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新闻聚焦："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全面展开

 

王维林只身挡坦克

\”山雨欲来风满楼\”。\”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海内外各种纪念活动已经如火如荼。据本人的不完全统计，近一周来有下列活动（非活动时间顺序）：

1、赵紫阳先生的晚年（录音）遗著《改革历程》（中文）和《国家的囚徒》（英文）在香港出版发行；

2、天安门母亲在京难属举行\”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奠活动；

3、一场民间题为\”2009年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

4、北京独立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江棋生为六四二十周年撰写\”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出炉；

5、由公民力量、中国民主党、中国自由民主党和公民联盟等组织联合主办的\”六四公民行\”行动在波士顿市中心公园举行；

6、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制作了纪录片\”历史的震撼–天安门事件实录\”；

7、香港支联会发起了纪念\”六四\”\”民主风筝行动\”；

8、贵州民间举办六四座谈会（被警察阻止）；

9、新华社老记者张万舒于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在香港出版新书《历史的大爆炸》；

10、自由亚洲电台（RFA）\”六四\”二十周年视频系列；

11、英国广播公司（BBC）设立专栏论坛供网友畅谈\”六四感言\”；

12、德国之声设立\”八九民运二十周年纪念专题\”；

13、中国海外异议人士在曼谷纪念六四；

14、香港亚视制作播出\”六四\”专辑；

15、欧洲民运人士举办\”六四欧洲万里行\”活动。

还有一系列预期的纪念活动也正在筹备之中。

《民主中国》\”一周新闻聚焦\”栏目上周\”聚焦\”赵紫阳录音回忆录出版发行专题。本周，依然有大量的关于赵紫阳回忆录的报道和评论。限于篇幅，本周聚焦主要记录本周\”六四\”纪念活动相关的报道、纪念活动、评论。由于信息资料过多，下面的记录大都是摘要或摘录。

●海内外各界展开\”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天安门母亲：\”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文

今天，我们选择在2009年5月17日这个日子来为\”六四\”惨案死难者举行集体祭奠仪式。二十年前的这一天，首都百万民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的大学生。我们的儿子、女儿很多都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所以，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它让我们想起珍藏在心底20年的一段美好回忆，让我们想起当年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和渴望。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时隔仅仅半个月，学生和市民所怀抱着的纯真、朦胧的幻想，在邓小平和李鹏的铁血政策下顷刻间被碾压成齑粉。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集体祭奠仪式，就是为了追思当年倒在血泊中的死难者。他们在二十年前的6月3日夜晚，在最危险的时刻奔向了最危险的地方。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木樨地阻挡戒严部队向天安门方向进军时被密集的枪弹射杀的；有很多人是在东单和西单路口与军队的对峙中饮弹倒地的；还有一些人是在大屠杀现场抢救伤员、同军队抢夺同伴尸体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些大学生是在和平撤出天安门广场时在六部口被从身后开过来的坦克活活碾死的……

这是一场反人类的暴行，一场在中国百年以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也是发生在20世纪和平时期世界范围内最惨绝人寰的杀戮之一。它留给我们噩梦般的恐怖，直至今天仍未有喘息的机会。

尽管50天时间在漫长的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那些惨死者却为此承担了整整二十年的不白之冤；而他们的父亲、母亲，他们的妻子和丈夫，却为此承受了二十年的悲伤、痛苦和磨难，而且这份苦难仍在继续。\”六四\”，这一沉重的债务，要到何时才能偿还？

岁月无情。今天，我们这些为你们父母的，大都已进入古稀之年，有些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今天，我们这些为你们妻子的，也已步入中年，有些已过半百。从五年，十年，十五年，再到20年，我们这个受难群体，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随着时间的渐渐远去，一些年老病弱者先后倒下了，迄今为止已有二十位。他们没有等到讨回公道，就含冤长逝了。每当我们想起这件事情，心里就禁不住一阵寒颤。

二十年来，亲人们苦苦追索大屠杀的真相，寻求迟迟不肯到来的正义。我们前面的路依然是那样的漫长，似乎看不到尽头。但是，我们未敢懈怠，未敢停息，仍然一步一步地艰难跋涉着。这是一场弱者对于强者的抗争，这是一场道义对于权力的较量。我们遭受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但我们坚信一条，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靠金钱和权力来主宰，正义来之不易，迟到的正义更值得珍惜。

作为你们的亲人，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面对你们的遗像，举行追思悼念。我们唯一可以告慰你们的，是在强权和高压面前，你们的亲人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我们为你们也为我们自己维护了做人的尊严，但愿这能让你们的灵魂得到慰藉。

天安门母亲2009.5.17日

▲天安门母亲：在京难属举行\”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奠

 
 在\”六四\”大屠杀二十周年前夕，2009年5月17日下午二点半，在京的50多位六四难属顶着国安和公安部门严密监控的压力，从京城四面八方来到张先玲女士的家里，为\”六四\”死难者举行集体祭奠仪式。

选定5月17日这一天举行集体祭奠仪式，也是大家精心挑选的。因为二十年前的这一天，首都各行各业的百万民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的大学生，支持他们的和平请愿运动，天安门母亲的亲人很多都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因此，这个日子对他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今年，全球的人们都没有忘记\”六四\”及其死难者，都在以各种方式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天安门母亲从年初起，就为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分头做出各种准备，

今天的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大厅中央上方写着\”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左右两方分别悬挂着\”追寻真相是天安门母亲的权力\”、\”坚持正义是茫茫黑夜中的希望\”两幅挽联。横幅下面则是一张大白布幔上面整整齐齐挂着67张遇难者的照片。这些照片的下方，由一个60朵白玫瑰和40朵红玫瑰组成的\”心\”字形的祭坛。祭坛周围又撒满了红白两色玫瑰花瓣，祭坛的前方有黄白色烛光摆成\”89 64\”的字样。整个祭坛的四周，被百余只星星点点的烛光包围着。

 

 祭奠仪式开始前，主持人张先玲女士首先向大家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今天上午，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三位负责人来到丁子霖夫妇家里，宣布奉上级命令禁止他们出席祭奠仪式，所列举的所谓理由是：香港的\”天安门母亲运动\”有人要来参加，还有境外媒体前来采访，祭奠仪式规模过大……等等。这些理由纯属子虚乌有。而且从即时起，她家门外就有北京市国安局的便衣实行警戒。因此， 今天由徐珏女士宣读她所撰写的祭文。难友们听了都气愤异常，纷纷谴责当局这种不人道的劣行。

 

 祭奠仪式就在这悲愤、凝重的气氛中开始的，前排坐着几位坐轮椅、柱拐杖的老人、病人，他们是袁可志、李雪文、周淑庄。还有做完大手术的高捷，他们行动不便，平时都很少出家门，但今天的集体祭奠，他们都来了。

在今天的祭奠行列中，还有好几位首次参加者，其中满头白发的谭淑琴更令母亲们动容。她不仅从大兴远道而来，而且还带来了一个亲手制作的小花圈，花圈上八朵蓝花，九朵白花，六朵黄花，四朵红花，特别醒目。花圈旁边还附有一张白纸，在上面她写着，\”勇敢的、智慧的、英雄的、无辜的孩子们！二十年了，亲人们没有忘记你们，总有给你们洗冤的一天，所有的天安门母亲会一直努力的，孩子们安息吧！\”。难友们把这个珍贵的小花圈置放在亲人们的遗像中间。

祭奠仪式于下午两点45分开始。首先播放哀乐–廖亦武先生创作的\”天安门母亲之歌\”，母亲们在悲凉的乐声中向亲人默哀、行礼。

面对已故亲人，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大家不禁悲从中来，但此次祭奠与以往有所不同，大家相当理性、冷静，没有人放声大哭，而唯有难以压抑的阵阵抽泣声，也许是流逝的岁月太久，愤已大过于悲了吧！

徐珏女士宣读完祭文之后，难友们分组依次上前给亲人祭酒，在室内回荡着深沉的古琴乐声中，大家为死难者默默祈愿。

▲美国之音（VOA）5月19日报道：几十名六四死难家属北京祭奠亲人

5月17号星期天，在北京，有50多名六四死难者家属聚集在一起，对死去的亲人们进行了20周年祭奠。但是，也有一些家属被公安部门阻拦，没有能够参加。

\”天安门母亲\”运动组织发起人、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丁子霖女士在撰写的祭文中表示，选择在2009年5月17日这个日子来为六四惨案死难者举行集体祭奠仪式，是因为\”20年前的这一天，首都百万民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的大学生\”。

丁子霖女士17岁的儿子蒋捷连1989年6月在北京木樨地被中国军方子弹击中身亡。丁子霖本人星期天没有能够去到另外一位天安门母亲张先玲的家里参加祭奠活动。她星期一从北京的家中对美国之音说：\”昨天上午10点钟，国家安全局来了三个负责人，就告诉我\’今天不能去\’；他们说，从公安方面获得消息，说我们要集体祭奠，在张先玲家。\”

由前六四学生运动领袖人物之一卢四清主持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介绍说，这次祭奠仪式是星期天下午两点举行的。设在北京朝阳区张先玲女士家中的灵堂，挽联上写着\”追寻真相是天安门母亲的权力\”、\”坚持正义是茫茫黑夜中的希望\”。

丁子霖女士说：\”参加祭奠的老人、病友，他们都很不容易去，而且我们也不是年年在一起祭奠，5年才一次；对我们这些年老体弱者来说，我们能不能下一个五年在一起祭奠，谁都说不好；这次20周年，我去祭奠的机会就被这群没人性的东西深深地剥夺了!我就跟他们说，哪个上级给你下这种不人道的命令啊?!胡锦涛他自己有没有子女啊?!\”

丁子霖女士说，中国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还劝说她今年六四期间不要举行任何公开悼念活动，并且还试图说服她和丈夫蒋培昆随国安局人员一起到外地旅游。但是她说，这种建议是他们不可能接受的。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9日报道：天安门母亲六四廿周年悼念 丁子霖夫妇被限无缘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大陆天安门母亲群体五月十七日为\”六四\”死难者举行集体祭奠仪式。他们表示这个日子对他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为二十年前的这一天，各行业的百万民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的大学生，天安门母亲的亲人很多都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

祭奠活动于星期天下午两点左右在天安门母亲张仙玲家中进行，早已计划出席的丁子霖夫妇却在当天早上遭当局强行阻止。丁子霖星期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的理由就是怕老百姓知道，其实封得住吗？这是网络时代，我和我丈夫都不能去，我想，只要他们能去祭奠成功就可以了，所以我很难过，很多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儿子敬酒，我连这个权利都被剥夺了，而且我还受外地难友的委托，祭奠他们的孩子，敬一杯酒只是小小的愿望。我常常想，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还是人的世界吗？\”

丁子霖表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三位工作人员到他们家里，声称这一次祭奠当中，会有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人员要来参加，还有境外媒体前来采访，丁子霖表示，这完全是当局的借口，因为在他们的保密之下，媒体和外界人员并不知道他们这次发起的祭奠。

天安门母亲群体为六四死难者举行的集体悼念共有三次，分别于十、十五及这次的二十周年。十周年及十五周年的悼念，外面均有警察包围、监控，气氛十分紧张。张先玲表示虽然她们保密小心，但当局还是于今年的集体悼念前三天获知消息，立即派人对他们做出警告：\”我在祭奠现场表面上看不到警察，因为警察在前两天来告诉我，说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去祭奠，上级让他们来通知我不要有其它的人参加，不要有记者参加，不要开完会就去游行。我当时回答他说，我们没有游行的打算，所以也没有申请，也不认识记者，也没有请记者参加。\”

张先玲向记者做灵堂怖置介绍，表示在67张遇难者的照片上悬挂\”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左右两方分别悬挂着\”追寻真相是天安门母亲的权力\”、\”坚持正义是茫茫黑夜中的希望\”两幅挽联。照片的下方并由一个60朵白玫瑰和40朵红玫瑰组成的\”心\”字形的祭坛，祭坛的前方有黄白色烛光摆成\”89 64\”的字样。祭奠仪式于下午两点45分开始，共有五、六十位家属出席。他们首先播放廖亦武创作的\”天安门母亲之歌\”，母亲们向死难者默哀、行礼。

张先玲认为虽然这次悼念过程中她们没有发现有当局所派人员，但对丁子霖的强行限制也反映了当局的霸道野蛮。

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对此提出谴责，再次呼吁北京当局尽快平反六四，给予受难者家属公开悼念权利。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9日报道：港支联发起\”民主风筝行动\”

一直坚持平反六四的香港支联会在星期天发起了\”民主风筝行动\”，仿效八九民运期间，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以风筝干扰半空中的直升机，抵抗当局对他们的恐吓。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向本台表示：\”在89年戒严的时候，北京政府利用飞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去监视学生，有学生通过放风筝表达他们的抗议，我们过去10几年时间也是喜欢在5月中旬举行放风筝的活动，意义是纪念89民运，一家大小都可以去，让新一代了解89民运，对六四进行宣传。\”

除了\”民主风筝行动\”之外，支联会还计划一系列活动，包括：在街头设摊位，征集市民要求平反六四的签名；下星期天举行一场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研讨会；5月31号发起平反六四的爱国民主大游行；以及六月四号当天晚上的烛光悼念晚会。蔡耀昌表示，香港目前是中国领土上唯一可以大型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相信参加六四烛光晚会的人士不少，他知道届时也会有许多大陆的人士专程来港出席。

蔡耀昌并对北京当局不断打压六四相关人士及封锁六四消息提出抗议，他表示零八宪章签署人，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江棋生因撰写六四相关文章近日再次遭当局抄家传唤多个小时，支联会呼吁当局停止打压。

▲美国之音（VOA）5月19日报道：前官员纪念六四《历史的大爆炸》

 
新书《历史的大爆炸》

新华社老记者张万舒于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在香港出版新书《历史的大爆炸》，以翔实的史料和官方媒体的独特视角回忆六四事件，提供了不少内幕消息。有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评论，该书的历史真实性无庸置疑，是研究六四事件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张万舒在八九民运期间正好担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年过七旬的张万舒在香港出版《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以每日大事记的形式，记录了89年4月14号至6月10号的情况，包括中央军委从五大军区调集10个军沿六条线路向天安们广场开进、以及两个军化装进城等。

书中引人关注的是张万舒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

*有关六四死亡人数的争论*

这个数字同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相差甚远。张万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六四死亡数字众说纷纭，他认为谭云鹤的数字比较准确。他说：\”红十字会长吧，我就用他这个数字呀，现在我认为他那个数字，这里各种各样的说法多了，也可能他是一种说法，我只能找一个最权威的。你要有别的材料，你可以说，这个有各家之言，都可以说。我选用这个，觉得这个是比较权威的吧。\”

对于死亡数字的出入，张万舒在书中说：\”尽管死亡数字没有海外传媒估计的那么多，特别是军队死亡者没有当局所报的那么大，但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同样遭受了一场历史性的大创伤。\”

*新闻界人士对此书的真实性予以肯定*

张万舒八九民运期间直接负责处理新华社驻全国各地记者现场发回的第一手报导，并与中共高层有密切接触。《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当年也是新华社记者。他对美国之音说，张万舒掌握第一手资料，绝对有权利叙述六四事件的经历，其真实性无庸置疑。他说：\”他的情况是真实的，是可靠的，因为他知情，是知情者。他是当时国内部主任，知道上层的情况，他每天晚上都参加新华社领导小组的讨论。\”

张万舒在书中透露，继新华社400多名编辑记者参加游行，声援学生后，中央在5月下旬成立\”中央新闻报导指导小组\”，提出7条指示，控制报导方向，包括\”要报导戒严的必要性\”、\”要反映各级拥护中央精神\”、和\”一个多月来攻击党的反动言论，要逐渐进行批判\”等。新华社原社长穆青闻后坦言，这种报导非常难写。

张万舒和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南振中等5人，每天晚上8点集体协商写出稿件。6月3号晚间，张万舒收到前线记者报告军队开进木樨地，军队终于开枪，穆青痛苦地说：\”今夜，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郭超人说：\”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夜！\”

*《历史的大爆炸》受到香港读者的欢迎*

新书出版后受到了香港读者的好评。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评价说，《历史的大爆炸》史料来源可靠、权威、叙述全面，是研究六四事件一部不可多得的文献。蔡咏梅说：\”这本书很权威，我觉得他调得那些资料都非常可靠。这本书是有关六四，从胡耀邦逝世一直到六四镇压，后来到清场，他的报告应该就是作为新华社记者他们了解的一些资料，所以过程就全都写了，甚至包括海外、比如说香港支持北京民运的一些资料，他都有报告。\”

张万舒现任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成员，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表示对于六四事件不愿多谈，\”只要看书就行了\”。

▲美国之音（VOA）5月19日报道：中国海外异议人士在曼谷纪念六四

 
中国异议人士在曼谷集会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

一些遭到迫害而流亡泰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在曼谷集会，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组织者说，在海外从事这样的纪念活动，就是要以绵薄之力引起世人关注中国的民主事业和人权状况。

星期一，一些遭到迫害而流亡泰国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在曼谷一个民宅集会，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组织发起人吕洪来对美国之音说到了他们组织这个活动的目的。他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马上要到了。这个事件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人民反抗中共一党专制的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在六四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我们举行这个活动，就是为了纪念六十事件二十周年，缅怀六四英灵。\”

吕洪来是天津人，早在70年代末期，就加入了民主墙异议活动。98年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被捕，多年来两次被劳教多年、多次被关押，长期受到监控，于08年11月流亡泰国，向联合国申请政治避难。

*让世界各国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吕洪来说，他们在泰国各方面都不容易，但是，还要想方设法搞这样的纪念活动，就是希望能尽他们绵薄之力，让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关注中国的民主事业、人权状况，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还有来自湖南衡阳的胡汉民夫妇和三个孩子。胡汉民夫妇是因为超生而受到迫害不得不流亡海外的。胡汉民对美国之音说：\”我也是在中国受到迫害嘛，包括我的孩子和家庭。我对中国政府这种镇压行为非常不满意。对六四的事情，当时我还比较小，我们老师都给我们介绍过，政府的做法很残忍，非常不人道。\”

胡汉民的大女儿胡丽君今年12岁，跟着父母流亡泰国两年了，一直没有读书在家帮助妈妈做家务。她对美国之音说：\”我爸爸妈妈并没有跟我说过，但我有时看报纸，知道他们杀人，很残忍，他们胡乱杀人，这很不好，很不好。\”

在泰国的异议人士古默，李日光，梁山桥，高天佑，江兰，丁庆安，孙树才，赵俊卿等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

*\”泼毛像\”事件参与人士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

另外，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一年前逃到泰国的湖南异议人士喻东岳和余志坚，已经获得美国政治庇护，日前飞抵美国。20年前，来自湖南的三名人士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用油漆鸡蛋泼向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酿成轰动一时的\”泼毛像\”事件。余志坚被判处无期徒刑，喻东岳有期徒刑20年，鲁德成16年。

鲁德成98年假释，余志坚2000年获释，喻东岳06年出狱，但人已经精神失常。鲁德成更早的时候逃出中国流亡泰国，06年获加拿大政治庇护。

报导援引设在华盛顿的\”劳改基金会\”的话说，余志坚和喻东岳将参加6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0日报道：六四二十周年突破禁忌 大陆知识界出书立言谈六四（摘要）

 
 一场民间题为\” 2009年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上周在北京成功举行（志愿者提供）

一场民间题为\”2009年·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上周在北京成功举行的消息近日传开，十九名与会者除了两名六四参与者周舵，李海，主要为体制内学者如北京\”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徐晓，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清华历史系教授秦晖，清华社会系教授郭于华，北影教授崔卫平，知名媒体人莫之许等。议题包括，六四真相，影响和意义，以及六四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进程及前景等，部分与会者更专程准备相关的学术研究论文。

与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虽然二十年过去了，作为个人从不曾忘怀，作为学者也深感有责任探讨历史：\”作为社会集体记忆，是要靠知识分子的呐喊，不断提醒，勇敢言说才能保存，而不喜欢的论点，那些自以为是的论点我们也很认真地对待。比如有些人说当初六四镇压时那些最高领导人说开枪用鲜血换来了二十年的稳定，你看二十年我们的经济发展，既然达到了效果是不是当初开枪也有一定合理性呢？这种观点我们觉得是没有道理的，但大家怎么看待这一观点，我们还是谈论得很严肃的。我们从不认为哪一方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所以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探讨六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尽管会前要用口耳相传的方法保密，会后被国保警察谈话，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张耀杰还是对这次可称史无前例的在首都举行的相关话题正式研讨会起到的作用表示乐观，并希望官方和民间都能克服恐惧，让六四逐步走出禁区\”首次应该是肯定的，至少有人站出来，已经开头去谈这个事情了，简单说是一种脱敏。总要有人敢说慢慢才会有共识，谁都不敢说，说了要把你怎么样的话，这个社会是不可能有文明的。\”

▲网刊《参与》5月20日报道：\”六四公民行\”启动，柴玲、方政等出席开幕式

 
柴玲、方政等跟公民行成员在一起

 

发表演讲的贵宾

 

公民行起步

（张清扬、翁艳锋拍摄报道）5月19日下午一点三十分，由公民力量、中国民主党、中国自由民主党和公民联盟等组织联合主办的\”六四公民行\”行动在波士顿市中心公园举行。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女士；六四学生、为救同学被坦克车压断双腿的方政先生；八九民运知识界领袖王军涛先生；广东地区学运领袖陈破空先生以及藏族、维族、台湾的代表到会参加开幕式。美国波士顿市政厅的官方代表、美国知识界代表也参加了开幕式。

当年回国参加八九民运的留学生、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先生首先向大会介绍了方政先生当年为了救同学被中共的坦克压断双腿的悲惨经过，他说：方政当年是北京体育学院四年级学生，64凌晨跟随队伍撤离广场的时候，中共的四辆坦克车突然从广场向学生队伍追出来。我亲眼看到，第一辆车发射催泪弹，第二辆车向人群扫射，第三辆和第四辆车向学生队伍碾压过来。方政拼命把一个已经吓呆了女同学推向路旁栅栏，自己被坦克车压断了双腿。

方政说：今天跟这么多朋友讲话，看到在美国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在纪念\”六四\”，非常高兴。你们有些人当时可能很小，不记得当年的事，但是没有关系，让我来告诉你们真相，让我们一起纪念\”六四\”，记住历史的真相。

柴玲女士也发表了演讲。她说：\”我这些年没怎么露面，但是今天我要来参加这个活动，为了当年我们一个亲爱的战友–他是为了救人而被中共的坦克车压断双腿的方正同学。20年前，年轻的大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要求自由和民主，但是政府没有答应学生的要求，拒绝跟学生谈判。他们用坦克车和机枪把八九民运镇压在血泊之中。许多人被打死打残、许多人被捕入狱，许多人被迫流亡海外，他们都在为民主付出代价。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将来你们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希望你们也不要忘记\”六四\”，不要忘记他们。\”

王军涛、陈破空以及台湾、西藏、新疆和美国的贵宾也发表了演讲。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的还有主办单位中国民主党主席刘东星先生、民阵副主席、民主党美东地区负责人唐元隽先生、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陈明先生和公民联盟主席曹金陶先生等。

集会由杨建利博士做总结演讲后，宣布\”六四公民行\”正式启动。杨建利先生首先骑车开始\”公民行\”。据悉本次公民行将有6个组织接力进行，5月19日开始，从波士顿、纽约、费城一路骑车进行，6月4日到达重点华盛顿D C，并举行六四纪念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0日报道：江棋生六四报告出炉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越来越多的民间人士出书或撰写文章纪念。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江棋生由今年农历年过后便着手撰写关于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却两度遭北京市公安局传唤及抄家。传唤内容主要围绕六四二十周年悼念问题，江棋生的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手稿也二度被抄走。

大陆的维权网星期二晚上将此份报告公布其网站上，本台记者星期三早上致电江棋生时，他尚未知道有关文章已发布：\”你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我今天一定睡得更好了，六四受害者已经受害20周年了，当局不愿意改正它的罪错，我个人作为一个六四受害者，当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把六四这一场很大的人权灾难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尤其是还在继续发生的后果，有必要通过事实告诉大家。\”

江棋生表示此份报告正文部份约有两万字，再加上附件数据，整份报告约五、六万字。主要内容包括六四大屠杀：官方血腥镇压八九民主运动；六四后的人权灾难：大抓捕、大清查；天安门母亲：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群体；六四良心犯等几部份，报告也介绍了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现况及出狱后及正在狱中的六四良心犯情况。

然而，面对海内外强烈要求平反的声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却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那场政治风波中共和中国政府早有明确定论。对此，江棋生表示：\”这不是很好笑吗，你说定论了就定论了吗？你们之前说搞计划经济，后来怎么不搞了？你开除刘少奇党籍早有定论，后来怎么又改了？早有定论算什么啊？这是错的定论就应该改，以避免以后再次发生六四这样的人权灾难。\”

江棋生特别提到他在报告中写到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每年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他说在维园中的点点烛光激励着他们这些六四受难者，让他们坚持六四必需平反的信念。香港各界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继续发起相关抗议及悼念活动。香港民主中国促进会会继日前举办纪念民主运动座谈会后，5月19日上午举行公民行，从香港立法会大楼步行到中央政府驻香港办事处进行请愿，要求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参与游行者之一、民主中国促进会成员吴大鹏向本台表示：\”这是为了配合今年纪念六四20周年，主要是配合杨建利的公民行活动。\”

民主中国促进会要求当局释放所有因为\”六四\”事件而仍然在押的人员；公开取消一切相关的黑名单；停止迫害纪念\”六四\”的人士，与死难者家属进行真正的对话；成立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六四\”真相调查委员会。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1日报道：马英九将发表有关六四新闻稿纪念六四20周年

在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在就职周年英文记者会上，首度正式回应记者关心的焦点：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记念日，马英九是否会用总统的身份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日子？马英九明确表示，他至今还是非常关怀六四天安门事件，届时会正式发表新闻稿。

马英九是台湾政坛极少数十九年来，用各种不同方式记念六四政治人物。去年当选总统后，采用报纸发表署名文章的方式低调记念六四。对于媒体质疑，他在倾力改善跟中国大陆关系的同时，会否坚持他自诩的\”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原则，坚守对六四事件评价的底线？

马英九表示，多年来人民支持他，把选票投给他，就是因为他\”始终如一。\”他至今还是非常关怀六四天安门事件，届时会正式发表新闻稿。

对于媒体要求，在六四二十周年的历史时刻，舆论要求无论对北京政权还是当年的学生领袖，都应追求真相。因此马英九政府也需要将一名常在台湾的天安门学生领袖，牵涉到陈水扁国务机要费丑闻的真相全盘告诉民众。马英九表示，因为事件发生在陈水扁政府时期，他也只看过检察官的报告，对有关细节并不是很清楚。

马英九还表示，如果双方都能找到一个适合的时间，台湾非常欢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到台湾访问。他还进一步解释，所谓最适合时间就是对双方都很方便的时间。

马英九说，尽管北京在台湾议题的立场上没太大改变，但策略已经有所不同，过去十年北京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最近则开始重视预防台湾走向独立，而非一味宣扬要达到统一的目的，已展现更大弹性。

至于两岸关系的未来会如何发展，马英九强调，台湾方面应该是台湾人民决定，或者是由下一代决定，他不认为这个问题这一代可以做决定。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2日报道：六四二十周年视频系列：专访鲍彤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鲍彤回顾了这个运动的意义，可能的影响，以及他感到的最大的遗憾。

鲍彤：我想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六四这段历史，尽管中国政府使用了一切力量，尽一切的可能企图使中国老百姓忘记六四这段历史。但是这段历史不可能从老百姓的记忆当中划掉，老百姓没有这么健忘。

他认为六四本来是个很好的机会，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进步，但中国的领导人错失了这个机会。中国人民当年提出反腐败的口号，可以使政府在政治改革上向前进步，很可惜最后因为镇压而使改革夭折。在镇压之后，中国的老百姓变成鸦雀无声，经济上的腐败变成遍地丛生。人民跟政府的鸿沟越来越深，这个鸿沟急遽地形成和扩大。这种做法使得中国本来有和平改革的希望给断送了，鲍彤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而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从过去的争取民主运动，转变到现在的全面维权运动，这种转变是反映了中国民主运动的进一步深化？还是战略的退却？也就是维护个人的权利？鲍彤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个退却，另一方面它又扩大了。

鲍彤：我想中国的维权运动其实是朝两个方面发展，从横的方面来说它是扩展，参加的主体增加了，老百姓要求政治改革。但是在政治改革夭折以后，经济改革也变质了。
现在人民的要求已经扩展到维护自己的生存权，维护自己的知情权，维护自己的信仰，所以令到参加的群众也扩展了。

但是鲍彤认为，实际上共产党的内部也需要维权，就如当年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们也需要维权，因为只有在正常的法律体制内，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从现在看，这种维权的重要性越来越清晰。至于近来引起国际关注的零八宪章，至今仍遭到监视的鲍彤表示：

鲍彤：本来零八宪章是给中共的领导人一个新的机会，来配合民众的要求，使中国在一种顺利的，和平的环境下进行改革，来完成中国的社会转型，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零八宪章对于任何一个个人，国家都像是吃饭，穿衣一样平常。

但是鲍彤认为很可惜的是，这种主张到了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就变成了是异端。鲍彤回想当年七十年代末期就是因为环境比较宽松，什么话都可以说：说毛泽东不好的话可以说，说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不好的话也都可以说。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言论自由，推动了八十年代国家领导人的改革开放。他认为只要有开放言论自由这一点，就可以让中国平稳地进行政治改革。鲍彤强调任何一个政治社会都需要这样一个阀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阀门，社会就会变得很可怕。

访问最后，问鲍彤如果有机会见到胡锦涛，会和他说什么，建议什么？他说只想讲一句话，就是：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以后的事情你应该重新有所打算。 \”

鲍彤相信胡锦涛现在一定也有自己的困难，面对这种困难他不要求胡做什么事，只要求他不要动用国家机器，用坦克，用冲锋枪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

▲网刊《参与》5月22日报道：《历史的震撼–天安门事件实录》纪录片首映式新闻发布会邀请信

为纪念天安门事件爆发二十周年，秉持\”保存历史真实，总结经验教训\”的宗旨，由《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中华发展基金会》、《中华学人联谊会》等组织发起拍摄的《历史的震憾–天安门事件实录》大型历史纪录片，现已完成后期制作。该片分为\”精致完美版\”和\”简易袖珍版\”两个版本，兹定于5月24日（星期日）举行该片\”简易袖珍版\”发行的新闻发布会。

该片在忠实记录\”天安门事件\”真相的基础上进行反思与展望，把这一历史悲剧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中考察，置于人性追求与制度弊端的矛盾中考察，置于不同阶层的不同视角中考察，真实、理性、客观、前瞻地反映了此历史事件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的重大影响。

发行此历史纪录片的目的，旨在为子孙后代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历史真相提供翔实记载，使这一震惊全球的六四惨案不被歪曲、抹杀和遗忘，使其作为历史的鉴证，前车之覆，后事之师，展望未来，警钟长鸣，以避免人类再次发生此类大规模屠杀悲剧。

此大型纪录片的总制片人和总策划人是《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执行主席陈一谘先生。

特邀各爱国人士、侨界名流、民运团体、知名异议人士和各大媒体出席新闻发布会。

欢迎侨界各团体、各组织及崇尚正义民主的各界人士踊跃与会，共襄盛举。

会上将放映并大量发行此\”简易袖珍版\”六四光盘。

时间： 2009年5月24日 （星期日）下午 1点—3点30分

地点： 41-25 Kissena Blvd  1楼   101室

Flushing, N Y 11355  USA  (《中国民主报》会议室)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23日报道：海外民运人士制作六四纪录片

在六四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制作了纪录片《历史的震撼–天安门事件实录》。

该片编导、前学运领袖王军涛表示，他们将于周日（5月24日）在美国推出纪录片DVD光碟版并在全球发行。

王军涛说，他希望光碟稍后能够在香港出售，使其有机会进入中国大陆。

王军涛介绍说，这部纪录片是去年由\”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发起拍摄的，斥资10万美元，制片人是赵紫阳当年智囊、流亡美国的陈一谘。

这张DVD光碟是为在六四20周年之前推出影片而专门制作的简易版，完整版稍后将于年底前推出。

简易版长度40分钟，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主要是结合民运期间的各种事情，论述事件的因果关系。第2部分是分析性探讨。一些学运人士和学者对时任总理李鹏所说学运有外国势力混入以及学运违法进行反驳。

完整版长度近2小时，分为5大部份：天安门母亲的悲情，天安门事件的起因，过程，启示，反思。

影片采访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丁子霖、营救民运人士的香港\”黄雀\”行动的参与者，以及多名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3日报道：旅英民运人士及国际特赦将共同举办六四20周年活动

旅居英国的民主人士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国际特赦）将共同举办一系列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参与组织纪念活动的英国民阵的发言人金露西在星期五表示，六四20周年是非常重要的纪念日，而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89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她说：她表示真理和真相不能被坦克所抹煞。

金露西指出在伦敦的纪念活动里，除了旅居英国当年参与六四学生民主运动的邵江，以及六四难属夏泽，也特别邀请当年在天安门上的民主人士吴仁华和40多年前文革期间写信给毛泽东，直言批评文革《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而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而坐牢20多年的留德学者王容芬。英国民阵的金露西说：

金露西也表示，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而在六四的结不能打开，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往前进步。纪念六四是一个重要的全民族的反省，也要让世人看到，伤痛仍然没有愈合，是因为中共没有放下手里仍紧握着的屠刀。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3日报道：欧洲国家的中国民主党将会联合举办六四20周年活动

人权、民主，推翻共产党极权专制，在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后，开始成为中国异议人士追求的第一目标。为此，在欧洲各国国家的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各自成立了很多组织，其中以中国民主党作为称号的最为普遍。但是这些组织都是分立的，然而记者获悉，今年六四，欧洲一些国家的中国民主党将会联合举办互动。为此，记者采访了法国中国民主党负责人吴江主席。

\”这次呢，我们欧洲的几个国家的中国民主党准备联合起来，举办六四二十周年活动。我们准备在法国巴黎举办这次会。这次是欧洲几个中国民主党第一次联合举办纪念六四的活动。\”

有关这次联合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介绍说，

\”有中国民主党英国党部，中国民主党尔尔兰党部，中国民主党荷兰党部，中国民主党德国党部，还有我们法国中国民主党联合举办活动。在五月三十号下午在法国巴黎十三区举办这个活动。具体的形式是我们主要的是举办一个研讨会。\”

关于这次为什么这次会联合举办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活动，吴江主席说，

\”主要是我们感到二十周年的日子特别重要。中共这二十年来在中国践踏人权、剥夺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到了无法无天，到了顶点。中共已经比黑社会还黑社会，中国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所以欧洲及各民主党一致要求，我们这个活动一定要联合在一起，并且要搞好！\”

关于这次纪念活动，他们已经公开在媒体上发布了公告。在公告中，他们列举了中国这二十年来对于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对于中国环境、道德的毁灭，以及共产党集团利用权力的腐败行为，公告呼吁中国民众，早日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家园。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24日报道：香港亚视播六四 回顾历史引反思

香港媒体说，在近两年鲜有制作六四纪念专辑的香港亚洲电视台，周六（23日）播出六四事件专辑《\”六四\”20周年》，首辑播出后引起关注。

该电视专辑节目访问了多名经历六四的学生、作家、学者和工人，回顾和评价六四。

多名当年亲身参与这一历史事件的受访者既有否定，也有肯定北京当局对六四事件的定性。

回顾六四

节目穿插了当年坦克入城、学生中枪、王维林孤身挡坦克等画面，节目有提到\”流血\”和\”武力清场\”，但未见\”屠城\”或\”屠杀\”字眼，节目旁白则以\”风波\”形容六四事件。

即将在今年9月前往台湾政治大学担任台湾当代史讲师的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在节目中批评中共当局隐瞒事实。

王丹在节目中说：\”再谈论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已没有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长安街上死了很多人\”。

香港明报评论说，曾被网民称为\”中央10台\”的亚洲电视能够播放王丹这些敏感讲话，\”和去年相比已有极大对比\”，因为亚视在去年六四前两天，还在播放\”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和谐社会颂神州音乐会\”。

反思六四

在节目中，当年曾与侯德健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入城解放军多次交涉，准备让学生撤出广场的周舵说，\”有人懂得妥协，但谁出来说要妥协，谁就是叛徒，就会被大家骂得狗血淋头，包括王丹、吾尔开希\”。

关于天安门广场前的死亡人数，周舵说\”不用多作争论\”，他称大家要反思\”这场正义的运动为什么失败得这么惨\”。

亚视六四特辑据报是由新闻部高级副总裁梁家辉和副总裁谭卫儿亲自制作。梁家辉在节目中担任旁白。

据悉，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将亚视的六四节目封杀。深圳的有限电视周六晚11点用旅游特辑，屏蔽六四专辑。香港新闻中有关六四的报道同样被过滤掉。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24日报道：民进党将提案促中国平反六四

台湾主要反对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将在周一（5月25日）提案，要求通过敦促中国尽速平反六四事件的决议。

如果决议通过的话，将是台湾的立法院首次呼吁中国平反六四事件。

民进党党团在提案说明中表示，过去的20年来，中国当局多次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理由，坚持将六四事件定性为\”反政府、反党、反改革\”的阴谋颠覆行为。

该党表示，未能跨越六四事件的障碍，将会是中国自豪于\”崛起\”时最深的一道缺口。

民进党呼吁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勇于正面承认处理六四事件的历史错误、停止逮捕和监禁异议人士，推动中国民主进程。

该党说，中国应该尽快平反六四、承认武力镇压人民的历史错误，为两岸真正和谐交往创造条件。

民进党还指责台湾总统马英九从1998年担任市长开始，年年对六四都会发表纪念专文或者讲话，强调\”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但是担任总统之后，却态度\”前倨后恭\”，明显地是骗选票。

执政党–国民党方面则表示，如果民进党的提案符合基本人权，国民党不会反对，但是如果民进党是为了\”意识形态政治操作\”，国民党就不会附和。

●\”六四\”临近，中国当局加紧监控敏感人士，封锁网络

▲网刊《参与》5月18日报道：政府不许公民行，李国宏被截回重庆

维权人士、中国公民行发起人李国宏先生5月15日在距离湖南20公里的地方被拦截，由重庆市政府出面接回重庆，5月16已经回到家中。

5月17日，记者电话采访了李国宏先生，李先生说：从这次公民行开始，广东警方就严密关注，曾两次跟我接触，了解我的思想动机。后来公民行的消息被网络报道，有关方面感到了压力，频频给我的太太和亲戚施加压力，要求我放弃这次公民行。

对这次公民行，李先生表示并没有彻底放弃，而是暂停，重庆政府方面的建议也是暂时回家休息一下，照顾一下家属和亲人。

谈到这次公民行的主旨，李先生认为，公民行的意义并不是要在政治上示威，而是要在法治和人权领域彰显公民的权利意志，让国家和人民乃至世界舆论重视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

李国宏先生举了自己的例子：2007年我到中原油田帮助职工依法维权，一下火车就被拘留，随即被劳教。我到法院起诉，5月10日二审法院下来终审判决，仍然是维持原判。国家机关以司法手段公然侵犯人权、践踏法治，对公民权利的蔑视以至于斯，这难道不是在损害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利益么？

李先生最后说，中央领导人提出保护人权、建设法治国家、和谐社会，这种理念非常不错，但是，现实恰好相反。我们看到的漠视人权、践踏法治，这种言行不一的统治模式，怎么可能指望有真正的和谐和稳定？

权利是争取来的，不是恩赐的，这是公民行的另一重含义。

据悉，李国宏先生正在调整下一步公民行的计划，他说：\”公民行是一种维权的方式，我绝不会放弃！\”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9日报道：贵州民间六四座谈会被禁 周勇军案莫少平代理

随着六四事件20周年纪念日来临，大陆民间人士举行的纪念六四活动，令当局高度关注。贵州人权人士本月起，举行纪念六四座谈会，却遭到公安人员干扰。上周五因出席座谈会、被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传唤的异见人士陈西，星期一对本台表示：\”最近比较紧张，我们从这个月一开始，搞纪念六四20周年的座谈会，8号（星期五）还算正常，当地公安知道消息以后，上个星期五（15号）出动大批人马，把我带到市公安局，传讯六个多小时\”。

陈西说，公安向他了解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及他们联系方式等相关情况，而当天的活动有近三十人参加，包括李任科，申有连，吴玉琴、全林志等。不过，座谈会受到公安的干扰：\”他们严阵以待，在我们活动的地方，看着我们，除了我被带走以后，杜和平先生也被带走了，不让参加这个活动\”。

本台当天无法联系到杜和平本人，而另一名当天不顾阻挠出席活动的申有连表示，公安为了阻止他，扭伤他的手：\”我要坚持去，他们就扭住我的手，把我的手也扭青了，后来在我坚持下，还是让我去参加星期五我们的活动\”。

六四临近，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本月初曾表示，中国正加紧监控人权活动人士。申有连还表示，本月初，他和莫建刚、黄燕明等到郊区旅行，下山后，他们三人都被公安带走：\”我和莫建刚和黄燕明就被他们强行带走了，抓到公安局去，我和莫建刚都被他们打了，一直到深夜三点多钟才把我们放出来\”。

而八九民运时担任北京高自联主席的周勇军于去年9月30日，经香港罗湖口岸进入深圳时，被秘密拘捕，日前被从深圳转移到四川遂宁看守所，其姐姐周淑芬告诉记者，她最近刚给弟弟送了点物品：\”今天上午刚跟他们打电话，他们说办案的不在，办案人员王波在搪塞，推脱我\”。

周淑芬表示，她已委托北京的莫少平律师为周勇军的辩护人。莫少平证实，正在办理委托协议：\”我们把有关委托手续先寄过去，她说已经签完字了，可能今天应该到（律师事务所）\”。

据了解，周勇军家人是从监狱获释者口中，获悉被关押的消息，此后多方查询，但官方都拒绝证实。最近家人获悉当局以所谓的诈骗罪对周勇军立案。

对于当局长时间不通知周勇军家人，莫少平表示，他是从周淑芬那里得知周勇军被抓情况：\”就被深圳那边警方抓了，一直没有通知亲属，也不告知关押地点，也没有告知涉嫌罪名，如果这个属实的话，那么这个肯定是不符合中国大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

周勇军是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人，1985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他是1989年5月，在北京大会堂前下跪的学生之一，曾担任北京高自联的主席。他于1993年2月去美国，1998年12月回国被抓捕并以\”偷越国境罪\”判处劳教3年，2002回到美国，去年再次回国被捕。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2日报道：公安阻纪念六四聚会 羁押贵阳多名异见人士

在距离六四二十周年不到半个月的倒数时日里，海外各界纪念六四的活动已经展开，而大陆当局则加强了对各地异见人士的控制。星期五中午，贵阳的几名公安到陈西家要他带换洗衣服，然后把他带走，并向陈西的妻子张女士表示，这是上面交待的任务，何时送返他们也不清楚。

张女士当天下午对本台表示：他们来我们家敲门要带陈西走，陈西不理他们，他们就把我家水电断了，我就问他们这是和谐社会吗？你们找陈西，为什么要断我们家的水电。我说，我的水电不恢复，你们几个都不能走，我现在就要看着你们恢复，他们背着我把它恢复了。陈西把他的换洗衣服都收拾好之后，他们就带他走了，我就问他们，你们带他去什么地方，有什么理由没有？他们说不知道，这是上面安排的，我说是不是六四要来了，要去躲一躲。他们也没说话，就把陈西带走了，到什么地方，多久回来也不说。

而另一位申有连则被公安带到郊外一个山庄。他周五下午对记者说，我被控制在贵阳市郊的一个山庄，他们叫我在这里喝茶，目的就是不让我去参加今天下午纪念六四的会议。他们明说了，今天就把我软禁在这里，现在情况还不清楚，一个教导员开会去了，有两个人在这里看着我。

据了解，黄燕明和廖双元上午也被公安带走，到了下午临近两点半聚会，有更多人被控制起来，如杜和平，陈德富等。

廖双元的妻子吴玉琴在下午三点半在聚会地点表示，虽然更多的骨干力量被公安控制，但是他们仍然有二十几个人来到聚会地点座谈六四。

吴玉琴说，莫建刚电话打不通，陈德富也被跟踪，杜和平，李仁高也被他们控制住了，现在到现场的有二十多个人，我们在长廊里，他们在一间房子里为我们拍照，有十多个国保，他们穿着便装，还时不时地走过来听我们说些什么。

另一位参加座谈会的张明珍对本台表示，当局虽然控制了座谈会的骨干，但是却不能阻止会议的正常召开，控制不了他们要求民主、人权、反腐败的理念。

她说：把陈西，把一些年轻的一些人带走了，剩下我们大多数老人，想削弱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剩下的二十几个人还是继续讨论，继续纪念六四，因为六四的学生为民主，为人权，反贪反腐是对的，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想不通，我们没有犯法，六四是对的，六四的学生是正义的。

▲美国之音（VOA）5月23日报道：六四前夕中国加紧异议人士的监控

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中国加紧对异议人士的控制。广西警方威胁异议人士说，如果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就断绝他们的生活来源，让他们无法在\”国内混\”。

中国民主党成员李志友5月22号中午被广西贵港市国保警察带走，对他进行长达六、七个小时的盘问。李获释后一直不敢回家。他对记者说，天黑前他被释放了，便衣警察还一直在跟踪他。他于是四处躲藏，不让家人受到惊吓。

他说：\”中午的时候带走了，到了下午差不多天黑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放了，那么一直有人跟踪，他跟着我，硬是跟着我，那么我就不想给我家里面的人带来···怕他害怕，我就一直没有回家，一直在到处躲躲藏藏。\”

就在李志友接听手机时，便衣警察还在跟踪。李志友说，警察为了把他带走问话，还编造理由，说他的电动车来路不明。但一到警察局，问话的内容立即转变。李志友说，警察警告他不要同海外人士联络，不要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否则就让他无法在国内混下去。

*警察：如参加活动就让你无法生活*

他说：\”不准跟海外的任何人联系，也不准写攻击性的文章，更加不能在六四这一段时间参加任何活动，包括纪念活动和其它一些纪念六四的方式。他很明确地警告我，参加活动的话，以后你做任何事情，可能你不会做得顺利，你想在国内混得话，我看就非常难了。他说，你信不信？我说，我绝对相信，因为这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李志友近期在网上经常发表文章，批判官员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前不久广东副省长在会见香港立法会考察团时拒绝回答六四问题，李志友就批判说，这位副省长只谈经济合作，不谈六四，就是因为六四已经成为中共不敢揭开的伤疤。他说，自己经常受到警方的追踪，全家人四处躲藏，最近从桂林转到桂港市居住，还是无法躲开警察。

贵港市公安局值班人员在回答捐记者寻问时说，这种问题要问具体的业务部门，如果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的话，他也无法找人。\”公安局这么多部门，是哪个部门呢？懂吗？\”

*六四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李志友没有透露，他是否还准备参加纪念六四活动，只说中共在国内加紧控制，但六四的影响力早已跨出国门，中共无法控制六四成为世界关注的议题，这让他感到欣慰。他说：\”这个时间以后，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们一直在隐瞒。国外他已经无法隐瞒得到了，那么主要是控制我们这些在国内的民运人士，要控制在很小的范围以内，不要影响很大，那么在今年又举行60年中国国庆，他们担心会有太多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个局面是很难得到控制的。\”

贵州异议人士李任科说，广西警方不久前还拘留了异议人士荆楚。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广西的人权状况值得外界关注。

▲美国之音（VOA）5月23日报道：六四前夕中国加紧对互联网的控制

在\”六四\”二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当局加强对一些民间的互联网站进行攻击和打压。最近，又有一批民间网站被当局勒令关闭或改名。

2009年对于中国当局来说是一个\”敏感时期\”众多的年份，因此维护稳定也就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自从年初中国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和公安部等七部委发起所谓\”一项净化网络文化环境的行动\”即，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开始，打压境内外互联网的浪潮便此起彼伏。

在\”六四\”二十周年即将到来前夕，中国又有一批民间维权网站遭到打压。有的被勒令关闭，有的被强迫改名，还有的网站由于服务器在海外，而被中国当局雇佣的黑客攻击。

*\”维权中国网\”被迫改名*

中国网民喜欢的\”维权中国网\”在今年4月份被中国信息产业部把网络备案证书退回，理由是该网站的名称中不得含有\”中国\”字样。有维权人士表示，维权中国网曾发表过对中国官员腐败的尖锐评论。现在，\”维权中国网\”已经被迫改名为\”百姓之声网\”。

另外一个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网\”的负责人刘飞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中国民间维权网站受到中国政府打压的现状。刘飞跃说，中国很多维权网站和一些异议人士的网站和博客由于刊登一些抨击中国政治体制、批评官员腐败还有呼吁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文章而被当局认为是造成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因此，这些网站时常被网络警察监视，受到政府雇佣的黑客的攻击，甚至被彻底关闭。而且在关闭网站时，往往也不给任何理由。

*\”民生观察网\”受到黑客攻击*

刘飞跃说，\”民生观察网\”在2001年成立仅1个月就被当局关闭。他说：\”民生观察网，我们主要也是报导维权和一些相关的人权的案件。所以当局一直对我们挺不满的。所以对我们的网站，特别是前段时期，网站一直受到攻击。当然，现在这个攻击仍然存在。所以（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的网站打开啊各方面就很慢。民生观察网甚至被对方攻击瘫痪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刘飞跃表示，当局对互联网的攻击和打压是对通讯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限制，同时也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一种打压。他们希望把所有他们认为可能会影响稳定、对他们不利的消息全部封杀下去。这种情况在所谓的\”敏感时期\”就更加严重。

但是，刘飞跃指出，当局封杀网络的做法并不能真正起到封锁消息的作用。而这么做只能使中国政府丧失道义上的支持。他说：\”当局这样做，并不能够达到它的目的。特别是互联网这一块，它属于(高)科技领域。虽然你可以对某一个网站在一定时候进行攻击，造成一定影响。但是高科技嘛，有封锁也有反封锁的手段。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和技术可以突破封锁。所以国内的民众越来越能够获取真实的信息。\”

中国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迫于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短暂放松了对互联网的管制。但是到2008年12月，中国恢复了对一大批境外网站的封锁。特别是从今年1月份以来，中国当局开始再次大规模清理互联网。像以往那样，中国当局以净化网络环境、清理网络色情内容为借口，关闭了很多被认为含有\”敏感内容\”的的网站和博客，其中最知名的当属\”牛博网\”。而后来，为了抗议当局封杀网络、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由网民创作的《草泥马之歌》迅速在网上流传。

▲多维新闻网5月24日报道：中国所有敏感人物，全部都在监视之中（摘要）

\”六四\”20周年来临，中国当局百倍提高警惕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值得欣慰的是，与\”六四\”相比，现在拥有了全方位、全天候监控民众的学习、工作、生活、交往的现代化技术手段。

\”文革\”后掌握中国最高层实权的邓小平，坚决否定了当时一批异议人士所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现代化\”（民主化），但却在实际上提出了自己的\”第五个现代化\”，即\”统治手段现代化\”–换句话说，就是全方位、全天候监控民众的学习、工作、生活、交往的技术手段的现代化。

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统治手段现代化\”的又一次大跃进良机。当局为了确保奥运万无一失，动用了大批人力，更动用了大批资金添置了各种侦查设备–反恐是一个最好的理由，为了反恐，当然可以不惜重金。究竟这些设备是用在反恐上，还是用在对各类\”敏感人物\”上，是不会有人来追索的。

到\”六四\”20周年的时候，当局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所有敏感人物，全部都在监视之中，而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地扩大。

●\”六四\”亲历者谈\”六四\”

▲苹果日报5月20日报道：被坦克辗断双腿，学生方政忆述经历

在六四事件中被解放军坦克辗断双腿的方政（图），前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办公大楼举行记者会，忆述20年前的亲身经历。他希望更多人知道当年真相，有正确的判断，最终正义能够战胜邪恶。

 
被辗断腿学生忆述经历

方政当时是北京体育学院大四学生。他忆述6月4日清晨的情况：\”当时的学生已经和平有秩序的撤出，是在回学校的路上，坦克不知得到甚么命令，在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从身后快速向我们衝杀过来。\”他为了保护同校的女学生，双腿被高速行驶的坦克车辗过。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1日报道：六四廿周年 方政追述坦克碾断双腿

方政曾在1992年全国伤残人运动会上，获得标枪和铁饼两项冠军。但是因为六四致残的事实，在他答应即使外国记者问起来也不说的情况下，仍被迫退出94年的远东和南太平洋运动会，从此再无机会参赛。

方政回忆，89年学生在有秩序的撤出天安门广场时，还不认为军队会开枪，以为自己的和平方式不会招致暴力对待。他在距离广场800米的六部口被后面驶来的坦克追上，压断双腿。

方政说：\”坦克从东向西过来的，是从后背过来的，而且速度很快，在来之前它放了毒气弹。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能接受也不可思议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收到一个什么样的命令。 中国人说子弹不长眼。也许子弹的枪伤或者误伤他好解释，但是坦克他是有人驾驶的，他可以拐弯，也可以停下来。但是他没有。在这个路段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受伤。事后知道，有很多学生，都是从广场撤出来，被压死的。也有和我一样被压伤致残的。\”

方政被辗转送到积水潭医院，医院器材、抢救的人手和药品、血浆都供应不上，而且人满为患。手术后他和许多伤者睡在医院会议室的地上。

方政的叙述唤起了在场经历过六四的民运人士的回忆。律师高光俊说，他83年到北京时，感到当地人在中共统治下冷漠而顺从；经过六四之后，对北京市民的看法完全改观，十分感动。民运人士宋书元讲述了北京市民用平板车和自行车救助学生的情景。

宋书元说：\”推平板车的人很多呀，疯了一样的。当时骂呀。当时地上滴答滴答都是血迹。\”他说当时北京一所中型的医院邮电医院，就有67人死亡，还不算重伤。

王若望的夫人羊子女士感慨的说，二十年了，当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仍未改变。羊子说:\”这个体制就像粪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六四后在国内逃亡，后被判刑13年的王军涛说:\”89年连中共的总书记都不敢杀人，但是现在，村官、片警、城管这些没有执法权力的人都可以随便杀人，不受追究。\”他建议，今年要追查凶手，首先从驾驶坦克压过方政的凶手查起，建立良知的舆论压力。

原社会科学院政治改革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特意驱车来看望方政。他说:\”真正的元凶还是邓小平。这件事情过去二十年，很严重啊。全世界的愤怒，北京不是看不到。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胆怯。他什么本事都没有。这件事情他没有表示的话，是根本过不去的，今年过得去，明年也过不去。\”

方政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在淡化，想让人们遗忘六四，把血腥屠杀说成风波。他希望把自己的真实经历讲出来，拒绝遗忘。

▲德国之声5月22日专访：六四亲历者万润南见证历史

20年前，中国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还屈指可数，而专营高科技业务的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就是其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八九年五月20日北京实施戒严状态后，政府同大学生形成严重对立，军队在近郊待命，大学生则誓言保卫天安门广场。万润南曾试图缓解局势，他一方面发动倡议，呼吁人大召开紧急会议以宪政手段解决危机，另一方面，他极力规劝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以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那么，20年后，万润南又是怎样看待当年那段历史的呢？

德国之声：万润南先生，八九年的民主运动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周年了，您作为当时的亲历者，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您现在心情怎么样呢？

万润南：我觉得还是一种平常心态，所谓平常心就是说二十年我们所坚持的当时的那些诉求依然没有变。当时希望推进政治改革，希望反对腐败，希望政治更加清明，社会更加公平，这些基本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而且有些问题甚至更严重了。这个贪污腐败，今天中国的腐败跟89年的时候比，那又是上了好几个数量级。当时的社会的不公平，现在更加厉害了。经济是发展了，但是政治改革严重地迟后了。所以我想我们当时坚持的那些理想，要求都没有变。

德国之声：您刚才已经讲到了，一个是理想和诉求没有变，一个是中国的腐败问题，社会公正上存在的这个差异要比二十年前更严重了，那么您觉得为什么二十年前会发生这样的学生运动呢？

万润南：我想这个是在改革，在一个转型的关头，就是说经济改革了，引起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包括腐败问题，包括分配不公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不是经济改革本身能解决的。它必须要有政治改革来解决，其中包括当时像《阳光法案》：颁布的财产应该公布，许多所谓的经济案件要追究。在这些方面当时引起社会的不满意，而且当时有很好的应对办法，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转型机会。可惜最后是用一场暴力，把这样的要求镇压下去了。而这些正当的要求，社会公正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形成了今天中国这样畸形的局面。一方面经济畸形的繁荣，另一方面政治改革严重的迟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一直压制着。我想这样的话对今天的领导人来讲，对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来讲，这个都不是个办法。 政治的问题还必须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了二十年前的那场暴力镇压，您在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中主要做了两件工作，一个是您希望能召开全国人大的紧急会议讨论时局，另一个就是您在二十年前的今天召集学生代表，劝他们尽快撤离广场，以避免政府采取暴力手段。历史当然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如果当时您这两件事做成的话，结局会很不一样吗？

万润南：我当然会认为很不一样。因为解决问题必须是在法制的宪政规范的范围里头解决，这才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因为人大是国家体制当中的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国家有问题，当然应该人大来讨论解决，而且当时具备了这样一种环境和气氛，同时当时人大委员长万里而且也是给予了积极呼应，最后甚至不允许他到北京，在上海就被软禁了。所以完全是用一种暴力终止了宪政程序的实行。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做到学生理性地，及时地退出广场，人大按照议程来开会，那么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会产生非常不同的一种局面。我们当时提出这些想法也不是说偶然的，当时我在四通不光是从事经济方面的努力，我们办的企业应该说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因为我们用五年的时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企业，在私营企业里是最大的，而且在电子行业里是最大的。当年我们这方面的成就今天就不说了。而且我们还关心社会问题，专门成立了四通社会研究所来讨论政治改革的相关问题。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安全通道，就是最有序的，有效的渐进的一个办法。因为你知道在中国今天有宪法规定的人大，但是它只是党的一个工具，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宪法上规定了人大的权力，所以当时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要让人大这个橡皮图章逐渐得硬起来，真正成为一个宪法里头赋予它的这么多的责任和权力的机构，在这样的一种宪政体制里头，按照宪法规定的权力来逐步的落实这些问题，这是政治改革的最好的办法。如果当时六四这件事情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了，实际上就使得人大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真正的起到了作用。所以当时这件事情没有做成功，我认为是非常可惜的。而且当时是赵紫阳主持，我认为他的头脑是清醒的。

从他发表的许多谈话来讲，第一他反对镇压，第二他主张搞《阳光法案》，而且说公布财产从他开始，查经济案件从查他的儿子开始，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而且万里先生当时在海外也接着要赶回去，发表了一些很开明的讲话，做一个很好地解释。但是这个解释也需要当时的学生运动来配合。你不能让镇压派找到理由，你不能让改革派逼到墙角，没有办法。而当时应该说学生没有能够及时地配合党内的改革派，使得这场镇压发生了。所以一个反对运动不能够只有踩油门的，没有踩刹车的。

德国之声：我对您的理解就是您觉得这场89年民主运动的失败，主要还是应该归咎于学生的激进，可以这样理解吗？

万润南：不是。我们这个主要是从检讨我们自己来讲。当然，从根本上讲失败，那是共产党内的保守派，镇压派，他的顽固，最后用了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和平的，理性的这场运动。这个是根本原因。

德国之声：89年6月您开始在国外流亡以后曾经说过，共产党气数已尽，已经维持不了很久了。但是两三年以前您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共产党\”气数未尽\”》，是您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吗？

万润南：这方面我写过一系列的文章，我想在分析共产党为什么气数未尽这篇文章里，我详细讲了为什么是这种情况。讲到共产党在89年以后的几种应对的办法，软得更软，硬得更硬，在软后面的硬。实际上共产党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原来的共产党了，可以说原来的那个共产党已经气数已尽，就是说那个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成为精英的权贵阶级，社会精英的利益代表者。它对资本家的服务，对有钱人的服务，权钱的结合已经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所以我讲所谓\”三个代表\”它的意义非常强大。共产党原来是讲代表劳苦大众，代表无产阶级。现在这个共产党还是当时那个共产党吗？现在它代表的是有钱人，什么叫代表先进生产力，其实就是代表了有钱人。什么叫代表先进文化者，其实就是代表文化精英，知识精英。实际上共产党从一个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变成了一个权钱结合的以执政保证自己这份权力为目标的这么一个集团。

德国之声：您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胡锦涛不仅是同学，而且当年还曾经有过很深厚的个人友谊，您个人是怎么看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以后中国的政治走向的呢？

万润南：按照共产党未来的人，就是每个共产党里头的成员都是这台党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不是说某个人能够改变什么，就是说胡锦涛改变不了共产党，而共产党可以改变胡锦涛。必须是成为党的机器的一个忠诚的，工作得非常好的齿轮和螺丝钉，他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任何想有自己想法的，最后都被这个机器所排斥在外。胡耀邦有自己的想法，最后被清除出去。赵紫阳也有自己的想法，最后被清除出去。所以今天的胡锦涛只好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只有党的想法，所以他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学者、评论家撰文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学者钱理群教授在北京六四研讨会发表论文《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摘录）

毫无疑问，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是贯穿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根红线，是运动的基本诉求，被认为是迫在眉睫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和突破口。

于是，我们注意到以下事实：早在1989年2月首都科教界人士致中共中央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就提出\”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这是安定团结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并提出了\”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的预警。在4月22日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游行中所提出的主要口号，一是\”惩办贪官污吏\”，一是\”新闻要讲真话\”。5月1日，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发表《对话要求声明》，提出的主要诉求，是\”反贪污，反腐败\”和\”尽快出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同日，《上海市高校联合会公告》也明确宣布，他们的\”纲领\”是\”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支持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民主进程\”，\”目标\”是\”1，结社自由，我们的组织应是合法的；2，游行自由，废除限制游行的条例；3，新闻自由，开放报界，解除报禁，如实报道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4，出版自由，允许私人办报\”。5月4日，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发布的《五四宣言》，重申其基本立场：\”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能得到保障，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同时又提出\”学生积极参政，坚持要求与政府对话，促进政府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5月16日，首都知识分子大游行，在所发表的《五。一六声明》里所提出的主要政治主张有三条，一是\”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秩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二是\”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并非教育，而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党和政府应该吸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要求，果断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三是\”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实行新闻自由，不准民间办报，一切关于开放改革的愿望与允诺只能是一纸空文\”。宣言最后号召：\”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以上具有纲领性的文件表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实际上是1978–1980年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延续。如前文所述，1981年初邓小平下令宣布民间刊物与组织为非法，从而将政治体制改革悬置，其结果就是《五。一六声明》里所分析的：\”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腐败，这不仅吞噬了经济改革的成果，还动摇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正是\”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样，1989年民主运动所要完成的，正是九年前被迫中断的历史任务：发动民间的力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相互结合与制约。而\”发动民间力量\”的关键，就是要\”还政于民\”，保证宪法所赋予的人民权利，而居于首要地位的，就是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的权利，因为唯有拥有这些基本的权利，人民才有可能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真正享有改革的成果，成为改革的主人与受益者。因此，争取\”五大自由\”成为1989年民主运动的两大中心口号之一（另一中心口号是\”反腐败\”），就绝不是偶然的。

而且，仔细考察1989年民主运动的全过程就可以发现，对运动的发展和结局起到关键作用的，是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自然为参与运动的学生及其领袖不能接受，并不可能退让，同时，更起到了动员全社会参与的作用，学生运动由此而发展为知识分子、工人、市民、国家公务员广泛参与的全民运动。其实，《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那是反右运动的发号令，而1989年的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将\”闹事\”的学生和支持者视为\”右派\”，他判断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这就是又一次右派\”进攻\”。但1989年要发动\”新反右运动\”，就不可能如1957年的毛泽东时代那样，一呼百应，时代毕竟已经不同。四二六社论引发的只是一片质疑；更重要的是，人们因此更看清了体制的弊端：它可以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随意地歪曲事实，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任意宣布在民主秩序下产生的群众自治组织为\”非法\”，并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横加罪名。无情的事实，使人民终于懂得，如果不能充分地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自由，自己就处在一个随时可能被宰割的地位，于是起而反抗。这就是为什么

四六二社论发表以后，反抗的民主运动的诉求越来越集中到要求\”五大自由\”这一点上，而且越来越多的各阶层的人都走上街头，声援学生，更为自己争取自由的原因所在。同时，北京知识分子、工人也成立了\”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更进一步组织起来，到运动后期还成立了\”首都各界联合会\”。这样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各阶层广泛参与和行动的自觉性和坚决性，是1957年和1978-1980年所发生的前两次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所不具有的。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中国各阶层人民（而不只是少数先觉者）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开始自己起来斗争。特别是群众自治组织的出现，更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必须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学者徐友渔在北京六四研讨会发表论文《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摘录）

从1989到2009的20年间，中国人也有一以贯之、坚持不变的东西，这就是非暴力的、理性的、渐进的变革方式。

非暴力抗争是1989年民主运动坚持始终、毫不动摇的原则，认同、提倡和坚守这个原则是那场运动的一大特色，来之并非容易，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暴易暴是不变的法则，而在民间，以\”替天行道\”为理由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深入人心；对于这一代年轻人，由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经典著作\”的熏染，要摈弃暴力，寻求对话，考虑妥协，是需要头脑和勇气的，\”八九\”一代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反思和批判正统意识形态的结果。

这20年来，人们对非暴力原则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入，经历\”八九\”洗礼的一代人在协助基层维权活动时宣传并坚持这一原则，并将其与通过司法手段维权结合起来，这对于近年来维权活动的成功和健康发展，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八九\”之后，中国思想的一大突出转变是告别原有的革命和激进的意识形态，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具有长远意义。但是，在思想的发展中，另一种倾向也在急速地孳生蔓延，这就是犬儒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群众运动被镇压和紧接着的清洗，加上威逼之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发财机会和快速兴起的\”下海\”潮，许多人很快把心态从悲愤调整为退缩与顺从，更有甚者，一些人在为自己当下生存状态辩护时以进为退，在思想层面、甚至形而上层面鼓吹一种历史观和人生观，似乎与旧有的激进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就是要排除所有的集体性抗争，还有人以\”告别革命\”为名提倡\”吃饭哲学\”即顺民哲学或犬儒主义。

很明显，抛弃激进的革命理念并不等于不要任何变革，坚持理性和渐进的方式不等于无批判无抵抗地认同现状，拒斥整体性哲学不等于不要社会责任。在当局的统治完全依靠谎言和恐惧来维持的情况下，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氛围和道德状况以不讲真话和不追求正义为特征的情况下，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大力提倡一种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和公民责任，坚持每个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努力改变现状，而不能甘于生活在恐惧和冷漠之中，满足于自我保存和一己私利。

从1989年到2009年，中国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八九\”之后上台的当权者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没有变化，他们没有从\”八九\”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看到方向，而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没有停止学习、思考和探索，他们日益成熟，用坚毅的心承受黑暗，用思想之光迎接未来。

▲学者张博树教授在北京六四研讨会发表论文《论敌对思维– 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而作》（摘录）

 \”敌对思维\”是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发生于2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当局对1989公民维宪爱国运动的镇压，从镇压者一方来说，即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敌对思维\”逻辑。它把对当政者的善意批评，解读为居心叵测的\”阴谋\”；把对现存体制的质疑、分析，解释为对现存政权的恶意否定。这是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铸成历史大错的开始。

可怕的是，这种\”敌对思维\”逻辑至今还阴魂不散，阻碍着我们这个民族走向民主、走向光明，阻碍中华民族真正迈入现代政治文明。

\”敌对思维\”首先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把社会人群简单地区分为\”敌\”、\”我\”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敌人\”，一部分是\”自己人\”，二者呈完全排斥性关系。

\”敌对思维\”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它诉诸敌对逻辑、冲突逻辑而不是和解逻辑、宽容逻辑。

\”敌对思维\”与现代宪政民主体制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只有公民（包括犯了罪的公民），没有\”敌人\”；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没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敌对势力\”。

\”敌对思维\”又是与全球民主化与全球治理的大趋势相冲突的，因为它总是假设\”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把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人权原则的正常批评，解释为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渗透\”甚或\”颠覆\”。

显然，在政治结构意义上，\”敌对思维\”只可能与一个东西有关，那就是现代专制主义政体。极权主义钟情于\”敌对思维\”，因为它有助于社会动员，实施高度思想控制和乌托邦化的社会改造工程；极权主义又有赖于\”敌对思维\”，因为当专制体制发生危机或衰变时，只有制造\”敌人\”并嫁祸于\”敌人\”，才是当权者掩盖自身污垢的最便利的手段。

从实证意义看，简单的历史研究者一定会对邓小平关于八九学运的\”动乱\”定性深感不解，因为事实告诉人们，当时的学生示威者根本没有提出过激的要求，也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4月18日北大等校学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七条\”请愿书，内容包括︰1、 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 7、 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显然，这些要求是理性的、温和的。后来虽然发生学生罢课、\”冲击新华门\”等事件，也远没有到什么\”动乱\”的程度。然而，邓小平却在4月25日断言：\”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极少数人利用了学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正是根据邓的这个讲话，产生了《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以后整个事态发展都是围绕坚持这个定性（当权者一方）和推翻这个定性（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一方）进行的，直至绝食、戒严、对峙、开枪，整个事件以骇人听闻的流血方式结束。

给敢于向党提意见的人扣大帽子，这当然并非邓的发明。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上演过这出戏，把出言不逊的党内外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右派\”，让他们下冷宫。邓如今不过是重蹈毛泽东的覆辙而已。\”批评共产党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是这顶大帽子的基本逻辑链条。这当然是典型的\”敌对思维\”的产物。

然而，邓又不同于毛。作为一代\”开国领袖\”，毛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威和制度上的自信，在这个意义上，毛并不惧怕别人的批评。与毛相比，邓是不自信的，这不但在于邓在个人权威方面不能与毛相比，更在于经过文革\”浩劫\”，这个制度和这个党的形象已经受到相当损害，它的丑恶一面已经暴露出来。作为顽固的党专制体制的守护者，邓自然要为这个体制遮丑，从而不可能容别人批评。邓为什么总说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直至要倒胡？归根结底是因为胡耀邦要以一种更加大胆、更加开明的方式为这个党寻求出路，而这在邓小平、陈云之类传统的共产党人看来无异于玩火。客观地讲，八九民运中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并无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企图，他们不过是希望推进中国政治改革。而邓却已经意识到这样的改革最终将动摇一党专制的统治根基，这是邓一代传统共产党人所绝不允许的。在学运问题上，邓也许真的认为有什么\”极少数人\”在学生背后暗中指挥、兴风作浪；也许他并不全信，但必须这么讲，才能为镇压找到理由，自圆其说。在前一种情况下，邓本人就是共产党传统\”敌对思维\”逻辑的俘虏，仍然在不自觉地重演几十年的旧梦；在后一种情况下，邓则是在利用\”敌对思维\”的逻辑来故意混淆视听，制造\”敌人\”，以摆脱专制政体的自身尴尬和窘境。

既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以邓不可能纠正自己在4.25做出的学运定性。赵紫阳曾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邓说一句\”现在看来，学生问题并没有原来说的那么严重\”，事情就可能出现转机，  殊不知邓做出这个判断并非全是北京市委陈希同等人\”误导\”的结果，而是有其政治逻辑和更深层的政治考虑。邓仍然是顽固的一党专制制度的坚守者。这一条就决定了他必然坚持4.25定性，哪怕为此闹个血流成河。

当今的\”敌对思维\”逻辑是专制当权者自外于人类普世文明的表现。它诉诸粗陋、虚伪的民族主义和党国不分的\”爱国主义\”，混淆意识形态冲突与民族国家利益冲突间的不同，拒绝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人权立场的正义批评，把海内外炎黄子孙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华民族真正的民族脊梁）指斥为民族的\”罪人\”或\”败类\”。总之，\”敌对思维\”逻辑自已去制造\”敌人\”，而后攻击之，诋毁之，这是专制当权者无能的证明，也是这个体制确实已经走到末路的证明。

与专制当权者相反，民间反对派人士反倒表现出大海一样的胸怀和气度。成熟的民间自由人士已经挣脱专制和敌对思维同样施加于自己的枷锁（不要忘记，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在这个体制内成长并接受\”教育\”的经历），而开始用全新的目光、全新的角度、全新的立场审视自己和专制当权者的关系。无论是已经信仰基督的中国民间反对派知识分子，还是世俗的、站在理性多元论和宪政自由主义立场上力主改革的仁人志士，他们面对专制当权者发出的共同声音是：我们面前没有敌人。我们反对的是这个制度，但我们不把、或不再把任何具体的当政者视为敌人。

▲学者崔卫平教授在北京六四研讨会发表论文《为什么要谈\”六.四\”？》（摘录）

下面是我十年前写给朋友的信。我与对方在交换意见–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如此做法已经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了一定的责任。

这种沉默带来的后果是无法计算的。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绕着走，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上，也同样采取了绕着走的态度。因此，如何来估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言说和各项成果呢？我们如何向他人说明–我们的头脑是忠直的、我们的语言是忠诚的，因而是值得信任的？

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我愿意公布这封信，向周围所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沉默和隐瞒，给我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什么？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带来怎样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损失又是什么？我们还打算继续沉默吗？

如果再过十年，情况还是这样，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的一桩恶行，变成我们所有人的羞愧和耻辱。尤其是我们民族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对这件事情应该首先负起责任。让良知发出声音，才是我们民族道德重建、社会重建的起点。（附件略）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廖天琪女士发表文章《不是学生，是政府在打砸抢–西安的案例为六四正名》（摘录）

中共政权从执政以来犯下无数的反人类罪行，官方系统化地掩盖一路走过来的历史真相。其中六四的大屠杀，是邓小平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当负全责的，开明派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5月19日在广场上之所以十分动感情地劝学生停止绝食，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这场民主运动将血腥收场。在镇压的事情上，他偏离了中央的铁腕政策，被党背弃，之后被软禁终身。最近他的回忆录《国家的囚徒》出版，里面有一段话\”有人断定当时的学运是有计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现在我们要问，谁是领导呢？有什么计划？有什么阴谋？有什么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观点？当时还有人说，学生运动的黑手在党内。那么谁是黑手呢？\”这样的问题由一位当时的主政者提出是至为关键的。

很多分析家认为《人民日报》于1989年4月26日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是引发六四学潮的重要原因。这篇社论里说，\”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在西安、长沙还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这几段社论里的话几乎全盘地透露了玄机，暗示政府将不惜动用军警流血镇压被定性为动乱的学生运动，这是中共高阶层\”有计划、有预谋\”的战略。社论里面首先点名提到了西安和长沙两个城市里的所谓\”打、砸、抢、烧\”的情况，然后说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有计划的动乱，为此政府就师出有名，要求党和人民起来反对动乱。最近有一篇作者署名远夫的文章：\”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确实是一个阴谋–从西安四二二事件到四二六社论的过程\”(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9546 )。作者当年人在西安，知道西安4月22日学运的发端和被镇压的全程。西安学运被武警和警察暴力镇压事实上是为六四的镇压做了一场预演，虽则后者规模更大、伤亡人众，更为惨烈。但是政府在学生们还很和平地在西安新城广场上游行示威之前，就早早地跨省分调动千人以上的武警预校的学生和大批警察来控制场面。紧接着发生的卡车被纵火焚烧、服装店被抢劫以及省高等检察院被砸这些蹊跷可疑的几起事故，据远夫的文章分析，这些暴力行为不太可能出自学生之手，它更可能是政府自编自导的戏，为的是要栽赃学生，制造动用武力镇暴的口实。\”

西安的栽赃学生施暴的阴谋当即就暴露出来，却被那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和西安市政法委书记孙殿奇一手遮天、隐瞒扭曲，打包成为一桩学生打砸抢的典型事件上报北京，为李鹏等人作为炮制四二六社论的材料。

直到今天，中共当局一直都在为六四出动军队镇压做辩护，声称那是政权免遭颠覆、国家免陷于动乱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远夫这篇文章揭露了当年西安方面的真相，但愿它能抛砖引玉，让知道长沙当年\”学生打砸抢\”的内幕知情人也将事实原委公诸于世， 揭穿当局的谎言，让世人知道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是中共政权有预谋、有计划地歼灭扼杀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的暴行。

▲六四学生领袖王超华发表文章《坚持不懈地追究政府罪责》（摘录）

出于保护他们自己特权利益的需要，中共当局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努力回避所有有关八 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话题。《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戒严一日》之类的书，很快就从架上消失了。所有回忆收集史实的工作，都是当年抗议一方的参与者在做。 加之很多参加过示威的人无法接受辉煌之后的血腥失败，包括我本人在内，很长一个阶段都倾向于检讨非政府方特别是学生内部曾经出现的错误，结果，大多数关于 八九年的整体研究全面解释，重心都在解读学生、批评知识分子、寻找社会动员背后的经济原因等等非政府方面。这些讨论和研究，当然有其价值，但由于缺乏相应 的对中共动态的分析批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夸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方面的错误，偷换概念曲解事态，似乎是抗议一方应该对六四血腥屠杀承担历史责任，根本混淆 了双方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和责任。

而对于官方言行的解读，却总是归结到\”不得不\”动手，或者说共产党被学生逼到\” 别无选择\”只能镇压的地步等等。如果是强调党内权力斗争，则无论是否视赵紫阳为所谓\”改革派\”的代表，结论也还是说政府（或党内\”强硬派\”）处于\”不得不 \”的被动地位。既然中共政权在整个过程中如此被动，那么此前的\”危机\”，假若不是知识分子特意渲染出来的，那也一定是学生情绪化盲动的恶性结果。于是，这 类解读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以后，还是落回到指责学生的路数。国内渴望更多了解八九民运和六四浴血抗争的年青一代，因此而常常在这一系列大同小异的解读面前陷 入困惑。

沖破这些有意无意的框架，在\”六四\”二十周年来临之际，林培瑞、严家其等人将六四镇压与1976年四五运动时的天安门清场作对比，再次提出中共当局1989年大规模调动正规军镇压和平请愿民众的合法性问题。吴仁华更以详细的史料证明，政府滥用公权造成大批平民死伤的血腥事实。这些努力确凿无疑地揭示出政府在六四镇压中的犯罪实质。

和这些努力一样重要，我们也必须看到，八十年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并不是从胡耀邦逝世那一天才开始，而是潜藏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危机正是中共自己造成的。随着农村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1984年经济改革逐渐扩展到城市和工业口。中共当局不但增强了自信心，而且减缓了政治改革步伐。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平反冤假错案，本来有着重塑政治合法性的沖击力和震撼效果，到八十年代中已经只剩下了党内调整权力平衡的余音，最多不过是关于退休和任期制度的讨论。1980年曾经进行过的县级人大代表直选试点，在北京大学和上海等地重点大学里曾引起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学生竞选热潮，此后却再也没提过。

后人回头看八九民运，很容易将目光集中在1988和1989那两年，注意到1988年夏天通货膨胀引起的公众不满，以及学生中的颓废，诸如\”麻派\”（打麻将）\”托派\”（考托福）流行等现象。其实，中共1985年间膨胀起来的自信，是造成1989年沖突的一个更重要的中期原因。由于这种自信，1986年的地方人民代表换届选举，被重新置于严密控制之下，成为1986年底上海、合肥、北京等地大学生示威的导火索，直接导致1987年初的胡耀邦下台。正是在1986－1989期 间，\”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当局越来越顺手的大棒，也成为公众聚焦不满的目标。还记得当时一个顺口溜大概说：\”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力量，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有 对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方向\”，最后好像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却又不允许大讲特讲，因为有八十年代初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论争的教训。

因此，与其说1989年时公众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主要在于绩效和道德，不如说公众已经感觉到残存的意识形态和道义合法性言说正在转而成为针对自己的统治工具，并因而产生强烈的合法性危机感。同理，与其说1989年 决策镇压时的邓小平和与他同代的\”八老\”仍然坚持中共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不如说他们注意到，意识形态合法性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跛足支 撑，甚至成了潜在危机的陷阱，还不如干脆扔掉，不再争论什么姓\”社\”姓\”资\”，只要大权仍然在手就行。八十年代的中共统治，虽然开始向绩效合法性倾斜，但 最终还是依赖六四镇压的坦克机枪才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变。八十年代中共提倡\”不争论\”的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甚至在党内也没有达成一致，最终也是通过六 四屠杀的血路，才迫使社会和公众陷入政治上的沉默。今日中国上层既得利益统治者，无一不是受到六四镇压的实惠。认定六四军事镇压侵权滥权的犯罪实质，是中 国社会重建文化再生道路上不可回避的关键。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我们必须坚持查清真相，追究直接责任者。

▲浙江评论人士吴高兴发表文章：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摘录）

尽管我在20年前就从各种传媒和传闻中得知了种种天理难容的屠杀，也曾在当地的集会上揭露和痛斥过这些无耻的暴行，尽管当年的血腥记忆已经渐渐淡忘，尽管眼前是一派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景象，20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重读揭露这些暴行的文字时，对兽行的记忆被重新唤醒，我的心再次被刺得疼痛难忍。我不理解，中国人何以对自己的同类如此冷酷残忍？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八九岁的孩子又何罪之有，竟遭此荼毒？我真不知道，面对孩子羔羊般的眼睛，怎么下得了手？任何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人，读了这些文字，都不可能不引起心灵的震颤，不可能不为自己多年来在纸醉金迷的追逐中形成的麻木而内疚！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在江棋生写作此文的过程中，进行两次传唤和抄家，扣押的数台电脑至今拒不归还，他们为什么对政府形象的自我糟蹋和国家机关信誉的自我污损都在所不惜，投入那么多的国家资源来阻止一篇文章的写作！即使是\”颠覆国家政权\”吧，他们的政权也不可能被一篇文章所颠覆，何以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我这才明白了，杀人的手段越是残忍，杀人的情节越是恶劣，其内心越是虚弱！正如一个天良丧尽的杀人犯，杀人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杀了人以后却天天晚上睡不好觉，任何一个响动，都会令他们心惊肉跳！

这个道理我明白了，但另一个道理我还是不甚了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屠杀的责任，自有屠杀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承担，其他人毋需为其掩饰和担忧。20年前，老翻译家杨宪益在接受英国BBC电台记者采访时说：\”这些解放军是邓小平和杨尚昆的个人军队。这些人和人民解放军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军人也是一些无辜的人。责任应由为首的邓小平、杨尚昆和李鹏来担负。\”推而广之，杨先生的说法也适用于个人和政党、个人和政府的关系。我不知道如今的当政者是否认同杨宪益先生的说法？如果你们认同这个说法，如果你们不想把自己和20年前的这些丧尽天良的屠杀者绑在一起，如果你们不认为自己和他们是一丘之貉，那么，你们起码不应该阻止受害人的亲属和民众公开哀悼20年前的死难者！

不能讳言，20年来，当权者对六四惨案的强制遗忘政策是有效果的，而且效果很大。不久前，几个教书的友人在一起谈起六四，他们疑惑不解地说，或许当年木樨地一带因双方有冲突，确有误伤和死亡，可是天安门广场总不会死人。我一时无法举证说服，只能说，丁子霖已经寻访了180多个死难者家属，都是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有遇害经过的，调查材料送到了联合国，从来没有人敢出来对证。可是朋友们对我的话将信将疑，类似这种情况我多次碰到过。是啊，凭着自己的良知底线想象他人，对当年的屠城的确是难以置信的，可是屠城偏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如果我当时手头有江棋生或黄河清写的材料，我就会把他们的有关纪实文字指给朋友们看。

惨遭虐杀的人都已经被埋在地下20年了，至今还不准公开议论，数以千计的死者姓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一个个不被人知晓的秘密，2600多条无辜的生命被坦克和机枪摧残了，死者的亲人却不准公开哀悼，这是怎样的世道？这是怎样的和谐？

1996年12月，当时的国防部长迟浩田面对美国国防大学的数千听众脸不红心不跳：\”我在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早在20年前，屠杀者就被自己的屠杀行为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无法解脱。20年来，屠杀真相的掩盖，全在于媒体的把持、网络的封锁和铁血的高压！固然，屠杀的真相，可以在任何时间对任何人进行掩盖，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对所有的人都成功地掩盖！总有了解屠杀真相的人，总有敢于揭露屠杀真相的人！国内的江棋生和海外的黄河清，就是这些了解并且敢于揭露的人中的两个。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他们分别撰写的文本，是哀悼六四亡灵、唤醒国人良知的姐妹篇。所有六四受难者（尤其是那些底层的受难者），不，所有不愿意六四这样的惨案在中国重演的中国人，都应该向江棋生和黄河清所作出的努力致敬！

▲民运人士、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博士发表《致\”六四绿卡\”获得者的一封信》（摘录）

我历来对\”六四绿卡\”这一历史事件持肯定的态度。我认为，这批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大军为美国华人社区提供了具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才，为未来华裔影响美国经济与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力量。\”六四绿卡\”这一群体在美国的存在与发展，对於中美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双边关系都有好处，同时也可以为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提供一个持久的推动力。时间过得真快，\”六四绿卡\”大军在美国安居乐业了近20年，而且从1998年开始，很多人陆续加入了美国国籍。大批专业人士在工商、科技和文化教育学术界站稳了脚跟，显示了实力，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和菁英。朋友们有了车子、房子，温暖富足的家庭，生下了一个个美国小公民。也有人因为从事商业活动和学术交流，参梭往来於中美两地，乃至作为\”海归\”重返中国大陆发展，成为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或者高等院校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特聘专家教授。这种现象，与当年美国国会及政府试图保护中国公民回国不受政治迫害的本意相距遥远，这就是历史。异化本来就是人类历史中的正常现象。

在这个时候，我除了向\”六四绿卡\”的朋友们在专业领域和私人财富积累方面的成就表示祝贺外，还想提请各位回想一下当年取得绿卡时候的激动时刻–可以说，没有当年的这一个基础，也就没有后来成功的一切。

我一向不赞成指责\”六四绿卡\”获得者是吃\”人血馒头\”（借用鲁迅小说《葯》的故事）的说法。我认为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居留地；依据因六四引起的美国法律获得在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学生学者，并没有什么可以引为耻辱的地方。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之后，那些并没有参与或者没有积极参与变革的人享受了变革所带来的利益，这种所谓\”人血馒头\”事件是正常的历史现象。民运组织并非祇为那些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的成员谋利益，也要为数量更多，不够积极参加民运活动甚至没有参加民运的老百姓谋利益。作为全美学自联创建者之一的我清楚地知道，1989年春夏在美国的成千上万中国学生学者，热血沸腾地从各个城市涌向华盛顿，高呼口号，以自己微薄的收入慷慨捐款，表达自己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大批有良知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子弟也参与其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惧怕因此会回国受到专制制度的政治迫害，我对朋友们当年的义举，始终抱有由衷的敬意。

我又深深地理解提出\”人血馒头\”的说法的朋友们内心的焦虑。人们都可以看到，当年六四绿卡获得者中间确实包括一些中共权贵子弟，甚至参与天安门屠杀人员的亲友；相当一部份人回到中国并不会受到迫害；有些人拿到绿卡后就\”淡出\”民运，甚至脸不红心不跳地与中共各级当权者建立发展关系，自由进出大陆充任\”现代买办\”。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当局度过了困难时期，加上人类遗忘机制的作用，一些人更加心安理得地踏着死难者的鲜血公开谋取私利，以\”爱国侨胞\”的身份成为中共统战部的座上客，甚至与大陆贪官污吏勾结，共发国难财；或者\”反戈一击\”，撰写出版攻击污衊海外民运组织和个人的文字，跟着当权者指责惨死在东西长安街头的六四冤魂，向中共强权者扭腰献媚。如果说鲁迅笔下华老栓的愚昧尚且值得同情的话，那么这类现代中共大小帮闲实在是面目可憎。

记得当年有人算过一笔账，对於在美学生学者来说，\”六四绿卡\”至少使得他们第一，免去了几千美元律师费；第二，省却了2-3年甚至更长的等待时间；第三，免去了按照中美之间协议回中国服务两年的要求。这三项相加，每人从\”六四绿卡\”的获益大约为5万至10万美元。这祇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账，还没有包括每人各各不同的后续效应。

我与各位一样，也是\”六四绿卡\”的获得者，有一点可能不同的是，我至今保留着中国公民的身份。1989年5月25日我带着捐款从美国赶到北京，参加了5月28日大游行，与母校北师大同学一起高歌痛哭；我被6月4淩晨的枪声惊醒后赶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看到了坦克、机枪，催泪弹，戴钢盔的大兵、燃烧的军车、满脸是血的女孩，缓缓到下的中弹者，被压扁的屍体，冲上去收屍的市民……。6月7日在杂乱中狼狈逃回美国。六四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也是我心中永远的伤痛，是我始终想要回到祖国为那里的老百姓做些什么的不会消失的动力，因此带来了我2002至2007年在中国5年的牢狱生活。我并不要求\”六四绿卡\”的朋友对先烈们一定要感恩戴德，但至少要有中国传统的\”饮水思源\”之情，更不能忘恩负义。通俗地说，做人应该起码讲个良心，就算不必对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帮你换来绿卡的年轻学子心存感激，也不能恩将仇报，跟着当权者胡言乱语吧。

▲贵州民运人士陈西发表文章《\”六四\”改变了我 也将改变中国》（摘录）

今天，我能成为一名职业的民间反对派人士，一名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党人，一名人权捍卫者，战斗在一党专政的大陆中国，就是因为1989年的\”六四\”。

因为有\”六四\”，我才明确了我人生坚定不移的志向！

因为有\”六四\”，我才有了我人生职业的明确选择！

20年前，我在贵阳荣幸的参加了那场震惊古今中外的民主运动。可以说，一个国家一直把民众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是非常不正常的。既然承认\”主权在民\”，既然宪法第一章第二条也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八九民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行使自己权利的一次政治运动。只可惜，与民主国家相比，其他国家四、五年就有一次全国性合法的民主改变政权的选举运动，我们几十年才有一次要求民主的运动，而且，该运动还被反动当局镇压下去了。

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是，尽管该运动被当局镇压，就在\”党卫军\”镇压过后的第二天，6月5日。我与\”贵阳沙龙联谊会\”的朋友，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仍然不惧怕个人安危，顶着暴政血腥镇压的风头，迅速自觉地再次行动起来，在贵阳市东山脚下我居住的地方–省公安厅宿舍内召开了会议。我们针对\”89民主运动\”被专制政府凶残镇压的事件，志士仁人们当即做出了道义的反映，决定成立鲜为人知的\”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直到6月13日我们被逮捕前，我们撰写印制了《告全省同胞书》和《罢工宣言》在工人、市民间散发。其中，我撰写了《罢工宣言》。为此，我被以\”反革命非法组织罪\”抓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其他朋友：杜和平、王顺林、张新佩等等也都被判刑入狱。

是什么激发了我的公民意识，让我站出来对专制者说\”不\”？！

是共产党残无人性的\”革命行为\”！

是六四那天共产党在天安门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天安门城楼的枪声惊醒了我，民族沦陷于强权者的淫威之下，民权泯灭，法治不张，公正不显。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匪军，面对走狗的逞凶，和摇旗呐喊，我该怎么办？

在选择是继续做马牛，做工具，做臣民，还是选择做人，做公民；是选择沉默不语，逃避现实，还是勇于说真话，承担起公民抗议的责任这两者之间，我感谢\”六、四\”，是她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深思到做人，做一名有尊严的政治人，即公民的道理。

作为一个公民，他的公共特性要求他直面国家做出的恶。臣民可以低头臣服，有公民意识的人决不可以无动于衷！于是，我开发了我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具有普遍存在的对自由、平等、公义、独立的要求，她要求不可游离于社会政治事务之外，要关心和参与国家的民主政治活动，她明白\”对现实闭上眼睛只会导致自己的覆灭\”。其实，八九民主运动就像民主国家的换届选举运动一样对我有感召力，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主选举，当民主运动展开时，无论你是在大陆经商，还是在世界其它地方暂住你都要及时赶回去，政府为保证所有公民的参与，还要提供优质便利的服务以确保所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民能够回国履行他（她）们的公民职权。台湾民众的民主政治热情令我感动，因为，他们知道，在公民与政治国家之间，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保持公民社会强大于国家机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曾经受到过一党专制的迫害，为了巩固自己的公民身份拒绝被奴役，你就必须积极行使自己公民的权利。要害怕国家，质疑国家权力，限制国家权力。对政治国家而言，你就必须把属于公民事务的那一部分划归公民社会来管理。国家无权干涉公民社会合法的份额，国家无权限制公民在公民社会行使他们的职权，这些职权是合理合法的结社权、和平集会游行示威权、政治代表或利益配额的分配权、通过正当程序的表达权和决策权。

▲专栏作家林保华发表文章《\”六四\”的反毛英雄》

20年前八九民运期间的5月23日向吊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画像丢掷鸡蛋与泼撒油漆的英雄余志坚和喻东岳已抵达美国并申请政治庇护。他们中的另一位英雄鲁德成则于2004年已经逃离中国而在加拿大获得政治庇护。

在六四屠杀后，共产党对这3位英雄也判以重刑，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喻东岳有期徒刑20年，鲁德成有期徒刑16年。在西方国家，即使对现任国家元首丢掷鸡蛋或油漆，也不可能判以这样重刑，甚至还是言论自由的表现。可是第一，毛泽东已经是一个僵尸；第二，他不是国家元首而只是党的领袖；第三，那仅仅是一个画像；但是居然要判这样重刑，所根据的是甚么法律？可见中国是一个如何专制、恐怖与严重践踏人权的国家！

1998年后他们3人分别获得假释出狱，显然是有人也觉得这种做法太过分了，但是共产党不肯承认是判错，所以也只是\”假释\”而已。按照共产党的一贯说法，当时这样判是正确的，现在假释也是正确的；总之，共产党永远正确，否则怎么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呢？

在这宗案件中，也有遗憾的地方，那就是事件发生后，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纠察队把他们扭送给公安部门的。当时为甚么这样做，因为屠杀后的白色恐怖，没有相关人做出解释。一般认为的理由，是学生借此表达自己的\”理性\”，避免被当局抓到\”辫子\”。实际上再理性也避免不了共产党的镇压；但是太理性反而使我们失去可以合作的朋友，例如不愿工人、农民加入而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不愿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介入而把他们当\”黑手\”。结果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做不了大事。这些是经验教训。

\”纯洁\”的学生运动中，出现这3位另类的英雄，我对他们就格外的尊敬，这是由于：

首先，毛泽东是中国独裁专制制度的象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师爷，是中国红色恐怖的缔造者，是制造八千万中国死难者的罪魁祸首。不推翻毛泽东这个偶像，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无法推行，毛泽东所确立的共产党的特权制度就无法砸烂，那些利益集团也无法瓦解。即使站在共产党体制内来思考，毛泽东也是党内最大的\”左王\”，胡乔木、邓力群之流都要依附他而生存。所以\”毛热\”隔一段时间会冒出来，以及目前的所谓\”新毛派\”等等，都是毛泽东这个中国千古罪人阴魂不散的证明。因此这三位英雄所做的，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对毛的画像丢掷鸡蛋与泼撒油漆，就是摧毁它的不可侵犯的权威性，至今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中国的文化，不但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文化，而且是突出地域观念的封建小农文化。毛泽东是湖南人，因此一些湖南人会因为地域观念，对自己地域出现这样一个\”即使不是流芳百世，也是遗臭万年\”的\”天子\”而感到骄傲。而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3人也是湖南人，但是他们考虑的不是地域性问题，而是毛泽东对中国的危害，因而大义灭\”亲\”，他们的思想境界与文化修养高过许多湖南人，也高过许多中国人。这是中国要走上真正的现代化，也是要克服狭隘民族主义首先必须具备的思想条件。

这3位反毛英雄吃了许多苦，有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他们的家人也受到牵累，他们逃难的历程也不会是平坦的，现在来到了西方世界，享受到了西方的自由，也会对毛泽东的罪恶有更深刻的认识。希望他们在休养身心的同时，也能很快适应西方社会的生活，然后尽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的民主改革继续做出贡献。

▲专栏作家李怡发表文章《奴才拍错马屁，六四再掀热潮》

六四话题，再掀热潮。据一位书店中人说，有关六四书籍，多达20本。记协的《人民不会忘记》再版发行，资深新闻工作者陈润芝的《六四二○》出版，属香港人的记述与访谈。较早出版的孔捷生的《血路1989》，是作者个人的六四历程。最轰动的，无疑是赵紫阳的《国家囚徒》（中文版书名为《改革历程》），反映六四时的高层斗争。而六四的最完整记录则属张万舒着新书：《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

张万舒在八九六四期间，担任官方权威新闻机构新华总社的国内新闻部主任，直接负责及处理内地记者采写有关八九六四的第一手新闻，并有机会透过新华社社长穆青了解中共高层动向。在《历史的大爆炸》这本书中，他翔实地记下从胡耀邦病逝至六四大镇压、大逮捕、大清洗的全过程，全书四十余万字，写得客观、真实、详尽，作者是报道文学作家，故文字也具可读性。

这是六四的全程真相。作者已退休，现居北京，20年后他将他的记述拿到香港出版，他说：\”这就是我们日日夜夜记录在案的历史事实，任何人任何时候也篡改不了。\”

中老年人对六四认识源于记忆。而年轻一代会不会忘掉六四，则要靠历史记录。基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掌权者的扭曲，笔者对\”人民会不会忘记\”从来不那么乐观。但悲观并不影响我们对人生的坚持。儒家传统有\”义\”与\”命\”的分立观念。\”义\”指是非对错，\”命\”指成败得失。指导人的言语行为，应是\”义\”的坚持，若一切都以成败得失去计量，那就会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真假混淆，陷入\”见利忘义\”的人生了。

六四的真相很清楚。没有经历过20年前的日日夜夜的年轻人，也可以从上述书本中了解到详细经过。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其实也很清楚，基于六四镇压的主事人和既得利益者仍有人在生，并对中国政治有很大影响力，所以现时各级领导人对六四问题完全迴避。但另一方面，由于现在的主政者并非直接参与镇压，因此对一些书稿在境外（香港亦属境外）出版也採不闻不问态度。05年中共隆重纪念胡耀邦诞生九十周年（不是百年才要纪念吗？），有人认为是对六四问题间接退让与轻微改正，因为胡耀邦之逝，正正就是八九民运的导因。

平反六四，不是指人民心中的六四，不是指包括新华社高层领导张万舒所认识的六四，人民心中的六四是非分明，毋须平反。平反六四是要求中共当权者尊重事实，给六四一个公正的评价，希望由此而使中国政治向民主改革迈开一步。而目前中共当权者的对策是不跟你争，只是避而不谈。

然而，皇帝不急太监急，偏偏有许多香港的小太监们，错解上意，不断为中共的六四镇压辩护。先是有马力的\”坦克碌猪\”论，后有陈一谔的\”有啲问题\”与学生\”走佬\”论，曾钰成的\”毛邓不可否定\”论。稍聪明的，早前有曾宪梓的\”向前看\”论，董建华的\”放下包袱\”论，范徐丽泰的\”相信国家自有安排\”论，还有\”一国两制井水不犯河水\”论。而最新及让人恶心的，就是指\”六四后导致国家经济发展，取得骄人成就，香港也得到好处\”的\”精仔攞着数\”论。这说法不但赋予六四镇压的正当性，更摆明乐于享用鲜血供奉的盛宴。

这说法颠覆了儒家的仁义为先的观念，还要绑架\”整体香港人\”去分享这人肉盛宴，它肯定会动员更多香港人参与六四烛光集会。这会是中共领导人乐意见到的情况吗？主子要澹化，奴才却要挑起热潮。拍错马屁为主子添烦添乱的奴才，真为你悲哀。

▲专栏作家孔捷生发表文章《曾荫权精明过头，特首也成虫》

曾荫权和成龙一样，都是看错了黄曆。成龙拍马屁拍到马脚，只缘当下北京要立\”政治文明\”牌坊，不喜欢人家说大陆没有自由。与此同理，六四过去这二十年间，当局说辞几经变易，由\”暴乱\”而\”风波\”，由\”风波\”而\”事件\”，最后大家免开尊口，不提也罢。

六四忌日临近，大陆高度戒备，从传媒、网络到境外电视、电台都严加监控。但百密一疏，赵紫阳的录音带外洩成书，当局也只好\”哑忍\”，这个时候讲多错多，不如掩耳闭目封口，装作这事根本没有发生。

偏偏香港不是大陆，曾荫权没有装聋作哑的权力，被吴霭仪逼问，曾特首便本能地祭出\”三个代表\”，去代表\”整体\”和\”一般\”香港人。那些很不一般的到底是些甚么人？是岁岁在维园举起六四烛光的纪念者？是民意调查中超过六成认为武力镇压民运有错的市民？抑或是二十年前在\”民主歌声献中华\”献唱，而后慢慢想明白\”中国人是需要被管的\”，民主歌声原来不能献给中华的那个成龙，他才真正代表香港人\”整体\”？

曾荫权不谓不精明，他深知中央\”一步也不能退\”的底线二十年来没有丝毫变化。但他忽略了本朝的公关姿态已经沧海桑田。李鹏称六四镇压只因\”没有橡皮子弹\”和\”水压不够\”，这是最愚蠢的说法。江泽民聪明得多，只坚称\”中央决定\”，当美国名记者华莱士提问时，江氏未雨绸缪，早就授意随员越俎代庖，推诿这是江主席就任以前的事。温家宝任总理首次出访也未谙公关技巧，被问及六四，他的说辞和今日曾荫权大同小异，谓国家稳定令经济发展，\”历史证明是正确决定\”。这样的造句无论如何也不能为政府形象加分，故而去年温总访美，ＣＮＮ专访旧话重提。温已讳言\”正确\”二字，而绕一个大圈子去谈未来中国民主化前景，哪怕是海市蜃楼，也比曾荫权的\”代表说\”好听多了。至于胡锦涛则从未接受过海外专访，将来倘有机缘，听听他的六四陈词又当聊备一格。

总而言之，六四宛如政府挖下的大坑，官场人人避之则吉。曾特首再精明，却只谙\”当奴\”之道，毕竟没有受过党文化浸淫，实不如大陆党官对风向揣摩之精细。日前粤省副省长万庆良拒接泛民议员陈伟业追究六四屠杀责任的话柄，正是由上而下公关姿态的细微变化。四年前粤省委书记张德江对泛民议员一声断喝：\”话不投机半句多！\”座中还有几个很不\”一般\”的香港人拍烂手掌。自称当时忙于记笔记来不及鼓掌的曾钰成，事后更去形容掌声是何等响亮。而今大陆政坛禁言此事，勃然怒喝听不到了，曾钰成也不必为错失鼓掌而懊恼，反是曾荫权掉进了六四大坑。他在坑里\”成虫\”还是\”捉虫\”？他如何爬上来？范太不帮他，叶刘落井下石，看来还得靠曾钰成拉他一把了。

▲专栏作家胡少江发表文章《\”六四\”与五种政治力量》（摘录）

只要分析一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各种主要政治势力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角逐，就不难理解，那一场政治动荡在八十年代末发生具有必然性，它的壮烈的结局也具有某种必然性。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尤其是党内的改革派和被毛泽东清洗的政治老人结盟推翻了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以后，中国社会有五支力量发挥着作用。这五支力量的强弱变化以及他们之间不同形式的结盟，引领了那个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第一支政治力量是在文化革命中、后期发源的党外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力量。这支力量的主要代表是党外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不仅包括那些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摧残，顽强生存下来的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恢复高等学校考试制度以后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还包括那些有知识而由于各种原因没机会进入大学的青年工人。

这一部分人承接了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在中国最残酷的政治、思想专制下最早觉醒、最勇敢地奋起批判现存制度的一批志士仁人。他们曾经发起组织七十年代各种针对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社会运动和八十年代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社会运动。最为著名的包括一九七四年就呼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广州\”李一哲\”、一九七六年抗议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西单民主墙以及包括《北京之春》等在内的各种民间刊物、八十年代初大学校园民主选举运动等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支力量的一部分人进入了体制内；另一部分则由于坚定不妥协的政治立场而被投入了监狱（最著名的政治犯如魏京生等）；绝大多数人则利用出丛书、办杂志、开学校、建研究所等方式，坚持在体制外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最著名的有包遵信、金观涛等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陈子明、王军涛等人主持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及其旗下的《经济学周报》等等。

第二和第三支力量是党内\”全面改革派\”和\”政治保守和经济改革派\”。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为代表的是主张政治、经济改革并进的\”全面改革派\”；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虽然在经济上始终如一的推动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改革，但是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则不断变化。开始时是三心两意、到后来则强硬地反对任何旨在引进以民主选举、权力制衡、新闻自由为基本原则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

党内的\”全面改革派\”和\”政治保守和经济改革派\”在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出现分歧。随着改革的逐渐展开，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严重。一九八七年初推翻胡耀邦的老人政变实际上是这两股力量走向决裂的决定标志.自那以后，\”政治保守和经济改革派\”转向与党内\”传统保守派\”实行结盟。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之后，主张全面改革的领导人万里和田纪云等人与国务院总理的位置失之交臂，为党内全面改革派的最终溃败奠定了组织准备。

第四支政治力量则是坚信前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党内的\”传统保守派\”，主要的代表人物为陈云、李鹏、姚依林等人。这些人认为，毛泽东及其四人帮的问题主要是所谓的\”极左\”。只要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恢复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所奉行的正宗的列宁、斯大林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即政治上的一党专制、经济上的中央计划等等，中国就能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混乱中走向正规。

第五支力量则是松散的没有组织的社会大众，包括充满报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和憎恨腐败的市民。他们的诉求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他们支持党内两种不同的改革派和传统保守派合手推进的所谓\”拨乱反正\”的政治努力；在八十年代党内改革派和传统派的分歧公开化以后，他们基本上是站在全面改革派一边的；对体制外的民主派，他们在八十年代自始至终抱同情的态度，但是由於当时政治制度的严格防范，这两派政治力量之间缺乏思想上、组织上的沟通。

▲\”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发表文章《为什么\”我们没有敌人\”仍然遥不可及？》

1989年6月2日，我、侯德健、刘晓波、高新开始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的三天绝食，同时发布了一份以\”我们没有敌人\”为主题的《六.二绝食宣言》，呼吁政府抛弃\”敌人意识\”，以让步妥协来结束社会对立。不幸，太不幸了，我们的呼喊很快被20万\”人民军队\”的血腥杀戮淹没，敌∕我截然二分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根深蒂固！

现代法治国家内部是不应该有敌我之分的（外部就应该有敌人吗？我实在很怀疑！），只有合法∕非法之别。警察的职责，就是保护合法权益，制止非法侵害；制止而不听从，警察就应当依法动用程度不同的暴力，警棍、高压水龙、催泪瓦斯、橡皮子弹，等等，社会对此视为理所当然。

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共的执政理念不是法治，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敌人-魔鬼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全然没有 \”人权\”一说；对人民-天使则只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于是，警方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滥施暴力，要么无所作为！更荒谬的是，宪法列明了种 种自由权利，但那根本是一纸空文，公民自发的游行示威永远别想得到批准。于是，大学生别无选择，只能发动\”非法\”游行、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并且得到民众的 广泛同情，而当警方劝阻无效时，中共只能出笼那个要命的《人民日报》\”4.26社论\”，把学生定性为敌我矛盾，随后又把市民阻止军队进城的行为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然后加以残酷镇压！显然，这是不能用正义∕邪恶二分解释的；我在其中看到的，与其说是邪恶，不如说是愚昧无知。是那个\”马克思主义\”伪科学害惨了中国人！

顺便提一句：所谓\”天安门大屠杀\”根本是无稽之谈。大屠杀不是发生在天安门，而是在军队向天安门广场推进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就在马上要发生天安门大流血之 前，冒着生命危险和\”叛徒\”的骂名，去和军队谈判，及时把学生带出了广场。许多西方媒体至今仍然在传播这种谎言，实在匪夷所思！

世间太多的人习惯于敌∕我、白∕黑、邪恶∕正义二分，自认为正义在握，然后自封为道德审判官，专门对别人作道德谴责。然而，这个世界不但没有因此而变得美 好，反而争斗不止，血腥如故。我却宁可相信，悲剧是对愚昧无知的惩罚，而邪恶正是愚昧无知之一种–这不是我的独门见解，古代希腊人早就说过，知识即美 德。因此，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对中共作道德谴责，而是对他们启蒙，让他们早日从马克思主义的邪说中苏醒过来。如此理解人性、社会和历史，冤冤相报、血腥杀 戮会少一些，人世间的难题会容易解决一些。

▲资深媒体人、记者高瑜发表文章《二十年后还要做\”一只蛋\”》

二○○八年十二月八日晚，《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刘晓波被抓走之后，我回忆了八九民主运动，写下这样的话：\”一场数百万人参加的、坚持了一个半月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震动苏东波，震动全世界，却能被邓小平指挥的军队一夜之间镇压下去，人民是鸡蛋，无产阶级专政是石头.\”我提问：\”如果八九年刘晓波没有从国外跑回来，没有组织四君子绝食，\’六四\’的天安门广场会是什么样？一个杀人如麻的太上皇，几十万用坦克、机枪血洗北京城的军队和四个挽救了几千个年轻学生的生命，自己也是年轻人的老师做比较，到底谁是强者？谁是弱者？\”

\”鸡蛋碰石头\”，是中国的俗语，比喻力量不相当，也可以比喻不自量力。今年二月在网上读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越过战火激烈的加沙，到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演讲，他也提到蛋。蛋，竟然是他的写作的宗旨。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

我想向村上春树先生提问：如果丢掉灵魂，我们每个人还能称其为蛋吗？

这正是\”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国政府要人们做的，丢弃灵魂，去做砌高墙的一粒石子，或是化为高墙脚下一抔泥土。但是中国还有无数枚包裹在薄薄的、脆弱的壳里，独立的、无法取代的灵魂，二十年来不停在向一党专制的高墙撞击。我尊敬的胡绩伟先生，就是一枚最可爱的蛋。胡绩伟是\”六四\”之后受到邓小平严惩仅次於鲍彤的高官，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新闻法》起草小组组长一撸到底。还给他仅次於开除党纪的\”留党察看两年\”的严重党纪处分，由《人民日报》党组不经党支部讨论直接下来的。两年过去，社级来人，请他写一份检查，他回答：\”我没有错，是你们错了！\”结果又是一个\”留党察看两年\”的严重党纪处分。两年后新社长又来了，只请他写一个情况说明，老人家仍旧拒绝.结果又下来一个\”留党察看两年\”的严重党纪处分。留党察看六年过去了，老人家百折不挠，党中央撑不住了，以\”胡绩伟同志按时交党费，参加组织生活\”为名义恢复了他的党员权利。

进入九秩后的胡绩伟，仍旧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他在党内率先批判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继承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思想的骨架，是代替\”两个凡是\”的\”四个凡是\”，并不停有理论批判的大作发表，他在《二○○九年报平安书》里说：\”因为记忆力差了，积累和查阅资料的能力也差了。请来了一位颇有研究能力和写作经验的老伙伴──姚监复同志作为我写作的合作者，开始撰写关於\’胡赵新政\’的一系列专文。零八年算是一个丰收年。\”进入二○○九年，夫人狄沙一来怕他累坏身体，二来也对敏感年头有所担忧，经常劝停笔吧，停笔吧，甚至也说过：\”老姚，你也七十多了，也休息吧。\”老人家当真生气了，解除了狄沙夫人的发稿权，竟像当年当《人民日报》总编辑一样签署自己的稿件，授权姚监复先生全权发表。

二十年了，我们都会像胡绩伟先生一样，仍旧要做一只蛋，去撞击那面坚硬的高墙。

▲评论人士远夫发表文章《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确实是一个阴谋–从西安四二二事件到四二六社论的过程》（摘录）

纵观西安四二二事件的全过程，可以明显看出，种种事件的发生都是事先预谋好的，其目的就是要藉此为镇压学生运动制造口实。随后，在4月24日由杨尚昆、李鹏主持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4月22日在西安和长沙发生的打砸抢事件成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主要根据。4月25日，杨尚昆、李鹏、李锡铭、陈希同等人又拿着这一套编织的材料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随即做出了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决断。

其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发表，成为八九六四事件的重大转折，中共当时的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站到了学生运动的对立面，最终导致了调动十几万军队血腥镇压和平示威的六四惨案的发生。而后来发生的一切，都与西安四二二事件的阴谋密切相关。因此，查清西安四二二事件真相可以说是查清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真相的重要环节。

事实上早在四二二事件发生后不久，西安高校的师生就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查清四二二事件真相、惩办真凶的要求，这一要求在当时得到了西安市广大市民的支持，甚至得到了共青团陕西省委的支持。陕西省政府的一些负责人当时也在会见学生代表时公开表态，支持查清四二二事件真相。这些情况都表明，西安四二二事件的阴谋在当时就已经开始暴露。

四二二事件的阴谋发生在西安并不是偶然的，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和西安市政法委书记孙殿奇对此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勃兴原为陕西省工业厅的一个处级干部，只因为他是彭真夫人张洁清的堂弟，在官场上青云直上，很快就当上了陕西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等要职。他与陈希同等人都属于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既得利益集团派系之一的北京帮。这样，在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过程中，李锡铭、陈希同等人在北京扇风点火，张勃兴在陕西遥相呼应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调动武警学院学生，特别是跨省调动这样的大事，却不是一个省委书记就能决定的，其背后应有地位更高的主谋。

此前，孙殿奇原为西安无线电一厂的厂长，后升为西安市副市长。随后无线电一厂垮了，孙殿奇的升迁也受到影响，从副市长退到了市政协副主席，本来已经没有机会了。张勃兴的儿子倒卖外汇商品一案发生，时任西安市代理检察长的焦成祥要严查此案。张勃兴干脆免了焦成祥的职，起用孙殿奇担任西安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孙使张儿子的案子不了了之。

在西安四二二事件过程中，孙殿奇是现场总指挥，以其与张勃兴的关系，当然会完全照张勃兴的意图执行。

正是这样一帮中共党内高层的既得利益者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不断地玩弄阴谋诡计。他们不但玩了胡耀邦、赵紫阳，也玩了邓小平。邓小平最后走到动用军队镇压学生和市民的这一步，固然是其自身的信念和性格所决定的，但也与他误信谎言上当受骗有关。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南巡讲话、解除杨氏兄弟军权、整肃陈希同和对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及赵紫阳的态度等都表明，邓小平已经明白自己上当了，但他又不愿意公开认错。

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了20年了，当年参与制造了这场血案的人要么已离开了人世，要么已经退出了权力中心，历史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线索。查清从四二二事件到四二六社论之间的衔接，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六四的真相。

▲评论人士易晓文发表文章《\”沉默\”的\”六四暴徒\”们》（摘录）

这个社会似乎是一个容易遗忘一切的社会。今天人们还在讨论地震中死去的人的悲惨，明天就可以看到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赞美、歌颂；今天人们还可以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嚎，明天人们就可以若无其事地站在一个高度指点江山……人类似乎总喜欢被笼罩在光环下，所以那些卑微的生命便不被人们注意，即使他们的苦痛已经超越了人类在正常情况下所能承受的极限。

一位大哥，我见过他几次。每次他都那么平和，那么淡然，可我知道，他的家已经破裂了，早在他刚坐牢不久就破裂了。而他，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找到能够让他有尊严地活下去而不是靠老母亲的养老金苟且偷生的工作。一个工作，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是全国经济萧条，也许他们会有机会找到赖以为生的工作。但是，错了，就算是全国都很好找工作，他们也找不到。因为，他们是\”六四暴徒\”，是被刻上了红字且永远都不会抹去这印迹的\”六四暴徒\”。

我该怎么去描述他呢？我想不出来。但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应该是他的尴尬吧。那是一个阴冷的下午，因为需要，我得随他去拿一些东西。待走到他家小区的门口时，他停下来，费了很大劲才说出来：\”兄弟，不好意思，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好吗？\”接下来，我们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无语，那种尴尬让我实在不愿再提及。但为了描写，我还是必须回忆。我点了点头，咽了口唾沫，眼睛发涩。看着他缓缓的离去，我似乎从他高大结实的背影中感觉到了他没有说出来的重负。出来后，他解释说：\”兄弟，并不是不想让你进我家，我们虽然没见过几面，也不是很亲近，但是我对你绝对信任。而是我母亲，她已经不敢让我再接触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了。每次我要出去，她都要问好几遍，去哪里，干什么，和谁等等。要是我带一个人回来，那我几天之内都无法消停，她会一直不停地问，直到问得我只有重复再说不出什么新鲜的内容了才不问了。她不是好奇，而是害怕。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她所经历的苦难也算是多的了，再加上我们回来后，管区的相关部门对我们的高压，让母亲脑子里那根弦一直紧绷着。时间长了，难免会成为现在这样。\”除了表示理解，我还能说什么呢？

另一位大哥，当年曾是一名优秀的电工，就是因为那一点小事，给判了死缓。死缓，那是什么人才会被判的？而当年那么多人集体被判了死缓。恐怕这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一次集体镇压吧。偏偏就被他们赶上了，偏偏他们成了牺牲最大的一个群体。\”嗨，说白了，我们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想那么多。不像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人，有的都自视为领袖级别的，有的甚至在幻想着胜利之后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引起全世界瞩目的大人物。而我们，只是一些被那些无情地枪杀自己的同胞的士兵的暴行激怒的普通小老百姓。于是，我们就只好自认倒霉了。\”多年的劳累让他的眼睛随时都眯着，似乎想将一切都收回在自己的眼睛里，一点也不放过。

可我知道，这不过是我的一种很简单的想法，事实的真相是：他太失望了：\”兄弟，你们才是我最敬佩的人。我们当年是因为一时的激愤，实在忍不住了，一时冲动才动手了。可你们不一样，你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你们的勇气比我们大得多。\”我反驳：\”难道你不认为现在的政治环境要比以前宽松了许多？难道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什么理念之类的东西吗？不，有很多人是有他的目的或者说是野心在里面的。比起你们的单纯来，很多人根本不如你们。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年你们在看到那些事情后，你们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可如果把当时的事情放在现在的某些人身上，你觉得他们会像你们一样去做什么事情吗？根据我的了解，那些人不会。就是当年，又有多少人像你们一样去做了？\”

他张了张嘴，想再说些什么，却叹了口气：\”那个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完了。在街上，你看到小偷却不能去阻止，因为害怕会被报复。有一次我在公交车站看到一个小偷，想去阻止，但是我的亲戚说，你怎么还那么傻，现在的社会谁还管闲事？一句话给我说闷了。我们的社会怎么了？出现丑恶的现象，人们就不去管了，任由这个社会这么发展下去？为什么20年后这个国家不是更好了而是更糟了？很多事情，都让我失望。\”我为他的正义感动，也为他的境界骄傲。20年后，这人依然是条汉子，但是这个社会却对不起他，没有给他应有的回报。我只好简单而枯涩地回答：\”有些事情，并不是你所看到的那么简单，20年前的社会和20年后的社会真的不一样。\”说完这句话，我真的想抽自己的嘴巴子。我怎么会这么说？我怎么会说出这么冷血自私的话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教训\”一个曾经的\”暴徒\”？但我的内心，真的是在为安慰他，希望他不要再承受太多的苦痛。20年了，已经够多的了。

20年来，少有人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前段时间，朋友给我说了一件事。有人让她进网络会议开会，谈\”六四\”，谈社会的转型，谈某些人今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将可能会起到的作用。朋友说：\”我就说一句话，一句话，就消解了他的全部。我问，你们整天谈这些大而空的东西，你们想过没有，国内那些暴徒们出来还连生存都无法保证，你们是否可以帮他们募捐点钱？\”，她好笑地说：\”就这一句话，就让这家伙闭上了他那张喋喋不休的嘴。\”她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位因不敢让我去他家而每次见我都感觉很愧疚的大哥的话：\”我们真的什么也不想说了。说出来真相，我们只能让那些政治精英们用来向人们炫耀，再拿我们的事情去说事，以增加自己在海外的份量。这不扯淡吗？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是否能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不去关心，我们关心的是20年来谁对我们关心了。我们虽然没有政治诉求，我们也不是他们的人，但是我们一样受到了迫害。我们比他们受到的迫害还要严重，可是这么多年来，他们却没有为我们说一个字。太滑稽了。我们把自己的苦痛说出来，除了增加我们的痛苦，什么都没有。再加上我们随时被威胁要被送进去，说出来得不到任何安慰，反而可能会被送进去，我们说它干嘛呢？所以，我不想说什么。\”听到这番话前，我的心本来刚平静了一些，但是这番话再次让我心潮起伏，无法言说的苦涩让我只能深深叹口气，将想要说的话憋回去。

▲评论人士李金芳发表文章《被扼杀的呐喊者–记为祭奠六四而入狱的高洪明先生》（摘录）

在六四过去后的几年里，在当局定性的\”反革命暴乱\”的阴影下，大多数的国人沉默着，不是因为情愿，而是因为恐惧、因为不能开口。然而六四五周年前夕，终于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地发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他就是高洪明先生。高洪明先生被众人所熟知的是他因为筹建、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8年，但早在1994年他两次独自到天安门广场祭奠六四因此而入狱却鲜为人知。1994年5月31日他被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以\”扰乱社会治安、屡教不改\”的罪名判处两年劳动教养。

高洪明先生出狱前夕，警察找到他的妻子和姐姐，希望他们劝阻、制止他，并告诉他们高洪明一直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出狱后亲属尤其是姐姐也为当年他不顾姐夫去世的悲伤去逞自己的一时之快而耿耿于怀，认为他是一个不考虑家人不负责任的人。

但高洪明先生就是一个较真的人，他怎么也不明白：退一万步讲，六四开枪必定会伤及无辜，国家必须对六四死伤者给予赔偿道歉，必须给世人一个交代，怎么能这么不清不楚不负责任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可能停止，必须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做人起码的原则，哪怕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回家后，高洪明先生得知原单位北京外事局早已于1995年5月10日，在他被送往团和的当天将他开除。开除的理由是：高洪明去天安门的行为，是打着外交人员服务局的旗号，这给外交人员服务局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国际影响，必须予以开除。

出狱后的高洪明先生，丢掉了工作，一家人就靠妻子的工资维持生计。提起妻子，高洪明先生有些动容，他这样说：虽然她常常责怪我，但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位不平凡的妻子，一位杰出的女性，一位伟大的母亲。在高洪明先生被发配到黑龙江之后，妻子每月都会寄上一大包食品，连同邮费在内要三、四百元。

回想起自己所走过的路，高洪明先生说当初决然地祭奠六四并不是心血来潮，当局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早在1979年以前他就曾写过7封信给中共中央，记得1979年5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向资本主义学习，应当成为我们的口号。共产党应当追求国家进步，社会进步。在评价毛泽东时，他引用了人们评价曹操的一句话\”功首罪魁非两身，流芳遗臭本一人\”。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惊人之举。但高洪明先生认为他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正如他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我无愧历史，无愧人民，无愧良心，我只有愧80老母，9岁幼女，40弱妻。但我会坚定地沿着自己的选择走下去，追求民主自由的心不会变。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高洪明先生多次上书的珍贵手稿都被当局在搜家时尽情抄走，从1994年5月31日第一次抄家，到6月5日的第二次抄家，他以前的日记，手稿，中学的学生证等所有带有文字的东西全部被抄走，包括5月30日深夜他用来剪纸钱的剪刀，写标语时用的女儿的画笔都没能幸免。1999年6月29日高洪明先生因为中国民主党被捕时第三次遭到抄家，2009年因为写文章抨击时弊第四次被抄家，这四次抄家使他丢失了所有自己的文字！

我与高洪明先生接触颇多，他为人谦和，坦诚，耿直，认准的理儿决不会回头，警察曾说他这是\”一根筯\”，但他自己说这叫\”执着\”。他广为世人所熟知的常常是他曾因为中国民主党而坐牢8年，但早在1994年六四五周年之前夕，他就因为勇敢地走上街头，两次去祭奠六四，虽然都是中途就被当局扼杀，但他因此而被捕入狱2年，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这段历史不能被忘记，也不应当被忘记。

▲原民运领袖、布道人远志明发表文章《六四的诉求与中国的出路》

一、

六四的诉求一日不实现，六四的意义就一日比一日重大。

五四运动的诉求是民主和科学，六四运动的诉求是公平和公义。六四一开始，只因胡耀邦的遭遇不公平，官倒腐败不公平，四二六社论不公平，激起了热血沸腾的抗议。抗议就是寻求公义，但是当政者没有满足学生们公义的要求，于是学生们要自己完成她，哪怕用生命，也只能用生命（献给公义的生命是不死的）。

平民百姓一般只是求公平，但是求而不能得，甚至连求也不能求，这就是不公义了。

六四过后，当政者以务实态度促进经济发展，以为抵消了六四的诉求。实际上恰恰相反，繁荣背后的不公平不公义，远远超过六四时期。一个遍布城乡、日益庞大的权贵阶层已经形成，他们是不公平的根源，同时又是中国唯一有权主持公平的力量，所以他们必定又是不公义的根源。

有没有公平，事关稳定；有没有公义，事关存亡。

所以中国迄今还在死路上向前挺进。不管全世界怎么朝它欢呼，不管它自己怎么洋洋得意，只要六四的诉求不实现，中国就是在一条死路上。

二、

显而易见，没有公义就没有公平。

公平来自民主，公义来自上帝。当年我们知道前一点，不知道后一点。

杰弗逊说：民主宪法是为有信仰的人写的。信仰上帝以后我看出：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最近又看见：假如没有上帝，民主就不如专制。先前美国人一人一票选出杰弗逊总统，将来美国人也会一人一票选出同性恋总统，假如他们继续一步步远离上帝的话。

美国需要归回上帝，中国需要归向上帝。不然都是死路一条。

数点大国崛起，或存或亡，或福或祸，端看敬不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圣经诗篇33：12）。

三、

2003年12月19日祷告时，我看见一些瞎人骑着瞎马，带领更多瞎人冲向悬崖。我听见上帝的警告声。我看见凡听见这声音的人就睁开眼，一排排扑倒在地，成爲奔向悬崖者的绊脚石。蜂拥的瞎人们责駡、践踏着他们，继续高傲地向前挺进。我看见那些睁开眼睛的人组成一只大手，在悬崖下张开，想接住即将跌落的瞎人们。

2005年7月2日，我在圣地亚哥海岸一块巨石上祷告，看见太平洋上一巨鸟腾飞，翅膀着火，落进海里。我心想，它栽下去，反而死不了，因为水可以熄灭它的火。

2006年4月29日祷告后写到：朋友，我若看见了你的死期却不告诉你，也许你不会怪罪我；但是我若看见了你的活路却不告诉你，在阴间里你也必怨恨我，我也必在上帝面前蒙羞。因为我知道上帝是何等爱你，为了救你，？甚至愿意让我死在你手里。

一位美国牧师预言说，2026年中国将成为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强国。倘若如此，我知道，必有一番痛悔在先头（圣经路加福音13：4-5）。

上帝说：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阿摩司书5：24）。

▲六四学生领袖马少方发表文章《六四一别二十年，相聚何有期》（删节版）

我在戒严令颁布后，曾有几次与香港学生代表林耀强、李兰菊交往。大概是5月24日左右，我和吾尔开希在北京饭店与林耀强、李兰菊初次相识。那天，林耀强和李兰菊是代表香港大学生向北京大学生通报香港市民及大学生声援北京学运的情。

林耀强，年龄比我小一些，个子较高，人清瘦，白白净净，说话有条理，人亦冷静。李兰菊，年龄好像和我差不多，和柴玲差不多高，也偏瘦，漂亮。他们俩见吾尔开希和我时，脸上略显疲倦。林耀强告诉我们，他们刚从广场回来不久。原来他们整晚都和坚守广场的同学们在一起。

那天和林耀强、李兰菊的交流，记忆中谈及的就是运动将如何结束，广场上已显混乱的局面如何控制并改善，还有香港市民捐赠的大批帐篷如何分发等。林耀强、李兰菊分析问题的理性、处理事务的条理，令我敬佩。他们的理性分析，表明他们和他们代表的香港同学，不仅用行动积极参与民运，而且还以理性的思维影响学运。

他们讲述了广场上日日夜夜的体验，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切感受。也是在那一天，因为大家聊得多、谈得久，林耀强提议就在北京饭店吃个便餐。这顿便餐，四菜一汤，吃饭者8至10人，谁想到就在我们埋头填肚的时候，远处会有监视的摄录机。这一幕后来就成了那个著名说法的画面：画面是模糊的一桌人吃饭（毕竟不是公开的拍摄，只能偷拍，因而模糊），画外音是：广场上的同学在绝食，而吾尔开希们却在大吃大喝！可不知出于何故，那画面上的日期–5月24日，却没有被删走。问题是，广场上的绝食抗议是5月13日开始，19日结束，5月24日的广场上没有一个人绝食，喉舌的声音就是公然造假。

话说回来，不要说林耀强、李兰菊不能完全理解当时的形势，就是我这样从一开始就积极投身运动的人，虽然知道其时需要理性的力量来影响运动的走向，可是，这毕竟是一场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在这片已经40年不允许民自主参政的土地里，如何将一场自发运动转化为真正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政治行动，实际上难于登天。正如我们当时一致认为的：我们努力了，我们坚持了，我们做了，只能这样。

林耀强、李兰菊们一直在努力，直到5月底或者6月初（时间久了，记不清楚日期），他们又找我，那次林耀强和我谈到如何将有影响力的学运积极分子（我从不认为这场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有什?学运领袖）召集在一起，认真研究形势，真正制订可行的运动方案，以保证运动和平结束的问题。但谁会想到，仅仅几天后，坦克和机枪给这场历时近两月，涉及大部分中国人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个血腥的答案！

去年，我有机会踏足香港，终于和林耀强见面。两个近20年没见面的朋友拥抱，20年了，无辜的冤魂还没有可以安息的墓地，刽子手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真相还没有大白于天下，人们追求宪政制度的努力还在遭受强力压制……而林耀强和我的相见，只一句\”头发已经白了\”，就把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追求公理和正义的艰辛努力，道尽了。

李兰菊在美国，虽有几次电话联络，但20年没见过这位干练、利落的女生了。她现在生活得好吗？几年前她曾回到香港，也曾给我打来电话，说想过境来看看我，但她终于没能入境，我们已20年没见面了。

我们何时才能见面？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像刘晓波博士那样，不怕囚禁，和平推动中国走向宪政自由，我们这些老朋友就一定会在中国土地上拥抱、握手……

●六四二十周年网友感言（摘录于BBC）

▲我从未怀疑\”六四\”终有一天会从新评价、会平反昭雪、会把颠倒的历史正本清源。想到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有时禁不住热泪流淌。

1989年春夏正值我研究生毕业前夕，受满腔热情的学生们游行示威的感染，被忧国忧民的\”绝食宣言\”感召 ，和同学朋友一起在长春参加了那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十年过去了，世界巨变，中国也巨变。东欧和苏联的专制政权都已灰飞烟灭，国的政治形势也有了进步， 尽管还远不尽人意。

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开始踏着屠杀的血迹，迎着专制的阴霾站出来。\’天安门母亲\’队伍廷过来了，而且正在壮 大；\’零八宪章\’签署了，让专制的丧钟更加响亮；沙叶新等名人忍无可忍，高呼文艺不要做极权的奴仆! 杜导正等共产党内的正义的声音冲出了钳制，公开整理出版了\’赵紫阳回忆录\’。

民主与发展，自由与进步乃当今世界的主流。逆历史潮流者，无论是谁，不管是哪个政党或政权，必将被人民抛弃。

相信吧，善良和正义的人们，这一天不会太久了。

▲中共权贵集团用死人压活人。用死人的那张无耻脸皮掩盖、篡改历史，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文革假否定真保护，为的是保住毛泽东那具僵尸。对反右只纠错不平反，为的是保住反右大将邓小平那张两腮见角的死脸皮。

对六四更是变本加厉，消除一切不同的声音，坚决不予平反，为的是保住江泽民、胡锦涛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生低调的赵紫阳竟然在屠城20周年之际，突然发声了。依靠了原始的录音手段在一批中共老革命的支持下把六四的真相公之于世。

我们期待着在中国大陆能听到赵紫阳的声音！见到这本用中英文出版的书。赵紫阳的录音及及其文字稿犹如一颗 核弹，其当量无穷，震撼着中共政坛。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六四的结只有中共自己能解决。六四一日不平反，中国无宁日。这是除了中共权贵集团外人所共知的道理。中共坚持不作为，只能自食其果。

▲六四后的中国现状：

一、人们不再提及政体改革，闷头挣钱，金钱挂帅，人民的腰包鼓起来了，物价当然应声而涨，但是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这是事实。

二、贪官越贪越大了，贪腐越反越多：90年，贪10万就能枪毙了，到了94年，出现了贪几百万而判死缓；没几年后，贪污几千万甚至上亿却不能绳之于法；而今，贪150万，仅罚款2万元。

三、民主环境倒退了，具体体现在江泽民上台后的权力集中措施，各级单位出现\”一支笔\”\”一张嘴\”说了算的 现象。近几年，中央有强调\”红色\”的趋势，崇毛的活动不时出现，令人担忧文革复辟。

四、法制建设跟不上开放步伐。市场活跃了，人口也随之高度流动，使得许多法律条文不适应现状。经济结构的 改变使得许多的法律的执行弱化了，受害者越发不能受到保护。

当然，这一切的变化不能说是\”六四\”的后果，历史也没有假设。客观点评价的话，六四的目标是正确的，过程是不成熟的，结果是可悲的。将来的民主改革要引以为鉴。

▲20年前看不懂64，20年后支持64，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了,但社会变得更不公平了，黑暗了，专家和骗子同意,公安和土匪同等，一群没有民主思想，没有社会公德的人掌握了政权，中国如果不政治改革就会面临生灵涂炭的后果。

▲六四至今在国内无法公开讨论以及只有极少数人通过代理服务器进入国际互联网参与包括你们这个专题的讨论说明了中国当前的政治现实。六四过后20年，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个人自由也有所放宽，但思想钳制依然是严酷的，以稳定和经济发展之名，拒绝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那怕是执政党自己内部的民主程序，也停滞不前，国 内贫富分化严重，贪腐的普遍化让执政党和它的官僚体系失去公信力，名为共和国，但并不依宪行事，处心积虑地 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党化教育愚民政策取代普世价值，为政党的私利挟持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蔑视人类的基本价值准则，虽口号叠从出，如\”执政为民或\”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尽管出发点可取，但是由于与政治现实南辕北辙，已成为民众的笑柄，党对政治异己的整肃残酷无情，其执政风格在国内外均呈现其欺骗性和玩弄文字游戏的两面性和痞子作风，一贯缺乏真诚的政治道德，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六四的血腥中艰难地思考和推进启蒙，执着地思考国家的命运，希望以非暴力的和平转型来实现中国无数先贤梦想的民主宪政，所凝成的温和理性的文件就是08宪章，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是权力的无情打压和傲慢的拒绝，坚持专制独裁是让国家预设了不幸的将来。

▲我还想说。我们不要给予\”六四\”事件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所谓革命在中国都是不纯粹的，尽是少数人强行代表了多数人，很多时候甚至是在戏弄人民，拿道德的枷锁挟持人民。我认为只有树立公民意识，强调每一个人生的可贵，才是根本。这要靠全民教育，优于全民革命。

死难者必须得到尊重！对于事件参与者的限制措施必须取消！那么对于六四事件也必须重新定性，这将是我们迈 向公民社会的必经之路。

▲中共杀人的本质不会变，\”三反五反\”，胡风，\”反右\”，直到文革。。。。。。伪人邓小平不是说过\”杀二十万 保二十年太平\”吗？今年二十大限已到，恐怕又会有大量无辜被中共诬蔑为\”暴徒\”后惨遭杀害！

▲我曾支持过共产党，现在我知道了六.四屠杀的真相和知道了更多共产党贪官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欺骗民众的丑闻，我现在痛恨共产党。

▲6.4快到了，这是共产党最害怕的日子，共产党加大了\”攻势\”花钱雇佣一些奴才企图给6.4学运摸黑，为屠 杀寻找借口.这是意料之中的.不过现在谁还相信共产党的谎言呢?奴才们来BBC捣乱是没用的，有头脑的人一 看就知道哪些是奴才的评论..哈.哈..5毛真可笑..

▲要翻掉六四的铁案，首先需要真相。人民需要真相。全党需要真相。

根据党章，经中共13大合法选举产生的党中央总书记一夜之间被几个老人就这么废了。这六千五百万党员哪里去了？现在的中国是：国无法，党无规。为富不仁着，当官不义者，人不为己者，知多少？只有真相才能消除洗脑的后遗症。真相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真相才能缩小乃至消除大陆社会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向钱看族的人群数量，才能恢复1980年代那种 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风气。真相能拯救泯灭的人性！真相能拯救社会的良心！

赵紫阳录音及其全文的公布于世，是大中华地区的大事，是全世界华人的大事，是全世界关心中国前途、关心中 国人民命运人士的大事。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中共权贵集团的统治基础必将动摇崩溃！这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旦被外国记者问及赵紫阳的录音和回忆录出版之事，不知会尴尬到怎样的程度？铁证如山，谎言自破。谢谢为赵紫阳回忆录和录音出版作出贡献的所有前辈和晚辈！

民主中国在大陆恢复之日，你们的功勋和英名将被镌刻在国家成立的纪念碑上，万古永存。
大陆人民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传播赵紫阳回忆录

▲共产党是靠人民得天下的。但它成了统治者后，欺压起老百姓来却更狠，更毒，更有创新。远远超过过去的统治者。看看他们如何对待众多访民就一目了然了。用他们过去的标准经典语言来说，这些访民都是我们的阶级弟兄呀，那能往死逼啊。

▲二十年前的这一天，我想不论你是何种国籍，阶层的人，只要是有人性，良心的，看见， 听见的. 无不令人热泪盈眶，义愤填膺。我也是当年走上街头游行的一份子， 虽然二十年过去了，但每当6.4临近，心情都会沉重起来，中国， 自己的祖国.有谁不愿见其壮大。但若果是要用自己人民如此牺牲来换取今天的所谓成就，那么如何在清史上记下这一段。更反问现在那些大放厥词的，抚心自问该如何对当年那些平白送上自己年青生命的人。做人， 不可以只在自己既得利益的角度着眼.稍为对自己尘封的良心打扫一下吧。

▲中共如果一意孤行不昭雪六四大屠杀的民主英灵、不抛弃\”代表权贵、代表资本、代表垄断\”的法西斯种族清洗政策，中国来自绝大多数人口的中下层二次革命将不可避免。中共不配那叶利钦当幌子，叶利钦是民主选举的总统，他有权力的法律基础。中共已经丧失权力的法律和道义基础。

▲六四是中国民主的里程碑，而非终结。只要中共继续独裁，\”六四\”迟早还会一次次的发生，而且终会成功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中共的独裁是挟马克思主义来反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也证明没有一个集团可以永远独裁下去的。中共政府只是在为他们的即得利益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其实，主动的政 治民主改革是他们避免被人民送上断头台的唯一出路。

▲六四之后，就彻底确立黑领阶层在中国的地位了。他们盘剥百姓，利用职权掠夺国家资源手法更加的隐秘。

▲有必要在六四二十周年时，再次怀念六四时遇害的英烈，还有那些被中共迫害过的，或还在经受迫害的勇士们。二十年一晃而过，六四事件改变了我对中共的看法，虽然没来得及参加，但应该说是直接得益于六四事件所引起的对 社会的思考和启蒙。

不过真要是参加了六四，如果面对中共的军队和坦克，估计难免腿软退缩，要做到手无寸铁地与职业军人舍身对抗，说实话还缺乏像六四英雄一样的勇气。其实，六四学生，北京市民体现的牺牲和勇气，史无前例。因为就拿韩战来说，中共军队投降被俘21，400人，这么多职业军人放弃对抗，选择投降，其比例远超过六四时所谓\”退缩\”的学生领袖的数量。就凭这点，参加六四的朋友们就应该为自己骄傲。

再次感谢六四参与者做出的牺牲，你们所创造的历史，实际上，已经把中国的共产主义送进了坟墓。以后对于中共这个怪胎的改造，已经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四分五裂是必然的，因为共产党的统治是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是残暴的.是带有欺骗性质的，尽管共产党总是在高喊\”为人民服务\”\”国主义\”\”和谐社会\”等口号，可那都是骗人的玩意儿，聪明人都能看的出。一但人们觉醒，谁还愿意跟共产党鬼混呢?所以新疆闹独立，西藏闹独立，台湾也闹独立..香港大游行 ..其实共产党不搞民主才是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一个政党不得民心光靠欺骗和镇压只能说是\”弱智\”的统治，最终会走上国家分裂.共产党灭亡的结局..

▲那一天，东德多个城市出现了类似莱比锡的和平祈祷集会和示威。更为有趣的是，西德各个城市的市民，为了支持 自己同胞对民主的诉求，也在西德各个城市里举行了祈祷集会。当天东西德有上百万之众参加了祈祷会。

长期称病，犹如太上皇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在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完全处于惊慌之中，匆忙结束休养，亲自来掌控全国的稳定。但是，这个局势，已经超出了他可以掌控的可能。十月二十五日，莱比锡的星期一祈祷达到了创记录的三十二万人。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莱比锡，当年的人口只有四十八万多。可以说，这一天，除了死心塌地的共产党干部和执行任务的警察之外，所有的莱比锡人都走上了街头。

仅仅是十多天之后，风月变幻。以昂纳克为首的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全体辞职。柏林墙倒塌了。东德共产主义统治终于解体了。

莱比锡的星期一祈祷活动一直举办到九零年三月。但是那个时候，东德已经进入了民主化的轨道，并且紧锣密鼓 地准备和原来的西德完全统一。星期一祈祷最终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因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星期一祈祷这种独特、和平和强大的方式，却在人类追求民主的历史上留下色彩浓烈的一笔。

▲六四与东德的\”星期一祈祷\”

回眸历史，通常犹如雾中看花。穿过时间之雾，我们正在辨认六四这段历史的面庞。在纪念六四之际，至少有一点显现得越来越清晰：六四不仅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六四发生在中国，却改变了世界，最终也将彻底地改 变中国。纪念六四，回眸在六四直接影响下前民主德国的一场民主运动，既是为六四添加的一个世界意义的注脚， 也是展望中国未来民主化进程，可以从中受益的一次经验回顾。

和六四同步的东德民主运动

在六四的影响下，前东欧共产体制的崩溃，一直是人们关注的核心之一。但是就东德而言，人们关注的眼光和角 度，似乎更集中在柏林墙的倒塌上，似乎柏林墙的倒塌就是东德共产统治结束的过程。殊不知，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东德民主运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柏林墙的倒塌，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是压跨东德共产体制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整个东德共产体制的破产，却是几乎和六四同步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其中在唤醒民众、 赢得国际社会支持和显示民主力量强大这几个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并且富有历史意义的，却是一个伟大的和平示 威方式，史称\”星期一示威\”或\”星期一祈祷\”。

▲平反六四，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即使共产党自己不对六四进行平反，也必将有革命者完成这个使命。

▲邓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后，要求中央要冷静再冷静，要韬光养晦，要埋头苦干干好自己的事情：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在确认江的无改革企图心后，于92年自己挑头站出来强调：谁不推动改革开放谁就下台。作为历史上的人物，我们要说胡赵两人本乃邓之希望，但不幸应六四而夭折。导致中国又走了几年的弯路。对于中国人民和这些改革者亦是悲剧。

▲事实证明，即使是在经济改革问题上，邓小平也谈不上多大的功劳，他最多只是\”默许\”罢了，在诸多事关经改的问题上，主要的幕后推手都不是他。但在镇压学生，反民主反自由上，却是他在开历史倒车，是杀死无辜爱国学 生的刽子手。倘若有一日，中国终于摆脱专制制度进入民主社会，希望在国际法庭上，以反人类罪名审判的第一个人是毛泽东，第二个人就是邓小平。

▲有一样东西要肯定的是，当年的学生是绝对爱国的，当时的背景是物价闯关，贪污腐败泛滥，反官倒反腐败是学生 们的动机，学生们想共产党为国为民而改好，但是专政独裁的共产党不接受学生们的好意，反而决定用暴力来解决这场危机，用坦克与机枪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虽然血腥镇压把这场运动镇压下去，学生们是为国为民而捐躯，但是腐败的共产党仍然还是腐败下去。

89-64已经过了二十年，但是与一切向钱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烂摊子，官商勾结，官员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社会矛盾激烈种种的社会现象使人民不得不质疑共产党的执法合法性，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腐烂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领导方式来治理，新的社会模式，新的制度来代替腐烂的共产党，期待着新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诞生，希望人民更幸福。

▲六四事件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痛，也是中国政府永远不能触机的敏感话题。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欠债总是要还的！六四事件不平反。中国政府永远摆脱不了反人类屠杀的阴影，永远都会把六四当成敏感日子。

▲历史的错误方面、拒绝政治民主化变革的中国官方，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用坦克和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事件。

在血腥的六三之夜和六四黎明，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在北京的大马路上和小胡同里，向学生和民众开火，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淹于无尽的血泊之中。

6月3日晚9点多钟，罪恶的枪声在复兴路永定路口响起，北京农民、年仅22岁的郭某应声倒地，中弹身亡。10点多钟，航天部二院工人宋晓明在五棵松路口大腿中弹，送301医院抢救无效于6月4日凌晨死亡。差不多同一时间，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厂技工李振英在301医院北门口前胸中弹，一小时后死于301医院。稍后，待业青年轧爱国在公主坟附近头部中弹，很快死于301医院。

在军队大开杀戒的木樨地，年仅17岁的人大附中高二学生蒋捷连胸部饮弹，喋血长街；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程师袁力咽部中弹，鲜血染透衣裤；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助研郝致京左胸中弹，不幸遇难；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工人吴向东颈部中弹，不治身亡；北京市五十七中高三学生叶伟航身中三弹，惨遭杀害；军队离休干部杜东旭的妻子马承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