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可不可以不像屈原那样爱国
今天是端午节。
几十年前，每年端午节要到时，我老家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弄几斤糯米（即江米），坐在各自的家门口甚至把盛糯米的桶或盆端在门外，于是沿着我们家住的那条街道走一趟，眼见的是家家都在包粽子。有那手快又热心人家的大婶大娘或是他们家的大小姐二小姐（大男人或男孩一般不做这事），包完了自家的，又去帮别人家的忙。
这样，或是起事晚，或是手慢的人家门口就会围上几个帮手，大家都抻着手往桶里或是盆里捞糯米，放在手中的荷叶上，好不热闹。
再看那饭店，端午节的头天晚上就起了架势：门外支起大油锅，地上放着一堆劈柴，晚上十点不到，就生火忙活起来。
端午节早上，你来到街头，一看，好家伙，饭店门前的案板上，糖糕、油条、麻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而这些就是住在这饭店附近居民端午节的早餐——当然，大多数人家屋中自己还弄的有粽子、茶鸡蛋等。
每到端午，必提屈原；一提到屈原，就说他爱国，这好像是他最显著标签。他爱什么国，我就不承认他爱国。照他的做法，中国要死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多的人。如果这样就算爱国，那么，明末清初的黄道周比他更爱国，谭嗣同比他更爱国，秋瑾比他更爱国！
你想啊，他就是向大王提建议，提了一次又一次，大王不听，然后看到大王喜欢听信奸佞小人谗言，而国家眼看也就要遭殃，于是投水自尽。
可这算什么啊。无数网民的各种批评建议不说，今天专做时政批评者也不知发表过多少篇长短稿子，向国家提过多少次有价值的“建言”，特别是中国一步步走到今天，包括无数网民在内的所有批评者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然而却几乎一点用处也没有。
之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掌权者不听。至于像张维为、金灿荣、胡锡进，他们跟屈原时代的奸佞小人相比，毫不逊色，然而国家偏偏就是喜欢这种人。可批评者们难道就因为这些就要跳水自尽吗？我觉得不应该，也没必要——去年李悔之喝药走了，有什么用？
鲁迅最了不起之处，就是他多次强调“韧性”，也从来没有被外界打倒。他劝作文者不要呈一时之勇。今天很多“勇士”骂鲁迅当年不敢骂蒋介石，还说他不如胡适们。实在可笑之极。倘若当年有人对鲁迅讲这种话，如果说因为鲁迅讲文明不会吐这种人一脸，那么也一定是连眼珠子都懒得转过去。正缘于此，就算当年形势不允许鲁迅正常说话，他还可以做“准风月谈”，或者写一些曲里拐弯的文章，把自己的意思变着法表达出来。在谈到“魏晋风度”这一篇，他就说是因为当时不允许批评政府，而政府也正想揪他辫子，即找他的“碴”，用今天话说，就是准备定他为“寻衅滋事”，所以他不能不只讲一些与时政毫无关系的东西。
回过头还说屈原。如果我们今天有人胆敢说他可以不爱国，肯定要被小粉红们骂死，执政者当然也不会高兴，甚至还会说你“寻衅滋事”。但能不能说民众可不可以不像屈原那样爱国呢？反正我觉得可以。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假如都像屈原那样爱国，中国的批评者会死绝的，只能剩下周小平这种“泣血”也要保住我们现在这种意识形态者。
每年端午，都会有批评者出来说几句话，本人偶尔也说几句。可年复一年，不可能就一个没有多大的话题永远说下去，于是就想知道，自己曾经说过什么。早上在电脑文档一搜，果然。比如两年前端午节这一天，自己就在短文中说了下面这么两段话，两年后的今天看看，并没有比这两段话更好的意思要表达，于是偷个懒，就把它们复制粘贴在下面吧：
“就知不可为而为之，说破了，还是有‘为’的一丝可能性。如果彻底让你‘不可为’，你连想都不会去想。你说对不。今天不是端阳节吗，不是要歌颂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吗，我们看看鲁迅一百多年前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到屈原时是怎么说的：‘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这是近两千四百年前的人啊，何其伟矣。
“可再看鲁迅紧接着所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也就是我所说的，如果彻底让你断了‘挑战’的念头即‘不可为’，你还会去想‘挑战’的事吗？好了，不管怎么说，今天端阳节，我们还是过端阳吧。”
2022.6.3端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