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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二十年，也许有的记忆会模糊，有的会遗忘，有的不提也罢，有的思觉失调…，然而这二十年对我们来说，是刻骨铭心，每一次回忆，那血淋淋的场景都历历在目，禁不住心的巨痛。

父亲金尧如弱冠之年投入抗日的洪流，他与同代知识分子一样，愤於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贪污腐败，加入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共代表民主、自由、公平的理想，能带领国家走向先进、文明、富强。我手头有一张四十年代中共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论的目录：《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 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民主的才是合法的》、《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读一读这些标题，可想而之，为什么当时它能吸引那么多有识之士向心？

那一夜，六月三日的夜晚到六月四日的凌晨，我们看到什么？黑夜里坦克隆隆，枪弹呼啸，人群四散，有的人倒下了，几个人扑前抢救，又有人倒下了…平板车飞奔，看得见上面躺卧着伤员。泪顺着脸颊汨汨地流，心碎了，剧痛。

若干年后，父亲在美国向王丹谈起这一幕，他仍心痛。他提到我曾问起他当年学运包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情形，军警是如何驱散学生，他说只是挥舞警棍，没想到数十年后的北京竟是如临大敌，军队的精锐尽出，彷彿一场鏖战，面对的是赤手空拳的平民和学生。

一九四六年年底，全国各地学运风起云涌，抗议美军强暴北大女生，“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父亲是上海学运的领袖人物之一，并因此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被迫放弃毕业论文，离开上海。“六??四”之后，先父有次跟我谈起对八九学运的看法，他说：“四一六社论之前，我认为学生是爱国的；四一六社论之后，我仍旧认为学生是爱国的，他们不过希望政府改进，提出反贪污、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在这一场学运中，难免有些偏差，我们当年搞学运，几十年后回过头看看，也有偏差的行为。难道这样就可以大开杀戒吗？北洋军阀政府向示威学生开枪，死了47人，100余人受伤，全国震怒，段祺瑞执政因之谢罪下台。此后国民政府不敢向示威学生动枪。学生是我们的下一代，如果子女犯错，顶多打一下屁股，哪能用刀砍？这是犯罪。”

基於这样的理念，1989年5月19日听到李鹏宣佈戒严令，父亲和《文滙报》员工是如何之激愤，为了表达这种心情，决意社论开天窗。社长李子诵伯伯与《文滙报》高层讨论时，有人提出“痛心疾首”四字，大家都称好，又顾虑新华社不易通过，再提出“夫复何言”方案，婉转一些，将两个方案都送新华社，由他们选择。人同此心，众所周知，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选了“痛心疾首”四字，社长许家屯也首肯。这四个字开天窗的社论，是《文滙报》员工上下合力，也包括当年新华社高层合力，才有这惊天动地之举。新华社内部整肃时，听说张社长痛哭流涕，自我批评语文水准不好，以为“痛心疾首”感情色彩不那么强烈，终於过关。这是后话。在那一刹那，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良知迸现的光辉，真，善，美。排天的浊浪卷来时惊惶失措，是人性的软弱。请记住圣彼得也曾三次不认耶苏基督，李子诵伯伯与我父亲背负起十字架，他们的步伐是那样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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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香港《文汇报》的社论

父亲那一代人历尽沧桑，渴望中国好起来，人民能过上平等、自由、富足的生活，是他终生的追求。六.四之后，他紧记书生报国的言责，“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受到不少压力。有人善意提醒他要小心，可能会用一些下流手段对付他，譬如教朋友出面请他喝酒，灌醉了，送上车船，在香港消失了。小妹闻讯，很担心父亲的安危，飞回来说服他去美国探亲旅行，带他去各处参观，了解美国的社会。父亲一生写了不少文章批评“美帝国主义”，这次旅行他不但看到这个国家对不同族裔的包容，也看到这个社会对民众的一视同仁、以及对老人提供的福利照顾，他才同意小妹的要求定居美国。后来他跟我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我追求的大同理想。没想到美国反接近这个理想境界，中国尚差得远。”最重要的一点，“书生报国无时地，风雨神州入梦来” （ 《去国有思》1991年9月19日写於洛杉矶 ），所以他才让小妹尽孝心。

父亲去了美国，想起六.四，心还是痛。在一个六.四祭日他写下一首词，上阙云：

今夕複何夕？望天门，沉沉惨雾，昏昏危阙。

虎斗龙争无寻处，剩有寒凝碧血。

闻大地低低呜咽。

休问人间竟何世，彼苍天，歼我良人烈。

天丧予，生民绝。

金虹

发表於2009年6月6日

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