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引言：我的「双重身份」

「六·四」事件二十年将到，作为这个事件的间接受益人和直接\”受害者\”，我当然地会有自己的感想。不过，作为学者我更注重理性思考，不太喜欢诉诸激昂情绪的表达。因此，我说\”再等二十年\”会让一些同道不高兴。如果此论确属偏颇，责任完全在我一人。

我自称是「六·四」事件的\”间接受益人\”，是因为这个事件给了我巨大的思想冲击，也第一次产生了对现行体制的深刻怀疑。坦率地说，我对1989年的知识分子抗争的方式与价值支撑都曾有不少怀疑，但是我至少判断出\”工程师治国\”的路子是行不通的，我所梦想的以\”技术干部\”（比较出色的一线银行会计和信贷专家）身份实现个人理想的方式是一种佯谬。

简单地说，是「六·四」事件促使我放弃了\”技术干部\”之路，专心投入学术研究的。我认为以学术积累为社会提供变革资源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战略，这个信念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自称是「六·四」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是因为这个事件十周年时我被扣上政治罪名送进监狱。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获释后，诸多人士不管是出于同情还是劝诱，均说\”要不是「六·四」十周年\”云云。简单地说，1999年是「六·四」十周年，又加上「四·二十五」法轮功请愿、「五〇八」炸馆事件，是导致1999年我被抓及后来被判的外部原因。

一、了解民情：那里也有不同的声音

如果说二十年以前，我尚未清楚「六·四」事件将对我产生多大影响，乃至于后来对它的价值评判仍有反覆，那么，毫无疑问，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导致的高度腐败，从相反的方向上增加了「六·四」事件的合法性。甚至说，「六·四」事件在第一个十年里还存在着合法性疑问问题，那么，到第二个十年里，它的合法性则不存在任何疑问。

合法性是一个政治逻辑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信任问题。腐败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合法性问题。因此，政治体制导致的社会弊端，一方面要迫使体制内负责任的力量进行元问题思考，另一方面受益于「六·四」资源的体制外力量基本上认识到了从精英到民间的道路。之于元问题思考，不只是体制内精英分子的任务，更是中下层的一种无意间的省悟。

本节重点要说的是，体制内中下层作为\”民\”之一部分，他们的情状如何。仍与本文序中所涉及到的同情与劝诱有关，大家认识到当初的政治牢狱并非是我本身有体制内人士看来的\”不可饶恕的罪错\”，而是权力核心层面为了维持稳定，必须做出\”无奈的选择\”。对于这个政治牢狱的广义罪错–是国家行为有之还是我本人有之，被大家聪明地搁置了。最能反应集体价值判断的是\”平反\”与否以及更广意义上的\”获利\”与否。按我个人的统计（私人宴会、茶叙之议论，个体好奇心之究问与评价），有如下结果：

            对1999年政治案件的未来看法


评判类型 价值指向 比例① 代表性说法 抽样个人身份②
积极 平反，经济补偿 66.3% 江泽民一代人死掉，国家平反「六·四」，受牵连者获平反及国家赔偿。 中共党员，股级干部，大学学历。
消极 不平反，容忍现行 9.2% 共产党在一天，就没有平反的可能，但会容忍你发表\”反动言论\”。 中共党员，股级干部，大专假学历。
投机 天下大变，获名利 24.4% 天下会变，苏联是样板，你会有大用。 中共党员，副局（科）级退休干部，初中学历。

从以上统计结果上看，体制内人士对「六·四」及其相关联的政治受害者持同情态度，原因仍然是：由于腐败的普遍化，「六·四」作为一个政治资源逐渐获得了真实的合法性地位。另外，网络的发达使更多的政治评判信息以难以统计的方式对公众进行渗透，起到了推动的效果。

后一种情况可以做一个专题分析。其指导性文献可以是James N. Rosenau的著作《没有政府的治理》③，该书第九章〈治理与民主化〉第九节涉及民主战备时说道：\”规则体系的变动决不会从外部开始。不干涉法则使它们（非民主国家）备受保护，渗透是一种特例而非一项法则，这一现实使它们毫发无损。\”从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反推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环境是有易于渗透产生影响的。换句话说，中国在经济体积膨胀与国际政治地位的诉求过程中，已经不得不作出政治战略方面的让步。比方说，官方媒体与国外媒体负面报导的竞争性，促进了更有力的渗透④。

上表中的消极群体不足以影响社会趋势化判断。在世俗化群体中，他们个人的道德水准都很低，没有\”选举性影响力\”。比如，抽样中的具体人曾是我在体制内时的同事，他把我定位为仕途\”竞争对手\”，故而积极替当局对我实行盯梢。

投机型的判断相对重要。因为他们作为曾经的既得利益者，一方面对现在博取超额利润的官僚群体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社会转型能够给其非法所得一个合法化的机会。

除了消极型判断的道德原因外，他们是否转变态度，端在于民主化前景是否给他们一系列的宽容、非清算的预期。中国和解智库的战略构想中有这样的倾向，如果信号放大，将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二、中肯评邓：一个现实的转机

「六·四」事件的价值争议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点，那就是如何确定邓小平的个人责任问题。由此，也就产生出一个如何确定邓小平历史地位的问题，尽管作为\”问题\”它只可能是后来完整历史的一个局部。

在我看来，基本判断点有：

（一）邓小平本人就是「六·四」事件即开枪杀人的最直接责任人，至于李鹏、陈希同之类最大的作用只不过是夸大预期后果，行\”惑主之术\”而已。

（二）邓小平有民主改革的愿望，但是由于中共宪法文本没有国民党军训宪之\”三段论\”，因此其难以有明确的策略集。而其\”愿望\”本身已经成为体制内民主力量的合法性基础。

（三）邓小平发动的农村改革在经济上使大部分中国人受益，这是他最杰出的历史贡献。从政治逻辑上讲，它本质性地摧毁了毛主义的基础，至少为体制内激进改革分子向体制内转化提供了一个先期管道。因此，\”邓优于毛\”仍然是如我者在内的一些异议人士的价值判断⑤。

假定以三项判断可以形成一个共识，或作为共识之一，那么它至少可以带如下效果：

（一）体制内的民主力量与体制外的民主力量有了更大的交集，乃至于形成互为奥援的形势。

（二）为全面和解提供一个先期信号，即在「六·四」积累了巨大广义合法性资源之后，以宽恕邓小平个人为起点，宽恕所有的\”刽子手\”。

（三）让体制内顽固势力失去任何抵抗基础，即他们无法再以维护邓的历史地位为借口来抵制全面民主化的进程。

仍以个人的战略学素养为基点，我认为今后二十年完全可达到以上三点效果。

相对应的效果则是中国民主化运动已经具有书写历史、做出历史评判的能力，它一方面得益于网络对世界信息公共化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是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存在着基于中国知识分子传承道德而成的交集。从对赵紫阳逝世之追悼仪式的参与到今年共赞胡耀邦，已是明确证明。

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中国历史上吴越争锋的典故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语，此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亦最明确的战略文本⑥。当然，在复仇文化沉淀的中国历史上，它已经被通俗化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民间规则。还有，\”十年教训\”之经典也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训政主义提供了文化基础。

在认识这两种影响之后，避免未来民主向复仇主义与训政主义方向滑落就有了可能。简单地说，从民主战略上，体制外民主力量要有一个长远的时间观念，不能过多地期望在某一个时点上使民主化一蹴而就。

\”十年生聚\”就是从现在起，通过草根社会的合法权益诉求，让民主思想向更多的人群渗透；同时，通过行为示范、精英阅读等方式扩展自由思想，从个体消费自由到个性表现自由，构建一个扬弃管制社会的思想场态。

就目前的社会分层与人口年龄结构看，推进自由观念应当优于民主政治的诉求，这正是\”十年教训\”的前提，或者说是一个前十年着手、后十年渐次收效的战略措置。在这两个十年时段里，民主运动本身渐去\”文革\”化（不可否认现在的民主运动受\”文革\”无形影响还较大）、上世纪七十年出生的一代人以优于中共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步伐成为思想生产者。在这两个十年时段里，上世纪八十年与九十年代出生的人作为新世纪中叶以前的主流群体，在自由的无形影响下，最后会认同民主价值观。

形象地说：民主价值是一部《圣经》，而自由观念则是神学大全；有了一定的神学积累（哲学思维），再去接受《圣经》则是事半功倍的信仰转移途径。

从最现实的角度讲，二十年之后，与「六·四」事件有利害关系的政治家如李鹏、或其直接受益的政治家如江泽民，均纷纷谢世。平反「六·四」有了可能，进而由体制内民主力量推动民主进程。此外，两岸关系的极大缓和为大陆政治带来利益选择难题，拒绝民主化选择就等于阻碍至少是放弃统一国家的远景⑦，所以说，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可能之一就是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实行两党制政治。

结语：民主不否定利益观念

一切政治机制的深刻变化，均源于不同利益的冲突与平衡。邓小平只所以大胆地推进农村改革，是因为他的权力基础的稳固不只在于控制军队，而是要从庞大的受饥农民群体那里获得合法性。这也是解释他未参与针对江青集团的政变而最终控制了权力体系的唯一原因。

专制内部的政治转型与民主政治解构专制或半专制政治，在动力源上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利益使然。当拒绝民主为中共这个庞大的食利集团带来合法性彻底丧失的风险时，其内部要求变革与反对变革的力量对比必然发生倾斜。最近，体制内民主派冒政治风险对民间实施\”安抚\”的行为⑧，恰好说明了这点。

最后，在「六·四」事件中为中国民主化作出巨大牺牲并且现在仍遭遇诸种厄运的精英们，必须认识到：经由「六·四」积累起来了的民主资源，不再仅仅属于精英团队，更属于全体中国人。正是这种民主资源获得了全面的合法性，它的道德感召力才能在今后二十年为\”生聚\”与\”教训\”提供政治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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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注①：误差率设定为千分之一。
注②：为保护个人隐私，不具体列具人名，亦不列具百分比来源的绝对值。
注③：该书有中译本，张胜军、刘小林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作为一个书系，它的主编者是现在很有名气的体制内政治学者俞可平。
注④：关于这方面的资讯可以参见《凤凰周刊》2009年第12期周兼明文章《高层官员要带头讲实话》。
注⑤：从个人无形资产积累方面讲，邓的留法经历确实比毛的北大图书馆经历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简单类比之，毛更列宁化，邓更葛兰西化。
注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原文初见于《左传·哀公元年（前494）》，是为伍子胥谏夫差不与越和遭拒后的感叹。《史记》未记载伍子胥此话，而改叙为：\”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必后悔之。\”
注⑦：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4月25日发表该国中国政治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的文章《第三次国共合作善意与局限》，指出：\”尽管双方联系更加密切了，也涉及到各个层面，但大陆不进行政治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统一的。在这方面，统一面临的主要政治障碍是民主化和多党制，这也不在大陆的日程之内。\”不过，这样坦率地观点能够得到大陆官方媒体《参考消息》的转载（4月27日），说明大陆内部已经开始认识自身政治的局限性。
注⑧：《凤凰周刊》2009年第12期的《体制内理论界热论民主》一文，是一个风向标。文章转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种热论的原因之一是：\”党内外一些靠边站的知识分子希望胡温之后的中共领导人能够走上民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