面例如芯片，红朝也拿美西没办法。
不过直到唐宋之交，由大一统专制与独尊儒术培育的低俗精明，尚未完全取代先秦时的价值观，在于文化精神大框架的相对扎实，使得春秋孕育的新情感、新性格仍在社会生活中起极重要作用。此千年时间内，专制统治多数时间内不失开明，工艺技术上的“秦砖汉瓦”仍走在世界前列，儒学也非很守旧很虚伪。例如，汉末叱咤风云的人物，张角三兄弟，结义刘关张，曹操，周瑜，诸葛亮，司马父子等，皆性格鲜明，信奉的仍是春秋杂学，实乃不拘一格，博采百家之长。又如，唐诗里众多佳作的豪放风格，深远意境，人道关切，是在观念需要自我审查的氛围里写不出来的。红朝圈养的作家，诗人多如牛毛，写得出来《北风行》吗？再如，此期间的官场规矩，臣僚关系，特别官民比例较之今日红朝呈现的几十倍之差，简直是世外桃源生活。
怎奈行为不论初衷如何已挣不脱路径依赖的制约了。汉承秦制与独尊儒术，不论后世的辩护如何巧舌如簧，依据多多，有一点是它们否认不了的，便是秦制与儒学是向春秋前的时代看，不是向未来看。皇帝二字，乃三皇五帝的提炼。大一统，核心就是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克己复礼，是向尧舜到周公看。这个是根本。显然，它们违反了智慧生命追求繁衍、发展、求新的自然律主流。宋明以后，华夏文明走向了就是一个如何维持不坠的局面。从此直到民国建立，一应帝王将相，谋臣策士，行为上皆是一个裱糊匠，就是如何把国朝支撑住，再把国朝裱糊得有模有样。通过他们的努力，并非无成效，可惜最终仍被强劲的海风吹了个百孔千疮。六四后的红朝，再次走上了晚清的道路。这页历史，著述多矣。
华夏文明再也裂变不出新时代、新质量，笔者以为有两点需要再谈谈。
一，天意的作用。汉承秦制后华夏文明的母体，中原文化，其舞台一直是陆地而非海洋。天意支持了曾经的万马奔腾，却也限制了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当然，这不是决定性因素，但也不能忽略。
二，人谋的影响。楚汉相争，刘胜项败，影响深远。项羽就情感性格而言是春秋的传人，刘邦就狡诈无赖而言是市侩的典范。汉王朝赖“文景之治”稳固基业后，高祖的示范作用便进一步凸现，却是市侩情感、性格、价值观从此大行其道。劣币开始驱逐良币。例如，只要提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这个成语，便不由人不想到刘邦夫妇诛杀功臣韩信。
红朝尤其是个极鲜明例子。突出如毛泽东，无赖上比刘邦走得更远。他蔑视项羽的行事而推崇刘邦的手腕，从一句“不可沽名学霸王”便能看出来。那首诗是他在大胜之际的狂喜心情下写出来的，是真实情感的大流露。此价值观决定了他的为人处世，首推凡事以我为中心，一不做二不休，严重言行不一，便是痴情于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工具。他对杨开慧，对贺子珍，对江青，有项羽对虞姬的感情的十分之一吗？红朝官场的尔虞我诈，比赛玩权谋，突出如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康生，无不深受他的影响，当然他们本来就是半斤八两。认为红朝主要属于制度问题，不该引进了马列教条，有道理但不免忽视了人的低劣素质对制度的反作用。人不要底线了，还会理睬什么制度吗？例如贪腐，中共自成立便知其危害，阻止贪腐的措施、规章多得很，效果如何呢？如果说这仍旧是制度问题，那么前苏联解体了，换上了民主制度，今天的俄国真是民主国家吗？实际，良好的制度要有适宜的受众，它可以引导受众，但需要时间。当受众蔑视它，嘴上拥护，行为抵制，它就会徒有其名，流为空转。
向来如此，榜样下从众心理的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恶劣榜样。朝堂如此，民间自不例外。既然绝大多数人是凡人，那么，当他熟悉的亲友，耿介者总吃亏，善钻营者才吃香，他能不感慨？如果新贵名流充斥无赖，骗子，恶棍，那些政治正确和伦理规范从他们嘴里说出来，能不是笑话吗？如果生活中不说假大空话，不去坑人便注定了常碰壁，他也只能随大流。但只要走上心黑这条路，那么直到死去，只要碰上需要心黑的时刻，他就还会照做，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常见一种说词，生活中好人是多数。此说值得商榷。准确的说词应是，生活中未作恶的人是多数。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就要问一个问题，是多数人不肯作恶呢，还是没条件作恶？实际，再凶残的社会也会鼓励多数人行善，因为不这样势必威胁到作恶者，所以一定会用种种手段限制他们的言行不出格。此种驭民术，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没有作恶的条件，不等于没有必要时也作恶的心理准备。例如，生意场上大玩套路和恶意赖账者当然是少数人，也永远是少数人。如果是多数人，生意场也就基本不存在了。但十个生意伙伴中只要有两三个人不按规则办事，法律对小民多为摆设，其他人就一定会提防所有人。那么，误伤、报复，有样学样、互害等等，就不可避免了。此时，他想做好人也由不得他了。这情况在商品社会，就是个烈性瘟疫。如果又生活在一个可怕的国度，强大的国家机器刺刀面前，官场上你不能有棱角，生活中你不能有个性，久而久之，便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而当人人对此习以为常，直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便是猪的行为充斥生活。猪群能打造伟大工程吗？也许，由“特殊材料”组成的猪群是例外。
所以，轻视民族精神的情感、性格的作用，不妥。
不妨看看五百年来几个文明弄潮儿，英、美、法、德、日的崛起。通常认为是它们的经济、科技、枪炮的作用，近几十年又强调它们制度的作用。实际，上述种种皆是它们的果，不是它们的因。固然，它们崛起后，此二者便互为因果，也就互相促进。就它们崛起的前期阶段来看，无不靠了各自的新情感、新性格以及由此二者发酵的新思维、新思想，为崛起提供了第一波第二波原动力。借用经济学语言，便是启动资金，或叫“第一桶金”。它们在生活中的极重要意义，凡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无不明白。有了它们，未必成功，没有它们，别想打开局面。英国的原动力，是由来已久的自由精神。美国兴起，先赖源自母国的自由精神，再赖制度打造上博采百家之长。德国不是只一次被打败，却打不垮它，靠了它的顽强性格。法国成就大国地位，自有令世界瞩目的人权至上的新情感。日本成为儒家文化圈黑马，一个重要原因是少了中国忍文化，多了自身耻文化。无论如何，蒙元、满清两个来自塞外的政权，极少数人竟能统治大中国长达三四百年，这里只谈被统治者的情感与性格，乃上述几大强权不可想象。或者说，中国人早已丧失了大国国民应有的强韧的群体情感与群体性格。
顺便说一句，不久前李光满的一篇文章，呼唤热血，喊英雄回归，抨击娘炮，并非无的放矢。不能接受此人观点，是他的立场，不是他的靶标。今日中国真正要回归的，是民国时期为再造国人的新情感，新性格，新思维，新思想的努力。
民国新文化运动的可贵，在于成了崖山后精神上漫漫长夜的霹雳与闪电。此情况如能持续两代人时间，不但可望复兴先秦的新情感，新性格，新思维，而且可望中国和平转型，使文化成为生产力。实际，迄至中共反右运动，中国大多数知识人所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远超什么马列社会主义。例如当年投奔延安的一批批青年学生，乃至后来政权易主不舍大陆，从海外归来的学子，怀抱的确乎是救国救民，甘于奉献的情感。不乏其人的个性、风骨，至今仍不褪色的一批文学艺术作品，还有抗战时“十万青年十万军”，皆为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产物。反右以后，便是党文化一统天下。知识界无力抗争，终归生命脆弱。可是中共党文化是个什么东西呢？它的确深刻影响了一代新学生，突出如处于生理叛逆期的红卫兵，但从未在各阶层真正扎根。如果说儒教窒息良知，却也不曾完全剿杀良心，党文化则是既窒息良知还剿杀良心。大多数人包括多数中共党员在内，即使文革时期也仍是传统思维，展现的仍是旧情感。本来，国人精神上只不过回到了清末民初，不碍大事，但当中共的刺刀、权术，不择手段等元素注入社会生活，国人便一步步变得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今日中国，精神层面的现代人因人口基数扩充几倍，固然不比民国时期少，但义和团与阿Q的比例反倒成十倍增长，依笔者观察不下于百分之八十的人。你只有去谈长津湖，义和团才兴奋。去谈吴妈，阿Q才来精神。有人指出，民主事业成功，有百分之五的人支持行动便够了。此话有道理。此话忽略了一点，这个百分之五的人群，相当时间内并无力阻止社会颓废、糜烂、堕落的继续恶化。
由此说几句今日徐州“八孩母”事件。如此悲惨事件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脉络其实清晰可见。此地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一个众所周知的无赖成了至尊皇帝，世代相传，不择手段和“英雄不问出处”也就深入人心。生存的艰辛需要养儿防老，配以儒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女人从来就是男权社会的生育工具。红朝七十年，不但把上述二者形成的价值观进一步扭曲，而且用更加凶狠的现实逼出人性中全部的恶。六四后三十年改开出来的社会之恶，已超过了十七到十九世纪原始资本主义社会之恶的总和。从强制一胎化到今天要求多生，男人，女人，尤以女人为甚，便成了国家的骡马，骡马何来人的价值观？只一个争夺交配权，便是他人即地狱。这里的男人其实也活在地狱中，女人尤其买来的女人则在地狱最底层。基层的官员一样对此现实徒呼奈何，偏生官员甘于同流合污，偏生上面的政策和法律不允许究本溯源。原因既明，主次责任在谁，也就清楚了。
笔者以为，1，别指望习当局会满足人们对此哪怕最低的期望。2，残酷的现实到底让很多岁月静好者良心不忍了。3，这一次最终的胜利者仍将是官方。不是官方力量特别强大，而是个人自扫门前雪的人太多。
以上非偏激语言，无非强调一点，当文明处于重要历史关头，尤其存亡继绝之际，反动政治肯定是首恶。不除掉这个首恶，一切无从谈及。但推倒了这个首恶，改变权力架构，维持经济平稳运行，更新文化建设，三者不可分割。
今日中国已进入了这样的历史关头。
认为中国的政治进入了一条无尽头的黑暗隧道，经济的平稳运行无保障，文化的精气神几乎无存，多数鼠目寸光的国人不会认同。那么，还是通过比较，鉴别来说事吧。
三百年来，前期专注于扩张的资本经济与生活方式，明显有违文明要求灵与肉平行发展。马克思学说对此的批判是成立的。它的错误在于重批判轻建设，走上了中国儒学之路。更要命是被尔后的专制势力利用，一跃成了国教，鸡变成了鸭。实际，资本更多是也从来是权力的物化。钱对于杨改兰是柴米油盐，对于马云就是权力符号。文明主流是不能向后看的，资本经济与生活方式做到了这一点，它激活了生产力尤其科学技术，成了文明更上一层楼的阶梯。如何使福祉大，代价小，民主政治与人权诉求便应运而生。经过不懈的抗争，终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与科技已大面积造福于人类。今日世界能够进入物质丰富时代，欧风美雨功不可没。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复欧风美雨带来的物质丰富时代，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今天仍会上演人相食惨状此伏彼起。反之，伊斯兰原教旨和特色社会主义，恐怕自己也不敢宣称此变化是它们创造出来的。
诚然，整体上看，严格地说今日美西社会生活只是有了减压阀，谈不上有了真正的安全阀。它们仍需要打造事故率极小的安全阀。近日的乌克兰事态，反映了可悲又可喜的时代变化。可悲的是，此前的美西分明是用既得利益者心态看待世界，自觉不自觉地鼓励了独裁者的行为。可喜的是，形成了团结一致对俄国侵略者进行严肃地制裁，展现了民主的应有之义。
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的经济系大楼，3月2日遭俄罗斯的炮火击中。
笔者对乌克兰事态的浅见：帝国主义之路再也不通了，但冷战后的教训仍应检讨。突出如联合国章程应改，不应该再由二战几个战胜国在安理会说了算，而应由对世界和平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国家重组安理会。民众无自由选举权的国家不应进入联合国。此次世界主要国家的表现，不失为高科技迷惘时代一副解毒剂，有可能重塑世界格局，但对中国走向影响不大，除非习当局对台湾动手。中共强调自有特色，不是话错了，是立场错了。
因为需要重视新情况。便是本性亲近一元化专制与大资本的技术权能登上了文明舞台，正由配角发展成为主演。这只能是个新魔鬼，细思恐极。物质已丰富的时代，若任由高科技奴隶时代降临，奴隶们倒也基本上能吃上饭，但是心虚心累日甚，将身无处遁形，行须遵指令，口不得妄言。这只能是猪狗牛羊的幸福生活。今日红朝习总书记认为这才是中国人的幸福生活，人权就是生存权嘛。对此，红朝可不只是开始了实验，而是实验有了相当成效。
也许，红朝的思想家看见了未来文明走向，通过高科技改变人的基因，乃至改变人身的物理化学成份，新人类能适应新生活。
不过相当时间内，人类大多数接受不了此种新生活。新的文明冲突无可避免，而只要自由被迫向安全让步，专制就仍有市场。顺便再说一句：窃以为红朝大国师王沪宁看见了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价值观终将冲击大美国，他却没有看见或不敢面对，在此之前，专制大中国的反人性反人类特性将使自己更早覆灭。民主属于需要升级的问题，专制属于必须消失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