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史 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十月底我从成都回到长沙，形势已很紧张，各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都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各单位的“革委会”的保卫部到处都在以“阶级敌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漏网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的名义大肆对无辜民众、干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小头头们进行抓捕。
每天半夜每当高音喇叭里突然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高吭歌声时，都会给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带来一种那令人毛发悚然的、灾难今晚是否会突然降临到我和我的家庭头上的恐怖感觉，这个歌声就是湖南大学革委会发出的抓捕各种阶级敌人的信号。被抓的各种“阶级敌人”纷纷被关进“牛棚”(那时各种“阶级敌人”被污名化为“牛鬼蛇神”，所以关押这些“牛鬼蛇神”的地方被民众戏称为“牛棚”)，被抓进“牛棚”的“牛鬼蛇神”们每天清早起来，便要被押到湖南大学东方红广场的毛泽东塑像前，“牛鬼蛇神”们胸前挂着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地主、富农”、“漏网右派”、“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等罪名的白底黑字的木牌，低头向“伟大领神毛主席”请罪。然后“牛鬼蛇神”们被押着一面依次轮流一面打锣、一面诉说自己的罪名；一面在湖南大学校园内游街示众。
其余时间“牛鬼蛇神”们不是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就是无休止地交待自己，并揭发他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人性未泯、良知尚存的朱凡校长，也因历史上曾被国民政府关押，后被其父找关系保释出獄，而被冠以“叛徒”的罪名关入“牛棚”。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对不知何时便会从天而降的灾难的恐惧笼罩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头上。
在这种环境之下，从西洞庭农场回来的“反动学生”们也人人自危，不知道哪一天革委会保卫组的成员们会不会突然想起要算“反动学生”们的旧帐，把我们也抓进“牛棚”。所以大家也都不敢再聚集在哪一个学校无忧无虑地打扑克、下象棋、打球、爬山了，都回到各自的学校，怀着不知哪天灾难突然会从天而降的恐惧，无奈地静等事态的变化。
不过还算幸运，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都没有一位“反动学生”被抓进“牛棚”。不知是“反动学生”们的人数太少(湖南全省只有三十来位，每所高校又只有几位)，早已被当局遗忘；还是不好再给我们加上什么新的罪名，因为按“历史反革命”吧！我们“反革命”的历史还不够久；按“现行反革命”吧！我们“反革命”的历史又太久了一点，也算不上“现行”。总之我们这些湖南的“反动学生”们不知是什么原因，终于侥幸逃过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一劫。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蛊惑红卫兵、造反派们，把阻碍其把他打下的江山，从“党天下”转化成“毛家天下”，即先通过江青最后交到毛远新手上的众多党政军老干们统统打倒，或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之后。也就是从1967年1月从上海开始的“夺权风暴”之后，全国各地各级重要的党政机关，都纷纷把权力从老干们手中夺到了“造反派”、“红卫兵”和被整得服服贴贴的、被认为是忠于毛的“革命干部”们的手中。1967年到1968年全国各地先后成立的，由“红卫兵”、“造反派”、“革命干部”组成的所谓“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即各级“革命委员会”。
隨着各级各部门“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已经完成了他们作为毛打倒各级老干的工具的历史任务。于是兔死狗烹的厄运，就落到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头上。
1968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主要就是针对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大大小小的头头们的，他们纷纷被以“现行反革命”、“打砸搶抄份子”、“杀人犯”……等罪名被抓捕、判刑或被处决。造反派们群龙无首，造反组织纷纷瓦解，造反派的普通成员又被当局以“促生产”的名义驱赶回到了各自的生产岗位。老干们这些“狡兔”一“死”，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大小头头们就是这样被毛“狗烹”掉了。
剩下的数以千万计的、又是有组织的红卫兵们，便成了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的心腹大患，因为在红卫兵、造反派揪斗老干们时，从中央文革小组为打倒老干们而有意透露给他们的中共内部资料和档案之中，看到了中共当局内部的腐败、勾心斗角以及对民众所犯下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促使了不少有逻辑思维能力的红卫兵们的覚醒。他们当中有的也开始对现行体制的正确性产生怀疑，有的已开始考虑中国的未来，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长沙一中的红卫兵杨曦光(他后来改名楊小凱，出国从事经济学研究，并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当时写了一本《中国向何处去？》的小册子，试图探讨中国今后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在红卫兵中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引起中共当局的震动，杨曦光因此被当局抓去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毛此时已经意识到：已经开始觉醒又有组织的数量厐大的红卫兵，对毛和中共的极权统治已构成严重威胁，必须予以解决。只有拆散他们的组织把他们分散开来，并让他们一天到晚都忙于糊口，使他们既不能聚集在一起，又没有时间精力去思考问题，这样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当局的严重威胁才可消除。
本来通过招工、招干、参军等方式也可以达到拆散红卫兵的组织，把他们分散开，并使他们忙于生计，没有时间精力思考问题的目的。然而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早已把国民经济搞到了濒临全面崩溃的地步，许多工厂企业都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机关和事业单位也大多已人滿为患，哪里还能容纳得下数以千万计的红兵们。
在这种状况之下，老奸巨猾的毛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鵰的办法，那就是利用他那被捧上了神壇的巨大威望，向红卫兵们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知识青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的“伟大”号召。并把这说成是“反修防修”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重大举措。
一千数百万红卫兵大多被迫、也有少数是自愿被分散下放到全国各地的农村，也有少数下到农场。红卫兵组织无形之中就被撤散了，红卫兵们下到农村后，一天到晚忙于自己的生计，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精力都被无休止的繁重体力劳动所剝夺。毛的这一招不仅消除了已经开始觉醒的、有组织的一千数百万红卫兵对以毛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的威胁，而且还大大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国家和中华民族，以及知青这一代人造成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其恶劣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场运动使那一代人在接受知识、教育，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最佳时期，失去了接受教育增长知识的机会，使中华民族在人才的新老交替上出现了一个长达一代人的断层，这严重阻碍了此后中国大陆文化、科技和经济事业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知青的前身红卫兵们，在人生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的阶段，接受的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冷酷无情、无法无天、崇尚暴力、迷信领袖权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些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这些思想行为和观念已经深入他们灵魂深处，并成为他们今后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将危害他们一辈子而使他们不能自拔。
由于他们下放农村之后，他们之中的绝大部份丧失了通过教育增加新的多元文化知识来构建自己新的、符合世界潮流的价值观念的机会。这使得他们的价值观至今仍定格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上，而不能与时并进地形成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形价值观，这样的人，他们处在多么高的地位就会给他人、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
令人遗憾的是在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后的今天(2018年)，对这场对中华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居然还有人为它唱赞歌，我想只有两种人会为它唱赞歌，一种是不明真相的人，一种是别有用心的人。
毛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最高指示发出后，中共当局立即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和动员党政军直到学校、街道组织的一切力量，从1968年底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于除了极少数由于年幼无知、头脑简单、受毛和中共当局的欺骗、蛊惑的是怀着将来要当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理想，自愿去农村劳动锻炼的之外，大多数知识青年都是被迫下放农村的。所以一时间车站、码头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前来送别的他们的父母亲人。不忍别离的哭泣声，和千言万语的叮咛声充满车站、码头，场面甚为凄切。每当车船啓动时，车站、码头上留下的便是主要来自从事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工作人员们的一片呼唤声，和知青父母亲友失声痛哭的声音。
与此同时，为了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和不安定因素，毛又发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飯”的最高指示。以驱赶城市里出身不好、没有固定职业的家庭全家男女老少一起下放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对于不愿下乡上山的知青和城市出身不好又无固定职业的城市家庭人员，中共当局则采取註销城镇户口、取消粮食供应的办法，迫使他们无法在城镇生活下去，不得不上山下乡，不得不“不在城里吃闲飯”到乡下当知青、当农民。
据统计在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先后有一千七百余万知青被下放农村，有一千四百余万出身不好和无正式职业的城市人口拖儿带女地被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思想，他们在农村的境遇比知青们更为悲惨。
由于在毛关于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的最高指高中有：“……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样一句话。初中、高中毕业的子女多的是，但是要送到农村去的“大学毕业的子女”却不好找，此时自周小舟被罢官后，就一向以极左著称的湖南省和当时的省革委会就打起我们这批早就应补发毕业证，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三十来名“反动学生”的主意，湖南省革委会发出一个文件，指示各高校将各校的“反动学生”与知识青年一起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家在农村的可回老家务农，家不在农村的可投亲靠友或隨同学校所在居委会上山下乡知青或城市居民一起下放农村。
省革委会对湖南“反动学生”的处理文件下到各高校后，各高校立即通知了各校的“反动学生”，并决定从1969年2月份起，全省高校停发“反动学生”的生活费。我校“反动学生”中只有我和王迪棠是家不在农村，在农村又无亲友可投靠的，其余的几位有的是家在农村、有的在农村有亲友可投靠。
我原所在西洞庭农场二分场一队的职工听说我要下放农村，都希望我回该队务农，队上的范支书和老潘一起写了一个同意接收我去该队务农的证明，我拿到学校，学校说普通国营农场没有分配接受知青任务的不能接受知青前去落户。
湖南冶金学院的孫治国，他老家在湖南新田县城，也无亲友可投靠，因从农场回校后，我和他交往较多，彼此意趣相投，我和他决定下放到同一个地方，以便彼此有所照应。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找到学校所在的岳麓区革委会专管知青和城镇人口下放的“知青办”，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已接到省革委会的文件，你们的下放事宜由他们经办，并告知：沅江、华容、湘阴等县是岳麓区知青和城镇居民的下放地区，这三个县可任意选择，由于对血吸虫病的恐惧；又由于老家位于汨罗县范家园的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反动学生”李德风的介绍说：湖阴县的东乡与他的老家范家园相邻，都属丘陵区，没有血吸虫病，出产大米、红薯、茶叶，生活条件还不错。我想湘阴与长沙相邻，我到长沙的弟弟那里去比较方便，所以我和孫治国决定去湘阴东乡，并要求分到同一个生产队，知青办也同意了。接着湖南治金学院的龚玮、李永孝、曹楚材、张奠磐；湖南师范学院的袁立强也要求下放到湘阴县东乡；湖南财贸学院的任霭堂、王湘平随附近中学的知青们一道下放到了湘西的靖县；中南矿冶学院的王熙仁、王槐毓、张仲良、许业武选择了华容县，他们学校的卢楚薌选择了回广东新会农村老家，熊声祥选择了回广西桂林市郊甲山的农村老家务农，任国汉选择了回山东莘县老家务农；我校的王迪棠隨他的两个妹妹的学校知青一起下放到了沅江。只有长沙铁道学院的张鑫、梁白濒不知是何故，他们二人一直拖到我们下放到农村三、四个月之后，他们才被他们学校下放到湘西芷江县，在此期间他们还到我和孫治国下放的生产队来玩过。其他“反动学生”都分别回到各自在农村的老家了。
就在我们即将被下放农村时，我在农场的生产组长老潘专门从常德到长沙来看望我，因为他怕我下放农村后，再难有見面的机会，当时尽管我的经济状况很紧张，还要留点钱以备刚下放后没有收入时的需要，但我还是尽自已的一切力量招待他，我带他去吃德园的包子、楊裕兴的面、黄春和的米粉(这都是长沙久负盛名又花钱不多的小吃)；带他去拜访1960年精减下放城市人口时下放到二分场一队的长沙鼓风机厂和正圆机械厂的职工，这些职工“文革”期间又“造反”回到了工厂他们是冯正扬、刘底新、宋配凡、彭XX、蒋世忠等人，他们都还客气，纷纷留我们在他们的食堂就餐。老潘在长沙玩了三四天就回西洞庭农场去了。
老潘走后不久，我们便得到岳麓区“知青办”的通知，要我们整理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作好随时出发的准备。那几天孫治国也打整好了行李物品搬到我们宿舍来了。1969年2月6日接到“知青办”的通知：2月7日早上7点出发，有车前来我们宿舍拉人拉行李，我和孫治国连忙到饮食店买了一些第二天路上吃的包子、馒头之类的食品，并准备了一壼水。7日一早5点半起来匆匆吃了两三个包子、馒头，连忙把被子垫被枕头打包，到七点便听到宿舍外有汽车鸣喇叭，我们拿着行李刚走出宿舍大门，便见两名解放军战士迎上来帮我们拿行李，并问我们的姓名，与他们的名单对上了号，我们人和行李都上了这辆解放牌军用卡车。
出发后，来到荣湾镇一所破旧房子前装上一家五口和他们的全部家具行李衣物，户主姓刘四十多岁，他的太太四十来岁，还有他们的三个儿子，老大，十七八岁、老二，十四五岁，老三，只有十来岁，老刘原在长沙拉板车，不知是出身不好；还是有历史问题，他们一家被当作“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对象被遣送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靠劳动自己养活自己。
接上老刘一家后，军车开到出发地集中，在出发地我们被告知：我和孫治国被分到湘阴县东乡的石塘公社兰岭大队第五生产队，而老刘一家被分到兰岭六队，因两队相邻，所以我们被安排在一辆车上。
等所有拉下放人员的军车都到齐(这次一共有四五十辆军车拉下放人员)，大约在上午九点钟左右，军车就往各自的目的地出发。我们乘坐的军车经汽车轮渡渡过湘江后，出长沙北门上107国道，一路北上到汨罗市的新市镇左转向西，经汨罗县城，沿湘(阴)汨(罗)公路一直抵达位于公路边上的石塘公社兰岭大队的大队部。
此时兰岭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周佑清已率领大队干部和五队、六队的队干部迎候在公路边上，我们的车一到，周书记便对我们表示欢迎，此时兰岭五队的队长兰浩阳便领了几名社员前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们被安排住在生产队貯存粮食、堆放农具的队屋侧边的一间大约八九平方米大小的杂屋里，屋内已为我们安放了一个床，还在靠门口处为我们打了一个小柴灶，还有一只破旧不堪的小方桌，这间小杂屋位于一个黄土坡上，杂屋东南侧有一小片茂密的小杉树林、杂屋后面的山上是生产队的晒谷坪、杂屋的东南方下面是一户叫兰炳件的人家。由于我们刚去，锅盆碗筷都没有，所以头一天的午饭和晚饭，就在我们下面的兰炳件家吃，由生产队补助他家一点粮食和几角钱的生活费。
第二天一早早餐后，我和孫治国就在生产队我们的安置费中支了一点钱(我们“享受”知青同样的待遇每人有安置费240元、每人半立方米供建造房屋的木材指标)，借了一担箩筐前往湘阴县城去购置生活用品，由于大队部前面的那条公路就一直通往县城，兰岭到县城只有20华里路，我们在县城买了一套锅盆碗筷、食盐酱醋等用品又用粮票买了几斤黄豆、绿豆，准备回去生豆芽做菜吃，因为考虑到一时还不能种出蔬菜，所以还买了一点海带、鹹菜。
回来后，又从安置费中支钱到粮站买了一担稻谷(按规定下放人员由国家供应半年的粮食指标，购粮的钱从安置费中支付)，到大队的打米机去打成米，如果不要米糠就不收打米费。从第三天起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飯，并参加生产队出工。
由于那时属农闲季节、又快要过春节了，生产队决定用水车把我们小山下面的那口不大的荷塘车干，我们也参加了车水，车干后，抓到了几十斤大大小小的鱼，和从淤泥中挖出的一百多斤莲藕，我们二人算作一户，分得了一斤半左右的鱼和两三斤莲藕。我们趁新鲜，把鱼煮鱼汤吃掉了，而社员们都把分得的鱼醃起来，留作年夜饭时，当作象征“年年有余(鱼)”的主菜放在桌子正中央。
由于我和孫治国在农业生产上已在西洞庭农场“久经考验”，所以从事农业生产，我们不需要适应和学习期，这让当地社员们颇感意外和惊讶，他们无法想象：这两位城里下放来的大学生怎么什么农活都会干。
因为我们的档案仍保存在学校，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转到公社或湘阴县，所以当地生产队、大队、公社甚至湘阴县都还不知道我们是“反动学生”的底细。而每当人们问起：你们大学生怎么也下放？的问题时，我们便会回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说过：“要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吗？我们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才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通常社员们都能接受这种解释。
在春季开始种植夏季蔬菜之前，我们成功生出绿豆芽、黄豆芽，再加上购买的醃菜和社员们送来的白菜萝卜，我们渡过了刚到生产队那段缺菜的艰难日子。
到3月下旬天气渐暖，我便请假去了一趟长沙，从兰岭去长沙须走25里路到白水(又叫越江车站)火车站，然后再乘一元钱的火车经一小时四十分钟才能到达长沙，我在长沙把下放后的情况告诉了正仁，到铁道学院会到了尚未下放的张鑫、梁白濒。又到太平街的蔬菜种籽公司买了辣椒、甕菜、苋菜、黄瓜、茄子、四季豆、豆角、苦瓜、丝瓜、菜瓜、南瓜、冬瓜和花生等种子。此外我还专门到五一路新华书店去买了一本关于各种蔬菜种植的书。
回到生产队后，到3月下旬天气已开始暖和时，我们先把拌好草木灰的泥土放在竹箢箕里，按季节先后播上蔬菜种子，阴雨天气温底时就放在房里，天晴就拿到外面晒太阳，用这种办法来催芽育菜苗，等菜苗长到两三寸高后，再选择天气晴朗的日子移栽到生产队分给我们的菜土里去。
这样我们种的菜不仅比当地社员播种得早，生长得也比他们好。到5月上旬我们种的甕菜、苋菜、黄瓜、菜瓜等蔬菜也就相继登上了我们的餐桌，蔬菜问题到此也就完全解决了。再到后来茄子、辣椒、四季豆、豆角、丝瓜、苦瓜……的相继收获，我们自己吃不完，除了晒一些辣椒、豆角之类的蔬菜醃上盐，做成醃菜放在买来的罎子里，以备冬季蔬菜稀少时食用之外，其余的都送给队上相处较好人家。
我们的蔬菜种得好，除了得益于那本指导种植各种蔬菜的书，和在长沙购回的蔬菜良种之外，还得益于孫治国，他小时候在新田老家曾跟隨父母种过蔬菜，他掌握有一些蔬菜种植的技术和知识。而当地的社员可能是历来比较贫困，只求吃饱肚子，又因循保守，不太容易接受新技术、新品种。
他们种植的蔬菜不仅品种少：夏季只有黄瓜、豆角、丝瓜、甕菜、苋菜、冬南瓜；冬季只有萝卜、白菜等少数几种；而且品质也很差：黄瓜、豆角都只能长到二十多厘米长就变老了、萝卜也只长到拳头大小、辣椒也长得很小、苦瓜丝瓜都只能长到二十厘米左右。这都是长期使用同一品种，又不注意选种留种，导致品种退化造成的。而我们种出来的黄瓜又嫩又脆又长、豆角也是又细又长，黄瓜、豆角都能长到四五十厘米长，苦瓜、丝瓜都能长到三四十厘米长，辣椒也可长到十几厘米长。因为我们每年都选结得最早、最长的豆角、黄瓜、丝瓜、苦瓜、辣椒留下做种，所以我们种的蔬菜品质一年比一年好，此外我们在农村期间，还时常趁到长沙的机会，到太平街蔬菜种子公司寻找引进新的蔬菜良种，这也是我们在乡下蔬菜种得好的一个原因。
很奇怪我们种的蔬菜品种好、质量好，可是这里的社员却几乎没有人想到要从我们这里引进这些品质优良的蔬菜品种，他们仍然年复一年地种植他们祖上流传下来的、早已退化了的劣质蔬菜品种。
不过他们的大人、小孩中的许多人却时常顺手牵羊、或有意从我们的菜地摘走我们辛苦种植出来的黄瓜、丝瓜、菜瓜、豆角、辣椒……等蔬菜。特别是我们种的一小块花生，他们自己从来也不种，但当我们的花生刚开始开花落地，尽管花生里面还没有长出花生米，便不时被他们一蔸一蔸连跟拔起，看到没有子实就丢到地里，我和孫治国知道还不到这些花生结出饱满的籽实时，这些花生早就会被他们拔光。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在花生刚开始结实不久，就连忙提前把它们“收获”了，结果我们收获的是一堆空壳和为数不多的几颗干瘪的花生。
我和孫治国刚到这里不久，就觉得这个适合种植水果、花生之类作物的地区为何不种水果和花生？有点奇怪，我们起先还以为是习惯问题，所以我们才决定在这里种点花生，如果成功便可起示范作用。直到此时我们才知道了这个适合种植果木、适合种植花生的地方为何不种这些东西的原因就是怕别人偷盗。也就从此打消了在这里推广种植水果和花生之类作物的念头。
兰岭伍队地处湘东山地与洞庭湖平原之间的红土丘陵地带，全队大小一百四五十人，有水田一百四五十亩、旱土一百余亩、茶山二三十亩，原本森林密佈的山丘上，经过1958年大炼钢铁，和大办公社食堂后，森林已被破坏殆尽，到我们去的时候，社员们的柴火全靠稻草，和山上森林被砍伐殆尽之后，残留的、稀疏的以杂草为主的灌木林。以致每到五六月份之后，大部份人家的柴火都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一些人家连煮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只好靠半夜到山林较多的生产队去偷砍柴火(经常因此引起纠纷甚至打斗)，或是把家里的一些破旧不堪的旧家具劈作柴火。这让我和孫治国十分震惊，我们原来只知道以前农村里经常有粮食青黄不接的现象，然而在中共当局统治大陆近二十年之后，在农村不仅粮食青黄不接的现象有增无减，而且居然还出现了柴火“青黄不接”的怪现象。
这个队的田土面积比我在西洞庭农场二分场一队一个生产组的还要少得多，而这个队的人口却比西洞庭农场的一个组要多八九倍，所以西洞庭农场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都远远高于兰岭伍队。尽管我的身体经历了急性血吸虫引起的肝脓腫那场大劫难，但我的身体也很快便适应了兰岭伍队那样的劳动强度。这个队上的人把浸种、催芽、育秧、使用耕牛之类我们早已熟练掌握了的农业技术看得非常高深、神秘连碰都不让我们碰，我们也装作不会，他们只安排我们从事一些挑担子、翻氹肥、挖土之类的重体力劳动，他们以为这些事会把我们这两个城里来的大学生累得趴下来，不料我们轻易便可挑起一二百斤的担子，一天挖一亩多红薯土也不费力(这种土比较松软)，我们用耙头甩出去的氹肥又远又均匀……。从此这些人再也不敢小看我们；再也不指望我们会在农业生产上出洋相。
当他们不解地问我们怎么会干这些农活而且干得这么好时，我们告诉他们这是在中学、大学“学农”时的收获时，他们仍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的安置费，在购买了一些锅盆碗筷、锄头、耙头、扁担、箢箕、半年的粮食、蔬菜、醃菜，和扣除了生产队折价提供给我们的床铺桌椅，以及购买了每人半立方米木材之后，便已基本花光。从这时起，直到在这年秋收之前，这段时间的除了粮食、蔬菜之外的生活费用，基本上都是孫治国提供的，他有个哥哥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铁道系统中专毕业后，便分到铁道部的设计院工作，他经常与铁道兵部队一起在野外工地上从事勘察设计工作，所以也能享受铁道兵的待遇，每月不仅有五六十元工资，还有一些野外施工补贴，由于工作性质，他的粮食定量也比较高。而他们兄弟父母早亡，两人从小相依为命，兄弟情谊极深，所以他哥哥经常对我们提供金钱和粮票支持。而我由于“反革命集团”的事牵涉诸多亲友，为减少对他们带来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我与亲友们基本上已断绝了往来，所以经济上很少得到他们的支援，只有弟弟正仁往来较多，尽管他尽力为我提供经济上的支援，无奈他每月只有三十元余的工资，每月除生活费外还要寄10元给母亲作生活费，余下的也就所剩无几了。
我在农场时就觉得农场的农工们生活太苦了，一个农场职工平均每月只有二十五元左右的工资，他的老婆儿女(除读书的之外)做临时工，农忙农闲平均下来每月也就十二三元，再加上自留地里出产的蔬菜和养雞鸭(农场职工是不准养猪的)每月平均每户折合成钱也有六七元左右的收入，所以农场职工每户人家把所有的收入都算上，月收入约有45元左右，那时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农场职工平均一家人都有六口之多，平均一个人的月生活费只有七元五角左右，如果全在食堂吃饭顶多每月全部收入刚好勉强够交伙食费，其他穿衣、小孩上学、购买日用品就没有钱了，这在我看来，农场的职工家庭已经是穷得不能再穷了，再穷就没法活下去了。
然而到兰岭伍队后，我才发现与兰岭伍队社员的生活比起来，农场职工的生活简直可以称作是“天堂”。兰岭伍队的社员，当年每个劳动日的收入只有四角钱(以后还逐年下降，到七年后我离开那里时，每个劳动日已只有两角多钱的收入了)，一个强劳力按每年挣伍仟分工计，伍百个劳动日可收入100元，再加上自留地里的红薯、蔬菜、养猪、养鸡鸭等收入折合战钱平均每户每年大约150元左右，这样该队一个六口之家(该队平均每户大约有六口人左右)一年的全部收入在250元至300元之间，平均每户每月生活费只有20至25元左右，比农场职工每家每月的平均收入将近要少一半。
兰岭伍队的社员虽然能用红薯塞饱肚子，但一年之中只有“双搶”后的那两个月可以吃上白米饭，其余的十个月就只能吃红薯(只有不到10％的大米还不够供婴幼儿和老年人吃)、红薯干、红薯渣(红薯打碎洗去淀粉后仅含粗纤维的残渣)；每年每人仅能分到半斤左右的菜油，仅可供过年过节或是来了人客时炒菜使用，平日就只能吃“红锅菜”[註：1]；由于没有油又缺乏柴火，那里的社员，做菜的办法就是把洗净的蔬菜分别放在两个瓦罐里，加上一点盐，盖上瓦盖，再把这两个瓦罐放到灶膛的左右两侧，在灶膛中部燃烧稻草，煮灶上面锅里的红薯时，顺便也就把瓦罐内的蔬菜也煮熟了；尽管每户社员家里都养猪，但从来没有哪一户人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杀过一头猪供自己食用。他们用那里唯一不缺的红薯把从县城买回的猪仔养大之后，无一例外地送交附近的肉食水产站收购，收购得的钱也只有八九十元，顶多也就一百来元，都由于中共当局定下的牲猪收购价格太低，以致留下买猪仔的费用和养猪花费的红薯、米糠……等饲料费用之后也就乘不下几个钱了，养猪花费的人工还不算，家庭人多劳力少的送猪后得的钱往往还不够还欠生产队的超支款，人少、劳动力又多的，剩下的钱尚可以扯点布给自己或老人小孩做一件衣服以替换身上那已破得无法再穿的衣服，或是用送购牲猪得到的板油指标，在肉食水产站买一两斤猪板油，以使自己的白菜、萝卜里面有一点油腥味；他们所养鸡鸭和生的鸡鸭蛋也是送去收购，以換取购买火柴、煤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和子女的学杂费，极少供自己食用；兰岭伍队的失学儿童很多，大多数儿童连小学都上不起，能上到初中的也屈指可数。
而农场的职工们不仅平均收入要比兰岭五队的社员的要高一倍，而且全年都吃白米飯，粮食定量标准再加上工分奨励粮足够他们吃饱，他们每人每月有半斤菜油供应(最困难的1959至1961年每人每月也有三两菜油供应)，基本上不会吃红锅菜。棉花、黄豆收获后，分得的棉花杆、黄豆箕和自己在沟渠边砍伐的芦苇、野草可解决一家人一年的柴火需求。
通常他们都只有职工本人在食堂吃饭(职工们通常都是把自己从食堂打的饭菜和一家人在食堂蒸的飯一起拿回家，再加上自己家里炒的菜一起与家人共同食用)，以便在食堂打一家人用的热水、开水，其余人都在自己家里开伙食。一家人还分有几厘菜土，可解决一家人的蔬菜需求，他们每月的开支除用于饮食方面的开支：职工本人每月七八元伙食费和一家人购买粮食、油、盐的费用之外，尚略有节余可供小孩上学、购买生活必需品……等，还可偶尔打一两次牙祭，或是供家人扯布请裁缝师傅做一两身新衣，他们养的鸡鸭(数量都有限制，在两三只左右)和下的蛋也通常也不必送去收购，可供自己过年节、或来人客时享用。他们的儿童大多都可以上完初小，也有一些可上完高小，有点天份、家境又较好的也可上到初中，个别也有上高中的。
兰岭伍队的社员与西洞庭农的职工比较起来，西洞庭农场的职工家庭豈不是生活在天堂么？
然而兰岭伍队的社员的生活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还要算得上是中等水平。他们尽管以红薯、红薯丝、红薯渣为主食，必竟可以吃饱肚子；他们尽管衣着破旧，必竟尚可蔽体；他们的房屋尽管多为泥砖、茅草所盖，必竟尚可避风雨；他们家中虽陈设简陋，必竟祖上留下来的床铺、桌、椅、板凳、木柜这些必要的家具虽然破旧，还是多少有一些的；他们的饮食虽然粗劣、单调，必竟逢年过节尚可买点猪头肉(当时猪肉0.78元一斤，而猪头肉只要0.35元一斤)开开荤。以致兰岭伍队的社员的自我感觉良好居然到了令我和孫治国吃惊的地步。
有次队上的记工员兰水堂(唸过小学，在当地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了)很自豪地对我们说：“意阵子(当地土话，就是“现在”的意思)世界上还只好哒(“了”的意思)我哩(“们”的意思)中国；中国还只好哒我哩湖南；湖南还只好哒我哩湘阴；湘阴又只好哒意弄块子(“我们这个地方”的意思)，你们说是的啵(“是的不”的意思)？”他和我们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你们很幸运，能下放到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我和孫治国听到后都惊讶不已，我们当时刚到那里不久，对他又不了解，又不好扫他的兴，而这又不是一下子可以和他说得清的，也就只好附和道：那是的！那是的！他持这种看法除了他见识短浅之外，恐怕还要“归功”于中共当局长期通过报纸、广播和大小会议对他长期的洗脑。
兰岭伍队是兰姓人家聚族而居的地方，全队除了一户姓黎的地主以及我和孫治国系外姓人家之外，其余社员全都姓兰。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几百年前从江西万载移民到这里安家落户的，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到现在兰岭伍队、六队、七队的几乎全部以及四队的一部；还有邻近几个大队的部份社员都是兰姓家族的成员，也称得上是人丁兴旺了。
这个队的大部份社员对我们还不错，只是还有少数人对我们有排斥倾向，这是聚族而居的村落通常都会发生的现象，例如：曾有会计故意扣减我们的工分，也曾有个別队干部故意对我们进行刁难。这里的农民和全国各地的农民一样因循、保守、自私、愚昧无知。原本善良勤劳的本性，也因合作化和公社化导致的“吃大锅饭”而几乎已消失殆尽。
若拿这里人均耕地面积与西洞庭农场相比，这里本应劳动强度较低，每天劳作的时间也应较短，农闲休息的时间较多。然而合作化、公社化造成的“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出工磨洋工，导致这里的生产效率十分低下，社员们出一天工都记同样的工分，社员们毫无生产积极性可言，出一天工做不了多少事，大家出工时都撑着锄头把在那里聊天、抽“喇叭筒”(自己用小纸片卷上烟丝做成的香烟)，一心在那里等待队长发出的收工的哨声。这导致这么少的田土、这么多的人口，却要一年到头几乎天天都要出工，而且每天天刚亮就要起来出早工，干一两小时回来吃早飯(前后约一小时)，早餐后，出上午工，直至中午吃午飯(冬季前后约1.5小时；夏季约2小时)，下午出工一直要干到天黑才收工，社员们出工一天拖这么长时间无所谓，因为他们收工回去，便有家人煮好了飯在等他们。而我们收工后，还要临时去摘菜、洗菜、洗红薯、淘米做饭，待吃完晚饭，此时冬季已到晚上八点左右；夏季已到晚上九点多，等到洗漱(或洗完澡)后就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一年到头几乎很难有空闲时间来看看书或思考问题，这令我十分苦恼。所以我经常找生产队长“包工”，例如原本要三人一天车一垄梯田的水，我们找队长包下来，结果我和孫治国加把油，中途也不休息两人一个上午就把任务完成了；到春季采摘茶叶的季节，我又会把往大队茶厂送鲜茶叶的事包下来，我们生产队的妇女儿童上午、下午各可以采摘两百来斤鲜茶叶，我中午吃午饭时一担就把上午采摘的茶叶全部担到了茶厂，下午摘的在他们收工后，我也只需一担便全部担到茶厂去了，这样我便有了几乎一整天自由支配的时间。
碰到通情达理又富有同情心的人当队长，他能理解我们的难处，也经常把一些可以承包的亊包给我们干，这使我们能有较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然而有时也会遇到有排外倾向、又尖酸刻薄的人当队长，这种人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阴暗心理，他生怕方便了我们，常以包工是资本主义倾向为借口不让我们包工。
[註：1]：“红鍋菜”是指没有放油的菜，因炒菜时，把锅烧红后直接把洗净后的蔬菜倒入锅内翻炒，故没有放油的菜被称之为“红锅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