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诞】每逢魔诞魔亡之日，总有一些魔子魔孙跳出来乱舞一番。这是今天看到的最发人深省的一句话：“杀人放火自古以来不鲜见，但把杀人放火做成了一项神圣事业的却不多见。”要把这种“神圣事业”做大做成功，有赖于相应的文化道德气候、政治社会土壤和意识形态支持。五四功不可没也。

【五四】蒙启派试图将五四运动和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隔离开来，无效无效也，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故。行云厅友言：“桐城派由于崇尚程朱理学，最后居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绊脚石，遭到同为安徽人的胡适陈独秀等人的疯狂攻击，被称为“桐城谬种”。由此可知，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都是些啥东东了。”然也。仅此一点，足证新文化运动健将自身就是反孔反儒反常反华反人道的民粹谬种，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就是荒谬不堪的民粹主义五反运动。

【五四】蒙启派感叹新文化运动失败，纯属睁眼说瞎话。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哪有马克思主义的泛滥成灾和窃据宪位；没有马克思主义上位，赤县神州何至于沦落为马邦黑狱。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太成功啦。注意，请不要再说五四是什么民主、平等运动了。那就是赤裸裸的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造反运动，造人伦的反，反人道之常，既与儒家文化背道而驰，又与自由主义南辕北辙。

【五四】用邯郸学步来形容蒙启派的西化努力，颇为恰切。学步欧美而不得，又失其故行，直匍匐而归耳。之所以学步欧美而不得，要因有二：一是误把仁义道德当成吃人的东西反掉了，把自己变成了不仁不义无道缺德的东西；二是分不清楚苏俄和欧美的原则性区别，不知不觉滑向了苏俄的邪路。

【五四】谁是五四之父或五四之首领？说法不一。毛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把列宁说成五四精神之父。毛在《“七大”工作方针》的内部报告中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把陈独秀当成五四总司令。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把鲁迅看成所谓的文化革命主将，当然也是五四主将。陈独秀晚年撰文纪念蔡元培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这是将自己与蔡元培、胡适之并列为五四三首领。台湾《五四研究论文集》卷首语中汪荣祖写道：“至于说谁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不易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至少知道不曾有一个所谓„单一‟的领导。在新文化运动„领袖群‟中，胡适无疑是声名最洋溢的一个。”这是视胡适为五四主帅。陈子明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中说：“笔者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其功罪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但是，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人，没有这个人，五四运动或许就不会发生，那么这个人不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或鲁迅，而只能是梁启超。”这又把梁启超放在第一位。

【三派】现在不少儒生严厉批判西化派反孔反儒反传统，值得肯定。要注意的是，这种批判不能撇开北化派。五四派可分为西化派、北化派和三民派。对于儒家文化，三民派是若即若离，似尊非尊，似是而非；西化派是门外胡批，隔壁乱判，隔山打牛，但与北化派相比，小巫见大巫矣。论反孔反儒最厉害、毁害传统最严重者，非北化派莫属。西化派至少没有挖孔子坟掘孟子墓，没有剥夺儒家的言论权结社权吧。如果一味把批判的武器指向西化派，未免有捏软柿子之嫌。

【蒙启】启蒙必须具备启蒙的资格，启蒙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道德水平。五四以来三界精英最喜欢以启蒙民众、开启民智自诩自命，却事与愿违，越启越蒙，越启蒙，民德民智下降速度越快，根本原因就在于精英群体本身不行。反孔反儒，以盲导盲，以邪知邪见导民，能不误导社会、殃民祸国乎。

【反儒】杀人之罪小，反儒之恶大。盖反儒就是反人道，必然内忧外患并至，天灾人祸不断。反掉人道的社会，人心不如兽，人命不如草。草菅人命的人纷纷得势得位，屈死、枉死、死于非命和生不如死的人，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不仅毛时代，五四至今百余年的血雨腥风就是最好的证明。反儒危害之大，害人杀人之众，是用手杀人者无可比拟的。

【标准】对儒家态度如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文化道德标准，也是判断是否中国人和正常人的关键标准。中国人即使非儒，也能尊儒尊孔，至少不会反对儒家、诋毁圣人。反孔反儒，轻则非正常人，如五四启蒙派；重则非人，如马家左派，毛左。在政治上，尊儒未必很好，伪尊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反儒必然极坏，必然背天逆道，不可救药。

【儒马】儒家文化好在根本上，五观高度中正；马列主义坏在骨子里，五观完全错误。不明儒家文化的好，不明马列主义的坏，是两大思想无明。后一种无明，最容易自误误人。普罗大众不明，可以理解；三界精英不明，不可思议。五四时、民国时不明，可以理解；文革前不明，可以谅解；文革后依然不明，不可思议，至今依然认为马列主义是好东西而为之辩护，特别不可思议。

【日寇】日寇入侵也是有内因的。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周易·系辞上》）当时致寇原因主要有文化、政治双重，文化原因是反孔反儒，五四蒙启两派各有责任；政治原因一分为三，国共两党和各地军阀各有责任，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责任最大。故国民党御寇固然有功，招寇不能无责也。

【不配】自由民主不是不好，而是五四之后社会不配。反孔反儒的社会，最适合极权主义，能建设起来的只能是、必然是最坏的制度，反孔崇马，天造地设，天作之合。当然，反儒社会不配自由民主，就更不配王道礼制了。在反儒社会，稍微好一点的人物、势力和制度都不行，稳不住阵脚。国民党败遁台湾，原因在此。

【百姓】古龙说，朋友是拿来爱的。东海曰，对于政治家来说，老百姓是拿来爱的。而且，老百姓不可爱，也是上层建筑的责任。陆贾说：“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新语·无为》）五四以来，民德民智越来越低下，国共两党难辞其咎。当然，民国共和国有别。民国时期，国民只是夷狄化；共和国时期，国民普遍盗贼化乃至豺狼化。

【假如】如果清亡之后，有一个正常的制度和政府，内不恶战不恶斗，外不致寇不助恶，那么，中国的兴盛强大，人民的富足幸福，将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五四之后建立的是王道宪政，现在即使尚未全面超越美国，在道德文明、社会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几个方面也应该已超。可惜蓝党误我于前，马帮毁我于后。呜呼！天不佑吾民吾国也。

【嫡子】在美俄、乌俄之间选择反美亲俄，虽极端反常，但毫不奇怪，非常符合马帮的逻辑。马帮的逻辑根源于五四，马帮是真正的五四嫡子，蓝营庶出耳。反孔反儒是最根本的文化反常，必然导致道德和政治一切反常。自五四开始，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恩仇敌友越来越反常甚至颠倒，只要面临两条和多条道路选择，国人必然选择最坏的那一条，根本原因在此。

【击蒙】百年流行谬论无数。五四流行道德吃人论，儒家反动论，后来流行读书无用论，一直流行道德无用论。殊不知，道德之用大矣哉，于人生和政治，于个体和群体，于家庭和国家，都具有基础性、保护性和不可或缺性。无道是最严重的虚无，缺德是最根本的残缺。

【两派】百年来，五四启蒙派可分为两派：一派倾向苏俄，一派倾向美西。倾向美西者称为西化派、自由派、民主派，包括改良派、激进派、民韵派。这一派为了民主自由前仆后继，思想品德都远优于苏俄派，有其可敬之处，但问题也很大。最大的思想问题是普遍反孔反儒民粹化，错把儒家当成坏东西，错把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集体主义当成好东西。这两个错误具有致命性，导致自由事业从失败走向失败，导致国家、人民和他们自己苦难深重，严重降低了他们无私奉献、无畏牺牲的作用和意义，无意中或某种意义上帮助了极权主义的成功和维持。注意，错误应该批评，功过殊不易言，民主派中不少人能够拿命去做一件公益性事业，无论如何，精神值得敬佩，这是必须说明的。

【击蒙】有群友言：“儒家使劲证明自己也能适应民主，但是人民发狠心抛弃了他。这是民初的文化领导权之决断。我们得继承五四精神，打死儒家”云。简答以四点：一、反孔反儒的文化群体及其追随者，是有史以来最为反常反动者，代表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股思想、道德和政治逆流；二、所谓五四精神，实乃民粹主义精神病；三、儒家在朝则建设王道，在野则追求自由，也能适应民主，非得打死儒家者，比极权主义更加不堪矣；四、反孔反儒正是百年来民主追求从失败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击蒙】有群友言：“五四学运无论动机、起因、行动和目的判断及影响结果如何，但有几点亊实是无法否定的一一它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影响全国的大规模学运及民众社会运动，空前广泛普及了实践了如何行使各种公民自由权一一从言论丶出版到集会结社丶尤其是游行、示威自由，体现了公民的自主丶自立丶自决精神”云。东海曰：论社会自由度，清末之时，已经颇高；民国之初，又更高了。五四学运争自由，不仅多此一举，而且贻害无穷。自由必须有度，并非越高越好。自由无限高上去，就民粹化了。自由地反政府反秩序，自由地打土豪分田地，那是民粹主义的自由，丛林化的自由。五四运动的成功，恰是吾民吾国的大不幸。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十八路妖魔鬼怪获得了大自由。

【击蒙】有文章《“百家争鸣”才能抑制“颂圣文化”》将儒学定义为颂圣文化。文章说：“五四运动那个短暂的岁月把颂圣文化给灭掉了。天不怕地不怕，怀疑一切。”殊不知，颂圣就是颂扬中道王道，颂扬天理良知，是是是、善善、贤贤的一种好方式，理所当然，礼所当然。灭掉了颂圣文化，崛起的必然是、只能是颂贼文化。五四之后，时而内乱不断，继而外寇横行，继而内贼猖獗，就是诬蔑圣贤、灭掉儒学的恶果。你们还没有受够吗？

【击蒙】眼光不行是五四启蒙派共同的毛病，他们的思想眼光、道德眼光、政治眼光统统不行，对于是与非、正与邪、善与恶、华与夷、敌与友、恩与仇、君子与小人、英雄与狗熊、圣贤与盗贼、真理与邪说等等，他们统统分不清楚混淆一团。最可笑可悲的是，他们中不少人常常苟同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为之说好话；苟异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反孔反儒，嫉善如仇。这样的启蒙派越启蒙，人民越蒙昧；越追求，自由越逃离，岂非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如果让这样的启蒙派追求自由民主成功，天理何在？

【击蒙】一些蒙启派还在为五四辩护。《资中筠:“五四”与“文革”截然不同》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使文化断裂，而是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新思想结合起来了。五四精神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复兴我中华的精神”云，完全四昧，既昧于中华文化、文明和历史，又昧于自由民主之真义。

【信息】十几年来陆续写发过一些关于《五四》的文字，网上删除干净。最近重发，屡发屡删。今有人或问及对五四的看法，或索取关于五四的文章，乃将《清算五四》《驳资中筠的“五四”观》《五四微论》三篇集在一起，发于《独立评论》和《博讯》专栏。有兴趣者有劳自己翻墙阅览。

【答客】或说：“百年来的内贼外寇乃新文化运动流弊所致，而不应归咎于孙中山。”答：此须细辨，不能泛泛归咎，亦非无咎。孙君革命推翻满清，值得肯定。清朝杀害戊戌六君子，便已退为满族小朝廷故。然另一方面，孙君革命也是百年浩劫的开启。在文化上，百年浩劫的根本因是反儒崇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反儒崇马的重要推手，而孙君革命对新文化运动亦有促进作用。故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然哉。

【答客】或问：儒家如此美好伟大，何以未能抵制马列入侵？答：宋朝之后无正统，元明清都是偏统，而且愈偏愈大，到了慈禧杀害戊戌六君子，已经以儒为敌、背儒而驰，彻底沦为一家一姓小朝廷，其败亡也宜。对儒家，从偏离到背离，再到反对，都是人的问题，一是儒家王朝道德不高，二是儒家人物修养不足，三是精英群体越来越反常。五四精英的反常空前而不绝后，反孔反儒的滔天恶浪，为马列的长驱直入充当了最好的文化先锋。

【命运】命运的好坏可用五福六极衡量。五四至今所有群体中，命运较好的是几乎不成群的儒家小群体，其次是三民派和自由派；遭遇和下场最惨的是马家，其中毛左更惨于马右。此中有天意，欲说不宜言。注意，共业难逃，在反常悖道的时代，正人君子的命运难免受累，不可能五福俱全。能够长寿安康，衣食无忧，有子有孙，就是天恩高厚，不得了矣。

【东海律】非我族类，其心未必异；反我儒家，其心必大异，必然异化乃至邪化恶化。反儒派为师，必培养邪恶之徒；为政，必导出恶制暴政。暴秦、长毛、红毛这三大反儒派就是殷鉴。反儒派作恶有余，其恶无底线，干坏事势如破竹；为善不足，其善极有限，干好事千难万难。五四特色蒙启派追求自由，越追越远，把自由的影子都追丢了，原因在此。这些蠢才还不悔改，更待何时！

2022-6-18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