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这年10月初，我带回来的药已经吃完，我又到农场医院去拿药，顺便复查一下手术后的情况。那天正好是周泽琼医生值班，她用听诊器听了一下我的心肺，又看了一下我的刀口说：恢复得不错，刀口也癒合得很好。她又开了一些护肝的药给我之后，她问我：你想不想回长沙你家里去看一看？我说想是想，但上面有规定，改造期间不得擅自离开所在的生产队，更不要说离开农场去长沙了，她说：这不要紧，我帮你开一个转院到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复查治疗的证明，你就可到你们队上和农场保卫科请假，明正言顺地去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你的肝脏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顺便也可回家去看看你的父母。
她那里知道自从我们兄弟三人在1964年被打成“反革命”后，我母亲不堪在街道上所受的屈辱，已于1965年底变卖了家中所有带不走的物品之后，出走成都，投靠我的大姐去了，父亲已于我们兄弟出事之前一个多月驾鹤西去，我实际上在长沙已无家可归。
但我很想回长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想到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复查一下手术后肝脏究竟恢复得怎样？另外也想到湖南大学和省高教局、省委宣传部去询问一下我们这批在农场“劳动教养”的“反动学生”在农场改造的期限已经超过，究竟要作出什么处理？原来说在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后，思想改造合格的补发大学毕业证，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改造不合格的另作处理。此时我们到农场改造已经超过三年，却因“文化大革命”而无人过问。
这年10月初我拿着周医生开的转院证明回到了长沙，我先找到湖南大学保卫科，保卫科的人说：你们是由省高教局和省委宣传部处理的，现在它们没有指示，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去找他们吧！我找到省高教局专管“反动学生”的徐真玉科长(徐科长实际上是专门管控全省高教师生政治思想的特务头子)和省高教局长，他们都推说：现在是造反派掌权，我们都靠边站了，对你们的事我们也无能为力；况且处理你们的文件是中宣部和高教部下发的，现在它们没有新的指示即使我们有权也无法处理。
到这年10月上旬我在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经超声波检查，原已被切除三分之二的肝脏已恢复正常，厚度已有8厘米，宽度已有12厘米，医院给我开了一些护肝的药后，我又回到了农场。
在长沙前后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在长沙时，我就住在我家房东的家里，在他家的阁楼上，我用母亲留在阁楼上的垫被和被子开了一个地舖，吃饭就在房东的妹妹家里吃，房东的这个妹妹叫冯翠凤，当年已近五十岁，因右手残疾又笃信佛教，所以终生未嫁，我们都按他们杭州人的习惯叫她孃孃，她从亲戚那里带了一个男孩做儿子，小名叫虎几，她生性善良、慈悲为怀、乐于助人，对我们一家都持同情态度。
在长沙复查期间，有一天我走在五一广场旁边的凱旋门照像館附近时，忽然听到有人在背后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居然是湖大化学系教过我们有机化学，又曾与我一起在湖南制药厂实习过的王树信老师。我很惊讶，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之下，对我这种具有“反动学生”身份的人，大多数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王老师居然还敢主动和我打招呼，所以令我倍感亲切。他很关心地问我：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被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去了吗？我说：我还在农场，这次是因肝脓腫开刀后，请假来长沙到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来复查的，过几天就要回农场。他说：你被打成“反动学生”后，我们许多老师都在背后议论你，说：这么好的学生都被刘X生(化学系党总支书记)搞成反革命，这个刘X生专门整老师、整学生，这次搞“文革”他被造反派整得要死，活该！全校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在联系调往河北大学任教的事(他是河北南宫人)那边已经同意了，可能不久就会离开湖大，他说湖南太左了，受不了。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王老师并未调去河北大学。巧遇王老师之后不几天，我就从长沙乘轮船经蒿子港回到了西洞庭农场。
我和其他“反动学生”们一样，都不愿终老在这个血吸虫病肆虐、劳动强度远超过普通农村、一年到头没有农闲季节的农场。在这里，那永无止尽的不分日夜的沉重劳动，使我们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去做我们应当去想、应当去做的事。
于是我利用在生产队养病不用出工的便利，以去医院复查、取药的名义到各个有“反动学生”的分场、生产队去串联(当局为了防止“反动学生”之间互相“勾结”，通常一个生产队只安排一个“反动学生”，而且规定“反动学生”之间严禁互相往来。因“文化大革命”原各级党政机关均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有许多事一时也顾不过来，所以从1967年开始，农场对“反动学生”的管控也有所松懈)，鼓动他们一起返回各自的高校，向当局要求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处理，得到全农场“反动学生”们的积极响应。那时农场、分场的保卫科和生产队的“反动学生”监管小组，对“反动学生”们的管控已没有原来那么严格，相距较近的“反动学生”之间也开始有所往来，当我把全农场所有的“反动学生”都串联好后，我选定了11月22日(是个星期天)作为我们逃离农场的日子，决定这天的中午12点之前，大家各自找借口离开生产队，赶到农场边上一个叫泥港口的轮船码头集合，乘坐12点30分的轮船从那里开往农场所属的常德市，再从该市坐汽车到长沙。我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各高校的几个态度积极的“反动学生”，要他们再去通知他们学校的其他“反动学生”，并要他们准备好各自的路费和粮票，不料有四五个人说他们身上已没有路费了(这几个人到农场后，看不到“前途”，意志消沉，每当月初发了生话费后便喝酒抽烟，一到月底就身无分文了)。我听说后，为了鼓励他们一起行动，我告诉他们：你们的路费由我来想办法先帮你们垫付。原来，我手上还有87块多钱去长沙复查时的医药费发票可以去农场医院报销。为了防止农场保卫部门的阻挠和追捕，我告诫“反动学生”们走前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也不可露出任何要走的跡像。
11月22号一早起来，我收拾了一点随身的物品，就赶往总场职工医院去报销医药费，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单位很少有人按时上下班，我在医院财务室一直等到9点多钟还未见出纳来上班，此时我心急如焚，总场到船码头将近有30里路，我手术后体力尚未完全恢复，所以不能长时间奔跑，幸亏在医院护士们的帮助之下，我找到了这位出纳的家里，她因家里有事上午正准备不去上班，我对她说：我开刀的刀口发炎了，要赶中午那班船到常德再到长沙去复查治疗，这位出纳还算好，连忙同我一起到医院财务室把我的医药费报了，我拿到87块多钱后，立刻往船码头方向跑，刚跑了两三里路就因大病初愈体力不支，就已累得气喘吁吁，我想我恐怕是赶不上了，但想到我是这次出逃事件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我不能按时赶到，群龙无首，不仅谋划多日的逃跑计划会以失败告终，而且我这次若失信于其他“反动学生”们，我再要组织他们一起逃跑，恐怕就再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了。
正当我忧心忡忡之时，我突然听到从我来的路上传来了一阵突突突的拖拉机的响声，我想如果能顺便搭一段路的拖拉机，我还是有可能在12点之前赶到泥港口船码头的。等那辆拖拉机开近我时，我站到路中间向司机挥手，他把车停了下来，我问他要开到哪里去？他说是开到泥港口去拉化肥，我一听喜出望外，我说：我要去赶船，你带我去船码头吧！那位司机二话没说，打开车门，对我说：上来吧！我爬上车坐在司机旁边，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大约在11点半我就到达了泥港口船码头，我向司机致谢后，到船码头周围一看，发现已有好几位所在生产队离船码头比较近的“反动学生”已经到达，接着其余的“反动学生”也先后到达了，我给了那四位没有路费的“反动学生”每人15块钱做路费。最终还是有三位原来答应得好好的“反动学生”没有如约赶来，这三个人后来被我们戏称为“滑头”，因为我们这次出逃如果成功脱离苦海，他们也可顺利回到学校，如果我们因这次出逃被抓捕回来而加重对我们的处罚，他们则以未参与其中，而不受波及，甚至还可以检举揭发我策动、组织这次逃跑行动而向上面邀功请偿。
我要他们先后到售票口买好到常德市里船票，然后不要集中在候船室，三两个一起分开在船码头附近走动，以免引人注目，万一有哪个队发现有“反动学生”逃跑，组织人来追捕，也不致一网打尽。到开船前10分钟再登船，只要一开船就安全了。
中午12点30船准时启航，我们终于吐了一口轻松的气。这天傍晚到达常德市，我们登岸后，见城里到处都是带红袖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常德市当时各派之间的武斗也很厉害，不时还可听到零星的枪声，我们找到一家饮食店每人吃了一碗面条和两个馒头。
从常德市开往长沙的班车一天只有两趟(上午、中午各一趟)。晚上的住宿很麻烦，那时的旅社很难找，而我们一起有二十来个人集中在一起太引人注目，怕万一遇到红卫兵、造反派们一盘查(那时任何人外出都必须有单位或革委会开具的证明，否则便要被抓捕审讯)那就麻烦了，因为我们二十多个人只有我有一张转院的证明，我把这张证明上的陳XX等一人，的一字上下各加了一横改成一个三字，又不敢改成更多的数字，是怕被人看出破绽，你去看病，顶多有两个人陪同就足够了，写那么多人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又把转院证上的：十月的十字后面加了一横变成了当时的十一月，我们拿着这张证明找了好多家旅社，找到一家有空房间的旅社就住进去三个人，然后又拿着这张证明去找另一家，总共只找到五家有空房的旅社，一共住进了十五个人。我们约好明天一早到汽车站会面后，我带着剩下的五六个人在街上游，我们五六个人一起总在街上游荡也不是个事，万一遇到巡查的人查证明就麻烦了，我说我们都到船码头的趸船上去过夜吧！因为那时交通紧张船票很难买，往往前一天晚上就要到趸船上的售票口去排队等天亮购买船票，所以呆在那里装作等买票的人不易引人怀疑，于是我们五六个人就在趸船上呆了一夜。
11月下旬的夜晚，江风吹来冻得我们瑟瑟发抖，好不容易等到天亮，立刻赶往汽车站排队购票，住旅社的同学也来了，尽管我们都排在前面，但只买到十张上午的车票，其余上午的车票都被车站工作人员的亲朋戚友和机关单位出差人员瓜分掉了。其余十来位同学只买到中午的车票，我对他们说我带九个人先走，我们下午在长沙汽车西站接你们。
那天中午我们到达省城后，吃了午饭就在汽车西站附近等下午来的同学，在车到达之前，我用钱和粮票在饮食店买了二十多个馒头、二十多个包子，站在车站里的停车场，见班车到了，等后来的同学们一下车，马上给他们每人两个饅头两个包子，他们很高兴说：我们正肚子饿得咕咕叫，你的包子、饅头来得太及时了。接着我要他们各个学校的学生一起去找各自的学校，有问题到湖南大学学生七舍来找我一起商量。
我和我们学校的黄迪棠一起回到学校，黄迪棠的父母都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他家就住在学校，他吃饭睡觉的地方当然不成问题。我们先找到学校保卫科的文于事(我校“反动学生”的事一向由他经管)，他一见我们很惊讶地说：你们怎么回来了？我说我们受处分的时间早就超过了，又没有人来管我们，我们回来要求学校作出处理。他说：现在搞运动，机构都瘫痪了，没有人管事，再说当时处理你们是省委宣传部和省高教局，你们要去找他们解决问题，找学校也没有用。既然处分已经到期，回来了就先找地方住下来再说，你们去找你们原来食堂和宿舍的管理员，先把吃饭睡觉的问题解决，至于今后如何处理，只能等上级的新指示下来后再说。
从保卫科出来，黄迪棠去他家里去了，我找到我们宿舍的食堂管理员姜XX，他一见我连忙面带惊喜站起来一边和我握手，一边很热情地说道：陳XX你回来啦！找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还没有吃饭睡觉的地方。他说：没问题，现在搞运动，不上课，很多外地的学生都回家了，宿舍空房间很多，我帮你安排一间。说着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小张餐票和一整张餐票对我说：这一小张餐票是从今天起到11月底的餐票，这一大张的是下个月的餐票，我收好后，跟他来到学生七舍，在一楼找了一个空房间，安排我住在那里。然后他小声对我说：64年你被当作“反革命”抓去坐牢，后来又被划成“反动学生”遭到全省高校师生的批斗，又被送去“劳动教养”后，学校的教师、职工和学生中都有不少人背后都佩服你的勇气和你对共产党的认识，现在老毛搞“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搞成这样，证明你过去的言行和看法是对的。今后你在这里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听到姜XX的话我感到很欣慰，想不到我以前在学校的言论和行动居然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我感到仅仅是为了姜XX他们这些人，我的牢也没有白坐、三年“劳动教养”的罪也没有白受。姜XX在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当了一名小头目，他们这一类人中有不少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都是趁机发泄自己对老毛和中共当局的不满。老毛和中共当局也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老毛和中共当局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小头目进行严厉打击的原因。
第二天刚吃过早餐，湖南师范学院的四位同学就找到我住的宿舍来说：他们学校的保卫科和学生科都不接受他们返回学校，要他们尽快返回农场继续劳动改造思想，等候上级处理。他们无奈只好自己花钱在学校招待所住了一晚。
我说我帮你们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住在我们学校，我找到姜XX跟他说：师范学院有四位“反动学生”，他们学校不接受他们，他们现在连吃饭、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能不能帮他们解决一下？姜XX连忙说：没问题呀！我再安排一间宿舍给他们住，我把他们四个人这个月和下个月的餐票都拿给你。我说：房间不必另外安排，就让他们和我住在一起吧！我正愁一个人住太孤单，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回到宿舍把餐票分给他们，叫他们回招待所把行李都搬到我宿舍里来。接着其他几所高校的“反动学生”都按事先的约定找到我这里来，互相通报回校后的遭遇，除湖南师范学院之外，其他高校都接受了从农场返回学校的“反动学生”。
吃饭、睡觉的问题都解决了，下一步就是领生活费的问题，以前我们每月的生活费21.5元(应届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一半)，都是由各高校财务科按月寄到农场，再由农场发放给我们。我找到学校财务科询问发放生活费的事，有人告诉我这事是由出纳李来群办理的，我找到李来群，她一看见我就说：你是陳XX吧！我认得你。我说：你怎么认得我？她说：当年所有高校的人都知道你的“大名”，我还参加了你的批斗大会，怎么不认识你。我向她说明来意，请她今后不要再把我们的生活费寄往农场，由我们直接到财务室领取。她说：这个事我作不了主，我得请示一下财务科长。然后她对坐在里面办公室的一位五十来岁的瘦小老头说：李科长，这是“反动学生”陳XX，他们的处分已超过期限了，现在已从农场回来，要求直接在这里领取生活费，您看是不是以后就让他们直接从我这里领取算了？那位李科长说：反正是要发给他们的，今后就让他们直接从你这里领好了，你也可以免得每个月再往农场里寄。
从我回校后接触到的这些人对我们这些“反动学生”的态度，我感到他们之中有许多都是持同情态度的。我告诉其他院校的“反动学生”到各院校财务科要求直接发给生活费，如遇阻碍，就说湖南大学都同意了，你们为何不同意？不信你们打电话去问湖南大学财务科，此后各高校“反动学生”直接到各自学校财务科领生活费的问题也都先后觧决了。
我们回校以后，以前在农场被开除的我们学校的“反动学生”周秋桂、师范学院的吳民刚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也都回到了各自的学校。临时变卦留在农场没走的三位“滑头”，见我们回来后没事，也先后回到了各自的学校。
接着我们这些返校的“反动学生”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经我介绍上月回长沙复查病情时，在学校和高教局了解到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找学校已无法解决问题，必须去找省高教局和省委宣传部，于是我们每个学校选出一个代表组成一个上访小组，去省高校局和省委宣传部上访，要求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处理，可是省高教局和省委宣传部的人都说：你们的处分已超过期限了，你们要求做个结论、按原来说的补发毕业证、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现在机构都瘫痪了，我们都靠边站了，无权处理你们的事，你们去找“省革委会”的宣教组吧，现在高校的事由他们分管。我们只好又去找“省革委会”的宣教组。
宣教组的一位姓朱的副组长是专门负责处理全省高校事务的，他是我们湖南大学红卫兵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还兼任我们学校“校造反派联合委员会”(那时简称“联委”)主任，这位朱副组长态度还算好，他对我说：陳XX我知道你的情况，以前你们是根据中宣部和高校部共同发出的内部文件进行处理的，现在上面对你们的问题又没有新的文件和指示，原文件又不知道现在还算不算数，所以我们宣教组也无法处理你们的问题，你们最好能去高教部和中宣部问一下，看看它们能不能作出什么处理或指示，如果有指示下来，我们一定照办，他说的都是实情，我们知道找他们也没有用，只剩下到北京高教部、中宣部上访这一路条了。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开一张去北京上访的证明？他说：这个证明我不能给你们开，因为上面有指示矛盾不能上交，要就地解決(因那时去北京上访的人太多)，但我可以给湖南大学“联委”负责人打个电话，请他们帮你们开一张去北京的证明，证明上不写“上访”两个字，写个别的事由，免得你们半路上被拦回来。
我们回来后一商量，去北京上访确是唯一的办法，但长沙到北京的往返火东票硬坐每人都要将近50块钱，是我们两个多月的生活费，实在有点不堪重负。此时长沙铁道学院的“反动学生”张鑫说：他有办法，他们学校有一种集体用的往返公用免票，坐火车只要填上起点站、终点站和人数之后，再盖上一个行车专用章就可以免费坐火车，隨便你要去哪里都行。我们都说：你去搞几张公用集体免票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张鑫说：我和我们学校“联委”的几个人比较熟，经常到联委办公室去聊天，公用免票就放在他们办公桌的抽屉里，上班时锁都不锁，哪天我趁他们不注意时撕几张下来，他们也不会发觉，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这段时间我们就住在宿舍等张鑫的消息。由于我们既不参加“运动”，又不要上课，又没有书可看，我们和师范学院的几个同学住在在一起也就只好用下象棋、打朴克牌来消磨时间。
12月25号天气阴沉沉的，天上还飘着一点细小的雪花，刚吃过早饭，我正在看两位同学下象棋，我忽然看到窗外有人远远地在向我招手，我仔细一看是张鑫在向我招手，我心里疑惑，他有什么事？怎么不进来？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即湧上了我的心头，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不便让其他同学知道的事，要和我单独说。我立即装作要去厕所方便，走到外面，张鑫和我来到宿舍旁的一个僻静处，我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说他昨天拿了一张他们学校开的证明，用褪色精褪掉了上面的字，改写成一张刻行车专用章的证明，到蔡锷路一家图章店去刻行车专用章，被图章店的员工扭送到府后街派出所，在那里他被搜身，派出所搜去了他的假证明、学生证、钱、粮票，派出所工作人员从学生证发放的日期看出他64年就毕业了，派出所的人问他学生证已作废，为何还在使用？为什么用假证明去私刻公章？张鑫起先不肯如实回答，接着就招来一顿暴打，他经受不住，居然承认自己是“反动学生”刚从农场回来，刻行车专用章是为了不花钱坐火车回南昌老家去探望年迈的父母(幸好他没有说是去北京上访)，接着派出所的王所长就往张鑫的学校打电话，这时已快到下午5点了。正在这时派出所一下子拥进来七八个人扭送了一个窃贼到派出所报案，张鑫趁人多王所长不注意时偷偷跑出了派出所，一路狂奔，坐上公交车回到学校，第二天一早就乘公交车趕到我们学校找我商量怎么办？我说你平时那么聪明，怎么做出这么愚不可及的蠢事？你事前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难道你没有看到每个图章店都贴有的军管会的布告，要凭军管会开具的证明才能刻公章吗？你还承认你是“反动学生”，你这不是把我们都牵连进去了吗？现在捅出这么大的漏子才来找我，早怎么不找我？他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埋怨也没有用，你看怎么办吧？我说：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把事情缩小，只说是自己思想没改造好，贪图小利，想免费坐火车回老家探望已三年多未见过的父母，绝不可涉及到去北京上访；绝不可牵涉到其他“反动学生”，否则我们二十多个“反动学生”都要被你牵连进去。
他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人冒充长沙铁道学院“联委”的人到府后街派出所去以了解、处理我伪造证明私刻公章一事为由，把我被扣在那里的假证明、学生证、钱和粮票都“骗”回来，由我们学校“联委”保卫组来接管我伪造证明和私刻公章一事，这件事就可以掩盖过去。昨晚我从派出所溜回学校之后，“联委”并没有人来找过我，这表明也许王所长打电话时，“联委”接电话的人还没有把这件事听清楚，电话就被那七八个抓着窃贼涌进派出所的人打断了，所以我想这个办法如果能成功，就不会对大家造成任何不利影响。此时我早已看出张鑫在来找我之前，就已打定了这个主意，而且是想要我去实施这一计划。我故意问他：你打算要哪个去帮你干这件事呢？他说：我想过了，这二十多个人里面除了你，还有哪个敢去做这件事？我当时想：王所长昨天已打了电话把事情告诉了他们学校的“联委”，“联委”已经知道张鑫伪造证明和刻公章的事，我再要去冒充他们学校“联委”的代表去派出所处理这件事，把张鑫被扣留在派出所的证件、物品“骗”回来，使这件事从此湮灭，不仅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一旦事情败露，将把问题闹得更大更严重，愈发不可收拾。我对张鑫说：不是我不敢冒这个险，实在是成功的希望几乎没有，只会把事情闹大、闹严重，还会波及大家，后果不堪设想。他说：学校可能还没有弄清楚详细情况，否则“联委”保卫组昨天晚上就已经把我抓去了。
我想他说得也有点道理，我又想以张鑫昨天在派出所的表现，如果让他一个人单独面对这件事，他是扛不住的，搞不好会把我们如何谋划从农场“逃”回学校、如何策划搞公用免票去北京上访这些事都招出来，这样我们二十多个“反动学生”都会被牵连，被抓进去，在那个年代普通百姓伪造证件、私刻公章都要被判刑，更何况我们这些有“前科”的“反动学生”，我们很容易因这件事而被当局说成是由一伙二十多个死不悔改的“反动学生”组成的反革命组织的反革命活动。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罪名将面临什么样的刑罚，我又想到，这二十多个“反动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在我的鼓动、策划之下从农场“潜逃”回学校的，他们若因张鑫造成的这件事无辜被牵连而被抓去坐牢判刑，我觉得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时我已下决心，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有责任作出努力使他们(包括我本人在内)免遭牵连。于是我对张鑫说：这件事你如果可以肯定你们学校“联委”还没有弄清楚详细情况，那就还有希望，我愿意冒这个险去派出所帮你把被扣的证件、物品弄回来，使这件事情从此湮灭；如果你们学校已经知道了详细情况，那你就只能由你把事情往自己一个人头上揽，看看能不能不牵连到其他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张鑫说：“联委”很可能还不知道详细情况，因为昨天王所长电话还没有打完，就冲进来七八个人抓了一个窃贼来报案，把王所长的电话打断了，我趁乱跑出来的时候已快到下午5点，这时“联委”的人多半已经下班了，王所长处理完窃贼的事以后，如果再打“联委”的电话可能已经没有人接了，另外昨晚“联委”保卫组又没有人来找我，也表明他们很可能还没有弄清楚详细情况。我说：我需要的是肯定，而不是什么“多半”、“很可能”这种模棱两可的答案。张鑫说：我怎么能肯定“联委”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呢？我说：我有办法，我们必须尽快到你们学院“联委”办公室去。接着我和他又走路又坐公交车前往他们学校去，一路上我要张鑫把他们学校有哪几个造反派、头头叫什么名字，校长、党委书记叫什么名字、“联委”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等他们学校有关情况尽可能详尽地告诉，我一一记在心里，以免到时候人家一问三不知露出马脚。
到了他们学院后，我对张鑫说：你要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到“联委”办公室去，你先什么也不要说，他们一定会先问你，从他们的问话你就可以确定，他们是不是知道详细情况，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我在办公楼外面等你，如果半个小时后不见你出来，我就会马上离开，这就意味着“联委”已知道详情，你已经被他们控制起来了，那以后的事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张鑫进去后大约一刻钟的样子，就从“联委”办公室出来了，我一看他面露喜色，我就知道这件事可能还有挽回的希望。他一见到我就说：真的像你预料的那样，我刚一进去“联委”的人就问我：张鑫，究竟是怎么回事？昨天府后街派出所王所长打电话来，说你伪造证明。我立即对他们说：上次你们开给我的那张买棉絮的证明，我拿到中山路百货公司去买棉絮，被他们说成是假的，把我弄到派出所去，把那张证明也没收了。他们说：原来是个误会啊！那张证明明明是我们开给你的，怎么会是假的？这不是他妈的瞎胡闹吗？这表明昨天王所长的电话刚打了一半就被那七八个抓窃贼的人打断了，以后又没有再打，或是再打也没有人接了。
我听了后说：这件事看来还有挽回的希望，我必须立即赶在王所长今天再次跟你们学校“联委”打电话之前，赶到府后街派出所去，现在9点刚过，可能还来得及(因为那时各机关单位上班都不正常，上午大多要到9点多10点才有人上班，11点左右就又下班了)，我和张鑫立即坐公交急急忙忙往府后街派出所赶，正好有一趟公交从他们学院出发要经过蔡锷路，在蔡锷路站下车到府后街派出所就不远了。
我们下公交车后，我要张鑫在公交车站附近等我，我立即往府后街派出所赶，我到派出所一看，大门已经打开，时间是10点，里面已有人在上班，除了两三个穿中山装的之外，还有两三个个穿军装的(那时的派出所也实行了军管)，我一进门就有人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我找王所长，此时一个穿中山装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站起来说：我就是，我说：我是长沙铁道学院“联委”的王治国，来了解一下我院“反动学生”张鑫伪造证明的事。王所长说：那好，那好！昨天电话里还没有讲清楚，就被一件突发事件打断了，今天我正准备忙完手里的一点事就跟你们打电话，想不到你们就来了，看来你们学院“联委”阶级斗争观念很强，对这件事很重视嘛！这么早就派人过来了。我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请你详细说明一下情况。他说：昨天下午三点多钟，你们学院的“反动学生”张鑫，拿着一张假证明到蔡锷路一家刻字店去刻公章，被革命警惕性很高的刻字店员工识破，把张鑫扭送到我们派出所来了，现在刻公章必须要有军管会开的证明才能刻，张鑫拿了一张普通证明就想去刻公章，人家当然知道他这是想私刻公章，所以把他抓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一看连他那张刻公章的普通证明都是假的。说着王所长打开抽屉拿出那张证明打开电灯往灯光下一照，对我说：你看纸上那一横行一横行比较亮的地方就是用褪色精把原来的字褪去了的地方，现在上面的字是后来写上去的，王所长接着有点自鸣得意地对我说：他这点小把戏还能骗过我们这些干了将近二十年的老公安？我们还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本早已过期了的学生证，审问之下，他才承认自己不是在校学生而是1964年就毕业了的“反动学生”，所以持有的学生证是早就过了期的。我们问他为什么要伪造证明去私刻行车专用章，他说是想用自己搞到的公用免票不花钱坐火车回南昌探望父母，不知道真是这样，还是有其他反革命用途，你们学校要仔细调查清楚。后来有七八个革命群众扭送了一个窃贼送到派出所，张鑫便趁人多混乱时我们不注意，溜掉了，不过他身上没有证件、没有钱又没有粮票，估计他跑不远，多半是溜回你们学校了。
此时王所长把他们扣留的张鑫的假证明、学生证、钱、粮票都装在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对我说：你既然来了，就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学校去，以后这个案子就移交给你们学校“联委“”去处理(因为张鑫所在的长沙铁道学院不在该派出所的辖区之内)。
正当我心中暗喜，想不到事情竟这么顺利时，王所长突然问我：你带证明来没有？我心里一惊，心想这下坏了，由于来得匆忙，虽然在路上什么细节几乎都想到了，却把一个普通常识忘掉了，那就是：当时无论外出办什么事，都必须带单位开的证明或介绍信。我此时连忙镇定下来，对王所长说：我今天不是专门来处理“反动学生”张鑫伪造证明这件事的，今天我父亲病重(其实我父亲早三年多就已去世了)，我是专门回家探望父亲的，因为我家就住在蔡锷路附近，临走时“联委”负责人对我说：昨天府后街派出所王所长打电话来说什么我们学院的“反动学生”张鑫伪造证明，还没有讲清楚电话就断了，你今天回家抽空到府后街派出所去了解一下究竟是回什么事，回来再到“联委”汇报一下情况。由于不是专门派我来处理这件事，所以我就没有带证明来，我今天回去向“联委”汇报后，再让“联委”明天派人带证明来专门处理这件事。我的回答似乎也合情合理没有什么漏洞，然而老公安王所长出于职业的敏感似乎察觉到什么，觉得有必要核实一下我的身份，我正打算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王所长对我说：你既然来了，就不要急着走，我跟你们学院“联委”打个电话，他们如果同意由你来处理这件事，没带证明也不要紧，你打个收条把张鑫的东西领回去，这个案子就交由你们学院“联委”去办理。接着他不由我分说，便对我说：把你们“联委”办公室的电话告诉我。此时我心想这一打电话事情马上就会露馅，后果就不堪设想，我已经瞄好了逃跑的路线，准备一旦电话打通我立即夺门而逃。我不露声色把我事先已从张鑫那里打听到了的他们学院“联委”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其实王所长昨天刚跟“联委”打过电话，电话号码他应该知道，不知是他懒得去查找；还是想看看我知不知道，以判断我是不是“联委”的人)，王所长在那里拨打电话，我心里紧张得要命，不断暗暗祈祷希望“联委”办公室没有人接电话、或是占线打不进去，我一边准备随时逃跑，一边装着轻松的样子在那里等待，大约等了两三分钟，王所长放下电话：说打不通。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这关系我和其他二十多位“反动学生”未来命运两三分钟；这对我来说无比漫长的两三分钟，终于等来了我反复祈祷的结果，我生怕他等一下又把电话打通了，我连忙说：王所长：时间不早了，我要赶回去看我父亲，我今天回学院后，把情况向“联委”反映，请他们明天派人带证明专门来处理这件事，你看怎么样？他说：那也好。我告辞时还与军代表打了个招呼，接着我怀着如释重负的轻快心情立刻离开了这个让我又惊喜又胆顫心惊的派出所。
我在公交站附近找到了正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的张鑫，我对他说今天由于我的疏忽大意差一点就坏了大事，怎么就忘记了准备一张证明呢？我把在派出所的经过给张鑫说了一遍，他说：看来今天运气还不错，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说今天这事虽没有办成，但还是在王所长准备向你们学院“联委”再打电话之前赶到了派出所，打消了王所长再向你们学院“联委”打电话的念头，另外还爭取到一天的时间，现在我们已成离弦之箭，已没有回头的可能了，干脆一又做二不休，我们利用今天下午的时间再准备一张“联委”假证明，明天我再到派出所去把你的证件、物品领出来，让派出所和王所长以为案件已移交给你们学院的“联委”了，而你们学院“联委”也认为事情就像你所讲的那样是一场把他们开的真证明当成了假证明的误会，这件事就会从此湮灭。
接着我问他：你身上还有没有一张保存得较好的“联委”开的证明？他说：还有一张回家探亲的证明，开好之后还没有用过，现在夾在我宿舍的一个语录本里。我说：现在我们分头行动，你起紧去你的宿舍把那张证明拿来，我去买点东西，然后我们到财贸学院的“反动字生”任霭堂家里会合(任霭堂家住在长沙城南的二府坪，他家是单门独户，没有外人干扰)。
我们分手后，我找到坡子街口对面黄兴路上长沙最大的一家化工原料公司的门市部，买了一小瓶高锰酸钾、一小瓶草酸。
我赶到任家时，等了不久，张鑫也来了，我要任霭堂找了一间有书桌的房间，要他不要让他母亲和他的弟妹们到这间房里来，因为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张鑫拿出了那张探亲的证明，我一看那张证明保存得很好和新的一样，我说：太好啦！张鑫说：要不要再去买一瓶褪色精来？我说：褪色精骗得过王所长他们吗？我要任霭堂找来两个大一点的搪瓷洗脸盆，打来一桶清水，我往一个脸盆里倒入一些高锰酸钾，另一个倒入一些草酸，然后倒入半脸盆清水把脸盆里面的两种试剂都分别溶化之后，先把那张探亲证明摊开平平整整全部浸入到装高锰酸钾溶液的脸盆之中，此时纸上的字先由兰黑色变成深铁锈色，接着变成浅铁锈色，但字迹尚未完全消失。接着我用一根竹筷从高锰酸钾溶液下面穿到这张证明纸的下面，把这张纸挑起来(这样才不会把纸弄破)，稍微沥干一下纸上的高锰酸钾溶液，再把整张纸一起放到盛有草酸溶液的脸盆中，不一会儿那张证明纸上，除了那个红色的“联委”的印章之外，所有原来写在上面的字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我用筷子挑起这张纸，放到盛有清水的臉盆里漂洗几遍，以洗掉纸上残留的草酸，因为残留有草酸的纸写字时会浸。然后用筷子挑起这张纸平平整整地摊到几层吸水性较强的毛边纸上，上面再盖上几层毛边纸，用手掌压，以吸干处理后的证明纸上的多余水份，再把这张半干的证明纸摊平放在几张毛边纸上，上面再覆盖一张毛边纸，用一只搪瓷把缸装上开水在面反复移动，利用把缸内开水的温度使毛边纸下面的证明纸迅速干燥。再把干燥后的证明纸正面朝上，用一个小园玻璃瓶在证明纸的表面来回磨擦，把证明纸的表面抛光(因为处理后的证明纸两面都失去了光泽)，这样一张完全可以乱真的、“全新”的“空白”证明纸就诞生了。
然后我故意用另外一种笔迹在这张盖有长沙铁道学院“联委”大印的空白证明纸上写上：府后街派出所：兹有我联委战士王治国，前来贵所处理我院反动学生张鑫伪造证明，私刻公章一事，请贵所大力支持配合，是荷。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那时证明上常用的套话)，下面的落款是长沙铁道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日期是1967年12月26日。写好后，我把这张假证明递给张鑫，我说：我这张假证明比你那张假证明如何？他把我做的那张假证明拿到电灯下一照，整张纸完全一样，看不出一点处理过的痕迹，他说：你几年理科的书真没有白唸，这张证明就跟刚开出的新证明一模一样，看不出一点破绽。
做完这一切，已临近晚餐时间。我对张鑫说：你还是回你们学校，明天上午你先到你们学院“联委”办公室去走一走，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因为王所长已向我介绍了事情的详细经过，他对我的身份还没有产生什么疑问，我估计我离开派出所后，王所长不大可能再往你们学院“联委”打电话，但对王所长这种老奸巨滑的老公安，还是小心为妙，无论有无新的情况你都要在明天上午10点赶到蔡锷路公交站与我会合，我们再决定如何行动。
12月26日上午10点左右我到了到蔡锷路公交站，张鑫已先到了那里，他说：他来之前去了“联委”办公室，办公室的人什么也没有说，看来昨天我离开派出所后，王所长尚未对我产生疑心，所以没有再往他们学院打电话。我心里很高兴，觉得我们往成功的方向又迈近了一大步。
鉴于昨天的经验，为防止王所长再往学院打电话核实我的身份，我决定我必须赶在他们学院“联委”办公室已没有人接电话，而王所长他们尚未下班这个时间段，赶到府后街派出所去办完这件事。我等到11点左右要张鑫在公交站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点拨打他们学院“联委”办公室的电话，结果那边有人接，张鑫立即把电话挂掉了，又过了15分钟他又拨打这个电话，结果那边已无人接听，此时我觉得时机已经到了，我立即往解放路派出所出发，走前我交待张鑫15分钟后再到另一个公用电话点往你们学院“联委”办公室打电话，没有人接就最好，如果万一有人接你必须找借口缠住对方，尽可能长地使“联委”办公室的电话处于占线状态，以防止我去时，王所长再往“联委”办公室打电话时，被偶然回到“联委”办公室的人接听。
大约十五分钟后，我就到了府后街派出所，王所长他们还没有下班，我对王所长说：昨天我回去把详细情况向“联委”汇报后，今天“联委”负责人对我说：你昨天去过一趟，情况比较熟，今天就派你去处理这件事吧！说着我拿出我造的那张假证明交给王所长说：这是我的证明，王所长接过证明仔细看了看，又习惯性地往灯光下照了照说，你看你这张证明与张鑫那假证明相差好大，张鑫那种假证明怎么骗得过我们这些在公安战线上搞了将近二十年的老公安。我心里想：你得什么意？我这不就骗过了你们这些老公安吗？接着王所长从抽屉里拿出那只装着张鑫假证明、学生证、钱和粮票的牛皮纸袋放在桌子上，要我写了一个收条，我用正常笔迹写了一个收条，他好像很随意地把我那张证明放在我写的那张收条旁，目光快速地对比了那两张纸上的笔迹，“证实”了那张证明不是我写的。
此时他把隔壁房间的军代表找来，指着我对军代表说：这是长沙铁道学院“联委”派来处理张鑫用假证明私刻公章一案的王治国同志，这是他的证明，你看现在就把材料移交给王治国同志，以后这个案子就由他们学校“联委”去调查处理，怎么样？军代表说：他们学校应该比我们更了解张鑫的情况，那就由他们去处理吧！王所长把那个牛皮纸袋交给我，对我说：你回去以后向“联委”汇报，要求严肃调查“反动学生”张鑫伪造证明和刻公章一事，我看事情没有张鑫说的那么简单，恐怕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省一张探亲的来回火车票，是不是后面还掩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一定要调查清楚。我说：我回去后一定把你们的意见如实向“联委”转达，我们一定会把事情调查清楚，挖出隐藏在他后面的真实目的，对他作出严肃处理。说着我拿起那个牛皮纸袋和王所长、军代表握了握手，我对他们说：今后我们在调查张鑫这个案件时，如果有些情况不清楚，可能还要来麻烦你们，还希望你们能大力支持。他们二人连声说：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于是我向他们二人挥了挥手，就走出了派出所，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就这样化解了。
我走到公交站找到张鑫，把那个牛皮纸袋交给他，对他说：你的东西都在里面。他笑着说：我就知道这事只有你才能办成，我对他说：这件事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才办成，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运气好。你想想如果24号你出事那天下午，王所长打给你们学院“联委”的电话，没有被突然湧进派出所的那七八个抓窃贼的人打断，你们学校听清了王所长所介绍的情况，那这件事就早已无法挽回了，现在你和我们恐怕都已被“捞”进去了；另外25号上午王所长打给你们学院“联委”的电话如果打通了，那么后果会更加不堪设想；还有25号上午你在“联委”办公室趁他们还没有搞清情况，成功地把假证明的事转移到买棉絮这件事情之上，使“联委”产生了“这是一场误会”的印象，使他们误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打电话去府后街派出所了解情况，致使你们的“联委”始终不知道真相，也确保了这件事的成功。所以这件事的成功，还是印证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老话。
由于我们这二十几位“反动学生”之间以前基本上没都没有什么交往，彼此之间也就没有较深的了解，再加上看到几位喝酒抽烟意志消沉的“反动学生”和临逃离农场时，出现三位“滑头”临时变卦的情况，使我意识到，在这二十几位反动学生之中思想、人品与我一样的人并不多，为安全计，我告诫张鑫和任霭堂，此事切不可对其他“反动学生”讲，以防止其中有人为个人私利向当局举报危害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