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2日，姚遥在致姚遥的信中表示：“虽然我们名字一个字都不差，居然岁数也相同，只是，我们在观念上是完全对立的。”在我看来，这是很好玩的事情。虽然两人都叫姚遥，都出生在1983年。然而，两个姚遥却根本不同。
前一个姚遥，是体制外自由主义学者，著名选举专家姚立法的儿子，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而后一个姚遥，则是体制内民族主义学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一个体制外，一个体制内；一个自由主义，一个民族主义；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根本不同。
前一个姚遥，是《公民社会评论》的发起人之一，姑且称为“公民姚遥”。后一个姚遥，自称为“鸟巢一代”，姑且称为“鸟人姚遥”。本来，他们毫不相干。可是，却因为一本2009年3月出版的《少年中国》，让“公民姚遥”与“鸟人姚遥”扯上关系。
“草泥马”对“鸟巢”
“鸟人姚遥”的《少年中国》，其副标题还叫“‘鸟巢一代’解读2008年中国与世界”。作者把八零后称为“鸟巢一代”。实际上，我与“公民姚遥”都是八零后，但我们都不愿意被称为“鸟巢一代”，更愿意被称为“草泥马一代”。
首先，“鸟巢”就不是好东西。因为“鸟”有骂人的意思，民间经常用“鸟人”骂人，所以把一个国家体育馆建成“鸟巢”的模样，而且称为“鸟巢”，就是对全体国民的辱骂。而且，“鸟巢”会让人联想到生殖器，联想到“被强奸”。
提到“鸟巢”，不得不提到“鸟”，这里的“鸟”不是普通的“鸟”，而是一只“和谐鸟”。它出生于2004年9月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上，中共党魁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此后，“和谐社会”被“草泥马”为“和谐鸟”。
然而，这只“和谐鸟”不仅做了一个“鸟巢”，而且还产下一个“鸟蛋”，长出一个“鸟头”，穿着一个“大裤衩”。因为，国家大剧院被“草泥马”为“鸟蛋”，盘古大观被“草泥马”为“鸟头”，中央电视台之“智窗”被“草泥马”为“大裤衩”。
无论是“鸟蛋”、“鸟头”，还是“鸟巢”，都与“鸟”有关，都有辱骂与强奸的意味。而“大裤衩”，可以联想到中央电视台每天之强奸民意。只不过，以前是私下的“强奸”，现在“大裤衩”一穿，就变成公开的“强奸”。因此，无论是“鸟蛋”、“鸟头”、“鸟巢”，还是“大裤衩”，都有公开向民众耍流氓的意味。
其次，我不喜欢“奥运”。提到“鸟巢”就要提到“奥运”。在我看来，这场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假大空”的奥运会，与1936年法西斯德国的奥运会一样。对此，我曾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同事、研究梁漱溟的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教授讨论过。他告诉我，“有德国人抱怨这次的开幕式彷彿柏林奥运会重现眼前”。
而且，奥运之前及其间，发生大量侵犯人权的事件，如关注爱滋病的人权捍卫者胡佳被判刑。为此，国际人权组织曾发起过一场“要人权，不要奥运”的运动。更为荒唐的是，中共当局为了避免国际社会的批评，曾在北京划出紫竹院公园、日坛公园、世界公园作为“游行示威公园”。为了发出抗议声音以及检验中共当局的诚意，对此提出游行申请的就有七十多件。然而，中共当局却一件也未批准，致使“游行示威公园”成为摆设。
更何况，奥运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南方雪灾、火车相撞、拉萨抗暴、汶川地震、杨佳抗暴等事件。特别是汶川地震，天灾与人祸加在一起，导致近十万人丧生，其中将近一半是因“豆腐渣”工程而死亡的学生。
在“家天下”时代，发生地震就意味着上天示警，皇帝通常会下“罪己诏”。然而，现在的“党天下”时代，不仅不罪己，还不惜一切代价的举办奥运。甚至，直到现在地震已经过去一年，中共当局却还依然拒绝公布真实的地震死亡学生名单 ，毫无悲天悯人之情。
正因为如此，我与“公民姚遥”一样，不喜欢被称为“鸟巢一代”。不愿意这样称呼的“八零后”，肯定还有很多很多。我想，被李昕艾女士在《漏网之鱼：荒芜世界里的甘露——1976-1989那些青年》（http://zaiyezhimin.bokee.com/6034209.html）中列入的“八零后”们，肯定不愿意被称为“鸟巢一代”，而更愿意被称为“草泥马一代”。
“公民”对“鸟人”
因为这些“八零后”，已经排除身体里的“狼奶”、“毒奶”，与“公民姚遥”一样，愿意做一个正常的“公民”。
在“鸟人姚遥”的《少年中国》里，没有一点“公民”的精神。它只是步王小东、宋强等民族主义者的《中国不高兴》之后尘，只是“粪青式”的叫嚣。对此，“公民姚遥”在其标题叫《“鸟巢”里出来的不都是“鸟人”》的信中说：“《少年中国》类似于新闻联播、《人民日报》以及《环球时报》三者的相加”。
这可以理解，因为看一下“鸟人姚遥”的履历，就可以知道他没有经过排除身体里的“狼奶”、“毒奶”的过程。再加上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遇到的又是李希光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教授。李希光在美国时，大讲特讲新闻自由；而在大陆，却大讲特讲要新闻控制。
有这样的教授做导师，当然教出的学生，也只能跟着他嚎叫“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腔调。比如，“鸟人姚遥”在《结束语》中说：“遗憾的是，这些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大部分都是充满误解或者偏于负面的。”
说到“偏于负面”，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西方媒体不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共当局的喉舌与宣传机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中共当局歌功颂德。学新闻传播的“鸟人姚遥”，可能已经忘记媒体的一大职责就是“扒粪”与“挑刺”。
此外，“鸟人姚遥”在《少年中国》中把现在的中国称为“少年中国”，认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2008年，一个繁荣与自信的‘新新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实际上，提到“少年中国”就不能不提到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写出《少年中国说》，呼唤“少年中国”。梁启超疾呼：“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根据梁启超此后对“新民”精神的鼓吹，他心中的少年必须是“新民”，也就是必须要有自由、权利、自治、自尊的思想。用今天的话说来说，就是要有“公民”精神。然而，“鸟人姚遥”却只是借用了梁启超“少年中国”字面意思，而没有理解其精神，生搬硬套地栽在今天这个极权中国身上，实在荒唐可笑。
“鸟人姚遥”还说现在是“新新中国”。实际上，“新中国”一词最早也是由梁启超提出并鼓吹的。早在1902年11月，梁启超就写出《新中国未来记》。他心目中的“新中国”，当然是一个民主、自由、宪政的中国，绝不是一个无自由、无民主、无宪政的极权中国。
虽然，中共当局把1949年称为“新中国”，实际上名不副实。不仅不新，甚至连清末都不如。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新新中国”之说。
具体对于这三十改革开放的评价，笔者和“公民姚遥”等人一起写了一部《改革之死》。笔者写了传媒部分，“公民姚遥”写了世道部分。这部书早在2008年12月就已经由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在笔者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改革”，如果硬要说有“改革”的话，也只存在于20世纪八十年代，“六四”以后改革就已经死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向“鸟人姚遥”提一下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我看来，近30年来，没有一个事件，能够像“六四”一样影响深远。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伤口。虽然马上就已经二十周年了，可是，直到今天，这个伤口依然没有愈合的可能，仍在不断滴血。
也许，由于“鸟人姚遥”喝过的“狼奶”、“毒奶”太多，甚至有可能不知道“六四”。如果这样的话，我都会为你感到羞耻。因为“六四”的重要性，不知要超过你《少年中国》所鼓吹的“奥运”重要多少倍。
“鸟人姚遥”：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想说的是，我与你根本不同。我是“公民”，你是“鸟人”。你不仅是“鸟人”，而且是体制内的“鸟人”，甚至还是官员式的“鸟人”。这可以从你的介绍中得到证实：“2006年起参与全国政府发言人培训项目，是国家行政学院‘厅局级公务员任职培训班’、‘应急管理专题研讨班’以及‘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专题培训班’的授课团队成员。”
所以，你能站在中共当局的立场，站在你官员的身份，说出下面这样的话：“2008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多起大规模群体性暴力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在复杂利益冲突面前某些群众的理智丧失与精神崩溃。”
本来，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原因，不在群众，只在官员。也就是说，世上只有“刁官”，没有“刁民”。然而，你不但不去谴责与你一样身份的人，还把板子打在群众身上，说他们“理智丧失与精神崩溃”。
不过，这我可以理解，因为你的屁股决定脑袋。因为，你要依靠这些官员。他们向你提供金钱，你就培训他们如何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对待群众与记者。你们只是各取所需罢了。
我也知道，你不是普通的官员式“鸟人”，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官员式“鸟人”。能够得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为你作序，可以说很牛逼。不过，别忘了，再牛逼的“鸟人”依然是“鸟人”。
(作者曾任博客中国主编、总编助理，《先锋国家历史》杂志记者,“后改革”理论力著——《改革之死》的作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