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梁启超《新民说》与抗争的目的和方式（3）

3. 《新民说》诸概念之间的关系

不难看出，《新民说》中论述的这些概念之间不是互相独立的。它们互相联系，也有一些互相重叠，如：
公共领域话题：
（1）八个话题可大致都归于公德之下。
（2）合群、义务思想和公德是相近的概念。
（3）国家思想是公德和自治在关于国家的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4）具有义务思想、合群意识、政治能力等公德的人也是为社会生利的人。
（5）政治能力来源于在公德、国家思想、合群意识和义务思想之上的实践。自治是优秀政治能力的结果。
（6）民气可能是公德、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在大众层面的集中反映。

个人领域话题：
（1）进取冒险精神、毅力、心智的自由、自尊都是私德的一部分。
（2）尚武精神是权利思想的一种体现。
（3）进取冒险精神、毅力和自尊是相近的概念，都是以自己的独立判断和信念为向导的生活，而不是随大流。独立判断和信念的来源则是心智的自由。
（4）政治、宗教、民族和生计的自由都是个人的权利。
（5）心智的自由通向进取冒险精神、毅力和自尊。个人的进取冒险精神、毅力和自尊通向社会的进步。

另外，公共领域话题与个人领域话题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作者对此作了许多论证，这里简单概括几条：
（1）如作者在写作本书的后期意识到的，公德的各个侧面都需要成熟的私德作为基础。事实上，公德与私德的许多侧面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如义务思想、合群意识、政治能力等虽然其作用的效果在公共领域，其出发点则在私德。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私德作为行事立身之本，其义务思想、合群意识和政治能力都可能被功利心和权力欲劫持。正是这样的人一次又一次将中国拉入泥潭。
（2）公共领域的自治需要个人领域的进取冒险精神、毅力和权利思想等素质来维护自己、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地区的自治权利。自治也需要一个人遏制自己对他人的权力欲、控制欲，这是一种私德。
（3）民气可能有建设性，也可能有破坏性；属于哪种情形通常取决于社会成员的私德水平、是否有心智的自由等。如果民众的判断只能如 “跳焉则群猴跳，掷焉则群猴掷，舞焉则群猴舞，笑焉则群猴笑，哄焉则群猴阋，怒焉则群猴骂”那样被群体的意见愚弄，那么民气只能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
（4）因为权利通常不只是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某个社会阶层（如女性、残疾人、底层民众等），为自己争取权利经常意味着为许多人争取权利。这是一种公德，也经常需要一定的政治能力才能在抗争中收到实效。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作者列举的十六个概念中最基本的一个或许是自由概念之中的心智自由，即不为古人、世俗、境遇和情欲的奴隶的自由。心智的自由开启独立的判断和自主的生活，由此出生长私德和公德的其它方面。

王阳明学说也指向同样的顺序：知和行都必须基于独立的判断和自主的生活；没有这两样，人就不可能发现自己的本心，私德和公德的那些方面也都无从谈起。

4. 《新民说》中一些问题的讨论

《新民说》涉及的内容在空间上从中国到世界各国，在时间上从上古到晚清，论及政治、经济、地理、文化、民族、哲学等领域，一个人的才智再高也不可能对这其中所有的精微之处都有准确的把握。这里就其中几个问题加以商榷。

（1）《论生利分利》：“吾以为今日中国人所执之商业，其不分利者，不过十六七（十分之六七），而其分利者尚十二三。如彼投机射利，俗所称买空卖空者，其操术类于赌博，其用心等于棍骗，斯为分利无论矣。至如剧园酒楼之类，导人于分利之途者，虽主者极勤劳，而不得不谓之分利。又如售卖分利之事物如鸦片、淡巴菰、酒及一切有害卫生之物；脂粉首饰及一切妇女冶容之物；香烛楮爆及一切神祇供享之物；古董书画及一切名士玩耍之物；印刷、八股、小说、考据词章等无用书籍，乃至文人墨客一切特别精致之物。”

作者以自己的主观标准把社会上的各种人物、各种行业分为生利（该保留、光大）和分利（该清除）两类。这些简单化的想法假如真的实施，不见得会为社会带来福祉。比如，根据金融学理论，在一个正常运作的资本市场中，买空卖空是有助于市场健康的行为。在当代绝大多数文明社会中，“剧园酒楼”、“脂粉首饰”、“古董字画”、“考据词章”都是合法的存在。共产党在建政初期做过不少以暴力将许多他们认为“分利”的社会阶层和行业消灭殆尽的事，而这种做法在近几年的中国再次出现。权力者以自己的意愿和强力对社会的改变是许多社会灾难的起源。

（2）《论自由》：“其第一条四民平等问题，中国无有也。以吾自战国以来，即废世卿之制，而阶级陋习早已消灭也。……其第四条信仰问题，中国更无有也。以吾国非宗教国，数千年无教争也。”
首先，认为中国的阶级陋习早已消灭恐怕是太乐观的认识。作者自己在《论自尊》中说：“吾国中虽有四百兆人，而其见有于人（被他人驾驭、控制）者，直三百九十九兆强也。凡见有于人者，则丧其人格。若是乎，则此四百兆人中能保存人格者，复几何哉？”在四百兆中国人之中，三百九十九兆的人连独立人格都已丧尽，“阶级陋习早已消灭”又从何谈起。

其次，作者称“吾国非宗教国，数千年无教争也”，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其宗教信仰被被满人控制的朝廷和汉族民众蔑视，冲突造成两千多万人丧生的云南回变和陕甘回变【解3】。这些都发生在作者的眼前，而他对此视而不见。这似有只见到他人眼睛里的刺而看不见自己眼睛里的椽木之嫌。

（3）《论权利思想》：“吾见夫全地球千五兆生灵中，除印度、非洲、南洋之黑蛮外，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

作者对“黑蛮”的不屑之意溢于言表，忘了这些民族的人们也有与中国人同样的权利。

（4）《论尚武》：“我神明之华胄，聪秀之人种，开明之文化。” 把中国文化形容为“开明”与书中的许多具体内容相矛盾，如这一段：“强（强迫）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自汉武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驰骤（愈加严重之意），日甚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依仗权势作恶的小人），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沈（消沉）极矣。”

不假思索地认为自己的人种“聪秀”、文化“开明”是一种自大情结，来源于那个万邦来仪、天朝大国的梦境，而这梦境与现实的痛苦碰撞又让作者自卑。自大与自卑交织、无法把自己的民族与其他民族放在同一条地平线上平等看待是在中国人当中普遍存在的心态。

（5）《论私德》：“外争而自为征服者，则多战一次，民德可高一级。德人经奥大利（奥地利）之役，而爱国心有加焉；经法兰西之役，而爱国心益有加焉。日本人于朝鲜之役、中国之役亦然，皆其例也。”
把征服他国的侵略战争作为提高“民德”的手段，或许是作者为中国的羸弱腐朽太过痛心疾首而鬼迷了心窍。

（6）《论尚武》：“奉耶教之民，皆有坚悍好战之风，奉佛教之民，亦有轻视生死之性，独儒教之国，奄然怯弱。”

认为好战与宗教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未免将问题太过简化。比如，“奉耶教之民”的“坚悍好战之风”在耶教传入之前早已有之；中国人并非不好战，但通常只是对弱者才显出残暴之性。一般而言，这类社会学的问题牵涉到的因素极为复杂，不妨提出观察和假设，但不应该不经过多方面的论证就轻易作出言之凿凿的结论。

最后，现代文明国家中公民的另一些基本素质或私德，如对弱者的同情心、对客观现实和真理的尊重（而非对自己成见的执着和对权力的崇拜）等未被作者专题提及。这可能是因为作者被“国之安富尊荣”的理想遮蔽了全部视野，无暇顾及一些他认为对这个终极理想关系不大的因素。这里简要叙述在我看来的这两种素质的重要性：

（1）对弱者的同情心。比如，儿童是社会中的弱者，因为他们的个头小、认知不成熟、生活上完全依赖成年人、且不直接掌握任何社会资源。如果社会对他们有同情心和爱心，他们就能在安全、被呵护、被鼓励的氛围中生长，他们就能无拘无束地思考，成长出心智自由、自尊、毅力和进取冒险精神。在中国，社会对这些幼小的弱者的权利不屑一顾，用强制手段把他们的思维纳入自己的框架，把他们的心智自由、自尊、毅力和进取冒险精神的萌芽泯灭殆尽。安全感被剥夺的孩子要用一生的努力来在下意识之中补偿这个巨大的黑洞；他们终生汲汲于财富、权力、地位等形而下的生存，视其他社会成员为独木桥上的竞争对手，这些都是为了寻回儿时被夺去的安全感。

梁启超希望以自由、自尊等形而上的生存为手段来实现中国的权力和地位等形而下的目的，这是本末倒置，可能也是出于一种要补偿久已缺失的安全感的心理。

另一方面，对弱者的同情心并不是只有利于弱者一方。人在施予他人的时候也给自己实现更多的形而上的价值。对弱者没有同情心的人在自己落魄时通常要比有同情心的人更为懦弱。

广而言之，可以把理想的教育定义为将弱者成长为强者的过程，这里的弱者包括在年龄、生理、心理、知识、专业能力、经济条件等诸方面处于较低地位的人。这样的教育体制会孕育出有充分的安全感、同情心、自尊和心智自由的社会成员，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新民。

（2）对客观现实和真理的尊重。人想要改变自己的毛病、想要在逆境之中坚持自己、不同的人之间想要有交流的共同基础、要想使有权力地位的人听取其他人的不同意见，都需要一个可以人人信任的标准，如同一个市场的顺畅运转需要所有商家和顾客都认可的货币。客观现实和真理就是这样一个标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熏陶的人只崇拜权力和地位，尊重客观现实和真理的风气极为淡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聚在一起总是要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被暴力强权管治。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具有进取冒险精神的枭雄，如刘邦、李自成、毛泽东。可以把这些人与作者在《论进取冒险》中列举的西方英雄人物的不同之处归结为：前者的冒险为的是自己的权力欲和皇帝梦，而后者有更深厚的客观现实和真理作为根基，所以能更多地泽被后人。

5. 新民是手段还是目的

梁启超在《论国家思想》中说：“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发一虑，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谓一身以上者。苟不尔，则团体终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几乎息矣。此为国家思想之第一义。” 他认为“吾一身之上”的“更有大而要者”是国家。国家是他的最高价值观，中国的“安富尊荣”是他念念不忘的最高理想，而个人的私德、公德以及所有各种新民素质的提高只是为这个理想服务的手段。书中的许多地方都显示出他的这个价值排序，如：
（1）“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 “新民之道”是为了实现“国之安富尊荣”；
（2）“欲求国之自尊，必先自国民人人自尊始” – “国民人人自尊”是为了实现“国之自尊”；
（3）“必内固者乃能外竞” – “内固”只是手段、“外竞”才是目的。
（4）“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灭。” “团体之自由” 比“个人之自由”更为重要；在文明时代，只需要团体的自由，不需要个人的自由。

这样的价值排序也是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价值排序。这意味着，假如有可能不经过新民之道的步骤而能达到“国之安富尊荣”的最高目的，他们大概会欣然接受。

在增进自由、自尊和个人权利也同时可以增进“国之安富尊荣”的时代，如梁时代的中国，这样的价值排序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两者背道而驰时，问题就来了。试举两例：
（1）1949年，大陆易帜之际，大批知识分子选择留下来；1950年代初，更有许多海外知识分子费了许多力气回到大陆。这些人饱读诗书，恐怕不会完全察觉不到在新政权之下，个人的自由、自尊和权利的前途没有那么美妙。但是对他们而言，强国的愿景比个人的自由、自尊和权利重要得多，这让他们义无反顾。
（2）在当代，中国似乎已经实现了“国之安富尊荣”，所以中国人虽然几乎没有一点自由、自尊或权利，他们中的大多数支持执政党。

1930-40年代的纳粹德国也是类似的情形。

所以在现实中，新民之路与强国之路经常驶向相反的方向，在这些时候，通过新民的手段来实现强国的目的的方略就遇到了麻烦。

那么，对于一个理想的“新民”，其生活和做事的目的应该落在个人还是国家？或者说，他应该以改变政权和建设强国为目的、以改造个人为手段，还是以改造个人为目的，不去着意关心国家和政权层面的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从哲学意义上来看，理性思维的主体是个人，作出善恶是非判断的主体是个人，感受荣耀和羞辱、快乐和痛苦的主体也是个人。一个人必须自己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决定、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独自面对生命末日的终极审判；这与其他人无关，也与任何组织、群体无关。他也不可能不通过威逼利诱和愚弄的手段来替他人思考、替他人感受荣耀和羞辱、替他人判断是非善恶、替他人的生活做决定。换句话说，他发言和做事只能代表他自己，无法代表任何其他人或组织、群体。

反过来，国家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国家没有思维能力、无法感知荣耀或羞辱、不知道什么是善恶是非，也不必面对生命末日的终极审判。国家是个必须被某些掌握话语权的人挟持之后才能被赋予意义的概念。所谓的国耻、为国争光等情感色彩都不是国家作为一个实体所感知到的情感和意愿，而是一些具体的人的情感和意愿。

其次，从历史上来看，如果一个人在价值观中把国家放在比个人更高的位置，这经常意味着他会在下意识中以国家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当他说的是国家时，他想的是他的权力组织；当他说的是他的权力组织时，他想的是他自己的权力。他认为与他意见相左的人都没有公德、义务思想、国家思想，而他为了国家的福祉有权力规范这些人的思考和行为。一些政治家以国家的名义呼风唤雨与另一些政治家以神的名义呼风唤雨是同样的本质；他们或许被自己的伟大私德和公德彻底感动，但实际上不过是在实现自己的权力欲和统治欲的路上猛跑。当两个都以国家利益的代言人自居的人相遇时，就成了一山上的二虎，一方不把另一方打得死无葬身之地不会罢休。这就是中国一再在流血千里的王朝更迭中轮回而逃脱不了极权体制的原因。
最近一次流血千里的王朝更迭的主角毛泽东早年便深受梁启超的国家思想的影响。他年轻时在湖南创办的“新民学会”便是受到《新民说》的启发，且终其一生用强力塑造中国人的思想，用以服务于其世界皇帝之梦。所以笃信国家高于个人的梁启超虽然是“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胡适语），他恐怕也要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惨烈后果担负一定的责任。

在当代，如果抗争者仍然把抗争的目的定位于夺取政权、打造强国，其结果只能是开始下一个流血千里的轮回。

第三，从个人生活和做事的角度来看，试考虑几个可能性：（1）如果他以夺取政权、打造强国为终极目标，这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个人的能力所及。相对于这样的巨大目标，他没有任何的独立行动力，所以只能苦苦等待“变天”。（2）即使“变天”发生了，他会发现事情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么美妙，因为“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 寒暑表只能指示空气的温度，并不能影响空气的温度；改变了政权只是换了一只寒暑表，而空气的温度并没有改变。（3）如果他去依附于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组织，他就成为赤裸裸的权力绞肉机中的一个齿轮。最终，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将是权力欲最炽、对弱者最没有同情心的一些人，而中国也将被这些人重新送上王朝轮回的怪圈。

但是，如果把着眼点落在个人，他从今天、从自己就可以开始做点什么事。他致力于改变空气的温度，而不是只知道责骂寒暑表。事实上，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到的具有进取冒险精神、毅力、心智自由等素质的西方历史人物如马丁路德、麦哲伦、利文斯敦、康德、达尔文等，其奋斗的动力都是来自于其个人内心中的真、善、美等形而上的价值的呼召，与其祖国的强盛没有什么关系。

可以把关于新民的目的的讨论与王阳明幼时与其老师的对话作一个比较。王问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说：“是读书登第，像你父亲那样。”王阳明则说“先生，恐怕不是的，我觉得第一等事乃读书做圣贤。”登第作状元是形而下的目的，其结果经常是不仅腐败了自己的本心，也给社会带来冲突和灾难；做圣贤则是形而上的目的，只需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便每日都有进益。

国家在梁启超心中的崇高地位也与他自己欣赏的自治能力互相矛盾。如果一个人、一个村镇、城市、州郡能够自治、不需要更高行政机构的干涉，那么国家只是千千万万个行政机构或地理概念之中的一个，没有特别的崇高之处，也没有充当个人价值观的基石的资格。并且，梁启超无限景仰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所以能在文明社会之路上取得众多的成就，正是因为其先贤把价值观的立足点从个人之外的某些貌似神圣的虚幻概念那里转回到个人。对于那些国家的国民，个人是目的，国家只是服务于个人的工具。

梁启超的国家至上的思想或许来自两个源头：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忽视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他很难逃脱这样的文化的熏陶，所以只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建立在一些虚幻的群体概念的基石之上。其次，近代中国被船坚炮利的西方一再打败的羞辱更加强了国家的概念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全书第一节中便开宗明义道：“……此百十国中，其能屹然强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将来可以战胜于天演界者，几何乎？曰：四五而已矣。”在他看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互相尊重各自的权利和独特价值的君子式的平等关系，而只能是弱肉强食的“天演”关系。由此他不免以国家利益的代言人自居，替中国感受求生欲的痛苦呐喊、替中国生出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安富尊荣”的欲望。他的这些情怀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可能也是因为他把“新民之道”只看成手段，他大大低估了其难度。《新民说》第二节的题目是“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 他忘记了人的改变只可能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6. 抗争者的“新民“之路

梁启超把中国人缺乏这些素质的原因归结为历史悠久的极权专制文化：“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这种文化决定了不管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最终总是回到极权专制政体。极权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其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压迫性，也即不允许任何的反驳。这种压迫性不只是来自于政权，也来自于父母、上级、亲戚朋友、文艺作品、社会舆论等各个方向。它逼迫个人放弃独立判断和自主的生活，而只能在形而下的生存中辗转苟且。人的自由、权利、自尊和进取冒险精神被剥夺，所有可能通向进步的火花被扑灭。他们只知道攀附权力、获得权力、享用权力；其私德没有任何加固和成长的土壤。在极权体制下，也没有任何个人、组织或地方自治的可能。无权者只是出于恐惧而服从有权者，所以没有义务思想、国家思想、合群意识。

在当代，中国的国力早已非晚清可比，也不再有亡国的危险，但清朝人缺乏的这些素质当代中国人依然缺乏。

那么一个人该如何在极权文化的压迫性环境中自处？仍然可以回到梁启超的话：“人之所以贵于万物者，则以其不徒有‘形而下’之生存，而更有‘形而上’之生存。”一个人要想拥有独立的判断、自主的生活、实现一些形而上的生存，与极权政治和文化的抗争便不可避免。

抗争不是谴责叫骂、喊打喊杀，也不是要向着“彼可取而代也”的理想奋进。实际上，谴责叫骂、喊打喊杀和“彼可取而代也”本身就是极权传统的一部分；真正希望与极权传统抗争的人应该远离这些。抗争是一种自由和自尊的生活方式。所有试图活出一些自由、自尊和形而上的意义的人都可以称为抗争者。

与别的对中国国民性的严厉批评者的不同之处是，梁启超还指出了一些抗争者可为的具体的事。

（1）《论私德》：“吾尝诵子王子（“王子”和“子王子”都是对王阳明的尊称）之拔本塞原论矣，曰：‘……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傲）也；智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 (下略) 呜呼！何其一字一句，皆凛然若为今日吾辈说法耶！……吾辈试于清夜平旦，返观内照，其能免于子王子之所诃与否？此则非他人所能窥也！大抵吾辈当发心伊始，刺激于时局之事变，感受乎时贤之言论。其最初一念之爱国心，无不为绝对的，纯洁的，此尽人所同也。及浸假（逐渐）而或有分之者，寖假而或有夺之者。既已夺之，则谓犹有爱国心之存，不可得矣。而犹贪其名之媺（美好），而足以炫人也，乃姑假焉！久假不归，则亦乌自知其非有矣！夫其自始固真诚也，而后乃不免于虚伪。然则非性恶也，而学有未至也。亦于所谓拔本塞源者，未尝一下刻苦工夫焉耳。”

抗争者经常是“自始固真诚也”，然后被现实生活的各种硬钉子和软钉子碰得头破血流，其生命的驱动力最后只剩下功利心和权力欲。这正是在作者身后，中共的仁人志士们的“初心”演化的轨迹。

对此，作者认为，“初心”的腐败并非“性恶”，而只是“学有未至”，所以这些人不是不可救药。他需要的是经常“返观内照”：意识到自己便是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自己身上有中国人身上有的所有问题。他需要观察自己是否在被古人、世俗、境遇和物欲诱惑奴役；他需要不断去除虚伪、经常加固自己真纯的本心。这就是作者所谓的“正本”之法。换句话说，抗争者可能要花一大半的生命来与自己的功利心、权力欲、恐惧感和虚伪抗争。

作者在书中其它地方多次提出类似的忠告，如：（i）《论毅力》：“责望于贤君相者深，则自责望者必浅，而此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即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我责人人亦责我，我望人人亦望我，是四万万人，遂互消于相责相望之中，而国将谁与立也？” （ii）《论私德》：“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 （iii）《论私德》：“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引自《道德经》）。
“正本”、 “责己”、“培养个人之私德”、“为道” 、“返观内照”的含义都相近。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些，是由于人察觉到自己的弱点、改变自己的弱点是极难的事，需要终生不断的努力。王阳明的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也是同样的意思。中国历史上的抗争运动每一次都最终滑向极权，正是由于抗争者都擅长“责人”，而不懂得“责己”。

（2）《论私德》：“吾以为不惟于破坏后，当有建设，即破坏前，亦当有建设。苟不尔者，则虽日言破坏，而破坏之目的，终不得达，何也？群学（即社会学）公例，必内固者乃能外竞（首先要坚固了内在才有可能与外在的对手竞争）。一社会之与他社会竞也，一国民之与他国民竞也，苟其本社会本国之机体未立之营卫未完，则一与敌遇而必败，或未与敌遇而先自败。而破坏主义之性质，则以本社会本国新造力薄之少数者，而悍然与彼久据力厚之多数者为难也。故不患敌之强，而惟患我之弱。我之所恃以克敌者何在？在能团结一坚固有力之机体而已。”

这段话指出几个问题：
首先是抗争者面临的巨大挑战：“以本社会本国新造力薄之少数者，而悍然与彼久据力厚之多数者为难”。鲁迅笔下的“战士”面对的不是一些有形的对手，而是“无物之阵”；当代的抗争者面对的也不只是政权，而是整个专制文化。

其次是抗争者的普遍心态：当前政权已经彻底腐烂，非全部颠覆不能重建秩序。历史上，中国的抗争者已经做过无数次这样的尝试，每次都重回原地。

最后是抗争者该做的事：“不患敌之强，而惟患我之弱”，即把注意力从对手身上转回到自己身上。梁启超论述的十六个方面的素质都是抗争者可以改进的方向。

（3）《论毅力》：“彼守旧者不足道矣。至如号称维新者流，论者或谓但有此辈，亦慰情胜无。呜呼！吾窃以为误矣。天下事不知焉者尚有可望；知而不行者则无可望。知而不行尚有可望；行而不能力不能终者，最无可望。故得聪明而软弱者亿万，不如得朴诚而沉毅者一二。今天下志士亦纷纷矣，其大多数者，果属于此，抑属于彼？吾每一念及，不能不为我国前途疑且惧也。”

这一段既是对现状的批评，也是可行的建议。抗争者只需要“朴诚而沉毅”：他只需要用力去做，并且坚持下去，事情就会有改变。“朴诚而沉毅”是一个人如果愿意就可以做得到的事。

但“朴诚而沉毅”也是极高的要求。它与中国人颠扑不破的功利心完全是背道而驰。

（4）《论政治能力》：“今之志士有二蔽（弊端），甲曰：‘事多，办不了，奈何？’乙曰：‘欲办事，无事可办，奈何？’其论若甚相反，而受病乃同一源，人人自谓华拿（华盛顿、拿破仑），家家自况卢孟（卢梭、孟德斯鸠）。实则我所欲办之事，时或与我之地位不相应，故曰办不了；事与地位不相应，而于他无所屑焉，不复择其相应者以自任，故曰无事可办。任举一事，皆能言其概，若其层累曲折，批郤导窾（发现问题的关键、解决问题），则未或习焉，未或究焉，故既曰办不了，亦曰无事可办。……要而论之，立国之要素多端，缺一焉则国家无以自存，如人体然，分子弱斯全体弱，分子强斯全体强。官支（肢）藏府（脏腑）血脉，各自荣养，各自发达，而健全之卫生乃可期。今者中国之人格，譬诸犹初搏土（未开垦的土地之意）也。我辈居其中为重要之一分子者，不务充其官能之所职以自效，而日冀全体之助长，其安能致哉？其安能致哉？吾所谓以分业为能力之大原者此也。”

作者指出的“志士”的两个弊端在当代仍然存在。这是因为许多值得做、有意义的事都需要人数十年的不倦专注才可能锤炼出“批郤导窾”的能力，而很少人有这样的定力。如同一个人的健康需要五官、四肢、各种脏腑都健康，一个国家的健康需要成千上万个行业的出色的专业人才；所以不需要每个人都去做那件看起来最伟大、最耀眼、最有英雄气概的事。如果每个人发现并坚持去做自己擅长的那件事，自己和社会都会得到长足的进步。

但发现自己擅长的事绝非容易：这需要人对自己的心性的深入了解、需要静下心来去向内寻求，发现工作本身给予的快乐，而不是向外去寻求功利和权力。

把以上这些做一个小结，抗争者的生活的主要内容并不是与极权政体的直接对抗，而是与自己的许许多多的弱点的抗争：功利心、权力欲、缺乏毅力和进取冒险精神、对他人的不宽容、对自己的本心的不了解。这可以说就是梁启超所谓的新民之道。

梁启超也指出了改变中国社会的巨大挑战之中的一线希望。他在《论私德》中说：“吾之论著，以语诸大多数不读书、不识字之人，莫予喻也。即以语诸少数读旧书、识旧字之人，亦莫予闻也。于是吾忠告之所得及，不得不限于少数国民中之最少数者，顾吾信夫此最少数者，其将来势力所磅礴，足以左右彼大多数者而有馀也。吾为此喜，吾为此惧，吾不能已于言。”

社会的进步从来都是由少数人推动的。当潮流开始形成，并越来越明显时，加入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多。所以只要少数人的思想有了可持续的改变，社会的变革就开始发生。梁先生“为此喜”，当是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并非完全无望；梁先生也“为此惧”，该是因为如果那些有私德、有政治能力的人仍然抱持“束身寡过主义”，而“势力磅礴”的少数人又是李自成、张献忠式的人物，中国将继续在劫难中轮回下去。

将视野拉回到“盛世”走到了十字路口的当代，假如梁先生地下有知，未来几十年间中国的情形将会让他“为此喜”，还是“为此惧”？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发生，个人对社会的滚滚洪流本来做不了任何事，多虑无益。他只能做自己该做的、可做的，然后任洪流将自己卷走。

将视野放更远一些，中国未来向文明社会方向的转变将是个极为缓慢的过程。一个初具梁先生所述的新民素质的人的努力将如一滴水滴入干涸的土地，要首先润湿周边的一点土壤，然后一点一点辐射出去，最后力气耗尽而很可能无法亲眼见到任何实质性的成效。他在这艰辛的路上一定会经常恐惧、怀疑、气馁、迷失本心。这时他或许可以翻开《新民说》，从那些激情四射的文字中再次给自己找出一些毅力、自尊、自由和进取冒险精神。

主要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新民说》，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900281&remap=gb
2. 关爱和，“梁启超‘新民说’格局中的史学与文学革命”，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7577.html
3. 解玺璋，“新民：未完成的启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7558.html
4. 解颜，“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震荡与当代中国社会的韧性”，https://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95330
5. 解颜，“清末陕甘回变简述及其对当代民族矛盾的启示”，https://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8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