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新闻聚焦："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渐进高潮

本周是\”六四\”纪念日的前一周，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六四\”纪念活动渐进高潮。特别是在5月31日这一天，香港这个中国管辖内的唯一的一个城市，数千名市民上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市民们举着横幅标语，高呼口号，要求\”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

本周，在欧美各地，\”六四\”纪念活动多种多样，图片展、艺术展、话剧、纪录片发布会、教堂祷告会、盘古乐队欧洲万里行、书籍出版发行、中国大使馆前游行抗议等等，显示了人们没有忘记\”六四\”，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决心。

美国之音开辟了网友评论六四专栏，BBC的网友评论六四栏目发言踊跃。专栏作家、评论家撰写了大量的评论和反思文章。由于篇幅所限，这些都忍痛舍去。

●世界各地举行\”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6日报道：\”历史的震撼-天安门事件实录\”纽约举行首映发布会

这部影片是为纪念\”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由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华发展基金会、公民力量机构联合制作。影片总策划人陈一谘卧病在床，未能出席。制作人王军涛表示，影片制作过程中遇到很多阻碍，但仍赶在六四纪念日之前推出，并获得中国国内人士的大力支持。由于经费和版权的问题，现在只能推出压缩的袖珍版。

这部影片主要分为两部分。上半部通过珍贵的镜头，记录了二十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下半部通过采访中外学者和当事人，解答人们的疑问。

王军涛：\”我们有反思这一块。我们是正视了二十年来对六四运动的各种非议问题。我当时在这里面归纳了四大类问题。第一类问题，1989年爱国民主运动是不是外国势力操纵的，一小撮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想策划的动乱和暴乱。\”

影片中访谈的人还包括赵紫阳的秘书鲍彤、89年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起人之一苏炜，原中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89年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等。

影片的放映唤起了当年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一位林女士讲述了当年走遍北京，认领同事尸体的过程。曾在北京公安大学授课的高光俊当年还鼓动警察上街支持学生。

纽约律师高光俊：\”6月3号晚上到6月4号，我一直是在木樨地，那是北京军警屠杀市民和学生最残酷的地方。我是亲眼看到了中共军队屠杀学生和市民的过程。\”

他认为与以往一些影片的不同在于对几十位专家学者的访谈和二十年后的视角。

纽约律师高光俊：\”可能是因为六四过的时间长了，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反思。我也希望中国强大，但是，我相信，只有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才是真正的强大。现在的中国是绝对不可能说他是强大的。哪一天，突然中共会分崩离析，那个时候造成中国社会的动荡会更大。\”

在影片后半部的访谈中，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谈到，六四镇压后，造成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犬儒主义泛滥。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作者何清涟提出：中国少数权贵垄断发展成果，社会和环境成本奇高，发展难以为继。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说，中国的经济危机会引发人心思变。《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认为，政治专制保护下权力市场化，使中国的发展走上歧途。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认为，大陆各种民间运动是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

▲美国之音（VOA）5月26日报道：洛杉矶艺术家六四前夕举办纪念会

在美国西岸洛杉矶成立的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有一群白人为主的艺术家们20年来每年6月4日前后都会举办纪念会，纪念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那场民主运动。今年他们颁发\”自由精神奖\”给被坦克碾断双腿的前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推崇中国学生市民的牺牲，造就了同一年柏林围墙的倒塌和东欧今天的改变。

*颁发自由精神奖*

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Visual Artists Guild）的宗旨是崇尚表达的自由，今年他们纪念六四20周年和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也颁发\”自由精神奖\”，获奖的是方政，还有基督教牧师周邦旧、以及天主教神父奥布来恩（Gerard O\’Brien）。方政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经常说出六四坦克镇压的真相，周邦旧牧师曾因传教在中国坐牢26年，奥布来恩神父则经常为中国的宗教自由大声疾呼。

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雅雅指出，1989年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罗马尼亚等共产政权倒台，都是因为他们看到全球对中国政府镇压六四民运的强烈反感，进而进行政治改革。她说：\”我们看出，中国当时的牺牲虽然没有达到他们的理想，可是他们流的血已经改变了东欧。\”

匈牙利移民的伊来得（Leslie Eloed）说：\”那时匈牙利做了很多改变，也开放了与东德的边境，这是天安门广场与匈牙利发生了联结。\”

颁奖会场是西好莱坞一个艺术家喜欢聚会的摇滚乐餐厅蓝屋，但这天布置了六四真相和东柏林围墙倒塌的照片展览，会员在许多中式灯笼上写上胡佳、刘晓波等多名政治犯的名字，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

*演出话剧了解六四*

有会员弹吉他吟唱自己作曲的《天安门兄弟姐妹》歌曲，还有导演郭加熊和韩裔演员赵茱丽穿上解放军装，演出英文话剧《给革命学生的信函》当中的片段，6月4日当天还要在洛杉矶市中心的全国民主保存中心演出整出戏。

导戏之前对六四一无所知的郭加熊说，许多年轻观众看戏之后和他一样从不了解到深受感动。他说：\”我们美国人把自由视为当然，可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正为争取自由而挣扎奋斗，我听说最近中国又逮捕了宣讲自由理念的人。\”

*方政讲述当年经历*

获奖的方政今年2月底来美之后到各地讲述当年被坦克压断双腿的经历。他表示，1992年他曾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得到两项冠军，但后来因为不准他再讲受伤经历，取消了他参加各项比赛的权利。现在美国公众看见他坐在轮椅上可以消除他们心中的一些疑惑。方政说：\”有些人就是不愿相信，认为不会这样，怎么可能会有坦克这样？但是这一点就需要我证实，总之我要把真实的一面告诉大家。\”

方政认为第一步要公布六四真相，究竟有多少人死难、伤残、坐牢，然后要追究责任，作出赔偿。至于压伤他的军人，方政说，只要他们说出真相，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受到甚么命令，他可以不再计较。方政说：\”他如果有这种认错或忏悔，我想经过这20年我可以原谅任何人。\”

1989年北京当局镇压天门广场的学生示威之后曾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几年后改称为政治风波，但一直否认天安门广场上死过人。

▲德国之声5月27日报道：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悼念中国\”六四事件\”死难者

5月25日晚间，德国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举办了一场和平祷告仪式，以此纪念20年前在北京发生的\”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并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绝不允许历史重演。尼古拉大教堂不仅是莱比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也象征着前东德民主运动的成功。

位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自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每周一的傍晚5点举行一次和平祷告会。这一活动后来成了尼古拉大教堂的传统，和平祷告会在全德国以及全世界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本周一（5月25日），尼古拉大教堂依照传统再次举行和平祷告会。这一次的主题是悼念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的所有死难者，为死者及其家人祷告和祈福。

祷告会的组织方之一是德国绿党。该党莱比锡地区党团的政治家罗施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举办这样一次祷告会的背：\”我们莱比锡绿党党团几年来，每一年都会参与组织一次在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祷告会。今年六四事件的纪念日马上就要到来，所以在尼古拉大教堂的建议下，我们在几个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事件中，选择了纪念六四事件死难者。因为这一事件的政治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对莱比锡来说也是有很直接的影响的。\”

1989年9月底，就在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周一和平祷告会规模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原东德人前来参加祷告，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据资料记载，到89年10月2日，参加周一和平祷告的人数超过了1万，远远超出负责维持治安的原东德警察的预料。游行人群高喊口号：\”我们就是人民！\”莱比锡这一独特的和平示威方式，经过当年西德媒体的报道，迅速在全德以及国际上获得支持。原东德领导人也因中国血腥镇压\”六四\”之后国际上舆论的压力，采取了\”不流血\”的方式应对民主运动。因此，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祷告至今被认作对原东德民主运动取得胜利和德国重新实现统一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今年5月25日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祷告会上，主持祷告的神父为所有89年\”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祷告，为其家人祈福。据组织者之一、绿党成员罗施介绍说，前来参加祷告会的上百人在一起念唱了一首翻译成德文的中国歌曲，题目是\”自由之花\”。罗施向在场民众介绍了1989年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在北京发生的那起屠杀，并且摘读了几段两周前由数十名中国基督徒联名发表的《历史性六四20周年宣告》。罗施说，举行这一次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和平祷告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在最后的祷告词中为所有中国人祈祷，我们想说，公民追求自己信念的勇气仍然很重要，我们希望在中国人们可以公开探讨六四。而且莱比锡应该庆幸，在89六四事件发生后4个月，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民主运动的胜利。虽然天安门六四和莱比锡大游行采取的都是和平手段，但是中国政府是做出了镇压人民的决定。而当时的东德政府做出了相反的决定。\”

今年是1989年\”六四事件\”20周年。\”六四\”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个被禁的话题。20年前那场运动中究竟有多少人成了中国政府血腥镇压的牺牲者，至今还是个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28日报道：法国人权团体开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记者会

由法国团结中国协会，大赦国际，记者无疆界组织等人权团体五月二十六日在法国巴黎共同举办了有关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记者会。与会者认为，二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当局始终没有告诉人们六四事件的真相，如果我们不要求中国当局平反六四，清算历史，改善人权，国际社会就成为天安门事件的同谋犯。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中共当局派出军队坦克血腥镇压了学生和平请愿活动。中国异议人士周勍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说，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中国身体上为愈合的伤口，中国政府必须告诉我们真相，必须告诉中国社会真相。

资助这次纪念活动的法国商人和社会活动家皮埃尔贝尔热指出，银行体系震荡可以唤起人们的觉悟，而捍卫人权事业却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他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去中国投资。他说他自己就在天安门事件后停止与中国的所有贸易往来。周勍则指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必须记住那些在天安门广场死去的人和那些被关押在狱中的人。劳工通讯负责人蔡崇国在记者会上表示，二十年后的今天，六四事件在中国社会仍旧是一个沉重的阴影。异议人士张建指出，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对年轻的中国人说出事实真相。蔡崇国还介绍了六四纪念活动的安排

六月四日下午五点中，人权协会巴黎十六区分会的人要去巴黎拉雪兹公墓巴黎公社墙前面为六四死难者献花圈。六月三日晚上如同往年一样，在巴黎人权广场，巴黎部分华人和法国人权组织共同举行纪念六四仪式，六月四日晚上在十九区的Maison des Métallos（94, rue Jean-Pierre Timbaud-75011）举行六四事件研讨会，届时还会播放有关六四的录音和录像。

▲美国之音（VOA）5月28日报道：北美华人基督徒举办六四祷告会

曾经参与1989年天安门示威的北美地区华人宗教领袖，为了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将于6月4号当天在华盛顿举办一场祷告集会，祈求人们勿忘历史，并希望公义能够在中国获得彰显。

为了纪念八九民运20周年，北美地区华人基督徒定于6月4号当天晚上，在华盛顿国家长老教会举行\”六四20周年祷告集会\”。负责筹办这项活动的傅希秋牧师告诉记者，活动的目的是要为中国的前途祷告，希望六四真相得以还原，正义得以彰显。

傅希秋牧师说：\”希望透过这个祷告会能让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对中国20年前发生的事情重新反思、回忆，也不要忘记历史，也希望公义能够在中国获得彰显。\”

*当年的许多学运领袖将参加祈祷会*

傅希秋说，包括周锋锁、张伯笠、洪予健等后来成为牧师的学运领袖，以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行动中，被坦克车碾断双腿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都将出席这场活动。

傅希秋本人当年先是在山东就读的大学中领导学运，后来也到天安门广场加入示威学生。他在八九之后遭到中国政府的清算，在流亡过程中成为教徒。他说，他在六四前4天因为女友病重而返回山东就医探视，没有料到六四凌晨天安门会有枪声响起。对于这一个历史事件，他认为中国政府20年来的态度是心虚而不负责任的。

*傅希秋：中国政府对六四感到心虚*

傅希秋说：\”从中国政府官方对六四说法的改变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官方已经满心虚的，这种逐渐淡化，就证明一个是官方自己觉得当时镇压是没有道理的，第二个就是官方对全民的掩盖事实、强迫忘记历史，这都是属于对历史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

1989年6月4号，要求改革的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和平示威遭到中国政府的武力镇压。多名当年参与示威的学生领袖在相继逃到国外之后，成为教徒、传道人和牧师。他们在六四事件届满20周年之际发表了六四20周年宣告，呼吁全球华人教徒参与联署，要求中国政府面对历史，公布六四的真相。

傅希秋说：\”我也感觉到一个悲哀，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近代史上这么重大一个屠杀性事件，竟然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教科书里看不到丝毫的痕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我觉得官方这个做法是非常的不负责任。我相信天安门的民主运动，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使死者得到安息，让天安门母亲，让生者得到安慰，公义得到伸张。\”

*傅希秋：六四平反只是个时间问题*

对于六四是否有可能获得平反，傅希秋认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他说，在中国民主化之后，人们将对六四有新的评价。

傅希秋说：\”其实包括参与决策的这些中共高级领导人，据说比较可靠的报导，我们看到包括杨尚昆本人，都觉得这是中共建国史上最大的一个败笔，也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我想总有一天，中国民主化之后，六四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自发的民主运动，会记载在史册上。\”

傅希秋说，除了这项祷告集会之外，教会人士也将参加前一天晚上，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举行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包括王丹在内的许多学运领袖，都将出席这次活动。

▲美国之音（VOA）5月28日报道：民运人士将在巴黎举行六四活动

距离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还有一个星期，在欧洲的中国维权人士星期二聚集在法国巴黎召开记者会，宣布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纪念活动资助者-贝尔热

5月26号，在巴黎的大皇宫举办了\”六四20周年纪念\”的第一次记者会，多位旅欧的中国维权人士参加，并有多家平面与电子媒体到场采访。

已故的时装设计大师圣罗兰的同性伴侣贝尔热（Pierre Berge）也是人权支持者，他资助了今年的纪念活动，并且也出席记者会表达对中国人权的关注。

参与组织纪念活动的蔡崇国，转述了贝尔热的发言：\”第一他回顾了他和中国政府关系的演变过程。89年天安门镇压以后，他辞去了中国政府顾问的职务，而宣布中断和中国的商务关系，同时支持在巴黎的留学生，建立了民主之家，然后支持魏京生。同时他也谴责西方企业，在中国投资赚取利益，不关心中国的人权。最后他呼吁西方各国联合起来，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正视六四的重要性

中国有些人认为，六四是一段悲痛的历史，现在生活经济过的很好，不需要再回顾，蔡崇国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陷入了金钱至上、道德退步的情况，反而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人，才是在伸张正义，并且是中国良心的展现。

蔡崇国强调，正视六四、承认六四的重要性：\”中国政府20年来的态度有演变。一开始讲反革命暴乱，现在是风波和事件，态度是一步一步的软化。崔卫平说的非常好，就是前十年我们不敢谈它，这可以理解。但20年了，我们如果再不谈，那就是一个耻辱了。因为如果不谈六四 ，你就无法理解中国社会这20年来的变化，你无法理解中国人这20年来，他们思想、道德、行为的变化。你要作一个诚实的政治家，避免谈六四，都是不可能的。\”

今年蔡崇国也出版了他以法文撰写的回忆录\”我曾在天安门\”，书中纪录了六四期间，他在中国的见闻，以及辗转到法国的过程：\”其实八九年民运，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全国几百个城市里边，都有学生游行。当时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凡是哪里有大学，哪里有中专的城市，包括县城，都有规模非常大的游行示威的。那么武汉、长沙，也是一样。我叙述了一下武汉发生的事情，以及我在北京的经历。\”

*平反六四有无可能

蔡崇国并且认为，平反六四虽然看起来像是对中国政府的挑战，但其实可以增强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这是毫无疑问的。政治人物承认六四的错误，甚至罪行，这一天肯定是要到来的。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家来讲，在把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自己的政治权威，建立在经济发展上，建立在民族主义这两个支柱上，已经不行了。任何一个政治家，他如果能够通过平反六四来开始推行政治改革，推行民主化，那么他的合法性也会因此增强的。\”

*巴黎系列活动

接下来在巴黎的纪念活动包括，6月3号，在巴黎的\”人权广场\”将有大规模纪念活动，法国各界人士都会出席。6月4号下午，\”法国国际人权协会\”将在巴黎的\”拉雪兹公墓\”（Cimetire du Pre-Lachaise），给\”巴黎公社墙\”献花，向六四死难者致敬。

当天晚上，民运人士将在工人会议中心举行研讨会，\”盘古乐队\”将进行音乐表演，会中并将播放几个回顾六四事件的纪录片，包括当年遭到镇压时被子弹击中，子弹留在大腿里达20年的张健，终于开刀取出子弹的片段。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8日报道：欧洲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活动

由盘古乐队，天安门学运领袖王龙蒙、张健等一行八人组成的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欧洲万里行活动，在所到的欧洲各地拉开了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序幕。那么他们的出发地，法国纪念六四的情况如何？记者采访了参与筹备组织的著名汉学家玛丽-侯芷明教授。她对记者介绍说：

\”我很高兴给大家介绍我们正在准备什么样的活动。我们当然不能够忘记这个二十周年的重要性。所以，在巴黎有许多异议人士，许多住在巴黎的老华侨，一些汉学家，不少政治家都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安排了几个活动。\”

关于这几个活动，侯芷明教书介绍说：

\”第一是六月三号，在室外，我们法国巴黎有一个人权广场，就是我们的小天安门广场，离铁塔很近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们会在室外组织一些纪念活动。我们请来一些佛教的和尚、喇嘛，有一些西藏的、法国的、日本的，都会参加。可能也会有一些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士也会来。这样，我们就替那些牺牲者的灵魂祷告。我想这是一项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活动。再说二十多年前一些法国政治家非常热情地欢迎那些从中国逃亡出来的异议人士，他们也会讲几句话。\”

第二天，六月四号的活动是在一个大剧场内。

\”在这个剧场内，我们会介绍两个专门为了六四准备的纪录片。一个纪录片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深刻。它的名字叫《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吗？》。记得六四之后，中国政府的宣传老这么说，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但是在巴黎，我们就有这么一位当年的学生，张健，他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受伤的。我们是去年十一月份拍摄的这个电影，就是这个手术。这个手术是什么？手术就是把子弹从他的腿上取出来。\”

另外一部纪录片是法国摄影家拍摄的。

\”这是一位著名的法国摄影家。他拍了这部片子纪念二十年前，以及二十年前的这个事件和今天二十岁的人关系，今天二十岁的中国青年都想什么？有什么希望？他们知不知道二十年前的这件事情？这个纪录片也是相当有意思。\”

侯芷明教授说，欧洲万里行活动结束后返回巴黎的盘古乐队，也会参加演出。流亡巴黎的诗人和作家，如马德生等届时还将也会朗诵他们的作品。

▲美国之音（VOA）5月29日报道：《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出版

 
《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曾经亲身经历解放军在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前政法大学讲师吴仁华，最近出版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把他多年辛苦搜集仔细反覆考证的资料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1989年6月4日前后，中国政府是怎样动用军队把学生市民赶出天安门广场的。

这本将近600页的新书是已经再版三次的《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的续集，两本书加起来就是吴仁华从1990年以来\’破解\’六四事件谜团的努力成果。

28日吴仁华在美国西岸洛杉矶举行《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新书发布会上说：\”资料搜集是最困难的，本来各国军队的资料都属于机密，在中国是更严厉，部队番号、驻地、指挥官都属于军事机密，是明确规定的，何况又牵涉到这么敏感的屠杀民众的事件。（我使用） 三部分资料，一部分官方内部资料，一部分公开的官方资料，再加上论坛上聊天室里军人的文字记录和对话记录。 我用我在北大古典文献考据学专业一一验证，最基本原则是孤证不可信，所以我写到书里的都是经过多方的考证。\”

*吴仁华：六四镇压动用20万军人*

当年到底动用了多少军队和坦克，是怎样对市民和学生进行镇压的呢？吴仁华指出，因为当时各界都同情学生，杨尚昆等人担心政变和军队兵变，所以从北京、沈阳、济南、南京等不同军区调动了19支部队，约20万到25万人，各个部队互相监视督战，从不同方向向天安门广场挺进。

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戒严部队由刘清华、迟浩田、周衣冰指挥，直接向中央军委会负责。最后，天安门广场清场之后，6月5日还把邓小平嫡系部队南京第12集团军，带上坦克和重装备，空运进京坐镇。

吴仁华的书中对每支部队的数量、番号、进京路线、任务、执行的情况、后来的论功升级等、以及官兵名录都有确切的叙述。为什么要刊出官兵名录？吴仁华说：\”他们做为进京执行镇压任务的军人，他们不仅是当事人，也是重要的见证人，如果开了枪杀了人就是当事人责任者。\”

吴仁华认为，这些人有责任说清楚他们在镇压行动中做了什么，看到或听到什么。就像到现在犹太人还在追究纳粹屠杀或中国人还在追究日本侵略屠杀，就是因为他们的作为超越了人类的底线，不能说他们是听命行事就没有责任。

吴仁华说：\”90年我就想既然是这么一个血腥屠杀，超越人类的底线，应该把当事者、屠杀者、责任者一一记录在案，这样才能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教训后人，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吴仁华：不愿开枪的军人受到严惩*

吴仁华书中也提到不愿对人民开枪的军人，例如38军军长徐勤先因抗命被解除职务，后来判刑五年；第28军军长何燕然及政委张明春被降级调职，第38军步兵116师师长许峰丢掉了军职，还有更多下级军人当时官方声称失踪，其实是离开现场，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

20年来有两名军人挺身说出当时情况，一个是38军116师中尉李晓明移民到澳大利亚之后说出真相，今年初还有162师士兵张世军说出经过而被拘捕。

吴仁华以国共战争和文革为例，指出中共从不真正解密档案，最多是部分解密。因此他希望有更多知情者与他联络，提供真相，他愿继续增补相关的内容。他的网站是www.beijing1989.com

*邓、李、杨应对六四负主要责任*

至于是谁下令开枪镇压，谁应负责？吴仁华说：\”六四的责任者当然是三个人，邓小平、李鹏、杨尚昆。主要欺骗谎报军情促使邓小平强硬执行镇压下达命令的是，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六四之后接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不仅是得利者，也是镇压事件的责任者。他在5月27日以前已经内定为中共总书记接班人，而且在5月27日已经用军用专机从上海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是6月2日下达，向广场核心部位开进，到了6月3日就大开杀戒。这让我心里更清楚，为什么江泽民时期这么强烈压制六四事件的讨论，而且要把赵紫阳软禁到死。\”

1989年北京当局镇压天门广场的学生示威之后，曾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几年后改称为政治风波，但一直否认天安门广场上死过人。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9日报道：图片展纪录片 六四前香港团体活动不断

六四20周年前夕，香港天安门母亲星期四下午一点召开记者会，表示他们和大陆天安门母亲合作于六四前推出天安门母亲纪录片的DVD光盘，主要讲述二十年来六四受难者家属受到的种种压迫及抗争。此份纪录片将于六四前的大游行中及六四烛光晚会当天出售。

香港天安门母亲成员陈诗韵向本台表示：\”那些天安门母亲都很勇敢站出来。他们受到的压迫都是因为他们20年来将此事一些真相揭露，要求中国政府彻查六四的屠杀，所以他们才会遇到不人道的遭遇。还有我们觉得悼念亲人是很基本的权利，但这么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太害怕有人见到这些母亲，有些六四死难者的亲人会联系到他们20年来的暴行。\”

 除了香港天安门母亲外，各界民间团体也于近日举办了六四相关的纪念活动。香港亲台组织神州青年服务社便于星期四下午两点于旺角闹区举行了六四图片展，并邀请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及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出席相关讲座。司徒华在会上表示：\”在香港，支持平反六四，虽然尚未成为熊熊烈火，但我相信这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同时有一天，在大陆将会成为燎原之火。\”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三公布民调结果表示，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六四，比率为历来最高。据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报导，自93年开始，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每年六四前进行相关民意调查，今年访问了 1,011名市民。结果显示，55.5%受访者认为当年北京学生做得对，创94年六四5周年以来最高。68.9%人认为中国政府当年处理不当，较去年的 58%大幅增加，为13年来新高。负责民调的钟庭耀认为，结果反映香港人的六四情结。

虽然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六四创新高，议员李卓人星期三在立法会所提的平反六四动议却在建制派投反对票及弃权票下，回归后第11 年被否决。泛民主派在原动议表决前，全体站立为六四死难者默哀。李卓人向本台表示：\”从昨天这边我们看到，左派都不敢说什么。因为我觉得不是他们有良心不敢讲反话，而是中央有指示，不让他们说话。他们不希望太多人出来这个烛光晚会。如果他们的话搞的比较激烈的话，将会有更多人出来（出席六四烛光悼念晚会），所以他们才不敢去回应。\”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9日报道：加六四廿周年纪念声势浩大

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的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由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主办，并有加拿大国际特赦组织，港加联、加拿大劳工总会、中国劳工通讯、中国人权网络、加拿大笔会等组织参与协办。纪念活动从4月中旬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访问加拿大就已经拉开序幕。

5月31日将是多伦多地区纪念活动的重头戏。下午一点到4点，将有89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工运领袖蔡崇国，以及当年见证人等出席的论坛。6点半，民众会聚集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活动，随后游行到多伦多大学。晚上7点半，在多伦多大学举行烛光悼念会。

民阵加拿大主席逸君介绍说，纪念活动也得到了加拿大国会议员的大力支持。逸君说，加拿大各地都在积极筹办纪念活动，希望那些因为六四这一历史事件居留在加拿大的中国大陆移民，更要积极参与纪念活动。

民阵加拿大副主席苏明认为，89民运当年被血腥镇压，从表面上看，是共产党守住了政权，但实际上让中国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并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在64镇压之后的二十年，一面进行经济改革，一面对中国社会进行高压之下的恐怖主义统治，使得许多文化界和学界精英也为共产党统治大唱赞歌。但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危机已经越来越显现。

主办者介绍说，6月4日当天中午，在多伦多市政府广场还将举行一场面对主流社会和媒体的纪念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9日报道：英国民阵举办纪念六四20周年活动

为纪念六四20周年，英国民阵在伦敦以及剑桥都将举办纪念活动。据英国民阵发言人金露西表示，民阵和国际特赦在六四当天的活动是比较大型的，她说：金露西表示六四当日旅居在英国支持民主理念的华人和国际特赦英国分部，共同举办一个名为《调查真相 寻求正义》的千人集会，将在下周20周年的纪念日上午在中国驻英国的大使馆前举行。来自美国的作家也是《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的作者吴仁华和六四天安门幸存者和难属，都将在集会上于中国驻英大使馆前发表公开的演讲。

六四纪念日的晚间，英国华人支持中国民运行动的民间组织和英国民阵，也将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前举办烛光纪念。同时在剑桥，剑桥大学国际特赦小组和中华沙龙组织也在六四晚上，在剑河举办一个名为《剑河殇》的放水灯悼念六四的仪式，活动也对英国公众开放。

而流亡英国的华人诗人作家以及学者画家等等，也将出席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探讨六四学潮20周年。伦敦帝国理工学生会也举办一个拒绝遗忘的演讲会，来悼念六四20周年，来自德国的学者王荣芬和美国的吴仁华都将出席。

英国民阵在发给英国新闻界的新闻稿中指出，1989年6月4日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英国民阵指出当时中共专制以军队坦克镇压杀戮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和百姓，当权者今日仍以专制维系谎言，以暴力迫害社会良知对历史真相、人权正义的追求，他们提出调查真相赔偿难属，维护正义人权，建立民主结束专制等等主张。

▲美国之音（VOA）5月30日报道：俄罗斯人纪念六四20周年

在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当年在莫斯科参加声援中国学生运动的俄国知识界人士相信，中国迟早将进行政治改革。与此同时，俄国年轻一代人认为，中国六四事件对俄国目前的政局发展具有警世作用。

1989年中国爆发六四事件以及89民运之际，正值东欧和前苏联的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89年是当时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和重建运动关键和象征性的一年。当时苏联社会人心思变，都非常同情和支持中国89民运。

*回首往事 感慨万千*

俄罗斯汉学家贝格尔回忆20年前的情景感慨万千。他说，苏联当时出现了一些示威集会支持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学生。贝格尔说，他记得他参加过当年在莫斯科的两个声援中国学生的集会。一个集会在今天俄国外交部大楼前斯摩菱斯克广场上的公园中举行。另一个在当时的苏联历史档案学院校园内举行。后一个集会由著名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主持。阿法纳西耶夫被认为是当年改革运动中苏联知识界的一名主要旗手。

在这些集会上，苏联知识界和人权活动人士纷纷登场，踊跃发言支持中国学生。20年过后，一辈子都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贝格尔说，他是乐观派，他仍然相信中国能进行政治改革。

*贝格尔：中国一定会进行政治改革*

贝格尔说：\”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肯定会发生。因为目前的情况是，中国需要竞争能力。中国过去的竞争力体现在依靠廉价劳动力，以过渡消耗能源和原材料，以及牺牲环保为代价促进经济发展。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中国需要改变发展模式，需要依靠发展高新科技等促进经济，而在这方面离开自由是无法达到的。所以深刻变革肯定能在中国发生。当然这将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会立刻发生。\”

89民运之际也正值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首次访华，中苏关系开始解冻。戈尔巴乔夫访华当时曾引起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关注。俄国新闻工作者波德拉比尼克说，天安门广场传来的枪声同当年苏联社会重建和变革的气氛格格不入。当年苏联知识界曾期望刚刚结束访华的戈尔巴乔夫能严厉谴责和制裁中共当局，但这种情况没发生，大家都因此非常失望。但共产党的形像却随者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彻底扫地。

*北京的枪声震动人心思变的前苏联*

他说：\”在苏联经历了斯大林，柬埔寨经历了红色高绵波尔布特等一系列共产党残暴统治后，我们都觉得共产党的形像已经恶劣到不能再恶劣的地步了。但偏偏却在这时从北京传来了屠杀学生的枪声，这当然让当时充满浪漫气氛，人心思变的苏联社会十分震惊。我们当时都对中国当局的做法十分气愤。我们当时都觉得，人类社会正处在20世纪的尾声，人类社会应日益文明，根本就不应该发生这种野蛮残暴的举动。\”

*六四对当今俄罗斯政局有重要意义*

但中国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今天的俄国社会对此毫无反应。俄国官方也默不作声。戏剧导演，俄罗斯民主派政党亚勃卢集团的积极分子格涅兹季洛夫说，当今的大多数俄国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年轻一代俄国人都不知道天安门事件。今年24岁的格涅兹季洛夫认为，一些关心政治的俄国青年人仍然愿意了解更多的天安门事件的经验。他说：\”我认为，中国的89民运和天安门事件对今天从事政治的俄国青年人来说非常具有实际意义，但遗憾的是我们对此研究不够。\”

格涅兹季洛夫说，俄罗斯现在走的不是民主之路，俄国政局走向让人失望。他担心克里姆林宫也会象当年中国当局镇压学生那样对付俄罗斯的群众示威。

▲新世纪新闻网5月30日报道：《100\”六四\”人物20年》在港出版–内地\”六四\”关注者编撰– 籲认识、了解、反思和纪念\”六四\”，从认识\”六四\”人物开始

 
\”六四\”20周年纪念日迫近，鉴于大陆当局20年来采蒙昧主义立场持续封杀、屏蔽\”六四\”历史与人物资讯的现实，也鉴于1980年代中晚期之后出生、成长的海内外年轻新一代中相当数量的人因\”六四\”发生时间久远及教科书刻意回避等而对\”六四\”历史和人物几无所知（近期在香港就发生\”陈一谔事件\”），两位现居中国内地的\”六四\”关注者归化章、浦前，本着\”认识\’六四\’、了解\’六四\’、反思\’六四\’、纪念\’六四\’从认识\’六四\’人物开始\”的朴素想法，最近为此专门编撰完成《100\”六四\”人物20年》，5月30日在香港由晨钟书局出版、田园书屋发行。

香港在\”六四\”20周年前夕掀起\”六四\”主题与题材书籍的出版热潮，《100\”六四\”人物20年》的两位编着者默默地将他们精心收集、整理、编撰的关于100名与\”六四\”事件相关人物的当年的行止表现及20年来的命运轨迹，一一告诉读者：\”他们干过什么？他们去了哪里？他们还在干着什么？\”

两位编着者表示，该书收入100名与1989年\”六四\”事件相关的人物，由人及事，由人及世，由一个个单一相关人物的介绍，带出整个\”六四\”事件的全视野、全景观，客观性、现场性、文献性兼备。对当年\”六四\”事件的引发、对峙、升级、恶化直至悲剧结局等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从要求民主、惩治腐败的学运领袖和知识界人士（柴玲、王丹、吾尔开希、封从德、严家祺、戴晴等），及同情学生、主张对话与改革的中共党内民主派上层（赵紫阳、许家屯、鲍彤等），乃至顽固坚持专政思维、坚持动武镇压的中共党内保守派势力（邓小平、李鹏、袁木等），其主要人物的出身经历、当年行止表现及此后20年中发生的下落归宿，均作了生动而丰富的追踪性介绍。并辅之这些\”六四\”人物今昔对比的大量图片，也反映了20年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变迁与发展的真实轨迹。

编著者特别强调，该书的触角也伸向\”六四\”事件中处于普通大众中秀异人物，对他们的介绍也是瞭解\”六四\”事件真相和全过程不可或缺的，如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蛋掷\”天安门毛像的湖南三君子、勇敢站出来谴责屠杀的前戒严部队军人李晓明、张世军，因\”六四\”镇压致残的工人齐志勇、学生方政，为\”六四\”爱国民主运动的大历史场景，提供了鲜明的人性化细节。

100个\”六四\”人物的命运故事，让生者与死者，义人与罪人，良知与邪恶，光荣与耻辱，桩桩件件历史的注目与记录一一浮现。编着者归化章、浦前表示，他们虽身居内地，但希望在香港这一\”特区\”出版他们的这本书，可以让海内外的读者有机会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六四\”个人，在人妖之间，在正邪之间，触碰、感受和回溯1989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大悲痛、大意义。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30日报道：吴仁华洛杉矶发表新书 王丹王超华到场支持

 

图片说明：吴仁华在洛杉矶举行新书发布会。（萧融拍摄）

吴仁华刚从纽约回到洛杉矶，在王丹和王超华等多位六四战友陪同下，向外界介绍新书，并说明取得解密材料三个来源。

吴仁华：很多朋友都问到我怎么收集资料？我坦率地说，一部份来自内部资料，也是所谓机密；第二部份来自中国官方所谓\”平暴\”取得胜利后的宣传品，对新进模范单位进行表彰的宣传资料；第三部份来自网络，包括军人、退伍军人论坛和网上聊天室，聊天过程当中一两句即破解了我手中拿到的公开宣传资料。

吴仁华详细记录部队番号和行进路线等细节，使得《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尚未正式发行，就已被中国当局通令查禁。

吴仁华：我是把十九支部队从戒严令下达当时的进京路线，到６月３日晚上进京路线以及抵达目标、带队指挥官都做了完整记录，包括六四镇压后获得升官晋级的各级指挥官名单，现在大概有两百多人。

这本心书以六百页、四十万字，正面回击中国政府有关六四的\”官方说法\”。

吴仁华：江泽民不仅是六四事件最大得利者，也是一个责任者，因为江泽民在1989年5月27日已乘坐军用专机秘密抵达北京，介入中央决策。天安门清场计划启动在6月2日，这时候，江泽民已经是内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怎么可能不参与这些决策呢？

吴仁华特别感谢基于良知而当时抗命，和事后讲真相的解放军官兵。

吴仁华：六四屠杀事件不仅伤害了学生、北京市民、工人和各界民众的心，实际上也伤害了很大一部份军人的心，这些军人认为用武器屠杀百姓是军队的耻辱。藉这个机会我不能不提及28集团军政委张明春少将，他当年就是因为消极抗命，后来受到半年的整顿清理，最后调离野战部队，降职到东北吉林军区担任副政委，可是，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王丹和王超华肯定吴仁华为还原历史和追究镇压责任所付出的心力。

王超华：这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去年我和王丹都还在想每年纪念六四的方式都比较平淡，而20周年不应该让它平淡过去。没想到今年六四祭日都还未到，各界反应已很强烈，尤其是在香港出版了好几本关于六四的书。

王丹：跟极权斗争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用历史书写来抗拒遗忘、抗拒淡漠。为纪念六四20周年，前不久也有些人也站出来散布一种言论说要和中国政府和解，我觉得在没有追究相关责任的基础上，根本谈不到和解。每一个部队、每一个番号、每一个执行者没有承担相关责任之前，我觉得没有什么谈和解的基础。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30日报道：美东民运人士\”六四\”前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抗议

5月29号，中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自治联合会的五十多名成员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国政府20年前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镇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图片：集会者手持\”坚决查清六四血案真相\”等标牌进行抗议 （记者唐琪薇拍摄）

参加抗议的人员除少数来自华盛顿和费城外，大多从纽约赶来。他们冒雨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前手持\”勿忘1989.64北京大屠杀\”、\”坚决查清六四血案真相\”、\”终结专制、实现民主\”等标牌进行抗议，一些人还不停挥动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旗。

刘国凯是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席，他告诉本台记者，他们特意选工作日从纽约赶来华盛顿抗议，是要让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听到他们的呼声。刘国凯说，从1989年到现在，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但对于经历过六四的人，这个历史的伤口永远不会结痂。

 
图片：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右）与中央联络部部长曾大军发表演说（记者唐琪薇拍摄）

\”什么原因？因为二十年来共产党从来没有承认他们的罪责，从来没有丝毫反省，他们还认为他们屠杀有理，屠杀有功。\”

刘国凯表示，中国政府不但不承认当年的镇压是错误的，还宣扬中国是因为镇压了二十前的那场民主运动，才有了今天的繁荣。刘国凯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所谓的繁荣，只是表面现象。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0.02%的人占据了社会财富的70%，在3千名亿万富翁之中，共产党高官的子弟及配偶占了80%，中国现在的贫富非常悬殊，这种所谓的经济繁荣，对普通民众来说只不过是一场灾难。\”

刘国凯说，二十年前主导这场大屠杀的共产党人以及在反右、文革中造成成千上万无辜生命死亡的共产党执政者大都已经不在人世。所以说，目前在中国政府高位的共产党人，已经和当年那些造成历史罪恶的共产党人没有太大的联系。刘国凯表示，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理念是温和的，作为社会民主党主席，他很希望能和现在的中国政府达成和解。

\”但和解不是单方面的，我们这些民运人士其实发出了很多愿意和解的信息，但共产党从来没有良性的回应，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强大，用不着和解就可以很稳固地维护这个政权。另外，我们也认为和解不是一个空泛的名词，和解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在查清六四真相的基础上进行和解。当时那场灾难的责任在谁？受害者是谁？历史真相不清楚，和解就无从谈起。\”

谈到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出版，刘国凯表示，这是一件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

\”我对赵紫阳非常钦佩，我认为赵紫阳是共产党内的第一人。有些民运人士在六四之后认为赵紫阳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不这样认为。对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能超越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去对他有过高的要求，他当时已经做到了最好。\”

除了很多亲历过六四的\”过来人\”，参加抗议示威的人群中也有一些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陈先生告诉本台记者，89民运时，他才五岁。

\”我只是从长辈中听说一点点关于六四的事情，但在学校的教育中，这段历史完全是空白。直到2006来美国之后，才真正了解到六四的真相。\”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联络部曾大军部长告诉本台记者，中国很多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六四为何物了，作为一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过来人，曾大军觉得自己有责任让\”六四精神\”传承下去。

\”中国政府经常说镇压民主运动的事，全世界都有发生。但是，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大规模的镇压。比方在美国也发生过政府与示威群众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但美国政府事后追究了当事人的责任。而中国政府却正好相反，他们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人们遗忘这段历史。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我们到华盛顿中国大使馆门前抗议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当年为民主自由献出了青春和生命的天安门烈士。\”

中国工人自治联合会主席方能达、资深民运人士杨巍以及中国民主党成员冯素英等也参加当天的抗议活动。不过，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任何人出来回应。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31日报道：纪念六四游行港府前示威

 
组织者认为游行人数应该有8千人

手持平反六四标语的游行队伍在香港政府总部大楼外举行了示威，呼吁中国平反\”六四\”事件。

警方估计有大约4千7百人参加了这次的游行。

游行队伍是从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集合，然后前往香港政府总部。

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对这次游行人数感到欣慰。但是当地媒体原先报道，从维园出发的时候，现场大约是1千人左右。

去年只有不到1千人参加这个每年由支联会发起的游行，是历年人数最少的一次。

今年参加人数大为增加，可能原因是先前出现了香港特首曾荫权立法会上失言、香港大学学生会前主席就\”六四\”事件发表亲中言论以及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

▲美国之音（VOA）5月31日报道：香港民众游行要求重新评价六四

 
香港举行纪念六四集会游行

成千上万的香港支持民主的市民星期天举行了集会和游行，要求重新评价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另外，天安门学生领袖熊焱成功进入香港，而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再度被拒之门外。

*游行组织者：良心、责任*

星期天下午，成千上万香港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大球场举行集会，然后游行到中环政府总部。这是六四事件20年来香港支联会第20次风雨无阻举行纪念六四事件的周年集会和游行。他们呼喊口号，要求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然后，一如既往，从维园大球场出发，经过铜锣湾、湾仔闹市区到中环政府总部。

组织年度纪念六四游行活动的是香港支联会。支联会副主席李卓人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一定会每年都举行这样的活动的，直到六四得到重新评价的那一天。李卓人说：\”最要紧的是香港是中国的良心。我们香港有自由，还可以悼念六四死难同胞。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自由去悼念、去争取中国民主自由，这是良心问题。不是有没有用的事情。\”

六四20年来一直参加六四游行和烛光晚会的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说，参加纪念六四活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郑宇硕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总得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尽点责任。知识分子不在于学问好不好，在于对于广大的人类有一种承担、有一份关怀。当我们跟当权的人立场不同的时候更加要站出来、更加要挺起我们的脊梁，表达我们意见。\”

*游行参加者：意义重大*

香港高中学生李成康希望明年毕业上香港大学，他今年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说：\”六四是年轻学生争取民主的、爱国的运动，并不是一个动乱，因为出于爱国，因为中国的贪污腐败太严重。我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因为中国需要民主，而不是六四需要平反。\”

来自广西南宁的居民赵先生利用到香港旅游的机会特意来参加今天的集会和游行。

记者：你专门来参加集会？
赵先生：对啊，对啊。
记者：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样的集会游行？
赵：这是爱国的运动啊。我有钱，应该来参加这样的事情。我们来一次就花一台手机的钱，但心灵的熏陶，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

*高志活：感到非常不幸*

早些时候，星期六晚上，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在香港海关再度被拒绝入境。高志活星期六深夜、星期天凌晨被原机遣返回欧洲。他走之前在机场说：\”我感到非常不幸。我希望能进入香港，我也非常喜欢香港。不许入境实在是对一国两制的一种嘲讽，言论自由出现极大的问题。\”

另外，高志活的儿子马库斯在香港参加纪念六四集会和游行时对美国之音说，幸好他和哥哥这次得以进入香港，可以代替父亲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马库斯说：\”我们进来了，可以按照原定计划行事。我们带来的新的纪念六四的雕塑作品。可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唯一的遗憾是，我们无法修复\’国殇之柱\’，那是父亲的作品。\”马库斯说，听说北京给香港施加压力，他们不想看到举行任何纪念六四屠杀的活动。

*熊焱：获准进入香港*

在高志活被拒绝进入香港等待遣返的同时，流亡美国的六四学生积极活动分子熊焱在星期六晚上顺利进入香港。他是六四后中国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当中唯一得以无条件进入香港的。他星期天对记者说：\”我这次来其实也是很仓促的。我的主观愿望是：不会不让我进来的。我没有那种怀疑感，因为我有美国护照。但是，等到这些汇集起来之后，我才发现，我能进入香港还是一个奇迹。\”

熊焱是美国军队的牧师，军衔是上尉。他也是六四后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当中最近几年来唯一得以进入香港的人。不久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封从德、杨建利、以及当时的活跃知识分子王军涛、陈子明等都被拒之门外。王超华2004年得以进入香港，但是有条件的。

熊焱说，抱着感恩的心，应感谢香港政府。他说，打算到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去办一下签证，看能否回到阔别18年的家乡，探视行动不便的老母亲。他希望，他的梦想能成真。

▲维权网5月31日报道：西安市民祭奠六四烈士

 

今年是\”八九\”民运二十周年，也是\”六四\”血腥镇压二十周年。二十年来，西安的一批市民年年纪念\”八九\”民运，年年祭奠在\”六四\”大屠杀中死难的英烈，今年也不例外。今年他们来到林牧老先生墓地，在墓碑前摆放二十枝菊花，燃烛焚香烧纸洒酒，向\”六四\”烈士默哀，接着朗读了林牧老先生的著名文章《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这篇文章是林牧老先生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在北京天安门前受到激发，当场拟就的讲演稿，在绝食请愿的学生广播站广播，迅速传扬。这几位市民重温林牧老先生的文章，激励自己为民主事业奋斗的意志，同时也表达对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终身的林牧先生的深切怀念。

因为今年警方加紧了对这些人士的监控，加紧了对这类活动的打压，所以这次祭奠活动提前举行。

▲维权网5月31日报道：贵州人权研讨会纪念六四公告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条（一）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保护）人权捍卫者国际公约》第 1 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 5 条：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 和平聚会或集会；和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我们特举行纪念活动如下：

形式：白衣追思活动。穿戴白色衣服，没有白衣者可以戴白色口罩。根据自己的穿戴，可以有文化衫，可以戴黑纱。整个活动以静默的追思进行，不言谈，不高呼口号，不打横幅，禁止高声喧哗。

地点：贵阳市河滨公园中心图腾柱处。

时间：2009年6月4日下午2：00–6：00

参加者条件：拒绝遗忘者，自愿参加表达六四哀思者，向往自由宪政民主者，能遵守白衣追思活动要求的公民都可以参加。

说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十八、十九条\”对于依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主管机关应当派出人民警察 维持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保障集会、游行、示威的顺利进行。\”\”依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任何人不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进行扰乱、冲击和破坏。\”我们特邀请当地的公安派出警力，维持秩序，保障公民的和平集会。

贵州公民人权研讨会联系人：
申有连  手机：13037897453
廖双元  电话：86-0851-5654362   手机：13765818964
陈  西  电话：86-0851-5966077   手机：13885117478
邮箱： gueizhouwengan@gmail.com，

贵州公民人权研讨会
2009年5月29日

该公告转呈：
贵州省政府、省人大、省中共委员会、省公安厅、贵阳市政府、市人大、市中共委员会、市公安局、等机构，并同时在互联网上发布。

●\”六四\”经历者谈\”六四\”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26日报道：方励之：从民主到人权

 
方励之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首次公开提出人权问题

6月4日是中国政府武力镇压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周年。

当时中国政府指控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为\”六四暴乱最大幕后黑手\”、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对他进行通缉。

方励之在中国1986年学潮期间就因呼吁民主而被认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开除中共党籍并被免除副校长职务。

1989年，方励之呼吁政府释放政治犯，并支持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

方励之夫妇在\”六四\”镇压后到美国驻华使馆避难，后流亡美国。

\”六四\”20周年前夕，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电话采访了现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教授的方励之先生。首先谈到他当年如何率先在中国提出人权问题。

方励之：我当时之所以提出人权问题，是因198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40周年而起的。《世界人权宣言》在1940年代就草拟了，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中华民国代表也参加了宣言的起草，中华民国也接受了这一宣言。

共产党中国在1970年代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按惯例，对前朝的所有公约和承诺就必须自然接受，除非公开发表声明，说某项公约不接受。但中国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所以在我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中国早已是接受《世界人权宣言》的国家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当时并不非常超前。

但是中国自1949年到1980年代末，\”人权\”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是没有的，或者说，是不准提这个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提人权又是比较危险的。

问：六四过去20年了，回顾20年来中国的状况，中国公众的人权意识比起当年来，是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方励之：对。从公众来讲，确实是有了不少的进步。当时，甚至在八十年代，中国没有人敢提\”人权\”这两个字，没有任何发言或文章中用\”人权\”这个词。

但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甚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有了那种\”非政府\”的，但实际上是政府资助的人权组织。但不管怎样，人权已经变成一个可用的词了。现在从政府到一般老百姓，都会使用人权这个词。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是有很大的改变。

问：一般来说，社会和公众具有推动政府的力量，哪怕是专制政府，也哪怕只是一丁点的进步。那么今天的中国当局是否在人权方面也有进步，至少有所改善呢？

方励之：从中国当局的角度说，当然也是有所改变的，特别是在迫于内外的压力之下。

因为现在的中国当局不象文化大革命或者毛泽东时代，那时是关闭的，对国际舆论根本不在乎，国际舆论也传不到中国国内。但现在不同，要跟国际接轨，要跟外国做生意，就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开放，就必须顾及一些国际舆论。所以人权这个词也敢提了，也加入了一些国际人权公约。这点可以说是有所改善。

但现在有三个国际人权公约，一个是已经被中国接受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个叫A公约，是关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权利的国际公约，中国好像也已经批准了。另外还有一个B公约，是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这个中国到现在还没有批准接受。

问： 中国政府一直认为，保证十多亿中国人的温饱，人民的生存权基本解决，这就是中国政府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现在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仅比20年前提高，而且许多人进入了小康水平，所以这是否证明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呢？

方励之：人权这个概念和民主的概念虽然有很多联系，但有一点很不同，那就是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人权不是这样。所有的人权公约，每一条的第一句话甚至第一个词，就是\”人人\”，\”人人如何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只要在一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准，那就是违背。

生活水准的确是人权A公约里的一条，但这和所有的人权公约一样，它是针对\”人人\”的，要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上，而不是平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如果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仍然是没有达到人权公约规定的标准。

问：在1989年民主运动时，如果学生在反对腐败、要求民主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人权的口号，在您看来，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是否会更好一点，更靠拢国际标准呢？

方励之：当时学生提出的口号里，有些是属于人权范围的，而不是民主范围的。比如当时提出的言论自由，就是人权范围的，因为人人都必须享有言论自由，不是有些人或大多数人有。

还有人当时提出要求共产党能够贯彻它自己的宪法，而共产党的宪法里就有言论自由这样的人权内容。所以如果当年提出更多关于人权的口号的话，确实可能会对后来中国人权的实现更好一点。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7日报道：六四人物话当年：严家祺回顾六四事件

 

严家祺近照（照片由本人提供）

严家祺1986年到1987年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1989年5月17号，当时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严家祺和包遵信等人，通过天安门广场学生广播站，发表《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声援学生，提出针对邓小平的\”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的口号。谈到《五一七宣言》，严家祺表示，

\”天安门事件实际上主要是学生运动为主体，北京市民、工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些参与者，因为媒体的原因，把象我们发表的一些声明就放大了，实际上我们做的事非常有限。\”

严家祺说，他亲身经历了1976年的4.5 天安门运动，那次有人被打伤、被抓捕，但无人死亡，所以1989年6月3号晚上，他作为名誉校长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发表讲话时，没想到会发生\”大屠杀\”，也没感到危险。严家祺回忆说，

\”张伯笠说请我担任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所谓名誉校长，我感到不好推，就去讲了大约40分钟。讲完话的时候，大概10点半，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差不多有10万人，当时我老婆说，是不是呆一个晚上，我说明天有事，还是回去吧。当时想回去都回不去，因为人太多了，然后我们把后面的帐篷的缝隙，缝的线拆开了，从帐篷后面出去了，因为帐篷前面全是人。我估计大约10点半或者更多一点，天安门广场根本听不到任何屠杀的声音，根本感不到任何危险，而且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那边，人还多得不得了，没有任何危险。实际上这个时间大屠杀已经开始了，在北京的西郊，在木樨地、公主坟那边已经开始大屠杀了，但天安门广场没有感觉。\”

严家祺说，\”据天安门母亲调查，2006她们发表的资料，找到了186个有名有姓的，当时在天安门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袁可志，袁力（六四死难者）的父亲，他到各医院看到的死亡人数大概有400具以上。封从德的\’六.四档案\’，他说人很多，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去年的6月4号那天，《世界日报》发表文章说，杨尚昆有一次宴请宾客的时候说，天安门六.四那天有600人死亡。\”

对于学生拒绝撤离广场迫使当局动用武力清场的说法，严家祺表示，

\”对比两次天安门事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有了。1976年也发生天安门事件，那次把邓小平作为黑后台，1989年把赵紫阳作为黑后台。1976年出动了工人、民兵、公安干警大概有3000人，加上维持秩序的部队，总共人数不到1万。直接参加清场的警察大概是600多人，就是把纪念碑门口的人抓起来了，4月5号晚上，大概抓走了200多人，抓人的时候有人反抗，把有些人打伤了，但没有打死一个人。但是1989年，出动了18万的军队，其中从公主坟、木樨地、沿长安街西边开过来的军队38军人数就有1万5千人，还有坦克，还有机枪，一路扫射，所以死伤的人非常严重。对比这两次天安门事件，就是学生留在广场，怎么能够用机枪、用坦克来镇压呢？所以我们说天安门事件的翻案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和平抗议的民众，他们没有进行什么反革命暴乱，而且89年6月3号到6月4号早晨是一场大屠杀，把这么多人杀了，杀人的人要追究罪行。如果学生有什么错误，或者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错误同罪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我提到六.四的时候要说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严家祺认为，六.四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政局，也跟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密不可分，

\”邓小平在全世界对六.四的谴责面前作出的一个反应，就是放弃共产主义、放弃社会主义，不搞什么计划经济、公有制了，大家自己去赚钱把。邓小平就用这种方式，来挽救共产党，中国走上了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因为六.四屠杀造成了全世界谴责，在这个谴责面前，六.四之后不到半年，柏林墙就倒塌了，因为东德的军队不敢再开枪射杀逃到西德、逃到西柏林的那些人。所以柏林墙在1989年11月9号的倒塌，实际上是六.四事件的直接结果，这个情况下就造成了整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瓦解。所以邓小平严格来讲，他不仅是六.四的杀人犯，而且他也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他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多少带有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完全丢掉了。中国今天的灾难，不仅是专制主义的灾难，而且也有早期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灾难。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中国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同外国资本进入的结果。所以这个经济发展，包含着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天安门母亲、许许多多六.四遇害者、遇难者的血和泪。所以，今天的经济发展同六.四密不可分，今天的社会不公正也同六.四密不可分。\”

严家祺说， 20年过去了，看到中国当局对六.四真相的抹杀，想到六四还不能翻案，他就感到痛心。

\”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不能够翻过来，中国就没有正义。六.四事件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有成千上万人伤亡，这么多人死去，而且也造成了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这是关系到中国最高权力更替的一件事情，这样大的事情，可以闭着眼睛、不闻不问、不分是非，明明是大屠杀，说成暴乱，那今天中国的贪污腐败、假冒伪劣不就成小事了吗？所以我感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也应当像1976年天安门事件一样，要翻过来，要在全中国恢复正义，才可能在中国确立正义的标准，否则的话，都在搞贪污腐败、假冒伪劣，中国怎么能够安宁呢？\”

六.四事件后，严家祺流亡海外，现居美国纽约。严家祺表示，异议人士在海外流亡的生活虽然不好过，但比起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比起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被子弹射击失去左腿的齐志勇，他认为自己过去20年的生活要好得多，他表示此生要为89年的天安门事件翻案贡献自己的力量。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7日报道：六四二十周年视频系列：专访丁子霖

丁子霖，一位不曾参与六四，却因独子在六四学运中遭镇压而改变命运的伟大母亲。她所发起组织的\”天安门母亲运动，以有别于一般民运组织的独特方式呼吁平反六四，赢得许多人的支持与尊重。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对于近来广受讨论的各种和解方案，丁子霖表示十年前也有海外民运人士要她签署一份文件，呼吁以宽容面对六四事件，当时她曾不客气地拒绝了。

丁子霖：我说当局不认错不公布真相，这就谈宽容，谁宽容谁啊？你让当局来宽容我吗？他杀了人不认错，还要继续迫害我们，受到比现在更严格的控制，叫我们去和解，叫我们去宽容他，那不是成了丑化和解？这叫剃头担子一头热。

丁子霖表示，经过了多年的思索和调整后，受难者家属们在零六年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可以打破僵局的六字方案，即\”真相，赔偿，问责\”。因此，她对于戴晴近日提出的和解方案，持比较正面的看法。而针对所谓的真相，她也直言除了加害者的真相，学生的真相也必须公开。

丁子霖：我们也在不断地累积，调整自己的思路，那为什么不能允许难属以外的人呢？起码她还在关心天安门六四的事情，现在多少人都不关心了。所以有些人骂她，但不要一棍子就把戴晴的方案打回去，你打得人家……，或许还有其他和戴晴有类似想法的人也想提自己的方案，说不定把人家的热情都打走了。我欢迎在二十周年之前之后有更多的体制内外的人都来提解决六四的方案，你提多了，就是逼迫共产党坐在谈判桌上，跟你面对面谈。如果大家都不理了，都去赚钱去了，都去解决金融危机了，都去这个那个了，那共产党不是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丁子霖：确实有的学生护照什么早就预备好了，什么时候预备的？所以我们难属要的真相是所有的真相，到底怎么回事？不是单方面的，不光要邓李杨的真相，戒严部队的真相，还有学生方面的真相。真相如果是堂而皇之的话，有什么不敢见天日的？不是更证明你的正义性吗？我觉得应该拿出来，让老百姓来看，让大家来看。

丁子霖：我觉得广场上的那些学生也不必害怕，我早就这么说了，一个人的罪和过要分清楚。学生是过，他们要勇敢地反思，不管怎么样它不是罪;杀人的罪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元凶邓李杨，而不是学生。学生是过，但是如果你过也不承认，还在那里硬着脖子，那跟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

丁子霖说二十年前儿子走的时候她53岁，现在已经73岁，来日无多了。对于他们难属所提出的三个诉求，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实现的一天。不过，如果真的有幸能看到，她最希望的是把儿子埋葬了，因为他的遗骨现在还放在家里。而埋葬的地点会选在天安门附近，因为当年儿子还没来得及到天安门，就在木樨地被杀了。最后她还希望能仿效国外建大屠杀纪念馆，为所有死难者立碑，因为中国是个太善于遗忘的民族。

丁子霖：他走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定要想到符合他的遗愿。蒋捷连的生命从我们家庭来说，是我和我丈夫唯一的儿子。我这个妈妈不能替他去死，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既然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让他走在我前面，那我只有把他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他爸爸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每做一件事都会扪心自问，这是不是小连所愿意看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公开指责那些让我失望的年轻人，我也不愿意去公开反驳那些攻击我，污蔑我，造谣的人。

丁子霖：中国是善于遗忘的民族，这个民族是太善于遗忘了。长点记性，让以后的年轻一代不再遭受像我儿子那样的苦难，以后做父母的也不再遭受像我们这样的苦。我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再发生这样的大屠杀，所以要立这么一个六四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

丁子霖：当这一切都做到了，妳想做什么？我说如果那天我还活着，只想远离人群。如果我还有余生的话，我就想静悄悄地度过我的余生，将来到那个世界去找我儿子去，我不想再和人接触了。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9日报道：六四二十周年视频系列：专访查建国

查建国十年半前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第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并出任该党联合总部第一任执行主席，但九九年却因此遭判刑，在坐牢九年后于去年出狱。查建国是位追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硬汉，因长期坐牢，不为海外大多数人所熟悉，但他始终坚持留在国内从事民运不愿离开，对于海外的民运发展，他表示总的来说是失望与希望并存。

 

视频照：查建国接受本台专访（RFA特约记者唯思摄）

查建国：失望就是我们觉得他们起码可以做三件事：一是组织上的事，二是宣传上的事，三是筹款上的事。从组织方面来说，就是联合团结海外的力量，然后组成一个哪怕比较宽松的统一战线，这样才有战斗力。现在来看很困难，山头很多。山头按说也不奇怪，也算正常，但山头之间为什么不能共通呢？为什么不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联合呢？这在我们国内很多民运人士来说觉得确实不是挺好的。是不是国内的环境和国外不一样呢？国内来说有各省的朋友，也应该有很多山头啊！但大家在一块可以畅所欲言，完全能说在一块。

查建国：至于国内为什么没有联合成一个组织，是由于形势不一样，由于共产党不允许你存在这样的组织。所以成立全国统一的民运组织在大陆是没有空间的，可在国外呢？应该有这个空间啊！有这个空间可为什么还做不到？我记得十年前我就写过文章，呼吁国外的朋友能组织团结起来，我坐了九年出来以后，却还像过去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查建国：从宣传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还是做了一定的工作吧！就是宣传国内民运的情况，宣传中国的人权状况，但宣传力度还是不够。第三是筹款。这方面的任务我们的感觉就更差了，可以说感觉不到。感觉不到国外对国内的支援，因为国内民运的朋友们，不要说活动的费用，就生活的费用应该说大多数都非常困难。即使有工作，一坐牢出来就没工作了。或是没坐过牢的有工作，好多人又不敢干（民运），因为一干就没工作了。

但是查建国强调，对海外民运失望之余还是有希望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好。至于许多人对海外民运份子的评价不高，认为他们在彼此抢夺资源的情况下永远不可能整合，查建国从自己为何始终坚持留在国内从事民运谈起。他说去年出狱前一个月，有几个不同的单位探询他到美国去陪女儿的意愿，他一口拒绝。原因有二，一是出去后没有回国的自由，二是他认为民运的主战场还是在国内。

查建国：我认为第一线就在国内，虽然第一线直接面对你们的枪，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留在第一线，起更多的作用。我们一贯有个原则，就是我们认为：国内和国外比，主要在国内；上层和下层比，主要在下层，在基层；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比，主要在党外。就中国大陆民主政治改革发展，关键取决于中国广大国民认识的提高和觉醒、在国内维权运动的发展。我们认为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现有的专制制度和广大民众的维权活动对抗。

查建国：你要搞维权活动，你要争取民运，只有在国内可以干。应该说现在国外和国内是分开的，或者说没有很多联系，或无法进行很有利的互动。在国外，对国内能有多大帮助呢？第一存在指导问题。你脱离了国内的事，怎么去指导国内的民运呢？第二也无法直接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因为在海外，具体的维权活动无法参加，也无法接近维权民众。其次在海外进行组党、发表评论文章可以，但是对国内能有有多大的影响呢？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30日报道：苏晓康：思想启蒙者的反思

 
苏晓康被中国当局作为\”幕后黑手\”通缉

1989年春，中国发生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大规模民主抗议运动。6月4日凌晨，中国当局用军队镇压了北京和平抗议的民众和学生，导致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89年天安门抗议运动爆发的一年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一部引起社会轰动的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比较\”黄土文化\”和西方\”蓝色文明\”、探讨国家命运，引发大学生中的《河殇》热。此片由此被认为是学运的思想先导。

\”六四\”后，《河殇》总撰稿人之一的苏晓康被中国当局作为\”幕后黑手\”通缉。现旅居美国的苏晓康日前接受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的采访。首先回顾《河殇》当年在中共高层引发的争议。

苏晓康：赵紫阳对《河殇》的态度，最近根据赵紫阳录音整理的新书里他特别谈到《河殇》。《河殇》在中国播出以后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但同时也遭到了中共元老，特别是王震的批评。而赵紫阳当时作为总书记，对这个批评采取了一种不予理睬的态度。

胡启立曾经说，中央已经决定今后不对任何文艺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进行判断了，而是由文艺界，评论界自己去评。这是接受了文革的教训。我觉得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很明智的。所以当王震起来骂一部电视片的时候，赵紫阳就是这样一种态度。赵紫阳的录音带整理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

这里还有更大的背景。而这个背景也同六四的结局有关。从胡耀邦，赵紫阳被邓小平提起来主持中国大业这个几年里头，老人们一直对胡，赵耿耿于怀。一定要把他们搞下台。先是搞掉了胡耀邦，接着下来在89民运中又搞掉了赵紫阳。

六四所反映的党内斗争不是一般的党内斗争，而是邓小平与老人们进行的接班人之争。这个争斗从李鹏1988年上台就开始了。李鹏做总理代表着什么？就代表着老人们要他们的子女们接班。这是赵紫阳在他的录音带里说的。这也是老人们对反自由化起劲的主要原因，也是李鹏在天安门事件中一直要激化矛盾，说学生们要公开反党，挑拨邓和赵的关系的主要原因。因为89民运给了他们一个机会，看他们能不能扳倒赵紫阳。这就是六四的背景。

问：《河殇》对黄土文化的反思和对西方蔚蓝色文明的推崇在当时引起了对中国未来出路和发展的广泛讨论。当然也对六四时学生提出民主的要求起了很大影响。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民主状况在这20年中是否在逐渐靠近西方民主的标准呢？

苏晓康：没有。我从来没有那么觉得。第一，我想当时《河殇》的主要作用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思路，一个启蒙。给大家非常大的震撼。这个东西一定会对年轻人有非常强烈的刺激。可是说它影响了天安门学生的民主思想，我觉得并没有。而且我也不觉得天安门的学生运动是一个民主运动。因为它同民主的真正要求差得太远了。

问：那么您认为天安门事件是个什么运动呢？

苏晓康：天安门基本是一场抗议。是一场要求中共解决贪污，反官倒，要求新闻自由这样的一场街头（抗议）运动。当然（要求）新闻自由就包括了民主的含义在里面。但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真正的民主运动。

另外你问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不是同西方的民主更接近了。我觉得实际上是更倒退了。因为（中国）现在完全是处于一个高压的社会里呀。是权贵资本主义。人们现在完全是为了温饱，为了基本权利而抗争，哪里有什么民主可言。当然，中国现在有比过去强烈得多的维权运动，但那也是在维护最基本的权益。当然，我应该说，在89之前，我们连最基本的权利都不知道。而今天大家知道了。这的确是一个进步。

问：尽管六四运动是由大学生发起的。但这是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有全社会的呼应，有知识分子和新闻界加入的大规模民众自发抗议运动。那么回顾当年，您是否能分析一下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影响和作用？

苏晓康：89年4月15号胡耀邦去世那一天，我正好在美国大使官邸举行的一个聚会上。在那里我见到刘心武。他说，大事不好，胡耀邦去世了。我当时就感到恐怕要出事。我还特意到天安门广场去绕了一圈，那时天安门还很安静。可第二天学生就开始闹起来了。但是我决定不介入。我甚至还去了一趟上海，领了个奖。那是特意躲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只能做一点启蒙的事情。而没有办法去操纵一场街头运动。这是我一个基本的认识。因为知识分子没有任何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可以调动。

第二点我当时的看法就是，假如这个局面收拾不了的话，一定会导致赵紫阳下台。而赵紫阳一旦下台，就是大局崩坏。改革派从此退出历史舞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有人说，89民运中知识分子\”胆怯\”，不敢出来支持学生，我一直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很幼稚的看法。知识分子不是江湖好汉，他们顶多做一点儿调停。可是你们也看到了，所有调停都是失败的。共产党不买你的帐，学生也不买你的帐。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作用。

问：尽管你在六四之后被中国当局作为七大学运\”黑手\”之一，在中央电视台和各个边境口岸通缉。但是我知道您不仅在当时不太想介入，而且在此后也公开提出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对89学生运动的看法。那么在20年后的今天，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思，您给六四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

苏晓康：（我的看法）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我想在这里说明。我觉得学生一开始还是非常理智的。特别是4月27号。北京的4.27大游行，学生们打出了\”拥护共产党，宪法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那天北京的大游行使得所有的警察和军队退让。这就说明那个时候学生们是非常懂得怎么和共产党\”玩\”的。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赵紫阳不会下台。中国的改革会进一步发展。

可是后来因为李鹏他们这些人在当中的搅和，尤其是邓小平一步不退。渐渐地把学生逼向了激进。后来就发展到绝食。5月13号，戴晴把我们找去，到广场去劝学生，就是因为学生开始绝食了。从此以后广场就失控了。绝食以后的学生，成立了以柴玲为首的\”绝食总指挥部\”，那就是要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了。没有任何退步可言了。这就变成了双方都是死路一条。

当时，各方面使尽了各种方法想把学生劝退下来。直到最后赵紫阳亲自到广场，几乎是哀求学生，请学生退出去。但还是没有用。那这最后就一定是流血的下场了。所以说呢，学生当时的这种态度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不顾一切的态度。我觉得，这是造成89民运悲剧的很大一个原因。当然首先，主要的原因是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

问：这些年，有学者提出用南非式的和解的方法来解决六四问题。您对此表示反对。那么，您认为六四这个问题最终应该怎么解决，应该怎样从六四中汲取教训呢？

苏晓康：你说的南非模式，叫做大和解，是戴晴提出来的。南非模式也好，或是印度的甘地非暴力主义也好，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思路。问题在于我们学不学得来。我们有没有条件去学。

南非的和解是由图图大主教主持的。因为它有个基督教的信仰在里面。可是中国直到今天还在围剿家庭教会。哪里来的和解的基础呢？我们想和解，共产党想和解吗？所以我现在看不到任何解决六四的可能性。加上这20年中国经济起飞，这个成功也使他们不想跟任何人和解。

问：那么您认为怎样从六四中接受教训呢？

苏晓康：六四的教训，共产党那边的教训我们不去谈了。从学生这边，从民间这边来说，我觉得抗议永远是可以的。但是要看到力量对比。要负责任。你要认识到，如果让改革大局崩坏，如果让民众白白丧失生命，这是不负责任的。

问：那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苏晓康：在这样一个权力的社会里，如果能够有一点转变的话，必须是你也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之后，大家坐下来，讨价还价。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然后达成战略性的妥协。这就是西方走过来的道路。所以说，只有当民间社会强大到了使共产党觉得没有办法垄断所有资源，这时候它才可能让步。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30日报道：六四人物话当年：周锋锁回顾六四事件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话当年》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回顾他 在六.四事件前后的亲身经历，以及过去20年中国的民主进程。

 

89年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本人提供）

周锋锁1989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四年级学生，在学生运动中组建\”学运之声\”广播站，传递广场信息，救助绝食学生。5月20号北京宣布戒严后，周锋锁任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后在5月31号辞职，

\”辞职是因为，当时我跟北大自治会主席杨涛，我们在北高联反复通过了让学生撤离广场的决议，但是（5月）26号到28号在广场没法实行，我觉得这个运动快要进入一个人气会散掉的局面，也很痛心，但是没想到后来会镇压，就是觉得这个人气散掉了，觉得当时我能做的很少，就辞职了。\”

周锋锁说，6月1号到3号，他都在清华校园，本来打算4号去内蒙古旅行，但是6月3号的一个消息让他隐约感到政府可能要开始镇压学生，于是在3号下午重返天安门广场，

\”3号早晨我们听到，广场附近，2号晚上3号凌晨有一次很突然的进军，有一辆装满武器的军车被送到学生手里，学生把军车送到了公安局，并留了收据。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四.五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中共镇压的过程就是从诬蔑老百姓烧军车开始，我当时意识到这是个镇压的信号，所以6月3号下午，我和清华筹委会的一些人去了广场。我们到广场的时候闻到很浓的催泪弹的味道，大概下午4点钟左右，从那开始冲突越来越血腥、激烈，大概晚上8、9点钟，不停的有军队冲过来，有坦克、装甲车冲过来，9点以后就开始听到很重的枪声，开始得到很多死难的消息。当时我们一直在天安门广场，大概最后有3000多人，清华同学大约有100多人，都是从纪念碑下最后离开。我们觉得广场是最危险的地方，尽管在那之前，我们是希望大家撤退的，但是在这个镇压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为着我们在外面抵挡，我们当时还是非常想在那里能够坚持下去，无非就是想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愿，就是我们并不是不会被吓走，但是后来我们没想到在外围牺牲的市民和学生是最多的。但是我可以做见证就是，我所熟悉的北高联的常委，中共所说的学生领袖，有很多都是在纪念碑的。\”

周锋锁回忆说， 6月4号凌晨4点半左右，他被赶下纪念碑，

\”我是最后被赶下纪念碑的几个人之一，当时还有刘晓波的太太，还有人大的一个女教师。我们被赶走是因为，周围开枪的子弹打到纪念碑上，他们很快冲上来，用枪托砸我们，后来我们知道他们一开始是想抓我们学生骨干，后来觉得人太多，没办法，就驱赶。我离开的时候我身后就是坦克。\”

回到清华后，周锋锁利用清华学生电台，向外界传播北京血腥镇压的消息，6号离开北京。

\”6月6号下午3、4点钟左右，我从清华去天安门东边，坐火车回家。离开之前还去天安门看了一下，天安门东边南池子大街口上，当时看到天安门、大街被坦克压得一片混乱，像战争区域，远远望去，很多坦克， 炮口冲着我们。在镇压之后那么多天，我一直无法相信他们会开枪。当时我也不能相信这个国家可以在二十世纪用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付百姓。当时也有很多市民去那里观望，表示抗议。我当时还作了一个演讲，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有一天也许街道会被修好，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朋友怎样的死去，不会忘记这个国家用什么样的手段对付平民\’那个地方离坦克大约200米左右，很多北京老百姓劝我们走，说这里很危险。后来我才知道在南池子大街附近，在中共控制了广场之后，他们还经常开枪，那个地方还死过很多人，我们离开不久就听到枪声。\”

如果学生在戒严后撤离广场，是否会避免六.四的惨烈结局？周锋锁表示，

\”实际上这也是这些年我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也经常回想，作为学生领袖，不管当时是不是自己觉得是，实际上我一直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学生领袖，我们是不是尽了我们所有的力量，保护所有的同学了，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事情的结局不一样，这当然也是我一直回想的一个问题。对我个人来讲，我对于所有的死难者，还是有一种亏欠吧，这也是我的动力，也是每年尽力寻求真相，为六.四死难者寻求正义的一个动力。因为毕竟我们作为学生领袖，是站在前面的，很多事情的确是受我们的影响的。另一方面，镇压本身来讲，我们是受害者，没人想到政府会动用坦克、冲锋枪来对待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直到我看到我们清华有死难的，在木樨地看到很多的死伤者，我都没法相信这种血腥的镇压。而且这么多年，我们也慢慢的对于中共镇压的过程有一些了解，第一就是，6月3号开枪，绝不是6月3号做出的决定，作决定其实最早邓小平冒出\’流血\’这两个字，就是\’用20万学生的生命换20年和平\’，这是在 4月25日，邓小平就讲出来了，所以他整个计划，包括他调动20万的军队，围攻北京等等，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屠杀绝对不是偶然的。包括开枪的命令，现在经过吴仁华的证明，都是有一个具体的下命令的人，现在看来很有可能这个人是邓小平，他当时作决定也是不顾赵紫阳这些人的反对，甚至军队内部、共产党内部的反对，非常任意的作出一个残暴的决定，但是是经过他周密计划的。作为学生来讲，当时整个过程，我们只能坚守我们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想，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老百姓，特别在北京，很多人能够参与到这个事情中间，因为他看到学生做事情，是有理有节的，是想寻求一个真正的对中国更好的一个方向。\”

六.四后，周锋锁被列在遭政府通缉的学生领袖名单中，6月13号在西安被捕，后被关入秦城监狱，没有判刑，1年后获释。周锋锁说，出狱后，北京市政府和安全部门怕他的自由化思想影响其他学生，不许他回清华上课，要把他流放到河北阳原5年，后经清华校方交涉，改为3年。周锋锁91年从清华拿到大专文凭，离开了河北阳原的水泥厂，后在国内经商。他曾获得美国大学的物理专业奖学金，但中国当局拒绝发给他护照，未能成行。94年底中国当局突然又给了周锋锁护照，他在95年1月抵达美国， 9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MBA（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周锋锁现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从事金融分析工作，并在2007年与赵京共同设立了\”人道中国\”组织。谈到创办\”人道中国\”的初衷，周锋锁说，

\”因为这些年我们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人士之后，就发现对他们的关心太少了，我们在海外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有一个安定生活，自由，可以发言，替他们表达，但是我们关心的实在是太少，我们做的太少。最重要的是，每年因为人权等被关押的政治犯都是成百上千，而大家想起来的，海外有所实质性的帮助的不超过20个人，这20个人以外，往往因为他们没有知名度，没有获得任何的关心，非常悲惨的一种情况。人道中国的出发点就是，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基本的人性，就是建立在人的自由、尊严、关爱这个基础上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人道中国的活动主要从这个方面出发，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微小力量，关注不被中国社会或美国华人社会所了解的这些人这些事。过去这些年，人道中国在中国大陆资助了大概上百人，绝大部分不是名人。我们主要帮助的是因为政治、宗教、新闻自由受害的人，也作广义的救援，像去年四川大地震，人道中国在地震发生后几个小时就在网上募捐，而官方领事馆的活动大概一个星期后才开始。我们当时的捐款也很快送到受害的人家里，是很多受害者拿到的第一笔外边来的支援。以后也要秉持这种目标。\”

周锋锁说，\”今年请方政先生来美国，也是出于我们的这种想法，觉得像方政这样的这种六四的受害者，没有受到海外应有的关注。我们在纪念六四的时候，不光要看到学生领袖、或者政治层面，也要看到人道层面的问题，就是很基本的这些人就是因为政府的不义，受了这么大的损害。我们要纪念六四，也许对于我们来讲，纪念六四每年就是去一次，或者被人骂几次那样的，但是像方政这样，他的腿断了，他是因为要救人他的腿断了，他每天都生活在这种苦痛中，我们做什么，能够为他分担一点呢？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也希望将来这些事情能够做得更多。\”

周锋锁从2007年起担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相较于20年前走上街头追求民主的热忱，今天中国的民众是否更关心切身的经济利益呢？周锋锁对此表示，

\”89年之前其实跟现在没有太大差别。当时参加抗议的很多学生，在那之前都是\’托派\’ 、\’麻派\’，就是一心想考托福离开中国或者打麻将的人，到了89年5月份你突然看到这些人那么真诚的追求自由。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个力量，并不是它不存在。当然我们跟中国的草根组织也有一些接触，现在最大的问题，很多人被抓在监狱里、面临残酷的打压、、生活无着落、要离开中国，在中国要坚持下来、合法生存、但不放弃理念，对于任何跟我们有共同理想的人来讲，这是最大的挑战。\”

谈到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周锋锁表示，

\”短期看来这个情况不容乐观，因为中国政府的高压的确前所未有。比较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或世界各国对言论、人的自由的侵夺，对人的生命的不顾，都是无法跟现在这个政权比。现在我看不出任何这个政权会改变的迹象。当然我们一直相信，中国民主的将来，在于一个社会根本的改变，在于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包括言论自由、人权法制等根本的框架。在海外，我们有一些海外的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离开了中国的土壤。我相信，中国民主的问题将来对世界会有巨大的影响，这个改变不可能依靠外部环境，必须从中国内部来，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从上而下的改变，很可能是从自下而上，但我们并不清楚从下而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周锋锁为中国政府封杀言论自由感到担忧，他认为，即使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相对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是通向民主转型的根本，否则中国可能会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现在的执政者到时也必将成为受害者。周锋锁认为，中国的执政者必须从现在开始寻求整个社会的和解、民主化，才可能在将来为自己留有生存的空间。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30日报道：六四二十周年视频系列：专访赵昕

赵昕1989年参与组织学生运动，曾任\”外高联\”纠察总指挥，并发起成立如\”义勇军\”、\”铁血团\”等较为激进的学生组织。过去二十年来，赵昕在中国曾两度入狱，多次遭非法拘押、软禁及遭不明人士殴打。在访问过程中赵昕一面翻看多年来的反思笔记，展示被警察殴打的触目伤痕，一面娓娓道来他由一位革命青年转变为今日\”中国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倡导者的心路历程，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和磨练，他说他已清楚地知道暴力革命终究有它的局限性。

 
赵昕1989年参与组织学生运动，曾任\”外高联\”纠察总指挥，并发起成立如\”义勇军\”、\”铁血团\”等较为激进的学生组织。（RFA特约记者唯思拍摄）

赵昕：很快到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日，想起这件事整整经过二十年还没有得到反正，心里很沉重。但是参加八九全国民主运动的经历，是我们心中最闪光、记忆最深刻的事。我不后悔，哪怕现在再重新发生一次，我一样会全心全力去投入，去参加。

赵昕：现在整整过了二十年，从二十岁到四十岁，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我们肯定有许多新的、成熟的想法。除了更加坚定的投入，还会更加有组织化，有计画和策略去和共产党斗争，肯定不会像以前么冲动和没有策略。

对于这些年社会上有言论指学生有错，因为学生当时太过激进，导致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退后了几十年。曾经在第一线参与过学运的赵昕显然完全不能接受。

赵昕：好像学生有罪一样，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因为任何自发的群众运动毫无疑问它的自律水平是比较低下的，在这种集团、群众运动中往往会出现越是激进的份子，他口号喊得越响，行动越激烈，往往越容易博得群众的注意，也越容易受到欢呼。所以八九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学生方面确实有很多不成熟幼稚的表现，甚至也有很多激进的过失，但是我觉得在任何民主运动里面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学生确有幼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共产党用坦克和机关枪屠杀人民，这是血腥残暴的罪行，是完全不能混肴的。

曾经开过公司、参与经济活动的赵昕从经济面切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许多外国人和海外华人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执政体或经济体，因而对民主运动的前景感到悲观。赵昕从经验中提出他的看法。

赵昕：恰恰我在国内和大量的共产党官员，包括部级官员沟通和接触，他们非常清楚共产党现在的情况和内幕，他们反而非常悲观。他们知道早晚要垮。用他们常用的一句话说，就是：反腐要完蛋，因为一反腐每个人都被拖下水；但是不反腐要亡国。这很清楚地表示出他们知道日子不多了。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我们中国经济的三匹马：出口创汇的制造业已经出现危机，没有竞争力了，而且将来会越来越糟糕，很可能会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破产；房地产经过这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也达到了瓶颈；很多外国人觉得中国的金融业好像是比较安全和平稳的，事实上我在一个软件公司工作过，这家公司专门为中国人民银行做银行借贷登记管理系统。全中国所有的银行信贷，都必须要通过这套系统，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我所得到的资料和数据是中国的呆帐、坏帐、死帐最起码达到七、八万亿。大家都清楚这些贷款都是通过官官相护、权钱交易得来的，怎么可能会是好贷款？将来很可能通过经济运行中的某些链条断裂而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整个经济大崩溃。

赵昕：所以我认为我们也没有必要对未来过度悲观。很可能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之内，中国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中国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宪政民主进程。

▲德国之声5月30日报道：流亡美国的六四民运人士：理想与现实

目前有不少流亡海外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那场民主运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52天。在89年6月3日夜间至4日凌晨，这场以要求政治改革为主题的运动在中国当局的血腥镇压下收场。中国当局调动军队，向自己的民众开枪。许多当年积极参与民运的人士被迫逃往国外。其中有不少人在2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继续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记者走访了几位身在美国的当年民运人士。

\”我从6月4号以后，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容易流泪。一遇到激动的事情就流泪。这也是六四以后落下的毛病。\”

–讲话的人是杨建利。当年的他只有26岁。杨建利将\”六四事件\”称为屠杀。在六四之后，杨建利逃往美国。早在1986年，杨建利就在美国留学。如今，他是政治学双料博士，并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人权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杨建利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中国能发展成一个民主国家。这个梦想他至今没有放弃。几年前，他成立了专门致力于争取中国人权的组织。不过，今天，杨建利同89民运时许多盟友的关系已经中断，他说：\”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心里可能都有个东西。这个东西呀，有的可能是从事教育行业，当官了，有的做生意了，他可能把这个东西埋没了，出于恐惧，出于对利益的追逐。\”

胡平现在生活在纽约，是《北京之春》的主编。他能够理解现在出现的心灰意冷的趋势：\”就因为发生六四这个事情呢，邓小平讲，别的事情就不问姓社姓资了，也就是别的方面路子比以前更开阔。那大家就想，我们为什么非往政治上撞呢，只要不办这个事，日子过得还不错。本来是有对民主的追求，这种追求受到粗暴的打断。大家就想，别的路很多嘛，所以首先是出于恐惧，没有恐惧他就走下去了。\”

由流亡海外的华人创办的人权组织很难获得财政上的支持。许多位于美国的这类组织虽然可以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些支持，但相比之下，经商赚的钱要比在人权组织工作多得多。胡平介绍说，许多流亡海外的华人都想从中国的经济腾飞中有所获益，这其中也包括当年的异议人士，胡平说：\”1989年前经济发展是人们对自由民主，对政治改革要求的一个催化剂。到后来，89六四之后，成了一个替代品。日子过好就行了，别的就可以不管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在不断增强。杨建利批评说，中国那段血腥的历史如今被许多人排斥在记忆之外：\”中国的主义是实用主义。因为很多人认为，爱国是一种时尚。爱国有好处，这里指的是假爱国。像我这真爱国要坐牢的。假爱国有好处，政府鼓励呀，没有危险呀，至少没坏处。所以我在今年4月份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人权爱国者\’。真正的爱国一定要爱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爱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你看到他的权利受到破坏，你就要痛苦。要为他们而争，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0年，杨建利认为北京政府对这一事件进行重新评价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首先需要根本上的政治体制改革。

▲自由亚洲电台5月30日报道：六四屠杀改变了一代人对中国的一种感情

1989年，当时作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金元清，参与了整个运动，也是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中的一员。二十年后的今天，他已经人到中年。目前在加拿大一家中文传媒工作。

他说，二十年来，每年临近六四纪念日的这段时间都非常难受，年年都要经受一番心灵的折磨，不知道什么时候算个头。而且每年6月4日他都会自己绝食一天，以向当年那些死难的学生和市民致哀。

金元清表示，六四屠杀改变了一代人对中国的一种感情。就是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热爱自己的国家，而这是一个长久的折磨。

六四屠杀后，大量学生移居海外，并决定改变身份，归属所在国. 金元清说，就是因为六四屠杀造成他们在身份认同上一个极大的困扰。

金元清说，二十年来，各方面对八九民运的策略有过许多分析和检讨，但这不能改变对政府屠杀手无寸铁市民和学生的性质的判定。

金元清特别强调，当时参与运动的学生充满对中国前途的憧憬，充满对政府的期待，人民更善良的认为，人民的军队不会向人民开枪。中国政府动用大规模正规军进行镇压，不是人们能够预料的。

金元清认为，中国政府进行的六四屠杀犯了战争罪行。

金元清说，他已经和许多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同学们相约，在6月3日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在那里和大家相聚，一起纪念六四20周年。

▲明报5月31日发表采访学生领袖王丹的报道：中国今天的强大，只有肌肉没有头脑

因为六四事件，一班学生的命运改变了，本来是黄毛小子、埋首学业的年轻人，为了反贪污、反特权、反官倒，为了国家变得更美好，有人献出生命；有人要坐牢、流亡，至今有家归不得。在香港，也有人为了声援学运，起来组织支联会，结果本是彰显名誉地位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职衔不要了，最后连回乡的权利也被剥夺。尽管代价沉重，但他们无怨无悔。今年是六四20周年，学运领袖王丹回答了20条问题，总结这场20年前的运动。

01）20年前的民运，哪幕最令你难忘？

那是4月27日的大游行吧，就在政府发表4.26社论、把运动定性为动乱之后。那一天我在建国门的桥上看着宽阔的长安街，街上满满的全是人和旗帜，除了学生，媒体亦首次组织起来加入游行，那刻我内心感受到很大的震撼，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不是由政府主持的游行，非但不是由政府主持，而且政府前一天才透过社论说过不许游行，规模又这样大，那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后来的很多次游行，人数可能更多，但意义不一样。当时我们就提议，要将这一天定为中国民主节，但当然没有实现。

02）如果中共当年没有选择镇压，而选择与学生对话和改革，你认为结果和中国后来的发展会有何不同？

如果那天政府没有出动军队镇压，结果必定会完全不同，中国的现会好很多。首先政治上会有很大变化，经济发展能够健康地运作，至少腐败的问题不会像今日严重。其实当年已有声音要推动政治改革，如果政府当时不是以武力镇压，这种诉求已经压不住；如果当年政府愿意与学生对话，中国就有机会走上和平的政治完善道路。

03）如果有人说，当年学生若放弃对抗式的方法，后果会截然不同，你如何回应？

没有这种可能。学生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温和理性，上千学生以生命为代价，不过为了两个要求：第一是跟政府对话，第二是修改4.26社论，激烈手段是政府开始的，学生已经温和到不可能再温和的地步，学生饿到自己要死也是要去要求政府进步，没有比这个更温和的手段，我们没有逼政府。

04）你认为六四运动是否\”失败\”？

如果说运动的目标是希望政府接纳学生的要求推动民主化，六四是失败了，因为国家并没有接纳。但如果是从建设公民社会的角度，则没有失败，因为它确是把公民社会往前推了一步。

05）被囚禁的日子，和谁见过面？还记得他/她对你说过什么？

那时候我只可以见家人。1990年的春节，我妈第一次到监狱见我，她跟我说了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一次，我被关了3年半。

06）回首20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那当然是死人。一场政治运动以死人作结局，作为发起者之一，我真的很遗憾。我当然亦希望回家一尽儿子的义务，但政府始终不让我回国。

07）有思乡吗？

如果思乡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今天不会很浓厚了，因为北京环境变化真的太大。不过，我还是很怀念中国的风光，譬如故宫，因为我的中学就在它附近，从前我经常到那里，对它的感觉特别强烈。当然还有北大校园。

至于精神层面，譬如说对80年代那种理想的怀念，就一直都没有变化。而家人，自从我出国后，他们都可以出国探我，一两年就会来一次。

08）离国之后，北京方面有没有直接、间接向你传话？对你有否作出过干预？

都没有。不发护照给我已经是最大的刁难，我找过他们（领事馆）要延长护照，但他们一直推搪，由2003年一直拖延至今。

09）有没有信心回家团聚？

信心当然是有的，但确实时间就很难说。一直以来，我所有的的家庭成员都非常强烈地支持我，我真的很幸运。

10）你去了美国之后，那边实践的民主跟你想像中的民主有分别吗？

也没有太大分别，那里的笑容，跟中国的笑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美国人的笑容更发自内心、更自然，在中国，你不容易见到那么多人的脸上有如此自然的笑容。在中国，若我们与政府有不同的见解，你心里总是隐隐约约的担心早晚会有事情发生，但在美国就完全没有。当然，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有它的问题，但我从来都认同民主有它的问题，所以即使亲眼见到问题，亦谈不上失望。

11）你离开之后，不断有人骂你、批评你，说你背后有美国和台湾支持，你有何回应？

第一，我觉得事实上没有很多人骂我，骂我的一定不超过10个，只是用上极多不同的笔名发表，很多都是政府任务。第二，那些批评也要讲证据，一直以来我所做的事情都对得住良心，别人的评价，我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那些恶意的、另有目的的，我都是不屑一顾，随便他们吧。这些恶意的谩骂，只会增加我的知名度，为此，我也要感谢他们。这些年来，除了首5年的奖学金，我都是靠写稿为生，我已经出了18本书，每个月也最少有6、7个专栏，足够养活自己。

12）看见昔日的战友陆续淡出，你有何感想？

我内心真的很平静，也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这绝不是空口讲白话。他们能有自己的生活，做到想做的事情，作为朋友，我真心为他们高兴。我没有一丁点失望，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民主这条路，本来就是有人离开有人进来，不会固定只由几个人背上；即使离开了的人也不应被视为背叛，他们走自己的路对社会亦可以有很大的贡献。外人常对柴玲、李禄等作批评，他们表面是离开了，但依我所理解，他们并没有，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13）你离国已10年了，我见过有内地留学生批评你不认识\”新中国\”，这段日子，你是如何认识\”新中国\”的？

主要是互联网，亦有与人交流，我很多同学朋友都来过美国和我见面，所以我不觉得我跟中国有任何隔阂。我跟中国留学生说\”草泥马\”，他们根本没有听过，我敢说我对现代中国的了解比很多留学生更深刻，因为他们未必会像我一样天天花时间看内地网站，像牛博、天涯、新浪……太多了。若以为我们在国外就不了解中国，我觉得是一种成见，我的MSN名单，全都是国内的朋友，我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在国外。

14）看见中国崛起，在世界成为了经济大国，你有没有感到自豪？

中国今天的强大，以一个人来作比喻，就是只有肌肉，没有头脑。现在中国数来数去都是经济增长，拿不出另外一个东西，作为国民，我真的感觉不到自豪。作为国民，我认为国家在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要作出贡献，不能只是靠钱。

15）中国的新一代是否太着眼经济发展或自身利益？

不觉得。我接触到的内地年轻人都并不如外界常说的一样，只关心自身利益或都站在政府一边。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他们对（当年的）历史可能不太了解，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未必会很深刻；第二，他们对民主的期待可能跟我们那一代不一样，譬如他们认为先不要乱、要慢慢来等等，不如我们当年的理想主义。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年轻人还是认同民主价值的，并不是与共产党同心同德。

16）内地年轻一代对六四历史的空白，你认为会不会阻碍他们对民主的追求？

1988年5月以前，我们对民国也是一无所知。现在没有言论自由，当然不容易知道（六四历史），但社会一旦出现改变，了解历史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一代追求民主，我不觉得一定要走回六四的道路，他们只要知道那个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可以，并不一定要将两代连在一起。如果他们对六四已经没有热情，但对民主依然执著，我觉得fine，历史就是要向前的，不能每一代都要背上上一代的包袱。

17）看见今天内地的新一代，你对中国未来有没有希望？

当然有希望呀。我接触到的年轻人使我对中国未来更有希望。其实网上那些所谓\”愤青\”的言论，要为政府辩护、说开枪是对的那种，在我私下接触的那些年轻人当中，我一句都没听过，我不会被网络上那些东西影响我的判断。在本质上，我觉得两代的年轻人其实没有太大分别，我们在88年的时候，亦曾经认为要慢慢来，但到了89年也一样变得很激动，这完全受外在环境影响，不同时代的年轻人，都有他们对追求民主的表达方法，但热情一样，一旦环境开放了，最先上街冲上广场的还会是年轻人。

18）对你而言，六四已成历史了吗？抑或还在进行中？

六四还没有平反，现在还有人因为六四而关在监狱，它当然还是在进行中，我主要工作目标之一，就是争取历史公正评价。但认为六四还未过去的不止我一个，对中国（政府）来说，它也并未变成一件历史事件，你看每年政府这个时候都紧张得很，就知道政府也不当它是一件过去的事情。经过多年政府的淡化，虽然国内很多人可能觉得六四已成过去，但小部分人还在很积极地寻找真相，我每周也会收到这一类电邮，这亦是为何我还有希望。在一个国家你不可能要求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关心政治或者很理想主义，但余下的百分之十仍在，只要还有少数派，我认为就有希望。

19）在中国民主化的路上，香港还担当了什么角色？

在89年之后，香港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是加强了，因为香港还有言论自由的空间，到现在香港在中国的角色也很重要，（虽然）经济窗口的意义已经不存在，反而香港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变化的窗口，因为香港至少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在中国土地上，只有在香港能够部分贯彻言论自由，在这方面香港还有其独有的意义，若能够把余下的部分发挥好，是有可能影响国家发展的。

20）你如何想像20年后的中国？

我觉得很难讲，因为对于中国，最能够确定的，就是其不确定性，有可能二十年不变，亦有可能在三五年之内就发生很大的社会变动，因为中国实在太复杂了，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引起极大的变化。

▲明报5月31日发表采访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报道：不能说发了达，就可以不认杀人罪

因为六四事件，一班学生的命运改变了，本来是黄毛小子、埋首学业的年轻人，为了反贪污、反特权、反官倒，为了国家变得更美好，有人献出生命；有人要坐牢、流亡，至今有家归不得。在香港，也有人为了声援学运，起来组织支联会，结果本是彰显名誉地位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职衔不要了，最后连回乡的权利也被剥夺。尽管代价沉重，但他们无怨无悔。今年是六四20周年，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和学运领袖王丹回答了20条问题，总结这场20年前的运动。

01）20年前的民运，哪幕最令你难忘？

最难忘是5月20日，因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北京戒严，香港人约定在维园集合游行至新华社。那天却挂起8号风球，横风横雨，但我们还是按原定计划下午3时在维园集合。当日上午不断有人打电话来问我是否举行游行，甚至有人觉得8号风球仍举办游行有危险。我在家里看电视，很多观众打去表达意见，对戒严表示愤怒。看了观众的反应后，我决定如期举办游行，8号、10号风球都要去！当日人数有4至5万人，这是我们估计不到的。

02）北京镇压学生是否始料不及的事情？

不单止我，几乎所有人都不会预计北京政府出动坦克及机关枪镇压学生。6月3日整晚没睡，一直看电视，很悲哀。翌日6月4日，按原定在跑马地集合举行\”黑色声讨大会\”。虽然下午才开始，但我上午11时已到跑马地马场，见到很多人，大家都很悲哀，有人抱头痛哭。因为整晚没睡，我在台上话未说完就晕倒，其他人扶我入后台休息。李柱铭找我，问我停止《基本法》草委工作好不好，我回应他：\”你帮我一并去说。\”

03）如何理解当时为什么会有镇压？

自1979年起，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不断冒起自由化、民主化的力量，但不断受到打压。例如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6年不肯向安徽省合肥科技大学发起学潮的学生施行镇压，所以被拉下台。中共要藉镇压六四打压整个国内冒起的民主运动。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以前未是最了解，透过六四对他们更了解：

一、他们要拥有绝对的权力，不容任何挑战，否则格杀勿论。

二、党内斗争很残酷，但想不到对人民都这样残酷。六四时传出前领导人邓小平讲过\”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根本是视人命如草芥。

三、中共喜欢\”讲大话\”，以前理解不深，六四后理解深了。《人民日报》4.26社论指学生运动是有领导的反革命动乱，有预谋、\”黑手\”。他们拘捕了这么多人、审问了这么多人，但都没有找到证据。当时镇压以这样的借口，到今天还要遮掩这些事实不让人知道。

04）曾与逃亡的民运人士见面吗？还记得他/她对你说过什么？

只见过著名画家高尔泰及作家郑义，因为他们申请去外国，在港逗留的时间比较长，住了一至两年。其实我很少接触民运人士，前年到美加时在洛杉矶与当地民运人士吃过饭，很少谈及以前的事。我们做支联会的工作，他们做海外工作。

05）20年后回看，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没有遗憾，从来做事不会后悔，向来做事，事前详细考虑，无悔无憾。

06）没有回乡证，有思乡吗？

没有思乡，故乡没什么亲人。但这不是想不想回乡的问题，而是权利的问题。我是中国公民，为何剥夺我的权利？因为是《基本法》草委，曾返内地13次，但六四后，回乡证到期申请续领，中旅社不再发给我。向中旅社查询原因，他们回应不知道。

07）对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有没有信心他们能回中国和家人团聚？

总会有一天可以平反六四，那时他们就可以回国。六四一定会平反，因为民主是历史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全球最终都实现民主。

08）如何看中国现时民主状？

中国民主六四后不单停滞不前，而且还倒退。网上写文章也被禁止、检控、拘捕，调查四川地震死难学生人数也被控涉嫌颠覆国家。对中国来说，民主可能还遥远，因为中共十分顽强。专政国家余下中国、北韩、越南和古巴几个国家中，中共最强大。不过内地冒起民间四大力量，包括维权事件、资讯网络、宗教活动及环保运动。虽然封了新闻，但网络封锁不了，集结民间力量，可以推动社会进步。

09）你在香港生活，你认为香港的民主，跟你想像中的民主有分别吗？

假如中国民主不进步，香港很难有进步。对本港的民主不乐观，曹二宝的\”第二支管治队伍\”、黎桂康的\”十点协议\”、保钓被阻出海事件等，可见香港的管治不断受到干预。幸好的是2003年七一大游行令《基本法》23条立法搁置，如果通过立法，香港的人权将会是大倒退。看看澳门，通过（《23条》）立法后，限制港人入境，特首选委会等额选举。现在中共把澳门作为示范，做给香港看。

10）六四经过20年，市民的热情有没有减却？

事隔这么久，市民热情始终有些倒退，但今年有些不同。我每年都有六四演讲，可能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应邀到学校演讲及媒体访问特别多。支联会本月初举办研讨会讲六四真相及起因，有百多人参加。今年多了人关心六四，例如你见到市民对特首曾荫权六四言论的反应就可得知。

11）一直有说法指香港或海外的民运组织，背后有美国和台湾支持，你有何回应？

荒谬！1989年北京学生是有外国势力支持的说法，连民建联的议员亦是这样说，但你看因六四被捕的人那么多，审了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个案有证据显示他们与外国势力有关。中共要打击人就指别人与外国势力勾结，他们从没说过支联会与外国势力勾结，因为我们财政很公开，活动透明，活动亦是市民自愿参加。

12）你没法回中国已20年，见到有内地留学生批评民运人士不认识\”新中国\”，这段日子，你是如何认识\”新中国\”的？

我比曾荫权了解得多，我一向有订阅内地13种杂志，很留意内地新闻。不是要到内地才了解，很多事不回去亦知道，例如要知道四川楼房是否有豆腐渣工程，不需要自己亲自验，官方公布约死5000名学生，学校倒塌了7000所，即是一间倒塌学校死的学生少于1个，这有没有可能？

13）看见中国崛起，成为了经济大国，你有没有感到自豪？

经济有发展不等于可以不分是非。以前杀了人，不能说今日发了达，就可以不认罪。我反而觉得六四阻碍了经济发展，六四后经济改革停顿了2年，如果中共当时接纳了学生改革意见，实施民主化，今日的经济一定发展得更好，亦不会出现道德败坏、无官不贪、维权事件无日无之的现象。

14）内地年轻一代对六四历史的空白，你认为会否阻碍他们对民主的追求？

教育很重要，内地的维权事件可令他们看到民主的重要。

15）对你个人而言，六四已成历史了吗？抑或还在进行中？

希望事实不会被抹煞，总要把事件弄清楚，辨别是非，还历史一个公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50年后都可以平反，50年比现在已过的20年还要长。

16）如果六四没有屠城，而是学生能够与中共对话，你认为这样结果和中国后来的发展会有何不同？

学运中，有几段时间学生运动稍为平静下来，但却被人刺激，事件是有人故意刺激制造借口施行镇压。首先，4.26社论若不是这样定性，学生是不会这样激动；第二，5月19日宣布戒严，令民众\”火上添油\”，再看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的说法，更看到有人挑动学生藉以施行镇压。

17）你会用\”失败\”来形容六四吗？如果有人说，当年学生采取对抗式的方法，导致中国往后民主发展停滞不前，你如何回应？

是失败的，当时学生运动是自发的、没组织、没领导的民主运动，学生没有运动经验。这并非是否令到民主发展停滞不前的问题，而是学生不理解中共的残酷，他们不应大规模的聚在一起，给一网打尽。

18）在香港生活，内地方面有没有对你作出干预？

没有干预，因为他们知道没用，他们知道游说不到你，就不会再找你，他们可能还怕我把他们所做的说出来。不过，前特首董建华两次叫过我不要搞六四（活动），要放下包袱。他再约我见面，我拒绝了他。

19）对于有昔日战友淡出，你有何感想？

没有心灰，世事从来是这样，\”大江东去，浪淘尽\”，没有感到稀奇，没有这样的事才出奇。

20）香港在中国民主化的路上，还担当什么角色？

香港没有担当很重要角色，\”尾巴摇不动整条狗\”，13亿人民不是香港700多万人可以影响到。不过，香港是中国唯一可纪念六四的地方，很多信息可传递到内地；香港如果自由、民主没有倒退的话，可给内地人民借镜。

▲德国之声5月31日报道：口述历史：莫丽花回忆八九民运

在外界看来，1989年六四事件似乎是发生在北京，尤其是发生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场惨剧。但从1989年四月中旬开始，中国各地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北京的冲击和刺激；到五月中旬，外地进京声援的学生人数基本已经超过北京当地学生。六四镇压之后，各地方当局的镇压烈度也远远超过北京。在这场波及全国的事件中，来自湖南邵阳的莫丽花，初看去不过是庞大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配角。20年后的今天，她回忆说：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张家界，下了乡就听说胡耀邦逝世了。当北京开始闹的时候，邵阳的学生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也上街游行，但是我们学校一再规定，教师不能参加学生的活动，我当时很听话，每天去上课，看看没有学生我就走了。5月份学生绝食的时候，每天都从新闻中听到学生绝食多少多少天，这个时候学生上街时我觉得我应该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

争取民主、反对腐败是全中国人民心里的愿望，当北京学生提出这些口号的时候，它很容易得到广大人民的响应，所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也去游行示威，在广场静坐。但是有一天，因为绝食我很激动，我觉得我应该表示一点什么，尽管学校三令五申，我还是顶着压力跟着学生上街去。但是跑到半路的时候，一个是累了，再一个就是我突然想起孩子还在上学要回家吃饭，我还得回家做饭去，所以我就半途而废了，这是我在五月初参加的半次游行。

后来5月19日李鹏宣布了戒严令，这就表明这个政府是以军队威胁人民，那时候邵阳的学生非常激动。有一天正好是我在办公室打电话找一个女朋友，说夏天来了，我们一起去商店买点夏天穿的衣服，然后就碰到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当时是湖南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领袖，他们两个人非常的疲倦，也非常的激愤，他们告诉我说，因为李鹏下了戒严令要以军队镇压人民，所以他们决定要到北京去自焚，以生命来殉民主事业。

我是一个不懂什么政治，一下了课就回去做家务带孩子的普通女教师，我当时就结结巴巴地去劝他们：\”爸爸妈妈把你们养大送进大学很不容易，你们一定要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但是我这些话都没有用，两个学生非常激愤。劝告无用，我就赶快跑到家里跟我的先生说发生了这种事，我身为教师有保护他们的责任。于是我就拿了钱包，拿了换洗的衣服和牙刷等物品，然后就匆匆忙忙跑到火车站去，在那里看到那两个学生，我就跟他们一起上北京。

一路上都有各地的学上上火车，上来作演讲，还拿着募捐箱募捐。他们跑到每一节车厢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鼓掌、捐钱表示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支持，那时候可以说情绪非常热烈。

跟着他们到了北京已经是5月28日了，一下火车就碰上了北京学生的28日全球华人大游行。游行完了以后我的两个学生就在天安门扎下根来，当时可以领到帐篷，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架起了红色的小帐篷，打出了我们湖南邵阳师专的旗子。我当时是在北京的朋友家住，每天到天安门广场看他们，有的时候给他们送盒饭，因为他们老吃面包，有的时候带他们到朋友家去洗个澡。我还跑了各个帐篷，就像蘑菇一样突然在广场绽放了几百所学校，都是外地来的学生驻扎在那里，而北京的学生那时候已经累了，从4月份到6月份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回去了。5月30日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民主女神像的竖立，每天都有政府的广播，人民大会堂政府广播的声音非常大，请外地的学生在6月3日之前回去，一切免费。我想要是能免费就带着学生回去，已经一个星期了，整天在那里日晒雨淋的晚上睡在地上，学生也很艰苦，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希望。我就把五个学生左一个右一个的拉回去了。

三号上午就回来了，谁知道我们在北京的消息传遍了大学，那些老师们学生们急切地想知道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说今天晚上我们在一个教室里面举办一个座谈会，你来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我就把我在北京看到的情况作了一个演讲。当时大概有八十个人参加，我知道当局一直在阻止学生去听我这个演讲。

我们从外电听到了发生大屠杀的消息，当时大家都是泪如雨下，因为我亲眼在一个个帐篷里看到那些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男男女女大姑娘小伙子在那里读书在那里等待，他们那种青春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只不过是早回来了一天，如果我和我的学生继续呆在天安门，可能他们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当天晚上6月4日我的学生就举办了一个悼念六四死难者的追悼会，在我们师专的大广场。我们青年教师有个教师队，我们排着队入场的时候学生们都表示欢迎，我作为教师代表第一个上台发言，我哭得说不出话来，就说自己在广场上看到了什么，就说他们在和平地静坐等待，我说他们绝对不是暴徒，然后全场都哭了。

邵阳的大学生决定在邵阳市东风广场举办一次全市性的追悼活动，然后我就不顾一切走向广场，我说我刚从北京回来，我可以证明那些学生不是要暴乱，他们是在和平地静坐。我就反复地讲，李鹏政府这样镇压学生是犯罪，请大家救救孩子。因为广场上人很多，五个大学加上市民，所以这是影响最大的一次演讲，这也是我后来判刑坐牢的原因。

学校的领导当天晚上就跑到我家里，对我进行警告劝告，然后就是我父母，我在广场的时候我们家的人在下面堵住我，他们经过历次中共的政治运动都知道中共一定会秋后算账的，但对我来说，我已经顾不上了，因为如果我留在北京留在天安门可能就会打成暴徒，我可能就是坦克下的死者。

不断有消息传来，我有朋友还有学生的家长，都是会告诉我市委在讨论抓我的问题。对我来说逃离就证明我害怕，证明我有罪。但没有罪我怕什么？如果逃的话离家就更远了，你不知道逃到什么时候。我不承认我有罪，是杀人的人有罪！我记得入狱之前几天，我弟弟跑到我家里，拿着一把麻醉手枪，拿一沓钱，他是做生意的，\”啪\”的一声摆到桌子上说：\”姐姐，你跟我逃！\”我推开它坚决不要：\”我不逃！\”我就拿着课本去上课，那是我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节课。

五点钟公安局的一辆小吉普开到我们学校，我正好在办公室，然后他们就走进来说：\”现在要收容审查你！\”让我签一个字。我说：\”我可以到家里拿东西吗？\”他们说：\”不用，我们会给你送来。\”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上了吉普车。

进收容所的人还不能证明有罪就把他关押起来，这个关押的地方非常的阴森肮脏，就像猪圈一样，第一眼看过去就是低矮的小门，进去黑洞洞的就是一个通铺，通铺上坐着几个女犯，厕所就是屋子中间的一个坑，用一块蓝色的布拦着。整个监狱的气味很臭，每天都是跟各种动物打交道，蚊子啊、苍蝇啊、臭虫啊、跳蚤啊，晚上睡在通铺上的时候，明显地知道老鼠在你的脸上爬过去。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非常的愤怒，尽管我知道自己有可能被捕，但是真正被捕了还是非常气愤。我说杀人的人没有受到惩罚，我这个要救救孩子的人反而被捕，所以我第一件事就是绝食抗议。那天正好是收容所一周一次吃肉的时候，我一说要绝食，其他女犯就扑上来把我的肉菜瓜分了，她们很高兴。

当时来到收容所，我就和那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犯患难与共了，我一个个问她们的案情，结果发现她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没有罪的。所以收审制度就成了一个政府犯罪，胡乱地拘押人的一个制度。比如说一个叫\”青嫂\”的农村妇女，她正在地里种菜，突然来了几个警察就把她给抓走了，因为她的儿子在外面跟警察吵架，吐了警察一口，她的儿子一溜烟跑得很快没有被警察抓到，没有抓到儿子，警察就跑到儿子家里把正在种地的\”青嫂\”抓到收审所，一收审就是三个月啊！\”青嫂\”天天在铺上打滚哭叫，家里丈夫生病，田地干枯了，地里的菜都完了。三个月以后出去了，三个月没有人审你，莫名其妙地抓进去，莫名其妙地放出来。

八九年国庆节，大概是为了向国庆献礼，必须起诉一批\”六四反革命犯\”。这时候正式起诉了，我在国庆节到达看守所，二十四间牢房，女犯是最后一间。我刚刚去的时候通铺上没有我的位置，十三个人挤在那里。我拿着东西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时候身上的皮带和绳子都要丢掉，因为怕你自杀。好不容易有个人让一块地方给我住，睡觉的时候只能侧着身子，所以那里很挤，十三个女犯挤在一个通铺上面。这个时候很奇怪，每天听到\”叮当叮当叮当\”的声音，我就问其她的犯人：\”那边是谁呀，怎么整天叮叮当当的？\”她们就告诉我，那是死刑犯。一审判了刑之后，就戴上手铐和脚镣了，这时候他的吃饭穿衣，哪怕睡觉翻一个身都会\”叮叮当当\”。我这一辈子没有跟死刑犯打过交道，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死刑犯就在鼻子底下，就在隔壁。

根据他们起诉的罪名我就必须准备，然后我们家开始请律师，当时很多不少年轻的律师都自告奋勇要义务做我的律师，但是当局说必须由他们司法局同意，必须是党员。我们家请的这位是邵阳第一律师事务所的所长陈秋明，他来见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党员，我必须听从党的指示，我不能给你做无罪辩护。\”我就说：\”那我就不需要你了！\”

我们商量了一个妥协的方案，由我自己主辩，我自己来辩护我有罪还是没罪，家人做一些其他的收集资料等对我有利的工作。我生命中非常难忘的一天：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４日上法庭的时候，下面一片黑压压的。天气很冷，听众一直在等待，到了下午由我自己辩护。当我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的时候，用的就是共产党自己的法律，我说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观动机，而且我救了学生，所以我在法庭上说应该给我奖励，如果要为此承受历史的苦难，我也责无旁贷！我的母亲一直泪流满面在那里哭，然后有一位老先生走到我母亲面前说：\”你哭什么？如果我有这样的女儿，我要为她骄傲！\”

●当局进一步加强网络封锁，对\”敏感\”人士全面控制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6日报道：香港亚视播出六四专辑 深圳屏蔽

香港亚洲电视股权在九七年之后两次转让，由亲中国的商人持有。有网友曾经批评该电视台的节目类似中国官方，是\”中央十台\”。不过，上星期六，亚洲电视在晚间黄金时间播出该台制作的六四二十周年专辑，采访了多位相关人士，而且电视画面中出现1989年军队坦克进城，学生中枪等画面。香港媒体报道说，但有关的节目中，一直没有使用任何屠杀字眼，而采用了中国官方描述六四事件的\”风波\”二字。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谭自强博士表示，亚洲电视有关六四的专辑内容基本上还算平衡，评论方面也相当专业。

\”这一次拍的还OK吧，各方面意见都有，拍的还算蛮客观的。并没有一面倒，像什么镇压有利繁荣安定论，没有这个讲法啦。本身这个拍的很低调，可是总是有拍，总比无线电视没拍的要好。\”

他透露说，亚洲电视曾经试图接触中国官员对事件进行评论，但被婉拒，因为北京的精神是\”不引起争论\”。

谭自强说，香港许多现在在媒体高层的从业人员，二十年前都曾经被派到北京采访，因此大部分人仍然无法忘记当年的情况。

现任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的程翔，1989年也在北京进行采访。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之际，香港媒体整体来说并没有太多相关报道。

\”现在比较突出的这个《苹果（日报）》，从4月15号，一天一个版，内容都是当年同一天的事情，而且加一些现在的评论等等。其他的都是在临近时候，才开始有点回顾。\”

亚洲电视的六四专辑节目播出时，负责在广东深圳播出该台节目的深圳有限电视临时插播另外一个有关香港旅游的节目，并且在新闻中出现相关内容时频频插播广告。

谭自强表示，香港电视台的节目在深圳历来都受到过滤，因此并不令人惊奇。

\”这个是我们的罗窗帘嘛，一碰到六四、长毛、司徒等敏感人物，他们一看见，马上播香港的公益广告。在深圳，他是通过有线电视转播香港的电视节目的，通常他有十秒到十五秒，所以他们有足够时间改播别的东西。\”

居住在深圳的作家赵达功说，确实无法看到相关的节目。

\”这是很正常的，从来是看不到的。敏感一点的都给掐断了。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赵达功表示，由于所处的环境原因，他不方便对事件做过多的评论。程翔则认为，可以看到香港电视节目的广东省多年一直严格过滤敏感节目，而目前正处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夕，如果中国不屏蔽有关的节目，那才是一个大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6日报道：周舵尝试前往公安局申请静坐绝食受阻

 
周舵本月早些时候在北京接受本台参访。（海蓝拍摄）

六四四君子周舵为纪念六四二十周年，及行使宪法公民权利，首次申请六四当天，在北京公共场所絶食静坐一天。周舵向本台表示，周一早上，他尝试到海淀区公安局，以个人名义申请游行集会，数名国保阻止他出发，并要求他返家。如他不返家，便把他带走。周舵又指，三名国保知道他的行踪，并表示他这样做没有违法，但当局不允许他作出申请。

周舵说：他们一共两个人，后来来了一个人，一共三个人， 国保的和派出所的，就在我楼下，我在车里头，我都开车要走，他们把我堵住，我反正是去不了，他们说你絶对不能去。

周舵表示，由于申请游行，要亲自到公安局办理，不接受邮寄，所以他应该没法申请。周舵又说，自九二年起，每年六月四日，他在家中絶食一天，这次是首次公开为六四絶食，地点在海淀区紫竹院公园，或政府指定之任何公共场所，至于申请六四絶食的目的，主要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并公布六月三日至四日，北京政治风波的真相。另外，他要求当局保障他的表达权，包括公开以真名在国内媒体发表文章，及讲演等权利。

他说：我觉得因为现在人权巳列入宪法，目前这个海外胡温新政，也一再承诺说要保障人权，实行依法治国等，所以我觉得应该有所进步，那我完全合法进行我的公民权利，没想到还是老一套。

就巿民能否申请六四游行，北京巿公安局一名公安指，具体情况不清楚。

据周舵的申请游行书上指，根据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并依据《集会游行示威法》关于游行审批的管辖规定，申请游行示威。

另外，被称为六四幕后黑手的陈子明，原定六月一日出席香港城巿大学有关六四的学术论坛，但被当局拒絶签证。陈子明表示，大约十天前，他申请自由行签证，以便六月初到香港出席会议，自发出申请后，国保人员数次到他家中表示，不能去香港，但没有任何理由。

他说：我提出申请不到十天前，他们不会给，那日子还未到，他们来过好几次，政治性活动我要考虑，但学术活动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他们政治及学术活动都害怕，都不让参加。

另外，获邀出席这次论坛的海外民运人士王丹、王军涛、杨建利及封从德，全部申请签证来港被拒。

▲美国之音（VOA）5月26日报道：北京当局不允许周舵申请六四绝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对北京学者周舵来说，不要说这样的自由，就连申请的自由都没有。

他星期一打算去户籍所在地海淀区公安局申请六四当天在紫竹园公园绝食静坐一天，还没出门，就被公安国保人员挡在家门内。周舵说：\”这不是共产党天天在说要建设法治社会，所以昨天上午我就依法去申请啊。结果肯定碰回来了吧。根本就不让我出门，在门口就把我堵住了。\”

周舵是二十年前天安门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六四后被捕关押一年。他星期二对记者说，这些年来，他每到六四都要绝食表示抗议和哀悼，只是以前的绝食都是自己在家里进行的，而这次本来也不打算大张旗鼓，只是被公安挡在家里不能出门，才发表文章，公开此事。

按照中国的治安条例，公民要游行示威必须到公安局先申请，得到批准才能成行。周舵说，但是，他还没去申请，市国保大队和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就找上门，对他说：不能去！绝对不能去！周舵说，他可以去上街买菜，但不能去海淀分局。周舵据理力争，同警方\”商讨\”了半个小时仍然不得而行。这样，周舵今年只能仍然在家里绝食。
*警察让周舵六四前找个地方旅游去*

警察希望周舵能\”找个地方去旅游去\”，遭到了周舵的拒绝。记者问周舵，二十年前，他和刘晓波、高新、侯德健已经到天安门广场绝食一回，绝食这种方法有什么效果？周舵说：\”当时，当然有效果啊，实际上是通过我们发出的六二绝食宣言，给学生们一个思想震动啊。实际上是为后来的和平撤离奠定了思想基础。不然的话，最后就剩下了一个多小时，工作怎么能做得通呢？！\”

周舵在他的声明中说，89年6月3日晚上到4日凌晨，数以20万计的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推进过程中，用坦克、机枪、冲锋枪开路，导致估计高达数千民众的死亡。

就在六四凌晨，周舵和侯德健在漆黑的夜里，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清场的解放军谈判，后者同意让天安门广场的大批学生安全退场，避免了更大的流血牺牲。

至于为什么二十年后仍然还要采取绝食的行动？周舵说，今天的绝食，目的非常简单。周舵说：\”没别的意义，就是纪念。纪念那个惨痛的日子。\”

周舵说，[六四]二十年来，他在两个问题上—民主化和六四平反问题上，从来都没有同政府保持一致。

*周舵对佩洛西访华感到失望*

以反对专制而著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到中国访问。南华早报星期二说，佩洛西显然避开人权问题不谈。周舵也对佩洛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Nancy Pelosi 这次也投降了吧，我估计，美国现在有求于中共。中共现在牛得很，手里的牌，多得很。国际（对中共的）压力几乎没有啊。只能靠我们这些中国国内的人来不断去努力啦。\”

周舵说，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要不买美债，美元就可能垮台。周舵说，希拉里.克林顿前一段来中国，也不提民主自由人权，这个世界都是现实得很。周舵说说：\”只有我们少数几个神经病大傻瓜还在这里弄什么民主化。我们都快绝种啦！我们是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大熊猫一类的。\”

不过，周舵说，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希望就在于中国政府不是铁板一块，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有思想僵化官员，但更有思想开明的官员。所以，如果乐观看问题，民主化还是有希望的。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27日报道：六四临近鲍彤被\”邀请\”离京

 
\”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快将到临之际，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被\”送返\”浙江家乡。

此间媒体报道称，76岁的鲍彤被公安人员送离北京，预料要过了六四事件周年才让他返回北京。

鲍彤在香港定居的儿子鲍朴星期三（5月27日）接受BBC中文网记者查询时证实了这个消息，但称鲍彤不是被带走，而是\”自愿的接受了他们（公安）的邀请\”。

消息指出，鲍彤是在星期一（25日）被送走的。他被告知不能再接受任何采访，包括电话采访。

与此同时，据法新社报道，另外两名六四维权人士也被当局监视。

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对法新社说，公安人员星期一强行把他带到北京城外，但因为没带上他需要服用的药物，所以被送回，但是当局自此对他实施了严密监视。

齐志勇在上月中旬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之际就曾被公安带走，但北京市公安局称并不知情。

另一位异议作家江棋生也表示其北京寓所外有公安人员彻夜驻守。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8日报道：大陆网站严控讨论区及发贴功能

近日，记者发现, 中国大陆比较开放，网民跟帖相对容易的网易网站一些信息被屏蔽，首页能正常打开，但里面的条目有些都打不开，而删帖特别多。

对此，大陆网络人士凌沧州星期三对本台表示：屏蔽是司空见惯的了，在六四之前肯定是经常的事，频率更高，幅度力度更大，比如说刚刚上的新闻，一会儿就不见了，或者说留言板上评论栏目干脆不开了，干脆不让你去跟帖，不让网友去评论，根据国内对舆论的控制，我想所有网站都很自律。

由于六四这一所谓敏感时期来临，有些网站版主是接到了有关部门的指示而严加筛选新闻或跟帖，而据知情人士说，很多版主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是自动收紧网站运作。

网络异见人士刘逸明也表示，在近半个月以来，很多网站不仅删贴速度快，而且论坛上的许多跟帖干脆不让上。

他说：我感觉很多帖子贴不上去， 我认为不算是很敏感的了，但是在很多网站上面就没办法通过审核，就像天涯社区，凯迪社区在以前属于比较自由的网站。我还发现一些问题就是，国内有些新闻网站，有些文章我在国内的官方新闻网站上可以发，但是在论坛上就不让发， 因为论坛上看得人比较多，回帖的人也比较多，他就担心看的人太多，影响太大而受到官方的压力。我发现现在评论都是要审核的，没有几个网站不审核的，比如说一千条，他可能放行的连一半都不到，说明有很多敏感的评论被屏蔽掉了。

百度贴吧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从上星期六开始，北京各大学的百度贴吧都开始不能发帖，不能回复，只能浏览此前的旧贴子。贴吧还贴出了通知称\”经调查，本贴吧内存在部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违反《贴吧协议》的内容。为了维护吧内秩序，百度贴吧管理组将开展整顿清理工作。在此期间，只能浏览本吧内容，无法提供发贴服务。\”该通知根本不提整顿清理何时结束\”。一位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对此表示知道此事，他也曾经试过贴帖子，但不成功，他表示，由于他们大多数学生都用学校的BBS，因此事件对学生影响不大，他也认为网络上的严控与六四二十周年即将来临有关。他说：我们平时上别的论坛也不太多，也就是校内网，刚刚我上了一下就是从五月二十二号开始都不能发贴了，今年真的比较特殊。

对于在校学生对\”六四\”二十周年即将来临的关注。他表示：拿我自己的观点来说，这件事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我觉得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展望未来而不是追究过去的一些事情，我知道对这件事我们其实有不少人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很多人对情况不太熟悉，如果公然去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太合适，可能自己会心里想一下，但是绝对不会跟人谈论这件事。

刘逸明对此表示：现在的学生纪念六四的应该非常少，很多学生连六四这件事都不知道，媒体上看不到六四这两个字，这段历史都被淡化了，而且教育跟八九那个时期的也不一样，很多学生看起来学历很高，实际上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对这个社会没有基本的认识。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8日报道：中国政府在六四前夕大规模禁止网上言论

中国大型网上论坛\”百度贴吧\”旗下的大学贴吧全面禁止发表言论，网民不能发放新留言和回覆已张贴留言，只能浏览旧贴。此次禁言率先于上周五在北京各大专院的百度贴吧实行，其后，上海、天津等地的大学贴吧也开始受限制，直至本周二，有关禁令蔓延至全国各地。

百度公司本周二在其网站发出公告，表示因为近期校园贴吧需要加强文明建设，维护吧内秩序，彻底清理相关贴吧内存在的违规信息，从即日起对部分校园类贴吧开展整顿清理工作。在此期间，只能浏览各贴吧内容，无法提供发贴服务。

百度贴吧目前共有一千八百多个大学贴吧。
本台周三致电百度在北京的办公室查询，对方表示不了解情况。
她说：是哪个贴吧？
记者问：所有大学贴吧？
她说：这个我不了解，你上网向管理员查询吧。

网民对于这次全面禁言都感到莫名其妙，就连贴吧的主持人也感到费解。不少网民抨击百度限制言论空间，并把矛头指向百度创办人李彦宏。有网民发起\”爆吧\”行动，大举到李彦宏的贴吧上留言，指责李彦宏无耻。李彦宏则回覆说不会坐视不管。

除了专供大学生发表言论的百度大学贴吧外，学术思想网站中国思维网和天益社区等也全面禁闭。中国思维网发出道歉启示，表示网站会暂停开放一星期左右，天益社区更表明，网站将于六月五日重开。

湖南网络活跃人士周曙光分析，如此大规模的禁言，显然是中央官员指示。他说：这都是中宣部的指令。以往都是审查敏感字，删除敏感言论。但用机器审查不全面，因为网民可以创造一些用字来逃避审查。

不过，周曙光认为，官员此举只会弄巧成拙，因为中国的大学生普遍不关心六四，二十年前，这些大学生只有几岁，甚至还未出生，他们根本不了解六四。现在大学生却因为网吧被封而去找寻六四的资料。

他说：这就是欲盖弥彰，这是很愚蠢的做法，很容易曝露他们审查的意图，使原本不知道有审查的人也感觉到这种审查，甚至反对审查。他们对网络文化根本不认识，现在搜查资料太容易了。有网民开玩笑说，是官方纪念六四的方法，用封锁网站的方式来提醒人民有一个六四是不能说的。

他估计，现在网民的反应已超乎官员预期，政府必须作相应对策。他呼吁中央官员顺应民意，不要作无谓的限制。

▲美国之音（VOA）5月29日报道：六四遇难家属受到严密监控

随着六四20周年的来临，中国当局对受难家属以及多位民主人士采取程度不一的监控措施。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表示，当局在5月下旬两次要求她暂时离开北京，被她严辞拒绝。其余人士则遭到24小时监控甚至强行带离住所。

下个星期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20周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这几天来在家里以及电话中接受了许多外国媒体的采访。她对美国之音表示，基本上，记者还是可以自由进出她的住所，只是必须在她居住的校区门口进行登记，这些登记的资料都会上报到安全部门。

*警方劝丁子霖六四期间暂离北京*

丁子霖还表示，5月17号当天，当局曾经派人到她家里，提出两项要求。她说：\”北京国家安全局的，以他们处长，副处长为首的几个人就到我家，他们的部下就在我家楼下就部岗了。他们在我家逗留了3个小时，就反复谈两个内容，一个就是5月17号下午不让我去参加集体祭奠，第二个内容就是希望我到外地去，或者住医院去检查。\”

丁子霖表示，她当时立刻拒绝，结果过了几天，当局又打电话给她，说鲍彤先生已经离开了北京，问她考虑的怎么样。丁子霖说：\”他们（警察）就是说，所以20周年我们紧张啊，紧张啊，我们压力大。我说，那是你们的事，我说鲍彤先生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我们都从心眼里感激他、敬佩他，他去休息一下，理所当然。我的情况不一样。我的儿子，6月2号是他的冥诞，6月3号是他的忌日，我年年都在家里，我必须在家里。\”

丁子霖表示，当局在5月17号在她家楼下部岗后，当天深夜就撤了。现在看来，似乎没有警察上岗，但是不是有暗哨就不清楚了。不过另外两位天安门母亲张先玲与徐珏则遭到当局24小时监控。

*参加六四研讨会人士被当局监控*

在今年母亲节出席六四研讨会的中国女作家徐晓，上星期还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今天她在接到电话时，却表示不方便说话，并且预告未来几天都会是同样情形。
\”我现在不太方便接受采访，这几天都不太方便。\”
\”旁边有人是吧?\”
\”嗯，对。\”

同样出席那场研讨会的独立学者周舵表示，现在他家门外24小时都有警察，不过态度还算和善。如果他想出门，得和他们商量、讨价还价，有的地方他们就不让去。
周舵也指出，今年适逢六四20周年，当局的监控确实严格一些，对不同人士也采取程度不一的手段。

周舵说：\”因为这些具体主管的，他要靠这些在第一线的基层警察和他们的直接领导来根据具体情况做比较零活的决策。一种可能就是这些主管的警察他们的想法可能不一样，第二也可能就是我们这些被监控的人，情况也可能完全不一样。\”

*当局监控手段缓和显示社会进步*

不过周舵说，比起九十年代当局对六四难属以及民主人士的监控和打压，现在的手段明显要缓和多了，这可能与社会的进步有关。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也表示，当局近年来采取的手段确实有些变化，但这都是依据当局自己的需要而定，特别是在北京申办以及举办奥运的期间。她说：\”这种变化是根据当局的需要，你比如，07年08年六四周年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在我家门口上岗，我就可以去木樨地祭奠。而07年以前，他们每年周年都在我家上岗的，（1999年）十周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人民大学，他们在我家上岗了40天啊!\”

丁子霖表示，她既然已经成功地在07年到北京木樨地她儿子遇害的地点祭奠，就不会停止每年的祭奠活动，除非当局不让她去或者把她抓走。她强调六四难属的纪念活动会继续下去。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9日报道：丁子霖等被要求离京 多位民主人士遭监控

距离六四二十周年已不到一星期，继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被当局送离北京后，多位异见人士及民人士也受到严密监控或要求离开北京。六四受难者家属，大陆天安门母亲同样在六四前遭当局打压，丁子霖星期四告诉本台记者，她日前被要求离开北京，\”我不去，我拒绝。我回答两个字，就是休想。\”

记者：那他们之后有没有再要求您？

丁子霖：没有，但我想他们六月三号会来。他们现在严防死守，我知道北京几家难属，包括遗孀，门口都被警察看住，出门都要警车。而且他们盯着的就是，有的直接就说不能跟外国人见面，不能接受采访，有的记者采访不阻止，但是他们出门24小时在他们门口，出门就要坐警车。对他们的监控一直到六四，我这里警察明的没有上岗，暗的我不知道，我无法分辨。但是记者还是可以自由进出我家，只要门口有登记。登记以后马上要上报的，就这样。我今天这样，我就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就互相保持联络，互相保重。\”

另一位六四受难者家属张先玲也遭当局二十四小时监控，她表示：\”我觉得政府是很大的退步。前一段很多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还表扬呢，我说今年当局有进步，从今年一月一号到现在，还没有人监视我呢，包括两会期间，包括赵紫阳逝世周年，都没有监视我，没想到现在来监视，这不是退步吗？再说，六四我们难属所有的行动都是合法的，我们要政府讨个说法是我们的权利，政府应该给我们一个说法，应该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现在不搞清楚，还限制我们自由，不是对我们人权的侵犯吗？是对宪法的践踏啊。\”

六四伤残者齐志勇星期一被当地公安人员强行带到北京城外，虽然最后在他因病需回家服药的要求下而被送回家，但当局对他实施了严密监视。本台记者星期四致电齐志勇时他表示，就连端午节出门都要上警车和警察一起，和记者的通话也是到洗手间才有机会接听的：\”我20号就被软禁了，他们绝对不许我接电话，不许接受采访，24小时监控。今天不是端午节吗，女儿要出来到植物园转转，所以警方跟着。现在我在洗手间，也不太方便。我电话有监听，每次他们都知道。现在网络基本上不去了，网监可能给我搞乱了。\”

北京作家余杰家楼下也于星期三开始有四名便衣警察站岗，对他实施六四前的二十四小时监视，余杰告诉记者，由于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身边许多朋友也先后遭警告及监控，例如网络作家王光泽及几位十分年轻的零八宪章签署人等。王光泽向本台表示：\”下面有三四个警察盯着，我的活动范围都必须在他们的视线之内。第一次在六四时遇到这种情况，所以今年我感觉可能他们提高了警戒的级别，其实没必要，我们也不会有什么行动。这属于非法的监视居住，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9日报道：大陆封杀香港媒体的六四信息

据香港明报星期四说，从上星期二开始，香港报章在大陆城市派发极不稳定，明报引述一位北京的长期订户反映，有两天的明报是与第二天报纸一同送到，一家香港公司的驻京代表处人员表示，从上周五起就一直没收到明报，而香港经济日报的情况是近两天有些版面被抽掉。而在广州市，有订户称本月19号和24号都没有收到明报，过后也没有回补，有三天的A疊分別缺少一至两页，翻查明报的早前报章可以看到，上述日子的明报均有相关六四事件的报道和赵紫阳回忆录等被大陆称之为敏感内容。

此外，南华早报的深圳订户也表示，每天报纸都是迟一日才送到。

对此，代理港澳报章发行的中国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报刊发行部有关负责人对明报表示是公司行为，并表示缺少的部分不会补发。明报引述消息称，该公司接到上级命令及政治原因才这样做，而上述香港报章在大陆的发行将在6月5号恢复正常。可见，这种现象针对六四。

由于星期四是大陆端午节假期，本台记者无法联络到中图公司的相关人士。

深圳通讯维权人士陈书伟认为香港报纸被大陆抽掉做法正常，就连大陆内部也是这样运作的。他说：这种抽报纸也正常的，比如说南方都市报早前在深圳都不能卖了，就是因为他一直曝深圳的坏事，南方都市报曾经有一回报道深圳坏话的那一页也被抽掉了，这种事情你问的都是经常见到的，真不是新鲜的，所有读报，订报的都知道这个事情。

 对大陆媒体十分熟悉的传媒人士昝爱宗也表示，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在大陆司空见惯。

他说：以前台湾寄信到大陆上面有邮票，他们每封信都用黑色的墨把邮票上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给划掉，以前海外的报纸除非领导人可以看到，现在进步了他能让你订那些报纸只不过给你抽掉而已，让你看香港新闻，马经，广告之类的，抽掉跟中国有关的信息，包括互联网也一样，比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奥运会（期间）可以浏览，现在也不能浏览了，这也跟报纸一样，报纸给你抽掉，互联网给你屏蔽。这就是掩耳盗铃，他们认为这样一弄你们都看不到了。

深圳维权人士郭永丰表示：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不正常我们就不搞民主了，就是不正常我们才搞民主。

此外，除了互联网、报纸加强控制外，还有对海外电视的控制。经常屏蔽香港敏感新闻的深圳电视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更不会手下留情。

陈书伟说：看着看着就插播广告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完整的没被插播广告的新闻，六四就更加肯定会这样，他们天天都在盯着，又不是只有六四二十周年盯着。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30日报道：北京公安监控开始周舵和陈子明的行踪

曾参与八九民运的\”六四四君子\”之一的周舵，自周一拟向北京巿公安局，申请六月四日公开絶食静坐一天后，公安开始在他家门外站岗，并监控一切行踪。周舵向记者表示，近几天，他家门外有一辆警车驻守，内有数名公安，公安曾跟他说不能到北京巿区，也不能见传媒，每逢外出，都要查问跟踪，可能跟他参与有关六四活动，例如申请絶食，及出席六四研讨会。

周舵又指，六四二十周年是敏感日子，当局比去年较紧张，不过，六四当天，他仍然会在家中絶食一天。他说：我出去必需要他们同意，我可以散步、买菜，一般来说不可以进城，不能见记者，记者来他们也没提。他们有一辆车，好几个人，去年没有，从六四十五周年便很松。

被称为\”六四幕后黑手\”的陈子明表示，大约数天前，家门外开始有一辆警车，内有数名公安监视，现在要到那里，都要公安批淮及由他们接送。陈子明又指，数天前，他曾要求见周舵，被公安拒絶，他估计，公安不淮他与六四有关的人士接触，其他外出则没有问题。另外，周五开始，他家中座机电话打不通，但电话并没有故障。

他说：因为我一出门，他们会跑过来问，你去那里，然后说坐我们的车，我就坐他们的车。但他们不让我去见周舵，那天我曾提出见他，但他们两次为这件事专门来跟我说，你不要去见周舵，他门口有站岗。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30日报道：六四敏感时刻中国媒体新闻审查空前严密

这么多年来，1989年4月至6月期间北京发生的学生抗议活动一直是中国媒体禁止谈论的话题。特别是当年6月4号前后官方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时发生的流血事件，事实真相到底如何，更是敏感禁区。以前中国的网友要讨论六四事件，把六四两个字拆开，中间加入一些不相关的符号或字词，比如\”六＋四\”，还可以在网上发表，但今年这种形式已经无法躲过网络的审查。四川的自由撰稿人邓永亮先生透露，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对媒体特别是网络和手机短信的控制明显加强：

\”他明显的现在上网很不方便，稍微有一点敏感词都上不了，稍微带政治色彩的词都上不了。现在有首座网的手机带着敏感词都发不出去。有家事都发不出去。\”

广西的自由撰稿人荆楚先生也有同样的感受：

\”六四我们不能谈，很多QQ群都被封了。因为大陆用QQ来 聊天，有的朋友嘛。那QQ 群，一个牵扯到六四的内容，把它过滤了，一过滤呢就是把QQ 群也一起封掉了。如果谁不小心发了\’六四\’这个词，因为QQ 是腾讯公司，因为腾讯公司它可能有那个顾虑，它感到非常紧张，结果把好几个QQ 群都封了。我最近听到朋友讲这个情况。\”

香港媒体报道说，六四临近，中国媒体受到官方宣传部门的空前压力，新闻审的查程度更加严密。有的报社要求记者在写文章时避免使用\”六\”和\”四\”两个字，以避免误会。还有的媒体记者干脆采用\”休假\”的办法，以在这段敏感时期安全过关，不惹麻烦。荆楚先生说：

\”国内这些网站我几乎就是给它定义为是红色媒体。中国这个特别的荒唐，就是老百姓没有上媒体的权利。这就是说，所有的媒体都是共产党的喉舌。这些喉舌媒体呢，老百姓有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党的一条狗，走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这就是实际上讽刺它嘛。国内这些记者因为他要依靠这个官僚体系，他才讨一碗饭吃。其不知言论出格了，他马上就端掉他的饭碗了，他也不敢讲的。这些人在我的看来基本上是个犬儒嘛。\”

每年六四周年纪念的敏感时刻，外界都会感受到中国对媒体的控制更加严格。尽管如此，有时还是会有事故发生。去年北京的《新京报》在刊登原美联社摄影师刘香成的人物专访时，同时配发的照片包括刘香成在八九六四期间拍摄的受伤人士被送往医院的照片。另外，去年《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的天气时，标题中出现\”6月4次暴雨\”的字眼，引起不少联想猜测。那么，官方的控制效果如何？邓永亮先生说，年轻人知道六四事件的人确实不多：

\”现在本来知道这个事情的就比较少。现在年轻人对这个不敢兴趣。\”

谈到官方对媒体控制的效果，荆楚先生说，还是有一些人可以突破封锁，得到一些有关六四事件的消息：

\”虽说突破网络那些软件的普及，咱们这个效果越来越变得不象原来那么有效了。这个民间很多人因为经常上网的都是用那个东西。\”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最近发生的邓玉娇刺官案引起全国民怨沸腾，今年的六四周年纪念似乎比往年显得更为敏感。

▲维权网5月30日报道：浙江《零八宪章》签署人吴高兴与民主人士王小钰被警方带走

今天（5月30日）中午，浙江临海警方将异议人士《零八宪章》第四批签名人吴高兴先生从家中带走，并抄走了他的电脑。随后本网义工给吴高兴先生家中打电话，他妻子接了电话，她说：\”中午吴高兴被警方带走，现在不在家。\”问：\”是否抄走了电脑？\”她说：\”是的。\”问：\”还有什么被抄走？\”答：\”俺不晓得\”。问：\”吴高兴被带到了什么地方？\”答：\”俺不晓得。\”

后来本网义工还拨打了吴高兴先生的手机，但只响\”嘟\”的一声，就传来\”该用户已关机\”的回音。吴高兴先生是浙江著名异议人士，1989年在浙江商校任教师，因带领学生参加民主运动而被判刑，出狱后一直坚持推进中国民主事业，每年坚持纪念\”六四\”。去年\”六四\”19周年时，他与浙江范子良先生共同发起在家中悼念\”六四\”死难者活动，引起很大反响。今年浙江警方担心他又会有什么纪念活动，结果提前将他控制起来。

另一名浙江杭州的民主人士王小钰（王萍）也在5月26日之后与外界失去联系。经朋友与她丈夫朱先生联系证实，王小钰被杭州国保带走。原因是她在5月21日通过网络签名声援邓玉娇。5月22日浙江杭州警方抄走了她的电脑，警告她不要再在网上发表言论。随后王小钰接受了一些外媒的采访，表达自己对邓玉娇的赞赏，说邓玉娇是非常难得的，因为现在社会风气并不太好，而且面对这样情况，尤其是在娱乐场所工作，很多女子面对这种情况也不防卫，所以她防卫显得特别可贵。王小钰还认为，巴东警方就算暂时不撤销对邓玉娇的指控，最起码应批准她取保候审，尽快释放她。与此同时浙江警方从王小钰电脑中查出大量南京郭泉写的《民主先声》等文章。在这\”六四\”二十周年来临之际，警方怕她有什么行动而将她秘密关押。

▲维权网5月30日报道：为避开\”六四\”维权人士张子霖刑满被警方秘密羁押

湖南维权人士张子霖按照判刑日期今天（5月29日）刑满出狱回家，但他的家人与湖南的一些朋友前几日被警方纷纷警告，不要前去吉首监狱迎接。有政法部门负责人曾跟谢福林说：\”张子霖这个事不要去接了，他要6月中旬才能回来，具体原因可问芙蓉区政法委翦书记。\”可见张子霖刑满将仍然被警方羁押于某地。

5月27日上午，湖南维权人士谢福林被当地派出所约谈，其中参加约谈者有长沙市国保一人，芙蓉区国保两人，浏正街派出所两人。他们明确警告谢福林不要前去接张子霖，也不要在这事上炒作。国保与警察还说张子霖户口不是长沙，不属于他们管辖。当日下午浏正街管政法的副书记给谢福林电话说：\”张子霖这个事不要去接了，他要6月中旬才能回来，具体原因可问芙蓉区政法委翦书记。\”之后谢福林没有联系上翦书记。同时受到类似警告的还有长沙另一名维权人士李东卓。张子霖的父亲却被警方告知不要前去接儿子，他儿子将由祁阳国保前去接。

从本月28日开始，张子霖的父亲先后用不同电话给吉首监狱打去三十多个电话，但均打通无人接。直到今天傍晚本网发稿时，张子霖的家人及朋友均不知张子霖究竟出来没有？出来后送到了何处？

张子霖，男，1985年12月15日出生，高中文化，湖南省冷水滩市人，身份证号是432902198512150919，户籍所在地：长沙市雨花区井奎路3号。曾经参与2007年3月湖南省永州市株山区农民抗议客运事件与湖南江永土地强征案的现场采访报道，是湖南泛蓝联盟负责人，维权人士。2007年5月30日被湖南溆浦县公安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同年6月14日被逮捕。2008年2月21日，溆浦县法院判处张子霖有期徒刑2年，后关押于湖南吉首监狱。北京著名律师莫少平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依照刑期，张子霖应该是本月29日出狱。但湖南当局为了避开\”六四\”这个敏感的日期，居然非法羁押他。

▲维权网5月30日报道：西安《零八宪章》签署人维权人士张鉴康、马晓明\”六四\”前被警方带走

昨天（5月29日）晚上，西安维权人士张鉴康在外吃饭时接到妻子的电话，说有几名西安国保在家等候。张鉴康以为国保可能在\”六四\”前要找自己再谈谈话，结果回到家后就被强行带走，与外界失去联系。

由于西安《零八宪章》签署人吴震教授于\”六四\”二十周年来临前的本月28日病逝，西安当局非常紧张，于是安排吴震教授的告别仪式在30日上午仓促举行。西安《零八宪章》签署人张鉴康、杨海等几位朋友29日晚在一块吃饭，商谈第二天前去悼念吴教授的事，中间张鉴康接到妻子的电话，说有国保已经到家等候。张鉴康当时以为国保可能又象前几次找他面谈一样，针对\”六四\”二十周年来临提些要求，但没想到张鉴康回到家中后，就被等候在家的三名西安市国保带走，并且被告知要6月4日后才能放回。

此前西安国保虽然也找张鉴康谈过要他\”六四\”期间离开西安外出\”旅游\”的事，但他没有料到离\”六四\”还有几日，国保就强行带他出去\”旅游\”，以至于30日吴震教授的告别仪式都不让他参加。据知情人士分析，可能是近日张鉴康在接受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批评了当局不让民间表达对八九\”六四\”的哀思，因此招致国保提前带他出去\”旅游\”。

另外，西安的朋友因近日无法联系上维权人士马晓明，昨天有朋友就前往马晓明家中了解，方知马晓明已经于本月21日就被国保带走，前往外地\”旅游\”，得６月５日之后才能返回。而马晓明先生被提前带去外地\”旅游\”是因他与几名朋友提前在林牧先生墓前举行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活动。

同时西安维权人士杨海先生也被国保要求在\”六四\”期间外出\”旅游\”，杨先生因公司有事而拒绝外出，但国保表示６月４日前将不得不陪同他外出几日。还有民主人士赵常青今天在前往参加吴震教授追悼会期间一直被西安国保跟随，中午吃饭结束后，他便被国保带走。不过，一个多小时后，西安国保还是将他送回到住处，但从国保谈话来看，显然\”六四\”二十周年期间，国保也不放心他呆在西安。

▲维权网5月31日报道：湖南《零八宪章》签署人维权人士卿昭\”六四\”前被软禁

《零八宪章》第七批签名人之一，湖南永州市零陵区珠山镇中学教师，维权人士卿昭在\”六四\”二十周年来临之际，被零陵区国保严密监控，严禁他走出永州地界，每天上街都被人跟踪监视。

5月28日卿昭前往长沙准备与张子霖的父亲会合后去接出狱的张子霖，结果还没有出永州地界，就接到永州国保的电话，追问他前往哪里，并要求他返回。在卿昭如实告知他们自己只是到长沙会友时，并表示暂不返回后，国保就派永州教育局四名工作成员驾车赶到了长沙。在卿昭到长沙后即被四名教育局干部跟随，最后于当日下午劝返零陵家中，并从此日起被国保委托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将他更加严密地看守了起来，目前出门都受到阻止。

据卿昭说，张子霖在怀化的叔叔今天早上赶到了吉首监狱，向监狱了解张子霖去向，结果被告知张子霖昨天（5月29日）已经被湖南省公安厅的人接走，具体去了哪里监狱方也不清楚。卿昭对湖南警方在张子霖刑满后仍非法软禁他表示抗议。

卿昭在1989年时就是一名中学老师，民主运动期间他前往昆明、重庆等地宣讲民主理念，结果后来被以反革命煽动罪与涉嫌\”强奸未遂\”他正在恋爱中的女友而被劳教三年。事后他才知道他与女友恋爱之事被警方拿来陷害他。出来后又因揭露学校的腐败黑幕而于2003年6月遭到校长指使黑社会成员殴打受伤，当地警方居然定他为\”跌伤\”。为此他坚持上访维权，也因此经常遭到当地教育系统与警方的非法软禁、关押。这次在\”六四\”二十年来临之际，他再次被当局软禁起来。

▲新世纪新闻网5月31日报道深圳民主人士张津郡发表的抗议声明：六四绝食学生张津郡强烈抗议深圳当局对其实施边控

强烈抗议深圳当局对我实施边控，禁止我去香港参加64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今天早上持港澳通行证从深圳罗湖关前往香港，被边检拦下，警察很紧张，把我的身份证也要走了，并将我的随身带的公文包和手机立即看管起来，带到警员临时休息室留置，里面有7、8个休息的警察在看NBA东部决赛，由骑士队VS魔术队！

我被要求坐在最后一排，有一个警察负责看守我，隔着一个座位坐在我旁边。他们要求我关闭手机，并把手机放入公文包里，并放在前一排座位上。

不知道等了多久，有一个干部模样的男警察拿着我的证件进来，对我说：接上级通知，我们限制你离境，然后就把我遣送出边检站，没有任何理由！

这次到香港，主要是参加今天香港举行的纪念64二十周年大游行！并会接受相关媒体采访。

我只是在昨晚才告知家人和一个朋友，以为很机密，没想到当局警戒级别这么高，把我这个定居深圳15年，只去过香港2次的市民没有任何理由就给边控了！

好吧，不让去香港纪念六四，那我们就在深圳纪念，看看谁怕谁！

●海外媒体有关\”六四\”的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6日报道：黄雀行动总指挥在六四纪录片中首次露面

纪录片《历史的震撼–天安门事件实录》周日在纽约首映，当中首次批露了\”黄雀行动\”的幕后总指挥:人称六哥、七哥的陈达钲及陈达钳两兄弟的芦山真面目。特别是七哥（陈达钳），过去从没有在媒体的镜头前幕光，而人是香港商人。

纪录片的制作单位，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的秘书长王书君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陈达钲及陈达钳两兄弟的访问，长达一个小时，日后会分批以人物专访的方式发送，纪录片上两人并没有打格子，不再隐姓埋名。

王书君说：当年救民运人士的地下通道，幕后总指挥，大家都叫他们六哥和七哥，在影面中有他们的镜头，而且没有打格子，是真人真名，我们在画面上的就是黄雀行动得前线总指挥。

纪录片并收录了六四事件20年后，在世界多个的见证人与参与者。而六哥、七哥两人目前游走在香港与纽约之间。

王书君说：六哥与七哥是双胞胎，两兄弟并肩坐在那，协助我们采访。他们两个人我们进行了多次采访，在香港、在美国大西洋城有采访过。因为以前，他们都是隐性埋名，特别是七哥，也没有。

据王书君的介绍，陈达钲及陈达钳两兄弟20年后一直支持海外的民运人士。先后两次到纽约，两次到洛杉矶，并加入了《天安门事件实录》评审会议。他们希望影片，能为六四事件提供详细的记载，使这一惨案不被歪曲、抹杀和遗忘。

至于是否欢迎国内的民众翻版传阅，王书君说，纪录片的售价是半卖半送，低于10美元，如何发行还未有讨论。我们私底下也控制不了，鞭长莫及，我们在纽约，我们20周年会推出一个完整的，纪录历事件，总结经验。

目前，纪录片由于制作经费及版权问题，首批发放是40几分钟的\”袖珍版\”。策划人之一的王军涛表示，会在六四前推出完整的版本，并放上网上。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27日报道：港民主党促将六四事件纳入中学课程

六四事件20周年临近，香港特区立法会将在星期三（5月27日）辩论一项有关六四事件的议案。

由民主派议员李卓人提出的\”毋忘六四事件，平反八九民运\”动议，经过另外数名议员修订，其中包括民主党议员张文光提出的促请教育局把\”六四事件\”加入中学历史课程内。

民主党在过去一周以电话调查访问了500名香港市民，当中四分三的受访者认为中学历史课应该包含\”六四事件\”内容，11%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

60%受访者认为现今学生不认识\”六四事件\”，26%认为学生有所认识。

另外，有60%受访者赞成中国政府应尽快平反六四，15%表示反对。

目前，香港数家出版社编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均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容中提及六四事件。

不过，香港支联会（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其网站指出，这些教科书均\”避谈镇压、不提死伤、把民主运动定性为负面问题……\”。

支联会认为，\”纵观现时教科书的描述，予人的感觉是：\’六四事件\’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游行抗议活动，是改革开放下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平息了的一场风波。这种处理手法显然淡化了事件，有欠妥当。\”

▲美国之音（VOA）5月27日报道：一位誓言要抗争到底的天安门母亲

 
丁子霖回忆儿子蒋捷连

一位在1989年六四屠杀中失去儿子的中国母亲表示，20年来，这份伤痛不仅没有随着时间减退，反而年甚一年。丁子霖说，她要抗争到底，直到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

*年年为儿子过生日

她儿子的生日是6月2号，忌日是6月3号。尽管蒋捷连遇难20年了，可是丁子霖每年6月2号都会为儿子买蛋糕，第二天又在家里或他的遇难地点为他举行悼念仪式。

丁子霖说:\”对我来说，这份伤痛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有丝毫减退，反而随着我年龄越来越老，这份伤痛可以说年甚一年。我会带着这份伤痛走完我人生的最后的路。\”

*17岁的蒋捷连

蒋捷连生前是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四班学生，1989年6月2号刚刚过完17岁生日，隔天便在北京那场震惊世界的屠杀中中弹身亡。

那一年，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剥夺中共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在遭遇不公平待遇后去世，引发了一场以学生为主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北京各校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静坐示威和绝食抗议，各界市民则走上街头声援学生。

游行队伍中也出现了中学生的身影，蒋捷连便是其中之一。

丁子霖回忆说:\”5月17号那天下午4点钟，1000多辆自行车，没车的坐在自行车后架上，人大附中20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作为中学生，走向天安门，声援大学生去。他们举的标语，就是手写的\’你们倒下，还有我们\’。\”

走在最前方打校旗的就是身高1米82的蒋捷连。

*思想早熟的蒋捷连

丁子霖说，蒋捷连学习成绩突出，文理科都好，在班里排名没有下过前三名，学校已经决定选拔他参加莫斯科中学生奥林匹克物理竞赛。

他对国家大事也很关心。4月15号，人大、北大、清华相继出现大字报以后，蒋捷连每天课后都会骑自行车去三个学校转着看。用丁子霖的话说，\”这孩子思想过于早熟\”。

89年那场运动中，蒋捷连除了去天安门广场游行，参与维持秩序的工作，还去六里桥阻挡过企图进入北京镇压学生的解放军车队。

丁子霖回忆说:\”他连夜去，天亮回来。他没有误过一节课。跟我说，\’我跟一个小战士都交了朋友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上面）告诉他们是来北京拍电视剧的。但是他们说他们没吃的，没喝的，在军车里面坐着。\’他说，\’我把市民给我的汽水、面包，我都给了这位小战士。\’\”

*倒在解放军枪口下

北京的混乱局面持续近两个月之后，中共内部保守的领导人终于失去耐心，当局在6月3号发布紧急通告，呼吁市民留在家里，否则后果自负。

丁子霖认为，这个通告是\”杀气腾腾的\”。可是，蒋捷连执意要去天安门广场:\”他父亲也同意我的看法了，所以跟他说，\’小连，你要出了事，我跟你妈妈怎么办？\’他立时回答说\’天下父母都像你们这么自私，我们国家民主就没救了。\’非常严肃。这孩子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这样重的话。\”

孩子最终没有拦住。蒋捷连把自己锁进卫生间，然后跳窗跑走了。

夜晚，远处传来馇馇啪啪的枪声。奉中共最高当局的命令，解放军正规部队用坦克和机枪开路，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挺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导致数百人甚至可能上千人丧生。

凌晨，焦急的家长们聚集在人民大学门口等候消息。一直跟蒋捷连在一起的同班同学周天海回来后找到丁子霖夫妇，描述了蒋捷连遇难的情景:\”他说，我们很快就到了木樨地。他们赶到这儿，就开枪了。这两个孩子就跟其他的民众躲枪子，躲在那花坛后面。他们开始以为是橡皮子弹。可突然他跟周天海说，\’我中弹了\’。他们俩人就本能地离开往前跑。周天海说，他跑了两步，回头看，我儿子就跪倒了，爬在地上了，血流得很多。\”

在向遗体告别时，丁子霖特意找出蒋捷连游行时佩戴的红布带:\”我让在他的额前系上他的红带子。我想他也是为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标志，那个红带子，献身的。我亲了亲他，冰凉冰凉的面颊，那一份彻骨的冰凉，我到死都不会忘掉这份感觉。人大附中在他的遗体上覆盖了一面旗，上面写着\’爱国\’两个字，底下\’人大附中全体师生敬献。\’就是这样把他送走的。\”

*20年来的不懈努力

20年来，丁子霖一直在跟当局讨说法，并且成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人物。1993年，这位具有30多年党龄的知识分子被中共除名。

不过，丁子霖抗争到底的决心毫不动摇:\”当年我是那么保守，我甚至连大字报都不愿意去看，我是有保留地支持（儿子）他的。但是现在我要用我的行动来弥补，用我的行动来抗争，来为这些死去的人讨回公（道）。\”

5月17号，在北京，有50多名六四死难者家属聚集在一起，对死去的亲人们进行了20周年祭奠。但是，也有一些家属被公安阻拦，没有能够参加，其中就包括丁子霖。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7日报道：高瑜新书透露推动联络人大和学运的内幕

 
高瑜新著《我的六四》

八九民运时期任职《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的高瑜，曾报道当年的学生运动，二十年后首次出版有关六四经历的书籍，名为《我的六四》，并即将在香港出版。高瑜在书中透露，她与四通公司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分别受到当时任职人大常委会委员、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的委托，推动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可能导致推翻5月20日宣布的戒严令，因此二人秘密被捕，以切断最高权力与学生及民众的联系。

高瑜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她在六月三日被捕，其他涉及学运的学界及知识份子，都在六四事件后才被捕，主要原因涉及两件事，5月21日胡绩伟委托高瑜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撤退，可能有危险，高瑜因此说服学生领袖当天起草《告全国同胞书》，其中表明军队不入城，学生便退出广场，起草书并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另外，高瑜与学生以同样内容给人大常委会写呼吁书，要求人大常委与学生对话，直接过问学生的要求。

她说：当时这个直接就是院内，我们叫人大，人大重要的领导人胡绩伟和外边学生的沟通，我只不过是间接的中间连系人，的确对中央触动比较大。

高瑜又指，胡绩伟另外委托民间人士曹思源．以他的名义联络其他人大委员，召开非常会议，其后他联络了五十多名常委签名，并准备提案否定戒严令，这是院内院外的活动。高瑜表示，她因为串连学生与人大常委会联系，而曹思源则协助胡绩伟推动召开人大会议，他们二人在六四前已被捕。

临近六四二十周年才推出首本书，高瑜认为，曾经历八九学运，虽然六月三日被国安带走，关押十五个月才获释，她没有见证六四镇压情况，但作为新闻工作者，她有责任把所知真相公开，作为后世历史材料。

1989年5月4日，高瑜参加首都新闻界声援上海世经导报大游行。（图片由高瑜提供）

她说：我也应该把我的八九民运的报道，还有在此后坐监的遭遇，再有我对六四后绩事件的新闻报道，比如赵紫阳逝世，我自己的反思及报道综合起来出书。

被称为六四幕后黑手的陈子明，对高瑜在书中提及被捕原因，他认为六四事件不只是镇压学生，而是涉及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所以当局在六四前搜捕高瑜及曹思源，遏制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行使职权的可能性。他说：因为六四主要不是镇压学生，它是军事政变，它主要把所有合法组织压住，把共产党总书记抓进来，人大常委会当时巳经有五十多个委员要开紧急会议，人大常委会跟知识份子及学生联系渠道，它必需切断。

陈子明又指，据他所知，高瑜及曹思源由当局发出统一命令被捕，但高瑜被国安关押某处，而曹思源被关秦城监狱，因为高瑜是前中新社记者，跟海外的连系较多，她在六四事件前，一直被国安侦查跟踪，所以事件由国安负责处理。

据了解，高瑜除了八九年六月三日被捕，被关押四百五十三天外，九三十月二日再次被捕，被北京巿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判有期徒刑六年，九九年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高瑜原任职中新社记者，八九年任职《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六四事件后，该周报停刊，其后从事自由撰稿工作，曾替香港镜报写文章。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28日报道：张伟国：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

6月4日是中国政府武力镇压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20周年。

20年前发生的\”六四\”运动与共产党执政下的历次学生运动最大的不同，是有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新闻界的加入，最后发展为一场全民运动。

而在其中起关键影响的是89年4月中举行的知识分子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和4月底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

BBC中文网记者嵇伟采访了当事人之一、当时《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张伟国。现在美国的《动向》杂志总编张伟国因为该事件在1989年6月10日被公安部秘密关押22个月。他首先回顾当年导报事件的经过：

张伟国：在胡耀邦去世后，《世界经济导报》4月19日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与会者有胡绩伟、李锐、严家祺和戴晴等一百来人。

世经导报后来把会议的讨论刊登了五个版面，但在出报前上海市委希望对报道作删改，导报总编钦本立因为不同意市委的意见，受到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拍桌子批评。

上海市委撤销了钦本立的总编职务，并派工作组进驻导报，引起全国新闻界同仁的抗议，5月4日北京记者首先上街游行，然后全国记协要求与中共领导层对话。导报事件因此在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之前，成为全国性的大事件。

问： 是否可以说，这一讨论事件为把一场单纯的学生运动演变成一个全社会的运动，尤其是引进知识分子和新闻界的加入作了铺垫呢？

张伟国：这的确是89学运和共产党执政下的历次学生运动不同的地方。因为导报的读者主要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各大机关中搞政策研究的智囊，而这些人在当时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是思想最活跃、走在最前面的人。导报事件把他们联合进这场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导报事件起到了让一场学生运动成为全社会运动的桥梁作用。

问： 二十年后的今天回头看，应该怎么评价这一在某种程度上引发\”六四\”学运的事件呢？

张伟国：当年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回来后曾批评江泽民，在导报事件上搞糟了，搞被动了。我认为，回顾这一事件，应该从不同的层次去分析。

如果从具体的微观角度看，导报在89年全军覆灭，\”六四\”死了那么多人，而且\”六四\”后又出现了江泽民这样靠导报事件上台、把中国引入歧途的领导人，这可以说是副作用。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合力的结果，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看，中国新闻界和知识界，在49年后共产党的统治下，第一次由于导报事件而联合起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觉悟。

问：\”六四\”运动与此前所有共产党政权下的学生运动的最大不同之处，是新闻界的首次加入。20年过去了，中国的新闻界按理应该比当年更开放许多，是不是这样呢？

张伟国：谈不上更开放。在1989年导报事件发生时，新闻界同仁就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当时的进一步就是进十年，退一步就会退十年。中国到了一个转型的关键，经济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必须进行包括新闻开放在内的政治改革的突破。

但是回首20年中的中国，当局对新闻界的控制是在加紧，而不是在放松。

尽管今天的中国媒体在组织形式和硬件上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媒体集团，设备也先进到跟世界水平接近甚至超前，但是当局对新闻本质的扼杀、对舆论的社会监督功能的扼杀、对老百姓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扼杀却都是前所未有的。

问：\”六四\”事件对中国的知识界和新闻界显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刚才您谈到的是负面影响，现在谈谈正面的。

张伟国：\”六四\”在新闻媒体方面的正面影响，首先是让新闻界和全体中国人第一次看清楚中国新闻媒体的本质，也就是它作为党的喉舌与工具的本质和功能。

如果说在\”六四\”之前中国公众对媒体还有盲目信任的话，在\”六四\”之后的中国媒体，无论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权威媒体，还是以民间色彩出现的半官方媒体，他们的整个社会信任程度和公信力都前所未有的下降。

此外，中国在20年中对新闻界的严厉控制，使许多优秀的新闻从业者脱离了官方媒体，\”六四\”之后出现一大批自由撰稿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对当局的新闻管理体制投下了反对票。

▲美国之音（VOA）5月28日报道：天安门母亲呼吁当局重新评价六四

由六四受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星期四通过中国人权组织发布公告，呼吁中国当局对六四进行重新评价，并且依法对受难者家属进行赔偿。她们强调，不会再提平反，因为她们从过去的惨痛经验中了解，绝不向当权者乞求。

这份由128名天安门受难者家属签名的公告，重申了对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呼吁，包括由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予以公布；第二，制定受难者赔偿法案，对每位死者家属依法赔偿并做出个案交代；第三就是依法追究屠杀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公告中也强调，之所以没有在三项要求中提到\”平反\”六四，是因为中共当权者所谓的\”平反\”、\”昭雪\”，不过是重复帝王时代的作法。

*放弃\”平反\”要求按法律解决六四*

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我们认为，我们是公民，不需要别人给我们什么平反昭雪，而是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和权利，来争取这个事情的正确处理，不是他要给我平反，而是我要求他把这桩事情要说清楚，按照法律来处理，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来解决问题。\”

张先玲表示，不提平反并不表示她们放弃了对六四真相的寻求，她强调所有受难者家属就如何解决六四的问题，和社会大众的想法是一样的，她们也很感谢包括香港以及海内外同胞多年的支持。张先玲表示，她们不想用\”平反\”这种封建的说法，而是要以平等的态度与政府对话。

*坚持\”先易后难逐步解决\”的方针*

这份公告中也提到，在2006年天安门母亲提出\”先易后难，逐步解决\”的方针，对一些双方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暂时搁置争议，先来解决涉及受难者权利和利益的问题。

至于搁置哪些争议，张先玲说：\”比如说对于六四运动定性的问题，所谓风波也好，动乱也好，我们认为就是民主爱国运动。如果这方面，政府不愿意这么快改变自己的说法，咱们可以先不谈这个事。要从最基本的人权保障方面说起来，从人道救助方面谈起。\”

张先玲表示，她相信中国终有一天会走向民主，到那个时候，她们就能达成以平等态度与政府对话的想法。

*天安门母亲：六四决不会被人遗忘*

由于六四20周年即将来临，包括张先玲，丁子霖等著名的天安门母亲在这几天都不断接到媒体的采访邀请。当被问到，是否担心在周年纪念日过后，媒体的采访热潮退去，民众对六四的记忆也会随之消退。张先玲表示，六四绝对不会被遗忘。

张先玲说：\”你想想，台湾的228多少年之后也没有全遗忘，现在六四的事情比228的影响，我觉得是更大，得到的支持更多，世界上的关注也更多。现在有些年轻人淡忘了，这是因为政府刻意淡化，刻意以谎言掩盖事实的结果吧，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很有办法的。\”

张先玲强调，当新一代中国青年了解更多六四的真相后，相信他们也会明白谁是谁非，应该怎么来处理。

▲美国之音（VOA）5月28日报道：民调：半数以上港人支持平反六四

香港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支持平反六四的香港人超过了60%，比去年增加12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说，这表明香港可以充当中国的良心。

*支持平反六四的港人达到历史新高*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5月19号至22号，就六四事件用电话采访了一千零十一名香港市民，发现香港市民认为中央政府处理不当的比率接近70%，同情学生的港人比率超过55%，比去年份别上升11和6个百分点，创下13年来的新高。

此外，港人支持平反六四的达到61.2%，比去年增加12个百分点，是此项民意调查1997年启动以来的历史新高，反对的只有22.4%，比去年下跌了4%。

调查说，对于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看似矛盾的问题，赞成推动中国民主发展超过经济发展的受访者有29%，比去年增加了6个百分点；赞成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超过民主发展的人有39%，比去年下跌3个百分点，两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越来越多的港人希望中国更民主*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分析说，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多项数字都出现显著变化。他认为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一般香港市民都认同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希望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够兼顾民主的发展。

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对调查结果感到欣慰。他对记者说，支持平反六四事件的港人增加12个百分点是惊人的，显示香港人不忘六四历史，可以充当中国的良心。他说：\”我们香港可以扮演中国的良心，在国内没有办法纪念六四，在香港我们可以，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民调令我们很有信心。\”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称赞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六四事件虽然过去20年了，但港人了解事件真相和平反六四的诉求依然强烈。他同时指出，香港在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的一些活动也激发了港人平反六四事件的愿望。

他说：\”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公投，关于六四问题的讨论，还有其它的巧合。有些人可能希望淡化历史、扭曲历史，都让一些正义的香港人感到，现在更需要平反六四，最近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他的录音书籍，也让一些香港人更明白当年发生的事情。\”

*天安门母亲为港人的支持深深感动*

香港大学的民调让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深深感动。苹果日报援引丁子霖的话说，香港市民\”年年坚持不懈，追寻六四真相，换来今天的结果，我为香港同胞这么多年的坚持和努力而感动。\”

前89学运领袖、被公安软禁在家的江棋生也高度评价港人对平反六四展示出的热情。他对记者说，六四真相早晚要公布，六四早晚要被平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对本此民调结果并不吃惊。他说：\”其实在香港，正常情况下，（人数）还应该更多，因为六四这个事情，香港人是知道真相的，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级大的人。六四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这个案子肯定要翻的，如果说这个民调上升也是正常的。根据我的看法，往下还得再上升，直到翻过来。\”

对于香港民众在六四事件20周年来临前展现的热情，香港《大公报》27号发表社评，批判香港媒体是要推翻中央政府对六四事件的结论，并警告说，这样做会危害大陆与周边地区的稳定。社论说，中国过去2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就证明中央政府当年采取的措施是对的。

▲德国之声5月28日报道：六成港人支持平反六四提案

距离\”六四\”20周年纪念日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本周四，香港的一项最新民意测试结果显示，2009年，每10名港人中就有6人支持香港民主派议员提出的\”平反六四\”提案。

虽然，本周三，香港立法会未能通过这一提案，但是港人支持\”平反六四\”的民意比例却是自199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香港立法委员会议员梁国雄对德国之声表示：\”提案未能通过与香港立法会不公正的选举制度有直接关系。\”

梁国雄是香港事务行动与社会民主连线立法会的一位议员,本周他参与了香港立法会就是否通过\”平反六四\”提案举行的投票。梁国雄表示,立法会多年来不公平的选举制度是提案无法通过的根本原因，立法会议员的决议不能代表港人的态度。他说：\”立法会的组成就是一个怪胎。因为立法会的议员中，有一半人不是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产生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属于政治界的利益集团，被有权有势的人控制住了。\”

这里所说的大多数议员是工商界的代表或是来自既得利益团体。多年来从事香港民主运动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对此表示，\”平反六四的提案不通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通过了反倒在意料之外。\”司徒华说：\”香港到2017年就可以进行普选了，在香港特首普选之后，我们再来看香港立法的普选。实际上，有时候只有普选之名，没有普选之实。例如，选举香港特首应该经过一个提名的阶段。如果在提名阶段就否决了其他人的提名，只是政府认定的那个人才能作为候选人，这难道是真正的普选？\”

司徒华还表示，\”平反六四\”的提案已经提出了十多年，虽然每年都被否决，但香港的民主人士仍然坚持每年向香港民众宣传\”平反六四\”的重要性。在中国内地，\”六四\”事件是不允许写进教科书的，在香港一些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课书中涉及\”六四事件\”的历史也并不完整。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认为：香港民众不能只谈不忘记历史，还要想到，如果中国再发生类似的\”六四\”事件，我们应做好怎样的心理准备？他说：\”因为1989年，学运的时候香港是由英国人统治的。我不是说英国人好，但是他毕竟不是中共政府。要是在大陆再出现类似民运事件，我相信，香港的泛民主派要考量我们怎么去支持内地的民主运动。就是说，如果中共政府要透过我们香港民主运动支援会打压我们的民运活动，我们该怎么做？\”

梁国雄表示担心，一旦历史重演，目前驻守在香港的4000多名解放军士兵将会对香港的民众造成一种威慑。

▲德国之声5月28日报道：江棋生谈《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

在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当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之一江棋生发表了一份内容详尽的《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并因此遭到当局多次搜查和传讯。德国之声记者通过电话对江棋生进行了采访。

德国之声：江棋生先生您好，我们这次采访主要话题是您最近公布的一份关于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的民间报告。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份报告内容非常翔实，它的撰写时间大概有多久？

江棋生：准备工作从今年年初就开始了，一开始是搜集资料。

德国之声：搜集资料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江棋生：一个是工作量的问题。你要在各种网上搜集资料，同时自己还要分析鉴别筛选。第二个是要跟一些当事人面对面的接触，这也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了，在和一些当事人面对面接触。在里边也有很多章节是关于当事人的表述，包括\”天安门母亲的群体现状\”、\”\’六·四\’受害者生存状况的改变\”。和这些受难群体进行接触以后，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在二十年之后，他们的状况究竟有怎样的改变？

江棋生：我列出了五类受害者。在\”六·四\”中最大的受害者应该是死难者，其次是受难者家属，二十年来一直处于痛苦和煎熬中。当然，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逐步地站立起来进行抗争，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的文章中也很认真地提出，那些死难者远远不止190个左右。而现在真正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心里话的，也不过就是一百多位死难者家属。那些还不敢说出来，或处于默默的惨痛当中的那些人，你可以想象二十年来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了无期徒刑的那些人、因为对\”六·四\”屠杀进行反抗的人，他们在监狱里关了十七、十八、十九年多，目前还有几个人被关了二十年了还没有放出来。他们也受害得很深重。当然我本人也是受害者。但是跟他们相比，我的受害程度是比较轻的。由于\”六·四\”这个案件二十年来并没有被翻过来，官方还是坚持原来的错误定性，那么这些受害者到今天为止还在继续受害着。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由于官方坚持对\”六·四\”事件的定性，所以造成受害者继续处于这种受折磨或受迫害的状况中。就您的观察来说，他们是受哪方面的迫害呢？精神方面的，工作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或者还是一种多重的困境呢？

江棋生：那当然了。比如死难者家属丁子霖和蒋培坤，他们就被迫提前退休四年，被取消带研究生的资格，那都是因为出来说了真话。其他的比如我，二十年来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现在不能合法享受我应该有的退休金。这些情况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找不到工作，凭着每个月400块钱的低保过日子，成不了家，还包括其它工作上的歧视，不仅仅不能去所谓的公务员队伍，大学的讲台上不了，垄断行业如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电力都不能让这些人沾光。经济、政治、精神上是多重的，政治迫害还在继续着。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的丁子霖女士，包括您自己都在\”六·四\”这个问题上坚持为正义呼吁。你们也受到了官方的打压。从您的这个民间报告调查看来，是不是对\”六·四\”默不作声不做抗争，当局就会放松这种压制呢？

江棋生：正如我所说的，有很多人不去做抗争，但是当局也不会善待他们。他不做抗争只是不会受到额外的打压而已。很多在\”六·四\”中被打死的无辜民众，几乎都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和补偿，也没有名分。家里人都害怕说出这个事情来，也不敢公开祭奠。像这样的生活，因为没有抗争而没有受到额外的打压。有些\”六·四\”后从监狱里出来的人现在也不吭声了，而是做生意。这种人也不少。但我想他们还是上了另册的，方方面面也会多少受到相应的限制和控制。

德国之声：在您文章发表前后，您也受到了当局严密的监控，甚至被抄家传唤。当局对您进行这些措施时有什么表示呢？

江棋生：他们的意思是说，\”六·四\”已经定性了，现在也不准备改变。我说那是你们的官方定性，我们对\”六·四\”也有我们的定性，那就是一场大屠杀，并不是平息所谓的反革命暴乱。所以官方的定性必须被推倒。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我受良心驱使，理所应当地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说你发出声音可以，但这片文章写得太大了。我说你\”六·四\”这个案子还大得多呢。\”六·四\”事件的罪孽太深重了，我写一篇文章又能到哪儿去？而且我明确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底线行为，必须发出我的声音。他们就两次抄家，抄走了电脑、手稿、打印稿，还包括很多书、很多杂志，还有银行卡等等，到现在什么都没还。第二次抄家还很不客气地把第一抄家中给我留下的抄家清单给抄走了。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没有证据来证明他们拿走哪些东西了。

江棋生：他们如果故意这样做，我就更有理由怀疑他们了。

德国之声：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您的调查报告也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们知道二十年来，\”六·四\”在中国的官方舆论中、在公众舆论中就是一个空白、一个禁区。您有没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是二十周年，所以大家的纪念活动和关注会比较多，但一旦像官方认为那样，挺过这一关键的年份，这个事件又会慢慢淡下去？

江棋生：相对于整数年来说，公众的关注度是会淡一点。但随着互联网网民的增多，随着破网软件的逐渐推广，我想官方对\”六·四\”的封锁是徒劳的。越来越多的人会通过翻越\”电子柏林墙\”，了解到1989年的四月、五月到六月四号，中国的大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那根本就不是空白，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波澜壮阔的89民主运动，一件是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这是中国的老百姓早晚会了解到的事情，瞒是瞒不住的。

江棋生，现任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的江棋生是20年前六四学生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之一，当时他担任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委。六四学运遭到当局镇压之后，江棋生遭逮捕，此后被免于起诉并获释。2000年，江棋生再遭逮捕，并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四年监禁。出狱后，江棋生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宪政的工作，并且成为宪政文件《零八宪章》的发起人之一。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28日报道：一名\”90后\”心目中的\”六四\”

\”六四\”事件20周年，对9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有什么意义？当年参与抗议的学生与现在的90后年龄相近。90后对\”六四\”、对国家有怎样的思索呢？

BBC中文网记者嵇伟采访了来自四川的高中三年级学生陈三（非真名）。

问：你怎么知道20年前的\”六四\”学生运动呢？

陈三：去年高二的时候，奥运会期间，我看到海外中文新闻网站上面关于六四屠杀的内容。我的同学说，可以用代理（服务器）上那些网站，他教我用，我因此看到了很多平时看不到的，比如在电视上和网络上看不到的内容。

问：关于\”六四\”事件你具体知道些什么呢？

陈三：我知道是因为胡耀邦去世，然后各大高校的学生举行悼念活动，然后慢慢地演变成一种反贪腐、要民主的运动。他们反对老人政治、反对独裁，然后又加入了一些比如说要媒体自由、要开放报禁等等的诉求。后来随着赵紫阳下台，党内的强硬派在6月3日晚上对他们强行地镇压，死伤了很多人吧。

问：在去年以前你就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六四\”这件事？报纸上、教科书上和父母亲戚的谈话中都从来没有涉及过？

陈三：教科书上是没有的，它不可能在教科书上面写，八十年代历史我们一无所知。我们连国家领导人出现过胡耀邦、赵紫阳，都不知道。

初中和高中的历史课本上，胡耀邦和赵紫阳从来没有出现过。中英关于香港前途会谈，由赵紫阳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协议，在教科书上面都没有提。

这个学潮我是知道的。以前我只听说过，不晓得是谁无意中讲起过学潮，就只是两个字，但里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发生屠杀。我还以为就这样不了了之闹腾吧。我想不到政府会这样做。

政府平时在教科书也好、网络也好给我们灌输的就是人民的党代表人民，根本不可能用军队来对付民众或者是学生吧。

问：当你第一次知道\”六四\”\”事件的真相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陈三：很愤怒，然后也很难过。愤怒就是对政府的这种行为、这种犯罪感到很愤怒。难过就是面对同胞的惨死心理不是滋味吧。当时第一眼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心情吧。

我问妈妈，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提起过呢？我说你知不知道开了枪，很多市民和学生是牺牲了。我妈说知道啊，但是她是听广播，香港电台也说过。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说，她说这有什么好说的。

问：你对当年的学生运动有什么看法呢？你支持他们的观点和行动吗？

陈三：我当然支持他们的观点和行动。现在大家只关心经济发展，大家都向钱看，可能现在很多人就是各自找路子各自发财，不会想着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而对抗。

我的同学说他们觉得\”六四\”很可笑，简直疯了，就是这么一个观点。但是我觉得他们（当时的学生）都是非常敢于跟强权对抗吧，换成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年代，这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我认为他们应该注意斗争的策略，就是当政府表现出退让的时候就应该撤下来，不过后面刘晓波他们绝食我觉得就不应该了，引发了一种不可挽回的结果。

问：你对政府当时的处理方法怎么看呢？

陈三：我觉得这是一种犯罪吧，当初的这种做法等于在整个民族心里搁上了一个伤口。

问：你的同学或者是同龄的朋友，他们以前也从来不知道六四吗？是在去年奥运会媒体开放之后才知道的？

陈三：以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一无所知，知道了后就很愤怒。然后有一些知道的，他们听自己的爸爸妈妈说的，但是他们也没有提起过，我们提起的时候他们才告诉我们，也算是以前耳闻过，但是不了解事情的详细经过吧。

去年我和另外一个隔壁班的同学，他把维基百科，把那个历史的整个事情打印出来，我就给我们班同学看，然后他们才知道详细情形。

问：在知道\”六四\”的真相之后，你对官方的说话和媒体的报道是不是仍然和以前一样信任呢？

陈三：我当然不信任了，现在我看新闻我都会看央视、看《环球时报》，但是我还会看海外的中文新闻网站。

去年有人说BBC西藏的报道不实，说CNN 造假，但是我觉得CNN再怎么样的，它的权威性、它的独立性也比《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强吧。因为世界上很大部分人都会看CNN、看BBC，而不会去看新华社，看《人民日报》，因为它们的政治立场太偏颇了。

比如说地震吧，今年这个时候我会看央视的直播，但是我也会看BBC关于那些豆腐渣工程的报道，不让这些父母们祭奠自己的孩子，或者把他们拘留，这些侵犯人权的我都会看。就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相信政府、相信中国内地媒体。

还有一些香港媒体我也不信，像凤凰卫视、凤凰网我也不信。我现在综合看，对台湾媒体我还是比较相信的。

问：评论认为\”六四\”镇压打破了中国人对共产党的信任，但是现在中国各地大学生入党的人数这几年来不断地增加，你认为这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新一轮崛起吗？

陈三：这不是吧。这主要是跟自己的前途、自己的事业、生活有关吧。因为入党会有很多好处，比如说你在单位，你入党你就可以晋升、当干部，你不入党的话就不可能。这是共产党制度下的一种趋势，而不是什么兴起的高潮。

89年屠杀过后，应该说国人就此对共产主义这个信仰已经产生了动摇。

比如说我们入共青团吧，就是抱着一种别人都入你不入，你会觉得自己吃亏的这样一种心态。

问：你认为隐瞒了二十年的\”六四\”真相现在是不是有必要对公众，尤其是对不知情的年轻的一代公开呢？

陈三：当然，我认为这应该公开，它这样的封锁掩盖事情真相，不利于和解，只会加深仇恨，我认为当然应该了。这样牺牲的同胞，他们的在天之灵才会得到安息。比如说丁子霖领导的天安门母亲，（公开真相）才会抚慰一下他们的心灵。

问：中国大陆很多历史事件，不光是\”六四\”，也是对年轻一代不公开的，所以年轻一代都不知情。除了\”六四\”之外，你对文革、反右这些政治运动了解吗？

陈三：了解的不多，以前我只是在历史教科书上了解文化大革命，后来我经过妈妈知道有大饥荒、三反、五反、反右，还有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还有云南壮族的沙甸事件。就是从去年奥运会开放媒体之后，还有用代理上网，后来我就慢慢地了解这些事情了。

问：你怎样看中国的前途？

陈三：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这么多年，这是一种牺牲个人的权利来进行的。但是这种专制到了一定程度都会爆发，比如说遇到经济危机或者政治危机的时候，当前这种稳定的局面就会产生动摇，最终的民主化是一个大的趋势。

你想想看，现在世界上专制的国家就只有那么几个吧，民主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比如说香港政府拖延香港的民主进程，就想慢慢等中国大陆吧，到经济发展慢慢跟上香港，比如说上海、深圳、北京，他们会说\”你看香港都可以实行民主，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呢？\”就这样子，慢慢的中国大陆也会民主化。

还有我认为台湾也是一个希望，我希望以台湾和大陆统一作为一个契机，来促进大陆的民主，让国民党也参与到大陆的政治民主的进程当中来。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9日报道：大赦国际研究员：公开独立调查六四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大赦国际）的中国研究专员卡莉娜巴巴拉，星期二在伦敦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即将届满20周年的时刻，国际特赦不仅要呼吁人们纪念发生在20年前的这起事件，并且明确呼吁中国政府对于当年采取军事镇压行动对付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活动，要展开独立公开的事件调查。

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研究专员卡莉娜巴巴拉说，没有独立公开的事件真相调查行动，对于军事镇压事件中的所有受害者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中国正在发展建制完善司法以及审判制度的时刻，但是为让司法发展的过程继续并且真正的彻底成功，就不能只是看到现在，而必须对过去发生的不正义的事件进行检讨与公开的调查。

卡莉娜巴巴拉也指出，中国当局至今在网络上对于八九、六四或是天安门事件、军事镇压等字眼都列为要屏蔽网站的敏感字眼，很多六四有关的敏感人士、受害者及在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人，都为此失去自由。她认为这些都牵涉到一系列有关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等人权的议题。

她表示，中国政府表示要改进司法制度，甚至近期颁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国要是认真地进行这些发展，就必须公开独立的对六四天安门军事镇压事件展开调查。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9日报道：王万星：关注在押六四政治犯

在德国，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王万星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呼吁，关注王妙根等因为六四以及其他政治原因至今仍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或监狱中的政治犯。自由亚洲电台驻德国特约记者天溢的报道。

一九九二年，在\”六四\”三周年的时候，因为到天安门广场公开要求平反六四，而被当作精神病人关押十三年的王万星，后来在国际人权组织等的帮助下，流亡到德国。在今年六四即将二十周年之际，王万星由自己的经历，联络德国的异议人士，向欧洲社会作出公开呼吁，敦请他们关注，因为六四、或者其它政治原因仍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中的犯人问题。对此，27号上午王万星在记者对他的采访中说。

王万星说：\”我最近知道，和我前后因为六四问题，被关进中国公安上海安康医院的王妙根，仍然被关在上海安康医院。这使我很震惊。王妙根是孤儿，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有人说是朱镕基亲自批准、批示把王妙根关进上海安康医院的。\”

有关王妙根的情况，他进一步介绍说：\”他是参加过六四时候的上海工自联。他是上海的工自联的负责人，然后把他抓起来，判了刑，后来又把他放了。然后他又到派出所去，要一个说法。派出所的人就把他扔出来了。扔出来以后，他就把他一个手的四个手指头砍断了。砍断了后，他们就把他送到了上海安康精神病院。\”

王万星说，王妙根的遭遇比他还要残酷，时间长，也没有引起世界更多的关注。所以，他们要在纪念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为因为六四或政治原因被关押的精神病人和犯人，向国际社会最进一步的呼吁。

他说：\”在这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希望世界的媒体、政治活动家，与中国的领导人一起尽快地促成王妙根、王联喜，及张文和等因为政治原因被关押在中国精神病院的人士。尽快地释放一切因为六四被关押的人士，释放中国一切的政治犯。最后特别希望朱镕基能否出来解释一下，王妙根事件到底与您有没有关系！\”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30日报道：128位大陆天安门母亲要求重新评价六四

 

天安门母亲拍摄放在博客网上（天安门母亲拍摄）

大陆天安门母亲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委托海外的中国人权发布一份公告，呼吁中国政府必须就\”六四\”事件重新做出评价。这一百二十八位六四受难者家属向人大常委会发出三点呼吁，包括：成立由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公布调查结果，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和人数；就每一位死者及其家属做出个案交代，及追究屠杀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大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星期五向本台表示：\”我们在公告里除了我刚才在前面讲的重申过去历年积累提下来的，我们今年又强调了，不管现在经过20年，人们怎么评价当年的89民主运动，我们认为屠杀的基本事实没有变，不管政府拖长时间，六四屠杀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反人类的罪行，这是我们这次公告我们首先强调的。我们要重新评价六四，而不是让共产党搞平反昭雪的那一套，我们注意到香港同胞每年坚持提口号平反六四，我的解读是这样，他们说的平反六四和我们说的为六四翻案是一致的。\”

每年六四对丁子霖而言都是再一次的惨痛回忆，当局的严厉打压，国际媒体的热切关注，她便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势交替下，一次又一次地向外界诉说受难家属们的心愿，却也一次又一次地无可避免地面对及回顾这些伤心过往。她告诉记者，六四二十年，这二十年来的坚持只为了向儿子最后的一句讲话：\”我记得我儿子最后冲出家门，给我留下的一句话是，重要的不在行动，而在参与。因为我当时跟他说，你一个中学生，你即使去了有什么用，不就是白白送死吗？他很严肃的回答我，重要的不在行动，而在参与。我想我们作为他们的父母，我们让他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延续，我们就不能忘了他们留下的这些遗言。我们现在也做好了这种准备，不一定在在世的时候能看到结果，但是我们注重的是过程，在争取讨回 公道的过程里，我们是不是每一个天安门母亲们都尽心尽力。\”

六四二十年，已有二十位受难家属先后离世，在中国大陆，六四是最大的禁区，不允许公开讨论，连亲人公开悼念权利也被剥夺。丁子霖二十年来只能在家中偷偷悼念当年死去时只有十七岁的蒋捷连。去年秋天，公安突然闯进他们家盘查，丈夫蒋培坤因此而中风导致半身不遂。但他们仍然和其它难属们共同完成纪录片《天安门母亲之路》文本，提醒外界莫忘六四。另一位参与制作的六四受难家属张先玲表示：\”因为我们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这个对于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国家，包括对于共产党本身都是有好处的。现在民间的推动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们天安门母亲肯定会坚持不懈地斗争下去，一直到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30日报道：天安门母亲寻求六四真相的长期斗争

今天的《世界报》刊出一篇六四事件20周年的纪念文章：\”天安门母亲寻求六四真相的长期斗争\”，文章说，在六四事件20年之后，六四死难者家属仍然受到警方的监控。这篇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六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虽然可以会见外国记者，但要想在这个敏感时期见到她，却是手续繁杂。先要在丁子霖住宅门前登记，传达室要请示警方后，方可获准。当局花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来对她进行监视，连丁子霖自己都感到惊讶不解。

文章说，5月17号，天安门母亲群体数十位六四受难者家属，在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家中举行集体祭奠仪式。但已计划出席的丁子霖夫妇却在当天早上遭当局强行阻止。虽然丁子霖没能参加这次集体悼念活动，但还是有50多家属共同举行了集体悼念。丁子霖度《世界报》记者说，他们以为不让我出席仪式，悼念就无法举行，他们低估了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勇气。

文章说，作为在1991年第一位向外国记者讲述儿子六四遇害经历的人，丁子霖和她丈夫后来被迫离职退休退党。不过，从1993年，丁子霖给联合国人权大会写信，告知六四天安门惨案16人具体遇害的情况，到后来组织天安门母亲群体，种种压力都没能阻止她揭示六四真相的努力。六四20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127名成员向中国人大、政协及国务院发出公开信，公布到目前已知的死难者有194位的六四调查结果，并要求公布六四遇难者人数及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31日报道：六四学运领袖熊焱17年后闯关入香港

据香港媒体报道，六四20周年前夕，曾参与北京八九学运的流亡海外人士熊焱周六（30日）晚从美国抵达香港并顺利入关，但\”国殇之柱\”创作人、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却被香港入境处遣返。

熊焱是在六四事件后被中国通缉的21名学运领袖之一，1989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的熊焱曾作为学生代表，与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对话。

六四事件后，他在内蒙古被捕并被判刑。17年前，他经香港流亡海外，辗转抵达美国。1994年加入美国陆军，1998年攻读神学，目前担任美军的牧师，还作为随军牧师去过伊拉克战场。

熊焱成功\”闯关\”

持美国护照抵达的熊焱说，这次抵港有\”回家\”的感觉，\”17年了，终于可以再次踏足这片土地\”。

熊焱感谢支持他的港人，并说已向美军申请3周假期，最长可在港逗留至下月20日。

他表示将参加周日（31日）举行的纪念六四20周年大游行，以及6月4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集会。

他说，六四至今已2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足够让人去反思和改变。

据报道，熊焱是继柴玲和吾尔开希之后，另一位获准入境香港的前八九学运领袖，但熊焱的抵港时间更接近六四周年。

香港大学校园内的\”国殇之柱\”是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在1997年创作的。

高志活被拒入境

不过，比熊焱较早抵港的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本来打算在香港参加六四悼念活动，但他在入境时被扣留。

香港入境处最后以\”不符合入境理由\”拒绝其入境，将他遣返。

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入境处有权在考虑个案旅客的情况后，有权决定是否批准其入境。

高志活在1997年曾创作\”国殇之柱\”雕塑，悼念1989年北京六四学运死者。这件雕塑一直竖立在香港大学校园内。

去年北京奥运圣火在香港进行传递前，包括高志活在内的三名外国示威者飞抵香港机场后被拒绝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