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北明

中国情怀、独立人格

北  明： 我们再谈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请你俩评价。就我知道，中国自由学术界和民间思想界有一种意向，希望能够借助余先生获奖，请他回中国大陆，在大学里巡回讲学，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发挥一些影响。我作为委托传话人，把这些话很详细地传达给余先生了。余先生的反应我归纳了一下，基本上是三点，第一，他八九年后就有话在先，大致意思是，如果八九六四得不到正名，他绝对不回到中国大陆去；第二，他不愿意马上回到中国，他认为，学术和思想跟“热潮”没有关系，他不想成为某一个“文化热”或某种“文化运动”的中心。他个人历来保持低调，这次也不例外。他还说，他同样谢绝了台湾一年多来的多次邀请，是因为同样的理由；第三，他回去一定要自由发言。但是发言之后，官方无论在他发言之前和之后，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干预。那么，在他走后，他担心给这些好心的朋友造成麻烦。请二位对余先生这个态度发表评论。王先生先说吧。

王  康： 余先生的精神，他的学术成就，他毕生的愿望，已经深深地降落在他的祖国。我和我的朋友们看了余先生的书都非常激动，不是作为一般的学术和历史书，而是有血有肉的思想。他对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的探讨，我们完全感受到余先生心中跳动的那些愤怒，那些痛苦，那些忧伤，完全不亚于我们。王蒙曾经说了一句非常无礼的话，说你们这些几十年来没有对祖国、对祖国人民尽一点义务的美籍华人，你们有资格谈中国问题吗？你们这些芝加哥和纽约和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美籍华人加在一起，你们能够理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吗？，余先生没有正面回答，他这样说的，他说，像这样义正词严的话，我这样的美籍华人读来“安能不羞愧于死？”“不过，羞愧之余，我也发生了一个我无法解答的问题：为什么‘换了新天’的今天，忽然产生了这么多的美籍华人？王蒙文中那些美籍华人，显然都是1949年以后才出现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1927年国民革命之后、甚至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

北  明：王先生请您说一下余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很有意思。

王  康：就在“我的中国情怀”……

北  明：不是，那篇文章的标题是——？

王  康：《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他说，尽管二十几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廓如故人民非”，他说“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反而与日俱增，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敢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的身份，与人话国是，说一些于己无益而又讨人嫌的废话，我曾屡次自诫而终不能绝”。北明，我想到俄国的别尔嘉耶夫，我想简单比较一下。

北  明：您请。

王  康：1922年，由列宁直接下令，把一大批第一流的大知识分子驱逐出去，包括弗兰克、洛斯基、布尔加科夫、梅烈日科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别尔嘉耶夫和余先生都同样处于一种流亡状态，他说：每次想起俄国，我心里就渗出血来，我常常想念俄国，关于俄国文化的悲剧，关于俄国历史的断裂。在俄罗斯命运中，确实存在某种苦涩、特殊的痛苦，这种痛苦对于我只有在最后时候才能消解，我将在这种俄罗斯式的痛苦中死去。余先生当然比别尔嘉耶夫幸运，也许，我瞎猜，同样的痛苦。他们都是在祖国文化沦丧的历史关口（中国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俄国是一千年文明的末世），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们天生负载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作为祖国文化的托命人，他们怎么不想回到自己的故国呢？当然愿意回来！

陈奎德：  刚才北明谈到余先生的三个原则，的确，余先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们要清楚地看到，现代共产主义政权对文明的摧毁，那是历史上各种专制主义、各种专制统治远远无法企及的。现代极权主义对文化的摧毁是与历史上的政权相当不同的。因此，如果一些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化，确实，余先生作为文化人、学者，他是无法回去的，包括像“六•四”这类血腥的杀人事件没有一个基本的评判，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审判，或者说假装不知道，不谈及，回避这件事，像他这种学人是不能忍受的。跟历史上一般的专制统治不一样，现代极权主义对基本文化的摧毁，是历史上难以想像的。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也根本没有想像到后来会成这样。所以留在大陆的很多人都后悔了，很人都扭曲了灵魂，当然不能怪他们。这种残酷的极权主义统治方式，这种所谓“洗脑”，每个人要变换头脑，来适应政权，在所有历史上都难于见到。特别在中国像毛泽东那样的统治方式几乎见不到。所以，余先生要保持他的尊严，保持他自己的基本原则，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当然，他不反对别人，其他学者要做自己的事，愿意回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自己有自己的尊严，也有自己的原则，他有为公为私两方面的原因，这个我就不想多讲了。刚才北明所讲余先生的基本原则，还和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底气、这与他的基本道统的坚守是分不开的，这没有疑问，我个人是很理解的。在中国，倘若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化，恐怕是很难回去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一直和中国大陆知识界、文化界和一般大众在精神上有联系，这恐怕比国内一般人还要紧密和广泛得多。


史家优势：历史可为个人精神资源

北  明：那天在聚会上，我记得他说，我们在认定了自己的价值之后就要坚持这个价值，在各位发表余教授获奖感怀之后，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谦虚。但是这也证明，他把认定的价值贯穿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当中，这是很多从事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学者很难做到的……

陈奎德：那当然。而且大家看到，我们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中国的学者在中共毛泽东时代的高压下绝大多数没有能抵抗住。因为公有制的政权掌握了国民的全部饭碗。倘不服从，基本就是剥夺你的生存的权利，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生存条件被剥夺，它逼迫你在生命与尊严之间作出选择。在这一严酷的生死关口，多数人选择了生命，从而就丧失了尊严。对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其中不少人在1949之前蒋政权时期还是铮铮铁骨，敢于批判政治权势的，但那时并不涉及生死的抉择。因此，在生命与尊严不可兼得的毛时代，我们无权要求别人（选择尊严）做烈士。

    但是，这种普遍被压服的情势确实也和中国缺乏深厚的宗教传统、宗教信念有关系，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注意到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中国在1949年以后，知识界对毛泽东施与他们的残酷迫害与侮辱，其反应是惨不忍睹的。多数的人格尊严纷纷地倒地，不堪回首。他们写了很多检讨，有些发表到了报章上。很多人在1949年之前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影响、有造诣的知识分子，不少在西方受过训练的著作等身者，几乎全部倒下，包括冯友兰、费孝通、金岳霖、贺麟、周谷城、周一良……等等一大批人，都没办法，倒下去了，在精神上倒下去了。我说的是，除了有信仰支撑的基督徒等宗教界人士外，中国当年的那些文史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者大都倒下去了。但是，难能可贵的是，知识界确实也有极少数，特别是几位史家，比如像陈寅恪先生，作为硕果仅存的大师，他撑住了。大家经常说，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确实历史这东西很奇怪，我这里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很多其他学科的人包括很多哲学家、很多文学家、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学者、过去很有成就的人都被压下去了，卑微地跪下了，但是却有一两位历史学家却撑起来了，站住了。为什么是历史学家而不是其他什么家撑起来了？这个历史感对人格的支撑起什么作用？它何以能透视古今不为权势所屈所惑，为什么？的确，透视古今的人会有一个对历史现象和现实的比较、一种博古通今之后的一种内在观照，一种感应，对当下的现实它可以拉开距离来看，可以知道当下的现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有历史事件可作参照，它是和历史上有些时期相类似的。他知道这些不合理的状况不是永世长存的，而一定会在历史中淹没的。而其他学科学术训练出来的学者，其历史感觉就会相对薄弱一些、迟钝一些，容易把一些变故看作开天辟地的神圣事件，战战兢兢，顶礼膜拜。包括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或者诸如此类的这样一批人，容易因为1949年那种翻天覆地的感觉而被迷惑，加以整个三四十年代左倾思潮的泛滥，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毛泽东意识形态及其军队铺天盖地取得的压倒性胜利，而且那套意识形态，所谓马克思主义那套，在当时看起来，真是堂堂皇皇地象一个不可撼动的理论大厦似的，不少人一是出于恐惧，一是出于叹服，努力自我说服，自我贬抑，结果完全被它征服了。他们中有不少人反躬自问，共产党这场胜利是如此辉煌，如此开天辟地，我过去所学所思所想确实是不是有问题了？而历史学家，起码有些少数的贯通古今、高瞻远瞩的历史学家没有受此迷惑，这中间恐怕有很深的道理。我想我将来会写一篇很长的研究论文来看看这中间是不是可以发掘出一些东西来。总之，我想讲的是，确实有些历史学家在这样重大的、恶浪滔天的情况下罕见地撑起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精神现象。

北  明：  王先生，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味。而且奎德先生所指出的这个现象也确实是个独特现象，您身在大陆，有什么高见？

王  康：  我补充一点点，还是余先生的思路。余先生历史研究中有两类人物，对于我们有永远的启示性。一类是文明集大成者，如孔子、朱熹，胡适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意义上，也是一个集大成者。另一类就是所谓文化遗民，顾亭林、黄宗羲、方以智，以至柳如是，尤其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历史悲剧和文化殉道精神的现代文化遗民陈寅恪先生。余先生曾经把相当大的感情和研究的重心放在陈寅恪身上。49年之后陈寅恪先生不离开大陆，说明他对中国共产党至少也曾经报着一种观望态度，甚至在观望之中还不免有几分期待。但是，余先生特别强调，他由史学训练而得来的批判精神，毕竟不允许他在任何政治力量面前放弃平生所坚持的原则。这句话刚才奎德兄说了，我们可以深长思之，为什么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有这种批判精神？他又提到，后来吴宓在61年在广州见到陈寅恪之后，说他思想和主张都“毫未改变”，与同一时代其他思想家比较，陈寅恪在这方面确实是非常地“固执”，连熊十力和梁漱溟这两位在政治高压下能坚持信仰和原则的大儒，都有一种方便、一种妥协，梁先生至少在最初两年内，曾经公开检讨“错误”，并且有限地承认中共领导的“正确”。熊十力还曾经在《原儒》中把周礼比附成社会主义，又在《乾坤衍》里把古代“庶民”比附为无产阶级，陈寅恪连这么一点“包涵”都没有。这三位都是特别有风骨的学者，比起来，陈寅恪作为史学家，他的理智眼光和批判精神，能够从更长程的眼光来看当下他所处的阶段，来路和去向看得更分明、更透彻。因比他能保持自己的基本原则不变、思想和主张绝不轻易改变。我们与其说陈寅恪先生比熊、梁更顽固、更保守，不如说是看惯了兴亡的史学家，毕竟不像一般哲学家、或者理想主义思想家那样容易流于乐观。从这一点来看，余先生强调，陈先生虽然不是思想家，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一种典型的意义。陈寅恪先生的史家遗产，不仅是道德方面的，所谓“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且拥有极冷静极深邃的理智力量，即一种“在历史中求历史教训”的精神和方法。

余先生曾特别指证，陈寅恪从1949年起始，便沉痛预感到，毛泽东一批中国历史的不肖子孙，必然以压倒思想、摧残文化为能事，且也必会异常酷烈，但陈先生“固熟读史乘之人”，文化专制纵可奏效于一时，却绝不能行之于久远。因为陈寅恪先生早已“家国兴亡衰痛之情感，能融化贯彻”，而能殉身以凭吊兴亡，独对虎狼，余先生指出，陈寅恪这位“老史学家之信念之坚为何如也”，质言之，他深信，最后的法则逃不过杜少陵的不朽诗句：余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陈奎德：  这一点我想，历史学家的这种通感非常重要。这个通感引导他的理智，所以人说读史使人明智。这一点看起来，特别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是有相当典型意义的。因为遍览中国文明史，多次战乱，朝代转换，家国兴亡。包括元朝人对宋文明的摧毁，包括清兵入关……，山河变色,人世沧桑，在各种各样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史家对这些变局都烂熟于心，不免就有一种设身处地的、非常深远的透视，知道人性的软弱，知道这种情况下各种人会怎样表现，他们看遍了历史关头人们的种种表演，更知道未来人们会对各类人做何评价、审判，从而对自己行为及其后果有一个清醒的估计。这一点，就不像只会在书斋里对形而上体系殚精竭虑穷究天人之际这样一些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等。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历史通感，其抗拒暴虐的精神力量的大小是很不相同的，他们深知这一切暴虐的热病终将是会过去的。

北  明：  你可以把它叫做力量来源，也可以把它叫做通感。我觉得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而做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某种程度上、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这种局限（陈奎德插：当下的现实环境）。这种资源，也可以说是精神资源，虽然源自历史，但是经过史学家与当今的比较，那些通古而达今的认知可以凝聚成一种心理方式，变成史家的一种精神资源。这种资源会源源不断地给他力量，使他超越现在的孤独、直面最悲惨的现实，导致他借助历史的杠杆，抵挡对眼前的悲惨结局作出人所共有的直观的反应，比方说软弱、屈服。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们的资源力量非常强大，他不仅有西方的资源，更重要的有历史见证和历史教训。他们脚站在当下，但是凭借历史知识，他们精神连通过去，眼睛于是看得见未来，他们知道如何选择，哪怕是最孤独的选择，他们知道那是人类历史的主流正脉的选择。所以历史学家的这个资源和标准，与哲学家不同。哲学家在黑暗中，点燃的自己的手臂，照亮的是自己的周围，看见的是自己的影子，他不免仍然彷徨；史学家在黑暗中，用他的历史知识点燃的是通古而达今的灯火，看见的是深身后的凭籍，前方的曙光。他不大会再彷徨。不肯去国的陈寅恪就是这样。离乱中出国的余英时也一样。

王  康：  当然，陈寅恪也有他强烈的个体特性。陈家一门忠烈，三世报国，陈寅恪从来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应该说他是有很深遂的中国历史意识、很深遂的中国形而上的尤其是在道德上怎么固守所谓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的意识。他不仅仅是一个通常的历史学家，尤其不是一个学问家的历史学家，而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道德加上西方主流文明精髓（他在西方长期留学），这样综合起来的结果。他不去邦国，留在大陆，所受的苦难和民族文化的悲剧，太多的原因共同促成陈寅恪先生文化悲剧英雄的命运，他的道路不一定有普遍性的意义，但是具有久远的典范象征。陈寅恪不是普通的文化遗民，不是改姓换代附着强烈政治色素的遗老，而是中国三千年大变局中最大意外和最深浩劫里，以身殉道的伟大文化护法者。奎德兄刚才说，历史研究给人更宽广的视野，使人在历史颠簸当中、天翻地覆的时候，站稳自己的脚跟，确实有独特的作用，陈寅恪先生的存在，实在是我们时代之大幸，千载以后，典型犹存。

陈奎德：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这确实有它的独特性和所谓的历史学家的有些基本本性各方面的原因，我们这个话题将来可以有另外的专述来讲吧。


        比较俄罗斯

北  明：关于余英时获奖，您二位还什么重要的话题补充？

陈奎德：王康先生你不是一直在研究俄国的思想史、俄国近代的思想史？这方面你有些体会，我想就是关于俄国的近代思想史，俄国知识分子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比较，俄国知识分子确实在有些方面做得相当出色的，他们有很多也是流亡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的包括和现在余先生的获奖恐怕中间也有些启示意义。

王  康：刚才提到别尔嘉耶夫，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一大批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被驱逐或者主动流亡到了西方，在柏林、在巴黎，他们共同推动了重新复兴俄罗斯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的事业。现在看起来，也是俄罗斯文化和人类文化思想上的奇观。苏联解体之后，九十多岁的苏联历史大家利哈乔夫，他提请世界注意一种事象，苏联解体之后，俄国没有给人类带来不能承受的灾难！他的前提是，苏联这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邪恶帝国的解体，肯定会引起世界性的震荡。它不仅没有引起震荡，在世界整体文明进程中，俄罗斯总体上起到了十分负责、十分正面的作用，一个新生的俄罗斯，也正在复兴。他认为，很大程度上，俄国的复兴和世界的希望，都受惠于俄罗斯这帮知识分子，他们在海外所推动和建立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确实，苏联解体之后，别尔嘉耶夫、洛斯基、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大量地在俄国出版，虽然七十年间，俄国几代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别尔嘉耶夫曾说，我名气非常大，我在欧洲、美洲甚至在亚洲和澳州都很有名气，但是只有一个国家不了解我，那就是我的祖国——俄国。但这位俄国二十世纪的赫尔岑，还是深信，俄罗斯文化复兴的日子将会到来，因为俄罗斯人民的普世主义和弥塞亚主义，最后必将抛弃一切导致奴役和异化的客体化的诱惑和强迫。他虽然炽烈地爱俄国，但他绝不能接受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更不能接受俄罗斯共产极权主义和帝国意识。他认为他自己和俄罗斯的唯一出路，就是“渴望真理”，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把自己的事业，“奠基于自由之上”，用爱对抗恨，以自由对抗暴政。74年之后，能够让俄国在分崩离析的过程里没有危害世界，而且在精神上、在灵魂上能够站住脚的，现在看起来，这些知识分子确实起了特殊的作用。这和香港那个小小的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以及海外知识分子更宽广的存在，有同工异曲之妙。

北  明：王康先生您刚才说到推动复兴，复兴俄国的宗教、文化、哲学。您说是复兴，我觉得用发展更合适些。因为这帮知识分子出去以后，实际是把东正教的传统带出去，而且跟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民主自由精神结合起来，用这些新的思想资源为坐标，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反思，包括东正教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征的分析、反思1917年革命产生的思想来路，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去向。同时，在这个基础上，结合西方先进思想成果，某种程度上创立了俄国新精神宗教哲学。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尔嘉耶夫，这个家伙对俄罗斯东正教影响下的民族性格看分析的非常透彻。他指出俄罗斯民族注重精神生活、不倦地探索上帝和真理的天性，救赎意识，拥抱苦难的特征，但是他同时看到这种性格的另一方面，就是消极怠惰于现实，人权意识淡漠，在现实层面逆来顺受。他指出这是斯拉夫民族的二重性格，他深刻地总结说：斯拉夫主义者们把宗教良知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留给俄罗斯人民，而把余下的全部生活，现实生活，都放手留给俄罗斯的暴君去主宰。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思想家们，接受了基督教积极入世的精神，引进了人权思想，平等观念和抗争意识。他们并没有放弃天国的理想和精神的生活，但是他们同时将爱扩展到现实扩展到个人，扩展到对人性,人权的尊重。弗兰克就指出，在基督教里，真理与人生旅途是一致的，真理就活在生命的最深处，他说人只有自愿踏上自己选择的的道路时，真理才能实现。真理就是爱，爱就是自由。这样，俄罗斯的东正教就从放弃现实回到了正视现实，干预改造现实和关注现实人生层面。这一新的资源，既可以保证俄罗斯在深重的苦难中巍然屹立，也足以抵挡他们那些“多余的人”在现实中的软弱。这是他们受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熏陶之后，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的一场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未就此止步。他们的反省，同时深入到这种干预现实的手段是否合乎人性。而且正是因为有了人这个现实的坐标，他们有能力反省以人民福祉的名义牺牲个体生活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普遍的虚无主义。这批流亡欧洲的俄罗斯知识人在东正教救世主义基础上，嫁接西方基督教精神和民主人权思想以及自由主义传统，创建了俄罗斯新宗教哲学。这种精神资源，在苏联社会主义倒台之后，立即接续到那片土地，成为那个民族重新建构新社会的巨大的思想能源。这是西方人文精神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结合的典型。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早先的俄罗斯哲学史，如俄罗斯的哲学家洛斯基，他的哲学史里面申明的，白银时代这一批宗教哲学家在当时并无太大建树。抽象思辩能力并不是俄罗斯民族的特长。在白银时代之前，罗斯哲学不很发达。而二十世纪一批知识人流亡之后，直接接触西方哲学和宗教，他们在巴黎、布拉格等地建立了俄国东正教神学院，几名重要知识分子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都是在那里任神学教授。认识论上，他们发展了直觉主义，这是斯拉夫人的本土特点。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思想与西方文化的直接接壤，是他们能够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复兴——或者我宁愿说——发展俄国传统的前提。

王  康：  上接奥加辽夫、赫尔岑、屠格涅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乔民文化的传统，但是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从此就接触了西方大量的基督教、自由主义、启蒙思潮，但是他们的思想基础还是俄国东正教，在此基础上了发展出俄国宗教唯心主义哲学。这个哲学不纯粹是西方思辩哲学和抽象哲学，它始终是一个有浓厚东政教宗教背景、和俄罗斯命运休戚相关的那种意义上又高度唯心主义、高度内在化、内在体验的哲学体系。别尔嘉耶夫1947年获得剑桥大学给他授予的神学博士学位。这个神学学位在法学和科学之上，授奖仪式非常隆重（我想跟余先生都差不多了），在非常隆重的中世纪风格里进行，穿着红色礼服，戴上天鹅绒的帽子，获得法学荣誉博士的英国外交大臣和印度总督都站在后边；同时他接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他成为了候选人。回到我最初提到的，整个人类在精神上、在命运上有某种通感性，别尔嘉耶夫他们流亡到西方，被西方接纳，然后接受了很多西方资源，但他们要解决的仍然是俄罗斯的命运问题、仍然是俄罗斯精神和灵魂的出路问题。

北  明：  是，这一点我完全认同。

陈奎德：  这点，恐怕俄国出亡的一批知识分子，确实是和俄国历史上的所谓的贵族传统有很深的精神联系，这方面中国是比较匮乏的。贵族精英，俄国确实有一批文化贵族和整个西方实际上打成一片。刚才说到的屠格涅夫也好，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虽然都不一定都出国，但是他们在精神上，是整个欧洲上流社会的一部分。除了和俄国的东正教的紧密的精神联系外，俄国的贵族传统从十二月党以来，又滋生了民粹主义精神，深入大下层民众中，从而大量吸取了俄罗斯的”地气“，于是该贵族色彩获得了某种道德上光环，使之能义无反顾的投身于他们认定为正确的精神活动中。

王  康：  还可以比较的是，他们（余先生和别尔嘉耶夫）都是真正透识人类本性的先知，包括深入地了解自己的人性。别尔嘉耶夫曾经是西欧主要文化、艺术和宗教中心的座上客，享有盛名，他却多次强调，他决不能也决不想感觉自己是“有威望和受景仰的人”，他不是生活的教师，不是青少年的偶像，更不是祖国的精神之父。他们都远离现实政治，崇尚个人自由，藐视任何强权，同时他们在精神和道德上又远比一切权势人物，更真切而深刻地关注人的命运。余先生获奖后仍然强调，他向往的生活和绝大多数现代人“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元社会”。他还引用匹夫匹妇都耳熟能详的古话，概括他一生的理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他说，这一向往于今更为迫切。所谓“有自由的秩序，或曰有秩序的自由”，一百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这样一种合理的秩序，在这一追求中，知识人的责任最大。

不必讳言，余先生这次获奖，与中国的现实状况（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和发展趋势），以及对西方的态度，有某种关系。前苏联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俄罗斯精神和文化的命运成为了一种世界现象，二十世纪俄国知识界实际上承担了比十九世纪的前辈们更艰难更沉重也更有希望的使命，从而获得西方的关注和敬意。余先生这次获奖，来自同样的关切和寄望，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奖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思想成就，而是攸关现世存在命运和精神演变的重要信号，一个新时代的象征。

雨果曾说，世界历史上只有希腊、意大利和法兰西民族享有以人物命名时代的特权。在伏尔泰之前，只有以国家统治者来命名时代的先例。其实，中国曾在两代人时间里，被称“毛泽东时代”，现在，我们可以呼应那位伟大的法国人，称我们的时代为“余英时时代”。

余英时先生身体、精神、创造力都处于一名学人的巅峰时期，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并相信，余先生将以其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洞察力和一以贯之的济世理想，为中国和世界文化的遇合融通、尤其为中华文化的悲壮复兴，取得新成就，止于至善，臻于至境。

北  明：  谢谢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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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采访已经受访人过目并略作修改和充实；文内大、小标题为北明所加。
注2，新亚校歌歌词：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十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