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绕于一九四九年变局对两岸内部的影响，以及对中美台关系的衝击，以史论史，就事论事，才能穿过时间洪流认清历史的真相。两岸开放和人民来往，应可终结国共历史的灾难与悲剧。
史学家黄仁宇抗战投军，走遍内陆，亲睹中国社会的「古早状态」，他说简直和明清时代没有两样。黄教授说：「忆及我年轻时做下级军官在农村裡看到各处宗祠，『文魁』及『进士及第』的牌匾，大人物墓前的『神道碑』和节妇的贞节牌坊。这样看来，我在一九四一年所眼见的社会仍是明清社会，因为当中并未经过体制上的改革。」
黄教授表示：「率直的说来，中国在一九三零年间或一九五零年间，去明朝的社会形态仍未远。国军虽在若干条件下具有现代形貌，实际仍是社会上的一种游体（foreign body）。在这种条件之下，军队的统御、经理不能不受旧式社会环境的限制。」
黄仁宇指出：「明朝如此，清朝如此，迄至民国初年和抗战前夕，这种缺乏技术能力的统治方式也根本未变。一九三零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河北定县做过一段农村调查，据参加的人所写专书看来，当日的土地税，还用明朝末年的纪录作底帐。即是（使）鲁迅所写的小说，用浙江的情形作背景也还是与明朝的情形接近，和外界的二十世纪距离远。」黄教授说他于一九五零及一九六零年间在美国披阅有关明清社会资料，再回想他在中国农村的所见所闻，不禁「掩卷长思」。
一九四九大变局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未久，饱受日寇蹂躏多年的华夏大地，犹待重建复甦，而国共两党却爆发惨烈内战。共军连获辽渖战役（东北会战）、淮海战役（徐蚌会战）与平津战役（平津保卫战）胜利之后，河山变色在即，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仓皇辞庙，撤守台湾。毛泽东和共产党「枪杆子出政权」，神州遍插红旗，中国社会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剧变，其震幅之广袤深远，尤超过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五月李鸿章所惊歎的：「三千馀年一大变局」！
中国近代史学者徐中约（Immanuel C.Y. Hsu）论及国民党之败，有五大因素：一、靠不住的军力（Deceptive Military Strength）；二、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Inflation and Economic Collapse）；三、丧失公众信任与敬意（Loss of Public Confidence and Respect）；四、美国调停与援助之失败（Failure of American Mediation and Aid）；五、社会与经济改革之迟滞（Retard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s）。
八年抗战重创国家元气，国民党政府缺乏政治革新的诚意与气度，以及蒋介石的无能和用人不当，亦为「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原因。孔尚任《桃花扇》中的一句唱词，也许可以用来形容国民党政府葬送大陆的惨状：「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局面所在多有，然其激烈程度无一可与一九四九变色相比拟。非唯黄仁宇笔下「民国明清社会」的踪影，从此消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画面，永难再现；即连思想家殷海光所称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亦在朝代递嬗中彻底瓦解。毛泽东初建政权，向苏联「老大哥」一面倒，孙中山当年所力倡的「以俄为师」，中共全面落实。
毛泽东造反成功，跃马中原，但在中国近代革命洪流中浮沉数十年的蒋介石，「其介如石」；虽失掉了江山，却以台湾为复兴基地，忍辱负重，枕戈待旦，日夜期待「反攻大陆」。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韩战爆发，再度改变了国共对峙的形态与内涵，原本不再援助蒋介石的杜鲁门总统不得不派遣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一面防止共军渡海侵台，一面阻止国军跨海反攻。台湾亦因韩战而稳定下来，命运由剥转复。如果没有韩战，台湾将面临中共犯台和美国袖手的生死存亡问题。
中美长远关系起伏不定
美国与近代中国的複杂关系，构筑了东西文化和国际外交史上最夺目耀眼亦最具争议性的一页。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载了三十一吨铅、三十吨西洋蔘（花旗蔘）、二十一吨棉花、一点七吨胡椒和两千六百件兽皮，从纽约曼哈顿首航中国，开启了中美通商与文化交流的新页。此后两百多年，海员、商贾、军人、传教士、外交官、学者、记者、作家、政客川流不息地到中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下台后成为第一个访华（一八七九）的卸任元首；罗斯福、洛克菲勒家族都到中国做生意发大财；
左翼记者史诺（Edgon Snow）亲访延安，撰写《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ma，即《红星照耀中国》），使西方世界首次知道中国正在酝酿以毛泽东为首的红色革命。五星上将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二战后奉杜鲁门总统之命赴华调处国共衝突，由于蒋、毛皆抱猜疑和「我一定会赢」之心态，马帅铩羽而归。马帅受挫，足证美国在国共对峙中难作调人。
对中国大学教育具相当贡献的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南京政府末代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尚且受到毛泽东讽刺。「对任何人不存恶意，对一切人心存宽容」（With malice toward none, with charity for all）的林肯名言，显然难以在国共衝突中产生排难解纷的作用。美国介入国共纠纷的外交政策，就时间而言．从马歇尔来华调停，延续至卡特政府承认北京政权；就地理而论，从大陆转移至台海；就性质来说，从积极保台到消极防台。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亦使美国的角色发生质变。
美国对中国施展「帝国延伸」的代表人物，非尼克森（尼克松）莫属。加州众议员尼克森以反共起家，参与製造白色恐怖，力挺蒋介石，属于支持中华民国的「中国游说团」（China Lobhy，大陆译为「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人物。但他在一九六八年从政治谷底（一九六零年大选败给甘迺迪，一九六二年竞选加州州长输给布朗）中起死回生后，国际观变了，外交理念亦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从美苏对立、中苏衝突、联中抗苏和解决越战的大格局出发，重新考量美中关系，寻找美国利益。坚信打开中国「竹幕」之门的时机到了，他必须全盘改变华府与北京、台北的三角关系。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访问北京，他很自豪地说那是「改变世界的一週」。从此，美中台关系及亚太局势与过去截然不同，而中国逐步走向国际社会并在二十一世纪到来的时候，跃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日）。中国大陆在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启动的改革开放，带动了人类史上罕见的经济与社会大变革。「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当然不会想到今天的中国已彻底扬弃他的阶级斗争论，而走向致富、繁荣、安定、和谐的道路。
中华民族遥望光明远景
四十多年前读到殷海光的巨著：《中国文化的展望》，深为〈序言〉中的一句话所感动：「……我独自出发来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和答案。当我出发时，我像是我自己曾经涉足过的印缅边境的那一条河。那一条河，在那无边际的森林裡蜿蜒地流著。树木像是遮蔽著它的视线。岩石像是挡住了它的去路。但是，它不懈怠，终于找到了出路，奔赴大海，和百谷之王汇聚在一起。现在，我发现了自己该走的大路。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能走的大路。我现在看到窗外秋的蓝天，白云的舒展和遥远的景色。」
殷海光自己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思想变化的一个写照。他就读西南联大时，同学说他是「大右派」和「法西斯」，后来做了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主笔。到了台湾后，渐渐转向自由主义并成为国民党高层党员雷震所主办的异议时论杂志《自由中国》的健将。殷海光在国民党特务日夜监视下埋首书堆，专心思考中国文化问题。他真正做到了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今，殷海光的著作已在嚮往自由主义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足见他的思想火炬仍继续在两岸燃烧发光。
本书所辑录的文章皆环绕于一九四九年变局对两岸内部的影响，以及对中美台关系的衝击。以史论史，就事论事，希望能穿过时间的洪流认清历史的真相。
历史的演变和时代的前进，就像梁任公所说的：「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一九四九年以后，海峡两岸内部及双边关系历经无数变化，从对峙迈向和解，从对抗走上妥协。两岸之间的开放和人民的来往，应可终结国共历史的灾难与悲剧，而使中华民族看到「白云的舒展和遥远的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