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 继晚清时期的前新文化运动,继辛亥革命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后，新文化遭之窒息，处于潜在状态；直到70年代末，才勃生新一轮的新文化运动。1989年春夏之交，终于爆发一场波澜壮阔的抨击极权统治的新文化运动。以下的文字，便是对89“六四”那场感天动地的以民主为主旋律的新文化运动的回顾。
1978——当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开局
1976年9月，毛泽东离世，中国的前途扑朔迷离。
1976年10月，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加上毛是5人帮），人们弹冠相庆，举国欢腾。
毛的去世与“四人帮”的覆灭，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
1977年11月，胡耀邦主持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开局，1978至1982年，上千万冤案获得平反昭雪。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律摘帽（仅农村就有440多万地富分子被摘去帽子），摆脱贱民身份。为55万余名右派分子改正，另为31.5万中右分子落实政策。为文革中一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平反（其中一部分人已被处决）。为300万余名干部恢复名誉。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存款，退还没收房产，补发被减扣的高薪。为40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为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等重大案件平反昭雪……（备忘：《1978，铭心刻骨的记忆》）这是中共建国以来对一系列重大错误第一次认真的自我纠错，它洗刷中共（多半是毛泽东）的重重罪孽，使上千万受难者回归公民社会，重见天日，为民族和解和重塑社稷江山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这才是中国人民一次真正的解放。这需要何等巨大的道德勇气！这是贤德的胡耀邦为中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故事也是发生在1978年。那年12月的一天，这个村的18家农户将生产队的土地分田到户，包产单干。他们在契约上按上血手印，生产队长做好了坐牢的准备。毛泽东时期，搞农业合作化，搞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又搞公社化、大跃进，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除1959—1962年三年全国范围的大饥荒，直到70年代末的30几年的岁月里，几亿农民一直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有鉴于此，党内不少领导人提出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意见，但为毛泽东所反对，指责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小岗村农民为了要吃饱饭，自行分田单干，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这是为了争得生存的权利呀！此事为中央知道后，邓小平说，不禁止，也不宣传。小岗村的事传开后，包产到户之风很快吹遍全国。至80年代初，以农户为单位的农田承包责任制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制度，几亿中国农民从此告别饥饿、半饥饿状态，走向较为富裕的生活。这才是中国农民的一次解放！
1978年5月，在胡耀邦推动下，《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国即爆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它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拉开了新一轮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它冲击了对马列毛主义教条的迷信，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等于真理（毛泽东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一说），更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列毛一系列的言论与论断是是是非，是真是伪，都要置于实践的审判台上进行重新检验，作出新的结论。这是一次思想解放，也是一次思想革新运动。它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三轮新文化运动由潜在状态（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只有“反右”之前的极其短暂的鸣放运动中迸发出贬针极权统治的言论），转变为春雷阵阵、春潮滚滚的象征性事件（但在两年后，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使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又转入潜在、半潜在状态）。这是胡耀邦又一丰功伟绩。
如果说，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社会关系的翻天覆地，农田包产到户是农业经营方式的翻天覆地，那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翻天覆地。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不再搞“政治运动”了，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全会之前，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但这个讲话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提出要解放思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说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党包办干预一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另一方面，高度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邓小平为解放思想和之后改革开放所设定的底线，不能突破的框架。
因此，仅仅过了三个月，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就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对思想解放紧急刹车。这个讲话的背景是什么呢？1979年1月，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规模颇大，党内的老同志和知名的理论工作者大都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中思想解放，异见突起，对中共建国以来存在的若干重大问题和毛泽东的重大错误，敞开思想，各抒己见。邓小平一看，任其发展，不是否定毛泽东、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了吗？于是挺身而出，作了这个讲话。但是，思想解放的潮流，并不因为邓小平作了这个讲话而被打入四项基本原则的笼子。这是整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并最终被扼杀、被腰斩的原因。
看来，1978，若干战略性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年，或以这一年为开端。
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朵浪花：对党国体制的一次学理性挑战
笔者想简述亲身经历的一起学术事件。
1978年，国家恢复了中断12年之久的研究生招生。笔者应考，被北京大学录取。届时已近不惑之年了。
1981年6月进行了论文答辩。论文的题目是《论无产阶级的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答辩在6月30日公开举行。除5位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临阵督察。
论文认为，虽然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统治（专政）的概念，但无论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实施无产阶级统治，都是共产党实行统治的。这可以理解为，是共产党代替无产阶级进行统治，是无产阶级直接行使管理国家、掌握国家权力的准备阶段，或过渡阶段，而不是共产党永久地统治国家的政权模式。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合乎逻辑的是，应当由无产阶级的间接统治（共产党统治）过渡到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
论文还论述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异化”的事实，这是无产阶级的间接统治必须过渡到直接统治的重要理由。
论文指出，和苏联相比较，我国和苏联在异化方面的表现基本相同——“在加强党和国家集权方面，在国家机关官僚化方面，在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的丧失方面，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的全面控制和官僚特权享受方面，都走着与苏联相同的道路，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必然大体相同。”论文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所有异化现象中，党的异化有着决定作用”。“而党的异化，是党的上层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的全面控制的必然结果。”
答辩委员会在对论文的表决中，4票反对，1票赞成。投赞成票的是周抗，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当时全国已开展“反自由化”运动，论文遭之否定，事属当然。
该年下半年，高教部召开研究生工作会议。南京大学将我的论文答辩一事在会上作了汇报，望听取部里的指示。会议主持人说，不要再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相混淆了。主持人此言为我松了绑，我因此有了第二次论文答辩的机会，并被分配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两年之后的1983年，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举行纪念大会。周扬在大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报告，谈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普遍好评，却遭到胡乔木的严厉批评，认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不久，便掀起了批判周扬的高潮。在高压下周扬违心地做了检查，承认犯了严重错误，但竟成为他终生最大的遗憾！从此倒在了病床上，一蹶不起，抱恨去世。这就是一位党内文艺理论泰斗，为伸张正义和良知的悲惨结局。
今天再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觉得当年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了异化现象，目的是要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应该出现异化的。异化的概念，据王若水的界定：“异化就是异己化。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脱离了自己，变成了异己的、敌对的东西，这就是异化。”社会主义理应是自由、民主、平等、富裕的文明社会，现在出现了奴役、专制、特权、贫穷（或贫富两极化）的现象，社会主义异化了。但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怎样的社会呢？我们仅举《共产党宣言》为例，就可以知道：一是暴力。暴力夺取政权，而暴力夺取的政权必定要以暴力加以维护之。二是专政。专政就是否定民主，而专政的实行者不可能是由整个阶级来实施的，只能是共产党的专政。共产党一党专政是天经地义的。三是灭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实行公有制，即官僚所有制：官僚们垄断资源，垄断经营，垄断分配。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规定中可知，不是以后的社会主义出现了异化，而是社会主义注定就是这样的——专制，奴役，特权，贫穷（或贫富两极）。这是马克思所设定的社会主义付诸实践后的必然结果。共产党拼命保卫的，不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
新文化运动与反自由化的双重变奏
人们的思想一旦从长期禁锢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是很难再回到思想专制的窠臼里去的了。尽管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尽管他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波澜，尽管他一再声明，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时代最强音却已是“让思想冲破牢笼！”正如目前的中国，有什么“七不讲”、“十不准”等规定，言论自由的一切空间皆被扼杀，但人们所普遍期盼的是“何时宪政大开张！”
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旋律的变奏。一种是专制极权主义，一种是自由民主主义。前者有国家机器为后盾，充斥一切媒体和言论空间，铺天盖地。后者依道义和人心为支撑，涓涓不绝地流淌于人们的心田。
1988年5月16日，方励之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时说：“在政治方面，邓小平所做的事表现他不需要真正的改革。比如魏京生事件，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系列事件已经表示了他的观点。”6月13日，方励之在北京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共的独占体制，唯有变革所有制为“私有制”，方是根本方法。应当说，方励之指出了中国改革的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改变中共一党专政；二是改变公有制一统天下。9月1日，方励之认为，除共产党外，大陆需加入反对党，以发挥相互制衡的作用，这是一个趋势，一个世界潮流。9月6日，方励之在香港《时报》发文说：“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长期目标是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近期的目标是实现必要的人权，争取言论、思想、新闻等自由”。还说，“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实践，都得到错误的结论”；“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键问题。”（《惊心动魄的56天》，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第5页）
1988年11月5日，在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办的“传统与现代”报告会上，张显扬、包遵信、温元凯等人说，不仅在科技上，而且在政治上、文化上也要学习西方，“全盘西化也是可以的”，“目前应大力争取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
1988年12月7日，在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大型讨论会上，金观涛说，20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以“党龄最大”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她说,“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一种封建社会（应是‘皇权社会’——笔者注），他的头子必然是皇帝。”
苏绍智和严家其在1989年《中国青年》1、2月号发表文章。苏绍智说：“在中国发展民主与科学的艰难道路上，封建专制主义（应是‘皇权专制主义’）始终是头号大敌。这个旧制度、旧社会、旧道德的‘幽灵’时常在现实中徘徊游荡，并且不断用改头换面的形式影响于我们的社会。” 严家其说:“20世纪的中国,帝制的阴魂不散,谁取得权力,不仅大权独揽,而且要像皇帝那样终身任职”。还说：“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应是‘帝王文化’）至今仍严重地束缚着中国人”,“人们仍受到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与教条的束缚”。
1989年4月，北大、清华、中国人大、北京师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五所高校，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倾向于多党制的近50.2% ；21.8%的人否定社会主义；12.3%的人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
4月15日7时许，胡耀邦逝世。下午，北京等地高校出现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标语口号。16日起，北京、上海等地高校举行游行。16日，北京大学出现《猛回头》的大字报，提出“我们主张：实行普选，实行议会民主制度，修改宪法，严格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中央民族学院出现指责“垂帘听政”的大字报。复旦大学出现一幅标语，称：“四项原则是祸国之源，民主自由是兴邦之本”。
4月18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游行至天安门。北大历史系88届学生王丹在广场纪念碑前演讲，提出9条要求，其中有：正确评价胡耀邦；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公布国家领导人收入；允许新闻自由、民间办报、反对以言定罪。至晚9时，广场聚集学生和群众达5万余人。与此同时，南开大学贴出《新五四纲领》的大字报。内容有：改革人大选举制度：将民盟壮大为第二大党，成为有足够抗衡力的政党；李鹏不才、保守，应辞职，以谢天下；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对官倒的整顿公开化；特赦政治犯；将共产党在各大学的领导降级为派驻监督，使大学成为独立自主、学术自由的文化科学圣地；取消必修的政治思想课等。
4月21日，北大出现有陈鼓应等143名教授、学者签名的致全国人大的《教师紧急呼吁》：北大、中国人民大学等校贴出由包遵信、苏晓康等47名作家、学者签名的致党中央等部门的《公开信》。《呼吁书》与《公开信》支持学生提出的积极的、建设性要求，不许对学生施加暴力。
4月2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北京40多所高校的2万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收听追悼大会实况。
4月23日，北京21所高校成立“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成为学运的指挥中心。
4月24日，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38所高校约6万学生罢课。一些学生在校内聚会、游行，呼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等的口号。26日，北京43所高校约6万余名学生继续罢课。北京外语学院一张大字报称：“我们这次斗争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继续，要把这场运动进行到底！”
邓小平的逻辑：学生对民主的诉求就是“动乱”
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晚上，中央广播台和电视台播出《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错误定性，激起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的愤慨！促使学运升温、升级。
4月27日，北京38所高校的3万多名师生上街游行。至天安门，高自联发表声明，学生的要求不是动乱。呼喊“民主万岁！”“爱国无罪！”“反腐败、反特权！”“要求对话”等口号。中央戏剧学院署名“民主斗士”的大字报指出：《人民日报》4·26社论是“给人民带来动乱的真正祸根”。还说：中共统治大陆40年中，“包括像文革这样中共也称之为浩劫的动乱，哪一次不是共产党的内乱造成的？” “共产党不乱，中国何以乱？！”此言一针见血，字字千钧。
5月4日，“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北京一些高校师生约2万人上街游行，至天安门广场“高自联”宣读《五四宣言》，称“这次学运是‘五四’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学生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史无前例、及其成功的。”这一天，全国30个城市有130所高校约9万名学生和教师上街游行。
下午，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及亚行高级官员时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赵紫阳与邓小平对这次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的认识分歧，就此告白于天下。赵紫阳是总书记，邓小平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是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国，重大问题的决策枪杆子说了算。这就是导致这次学运与赵紫阳悲剧结局的根源。
学生要求为民主运动正名，收起“动乱”一说；学生还要求与政府领导人对话，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可政府置之不理，从而使学潮升级。从5月13日至19日，北京高校形成约3000名学生的“绝食团”，在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前绝食请愿。学生们的这一举动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同情，北京发生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声援游行。4月17日至5月19日，全国有近80个城市、500余所高校153万人次上街游行。
5月9日，首都新闻界约200名新闻工作者向全国记协提交了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进行一次对话的联名信，有30多家新闻单位的1013名记者和编辑签了名。
5月14日，戴晴、于浩成、李泽厚、刘再复等12人，向绝食学生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中央负责人发表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学生自治组织是经民主程序产生的合法组，政府应当予以承认；反对以任何借口、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学生采取暴力。戴晴在演讲中说，“从4月15日到现在，你们取得了1987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取得的胜利。”“如果没有你们，全国人民就不会看到现在的中国人民会这么成熟，对民主的要求是这么迫切，这是你们取得的第一个成就。”15日中午，戴晴等12人的《紧急呼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5月15日下午，严家其、包遵信等人，打着“中国知识界”的大字横幅，带领首都200多个单位4万名知识分子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对绝食学生表示声援和敬意。还表示：我们4万知识分子在你们的鼓舞和感召下也站起来了！为了中国的自由，全中国的民主化，我们同你们战斗在一起！
此时，全国范围形成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热潮，一致要求政府宣布学生运动是一次正义的、爱国的、民主的和平请愿，绝不是动乱。正如北京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在演讲中所说，“学生的请愿和十年动乱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多数人认为，面对险恶形势，绝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仍坚持退让。还提出，向学生承认，4月26日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经他（当时赵紫阳在朝鲜）批准的，由他承担责任。结果遭常委多数同志的拒绝。政治局常委中，一人（赵）与6人的分歧，表明学生们与全国民众对民主的热情丝毫没有打动党的上层，即没有打动邓小平，他们对中国的民主，哪怕是推进半步也是绝不允许的。
5月17日，事态继续扩大。首都大中小学教师，新闻、出版、科技、公交、财贸、市政、企业、医疗及国家机关等许多部门，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计几十万人之多，上街游行，声援学生。还有外地赴京高校学生计1万余人。中午，民盟主席费孝通、民主建国会主席孙起孟、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九三学社主席周培源致函赵紫阳：“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另外，团中央、全国青联、学联和妇联等机关，也向中央发出同样的呼吁。
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开会。会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对此，赵紫阳说他无法执行，提出辞职。遭批评后赵撤回辞职请求。
5月20日，李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实施。党和政府与人民的矛盾由此进一步激化。
5月23日，戒严令的发布，激起首都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各种自治组织突起，除“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还出现“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组织，他们呼吁：撤销戒严令；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罢免李鹏国务院总理职务；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还有要求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并出现“打倒独裁”、“打到邓小平”的口号。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刊出57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议程包括罢免李鹏总理的新闻报道。
5月30日，高达7米的“民主之神”塑像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安装完毕。神像揭幕时，高自联宣读了《民主之神宣言》：“久违了，民主之神。70年前，我们的前辈曾呼唤过你的名字。为了你，难道我们还要等70年吗？民主之神，一切专制压迫下人民的渴望。民主之神，是广场大学生和亿万人民的向往。民主之神，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民主之神，是1989年中国民主潮的灵魂。今天你庄严地站在广场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民主运动的大崛起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6月3日凌晨，在首都郊区待命的戒严部队奉命向城区开进。部队强行开进过程中，不时开枪示警，击毙了“暴徒”与一些群众。6月4日，1时前后部队先后进入天安门广场；5时半，清场任务完成。晚上，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发表广播讲话，说在党中央果断决策下，戒严部队和首都公安干警、武警“一举粉碎了这场反革命暴乱”。历时51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惊心动魄的民主运动以血腥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六四”事件后，新华社前记者李普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样的事，慈禧太后不敢干的，袁世凯不敢干的，段祺瑞不敢干的，蒋介石不敢干的，甚至毛泽东也不敢干的，邓小平干了！
关于平息暴乱中死伤情况一直是众所关注的。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6月6日的记者会上说，“经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解放军官兵受伤5000多人；地方共伤2000多人。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300人。据国家教委6月9日不完全统计，在平息暴乱中，北京高校死亡人数为：学生36人，教职工6人，共42人。
而北京“高自联”宣布，中共这次对学运的镇压中，北京市民、学生死难4000人，受伤万余。“美国之音”与西方其他媒体报导，在平息暴乱过程中“最少死了2万人”。
30多年了，“六四”事件一直是个森严的禁区，无论国际和国内一些人士或组织，都无从对这一事件进行客观的调查，以示真相，说明内中深藏奥秘。但历史总会揭示真相，人们等待着这一天。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中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邓还说：“四个坚持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以上资料均引自《惊心动魄的56天》，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大地出版社，1988年8月）
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腰斩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政权如何操作呢？那就是，枪杆子说了算。为什么邓小平说“动乱”就是“动乱”？为什么邓小平说是“反革命暴乱”就是“反革命暴乱”？因为邓有枪杆子（中央军委主席）。一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却可以指挥中央政治局与政治局常委，可以指挥全党全国，这是不是太荒唐了？！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其实，“枪杆子说了算”是比四项基本原则更高的元规则。“枪杆子说了算”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法规，而是黑社会中（那里称“暴力强者说了算”）的一个规则。那么，一个堂堂的共产党为什么要从黑社会那里捡得一条并不显眼的规则当作法宝了呢？因为，如果共产党同你讲理，讲法，讲仁义，讲人心所向，那么什么事也干不成了。比如，如果我不说学运是“动乱”，我怎么能动用军队进城取缔学运、实施戒严呢？比如，如果我接受学生对话的要求，我怎么回答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呢？可见，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社会，首先得废除“枪杆子说了算”这条元规则。
从广场上每天千遍万遍地呼喊的口号中，邓小平难道不知道，这是一场以民主为旗帜的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学生运动？正如5月27日《首都各界联席会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中说的，“这次学运和民运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场人民民主运动。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在过去、现在、将来都将是一场独立不依、根本不以执政党内部斗争为转移的人民民主运动。”
问题在于，“民主”，在邓小平看来就是“动乱”。因为邓小平是专制主义者，而且是一位痴迷的现代专制主义者。什么是现代专制主义呢？就是“三垄断”加“三现代”。“三垄断”：垄断国家权力，垄断社会经济，垄断思想文化。“三现代”：现代武器，现代交通，现在通讯。以“三现代”武装起来的进行“三垄断”统治的专制国家，即称现代专制主义。就此，唐宗宋祖明清这些古代皇权专制是无从与现代专制比肩的。1989那场民主运动曾摇撼过这个现代专制的庞然大物，可见这场运动的伟大与不朽！正因为此，它在邓小平的眼里就是一场动乱，是一场威胁党天下的动乱。
邓小平有一点说对了。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1989民主风潮所以爆发：第一，毛泽东27年的极权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无数沉痛的灾难。毛泽东一死，人们自然渴望自由民主的新时期的来临。第二，胡耀邦主持大规模平反毛统治时期积累的上千万冤案错案以及撬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人们从长期专制主义的镣铐中解放出来，这才是中国人民一次真正的解放的大事件。胡耀邦开创的新局面，激起了人们无限的热情和美好的向往。第三，随着长期封闭的国门的打开，西方文化的新鲜空气也随之涌入国门，人们长期形成的僵化的观念和思想意识由此被一一刷新。西风（西方文化）开始压倒到了东风（苏俄的马列文化）。在此形势下，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体制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人们于是发出这样那样的质疑，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极权主义的卫道士虽极力防范，规定种种戒律（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采取一些反击措施（如反对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但人们还是不断地往前走，走向自由民主的新天地。这种涌动着自由民主的潮流，开始是分散的，或隐或显地流淌着，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机，它终于喷薄爆发了。这个特殊的时机，就是充满着仁爱精神、竭力推动中国走向一个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一个在中共内部难得出现的开明贤德的领袖人物——胡耀邦的不幸去世。人们深切地悼念他，因为他代表人民，代表中国的未来。人们悼念他，也是对他被非法罢黜的一种抗议！人们在沉痛的悼念中，一场波澜壮阔的民主风暴爆发了！爆发了！！不可遏制地爆发了！！这场民主风暴，人们等待得己是很久很久了！
十分遗憾、万分痛惜，这场民主运动最终还是被镇压了，被腰斩了！中国人又被投入极权体制的牢笼。中国的民主现代化进程至少停顿、倒退了半个世纪（从89“六四”至今，已有32年了）。
89民运被血腥镇压打入地牢后，整个中国窒息了，休克了。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谈话，中国才慢慢复苏。邓将政改封上铁门，企图通过市场经济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此之后，经济确实有了发展；但这种市场经济是权力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政府驾驭的市场经济，是官商勾结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既缺乏自由，又缺乏公平，因此，整个中国出现了“腐败大爆炸，财富大集中，贫富大分化。”简称“三大”。这是后毛极权统治结出的恶果。毛泽东立国，排斥西化，全盘苏化，走上一条歧路，造成“破坏无数，死亡无数，冤案无数”的严重后果。这还可以说是“走俄国人的路”选择的错误。之后，邓小平带路给中国造成“三大”的恶果，完全是邓的创新作品，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和邓的极权统治，形式和后果有差别，但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极，反这些普世价值文化是共同的。
如果我们对这场民主运动加以检讨，运动本身存在什么缺点呢？我们可以引北京大学中文系冯钟芸等8名教授、副教授5月28日给党委的信来给出一个答案。信中说：
“一个多月的事实，清楚地表明，采用罢课、游行和绝食等手段，能充分表现群情激愤和希望的殷切，但不能切切实实地解决具体问题，并且容易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旷日持久，于事无补。”“从长远考虑，当机立断，一面复课，一面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多种渠道、多重层次，与党和政府各级领导人进行对话，谋求问题的妥善解决。”
如果学生们能听取冯钟芸等教授的意见，或自己有这种认识，这场学运恐怕会是另一种结局。
对于邓小平来说，从他1978年复出伊始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继之就启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7年以非程序方式逼迫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下台；到1989年“六四”，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场中国史上空前的民主运动实施暴力镇压，同时又罢黜因反对镇压学生运动的赵紫阳总书记。这一切，对邓小平来说是必然的，是符合他非人道的个性的，符合他极权统治思想体系的。
邓小平临死前，他的一位助手问他，你认为你一生做的哪件事最重要？一般人恐怕都以为邓小平会说，他推动了中国经济开放这件事。殊不知邓小平却说不，邓小平说：“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当（中共）领导层决定经济开放时，我自始至终顶住了那种要求同时也政治开放，实行多党民主的诱惑。”
这就是邓小平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顶住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挡住了中国走向民主化，保住了中共的极权统治。
据说此言是邓小平女儿告诉一位中国学者的。我们无法确认邓小平临死前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但这句话确实很符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政中的一系列言行，六四镇压事件更不用说了。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政的十多年中，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改革”，一件是“反改革”。看来，“反改革”的这件事造成的消极后果，要远远大于“改革”这件事的积极后果。邓小平罢黜胡耀邦、赵紫阳两位锐意改革的总书记，又指定江泽民、胡锦涛两位总书记。江、胡这两位总书记只能得过且过，在改革上无所作为，当好共产党专政这个维持会的会长就不错了。到了x00主政，情况有变，他要有所作为，于是专制独裁的雾霾又笼罩天下，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终身制死灰复燃，……偌大中国只有一个人的声音，连国务院总理都失去了话语权，一般国人乃至知名人士更罔谈言论自由了。中国又退回到了毛泽东个人极权的时代。请大家想一想，这种局面的出现，难道不是邓小平为之铺设的吗？如果当年邓小平支持胡、赵的改革方向，打通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通道，今天的中国会陷入令人窒息的泥潭吗？
2021年12月28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