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通过这次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突破了中共一系列不成文的惯例全面掌控了中共最高权力。与此同时，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专家在反思十年前严重误判习近平的问题。推特中文用户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并发表了他们的不同意见。
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专家所谓的十年前严重误判习近平的问题，主要是指当时他们认为，中国在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之后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而进行政治改革则需要首先清除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其中包括宣扬政治高于一切，中共及其领袖权力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中国人的生命安危，高于中国人赖以维生的经济发展。
当时很多观察家和专家认为，2012年11月接掌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从而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的习近平应当是率领中国国人肃清毛泽东遗毒、领导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的一个改革者，因为他本人深受毛泽东统治之害，他的正规教育在小学阶段戛然而止；他的父亲习仲勋则被毛泽东以莫名其妙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打入黑牢，长期监禁，包括单独监禁，差点死在牢中；习仲勋在毛泽东死后复出，反复表示中共必须接受毛泽东打压不同意见独断专行的教训。
然而，随着习近平上台掌权，通过所谓的反腐败等方式集中权力，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而且习近平本人也毫不隐讳地宣示，他要使中国返回毛泽东时代、返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掌控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时代。为此，习近平再次公开地、大张旗鼓地祭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口号，“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党全国都要服从党的领袖，接受他习近平 “一锤定音、定于一尊” 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2日援引法新社：习近平启动第三任期 向毛泽东看齐
中国新近重新任命的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启动新任期立即访问了与该政权的创始人毛泽东密切相关的一个地方，引起关注。在六个都穿着配套的海军蓝风衣的共产党最高层新的领导班子成员簇拥下，69岁的总书记访问北方的延安，这里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圣地。分析人士说，这一选择预示着习近平未来五年的执政可能是什么样子。
法新社今天报道称，国际关注中国的习近平启动第三任期即向毛泽东致意。据印度班加罗尔塔克萨希拉研究所的汉学家马诺伊-科瓦拉马尼说：“访问延安是为了标明与毛泽东平行与没有批评意见。
习近平比毛泽东（1949-1976）以来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更加集中权力并将此权力个人化。而习近平在10月23日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中共领导人第三个任期。
代表中国权力核心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会现在只由他与他的盟友，共六个人组成。中国国家电视台CCTV对延安之行进行了16分钟的报道，其中聚焦毛泽东的画像。此行的亮点之一是参观了毛泽东的故居，以及1945年中国共产党举行的一次关键会议确认毛泽东为党主席的地方。而当时，共产党正面临一场血腥的内战。
汉学家比尔-毕晓普在他的中国通讯《中国主义》中说：习近平似乎发出的一个信号（……）是，他正在为困难时期和战斗做准备。
2012年，习近平曾带着他的新团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展览。2017年，共产党最高层曾参观过1921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那是在上海的一所学校里。
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政治学家宋文帝说，每次党代会后的第一次旅行都是为了 “回顾共产党的初衷”。据中国国家媒体称，习近平上周四保证，他的新常委将 “继承和发扬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
延安坐落在中国北部偏远的干旱山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圣地。这里是共产党在长征后撤退抵达的地方，长征是1934年至1935年为逃避内战期间的国民党军队而进行的一次艰苦的跋涉。只有少数幸存者逃到了延安。毛泽东和他的盟友，包括习近平的父亲，在准备他们的军事行动时，住在农民中间，住在窖洞里。自从共产党取得胜利以来，“延安”在党内被颂扬为抵御逆境能力的最佳范例。
据法新社说，延安也与毛泽东紧密相连。在一场被称为 “延安整风 ”的清洗运动中，包括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内的1万多人被杀害，目的是加强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
据中国国家电视台称，上星期四，习近平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全党统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取得了空前的凝聚力。
法新社说，这些声明与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在党内实行的严格纪律相呼应，习近平尤其是通过一场强大的反腐运动，使他能够将对手拒之门外。
据汉学家Alfred L. Chan认为，习近平将自己视为 “革命的继承人”。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高峰期，习近平，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习近平的父亲被当时的政权排斥，习近平被送到梁家河村。习近平睡在山洞里，据信被农村的严酷性震惊了。但习近平非但没有记恨，还经常把自己的这段人生经历作为一个佳话，希望把它作为共产党的榜样。
法新社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政治专家Alfred Wu说：习近平希望让中国回到正统的共产主义，回到毛泽东时代。
▲美国之音（VOA）11月2日报道：中文推特用户讨论如何判断彻底掌控大权的习近平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曾经坐过的空椅子。（2022年10月22日）
华盛顿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通过这次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西习近平突破了中共一系列不成文的惯例全面掌控了中共最高权力。与此同时，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专家在反思十年前严重误判习近平的问题。推特中文用户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并发表了他们的不同意见。
西方人的反思 中文用户的评论
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专家所谓的十年前严重误判习近平的问题，主要是指当时他们认为，中国在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之后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而进行政治改革则需要首先清除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其中包括宣扬政治高于一切，中共及其领袖权力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中国人的生命安危，高于中国人赖以维生的经济发展。
当时很多观察家和专家认为，2012年11月接掌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从而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的习近平应当是率领中国国人肃清毛泽东遗毒、领导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的一个改革者，因为他本人深受毛泽东统治之害，他的正规教育在小学阶段戛然而止；他的父亲习仲勋则被毛泽东以莫名其妙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打入黑牢，长期监禁，包括单独监禁，差点死在牢中；习仲勋在毛泽东死后复出，反复表示中共必须接受毛泽东打压不同意见独断专行的教训。
然而，随着习近平上台掌权，通过所谓的反腐败等方式集中权力，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而且习近平本人也毫不隐讳地宣示，他要使中国返回毛泽东时代、返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掌控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时代。为此，习近平再次公开地、大张旗鼓地祭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口号，“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党全国都要服从党的领袖，接受他习近平 “一锤定音、定于一尊” 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观察人士指出，与此同时，习近平坚持他的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缺乏科学依据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损失惨重，破产企业不计其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陷入赤字。
在习近平通过中共二十大打破一系列中共内部不成文的规则（其中包括最高层权力平衡、资历次序、年龄考量），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学者在反思他们十年前为什么会误判习近平，而推特上的中文用户对这种反思颇有意见和见解：
——“很多人误判了”，谁误判了？哪里有什么“很多人”，其实就一个相同的源泉，这个源泉并不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老外”，而利用起所谓的学者教授来谋取组织的影响力，误判就在此，“老外”该自己做点自己的研究，事情就会看到变化。
——西方不仅是对习误判，而是对中共和整个中国的误判。换汤不换药，中国跳不出一个王朝推翻替代另一个王朝的历史，谁掌权都一样，至少下50-100年都如此。
——大部分国外的专家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大部分国内的民众是懵懂无知，不明就里。真正看懂他的人不多（看懂的人不说话）。
——的确十年前对习近平抱过幻想，因为看他和家人在文革中受过冲击，他父亲支持改革开放。和大多数人一样希望习近平能把改革开放更上一层楼。结果他是一个卧薪尝胆心里变态的人，可能和他在文革时期被欺负有关。
——习是个弄权高手，而且善于隐忍、意志坚定、心狠手辣，他具备了一切登上皇位的条件，唯独缺了现代文明理念。
幻想不再 前瞻悲观
一位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下留言的中文用户贴出《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张照片，是该报专栏撰稿人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2013年1月6日，也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发自北京的一篇专栏文章，其标题是 “习近平是改革派”。该专栏文章的第一段写道：
“关于中国，我有如下预测：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重启经济改革，而且很可能在政治上进行一定的松绑。在他任期之内，毛泽东的遗体将被运出天安门广场，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将获得释放。”
后来，纪思道再发表文章明确承认自己在判断习近平的问题上错了，而且是大错。
但直到今天，中国国内外还有人认为或希望，在习近平掌握了绝对权力、清除了有可能阻止他行使绝对权力的人之后，他可能实行人们意想不到的的政治改革，在中国推行政治开放和民主。
然而，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网页上留言的中文用户当中，似乎没有人抱有这样的希望。大部分留言者都对掌控了绝对权力的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前途不看好：
——我全家人移民，始于（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当年的那批坏人（红卫兵）老了”，都至上而下进入了领导班子。他们所有的学识、价值观，都建立在那个错乱的时代，以此堆积起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所谓理想，被权力催化成了从语言到行为的文革模式，初心难忘！
——2007年他在南美的一次讲话，展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让我大吃一惊！这？是未来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绝对会开倒车！ 时至今日，果不其然。
——就算大饥荒再来一次 十年后也是一次伟大胜利。今天都能看见的结论 还需要问吗？
——这次二十大习近平大权独揽，已经很明显地表示：习近平就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者！
——我是极少数从来没有误判的人。从他搞“大大”那天起，我就一眼看透他，后来不断消号，就不敢骂了，我屈服了。
——将中国再次带入灾难深渊、并将给世界人民带来战乱的恶魔
在中文推特用户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下评论西方国家观察家、学者十年前误判习近平之际，德国总理肖尔茨正在准备访问北京，会晤刚刚获取绝对权力的习近平。有用户哀叹西方人对中国的判断被利益或自私自利所左右：
——（西方对习近平、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何止误判十年？看看德国！
——从（德国总理）肖尔茨的表现来看，西方还有很多人为了一点点私利而助纣为虐！
对习近平的奇特赞美
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众多用户发表对习近平和他治下的中国的批评性意见时，也有用户提出表示赞扬性的意见。还有用户提出显然是带有幻想的赞扬，以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批评：
——专家从来都是闭门造车，根据我阅人无数的经验，十年后习近平同志已经成功把中国带领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党在2023年1月被习近平同志故意整垮，中国资产阶级掌控政权，国名中国民主共和国。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不断地背弃职业操守，罔顾基本事实，肆意抹黑和妖魔化中国，一直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国威胁论”，导致国际上误读、误解和误判中国的声音层出不穷。
——十年前习上台之时，我们都误判了！没想到这十年习竟然能完成那么多实质利民的政策，精准扶贫，减税，医疗和教育改革，工商流程简化，保育环保，提倡中华传统文化，每一项都动了不少特权份子的蛋糕，肯定有人痛苦不满。要推行这些利民政策，没有强大的魄力，执行和管理能力，不得罪人怎么可能做到。
美国之音将陆续就国际和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的议题，欢迎各位发表意见。我们将把您的意见纳入我们的报道和讨论中。我们坚信，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维持有赖于政见的公开表达和充分说理。
▲美国之音（VOA）11月3日报道：市场经济派团灭，李、汪、胡为何破例出局？
华盛顿 —中共二十大闭幕的第二天，新华社刊发《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对引起外界高度质疑的政治局和常委组成做出解释。
文章披露，“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主动表示退下来。”文章警告，“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观察人士认为，这篇文章包含的信息量很大。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分析中共二十大的一篇报道中说，大会的两个“瞬间”坐实了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的“铁腕控制”。
报道说：“第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瞬间发生在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极不体面地拖离会场，第二个是新一届常委亮相。虽然此前很多人都预见习近平很可能会任用自己人，但很少会预料到常委清一色都是习家军。”
习李不同调 李克强汪洋与习近平不是一路人
按照中共高层过去实行了40多年的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共识，外界普遍预测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跟同样67岁的王沪宁一样，应该会继续留任常委。但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认为，如果让习近平不放心的李、汪留任，将给他自己留下一个很大的难题。
他说：“如果他要遵守这个规矩，李和汪就会继续留在常委班子里。无论把他们放在哪个位子上，都会让他感到难堪。”
习李不同调，这是自去年习近平推出“共同富裕”，加紧动态清零以来观察人士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人们从李克强召开十万人救经济大会、制定颁布国务院防疫“九不准”、以及北戴河会议后习和李南辕北辙的不同表述中都可以看到这个苗头。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对外界把李克强称为改革派有所保留，但他同意习李不同调的判断：“李克强可能对市场因素看得更重一点，习近平希望完全能够控制市场，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是有一些分歧的。”
被看作改革开放派的汪洋曾是邓小平路线的得力干将，他在广东省委书记任上曾喊出“杀出改革开放一条血路”的响亮口号。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虽然也不认同现在中共党内仍有改革派的说法，但他认为，李、汪二人与习近平显然不是一路人。
他说：“他们都是平民出身，没有所谓的红色基因，也没有什么很深的延续下来的传统背景，他们只能抓经济，通过改善民生来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过去几十年中国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李和汪对市场经济都比较容易接受，也是比较认同的，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平民能够更多地分享到一点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不是全部落入权贵集团的口袋里。”
改革开放已是旧日黄花 习近平逼迫李、汪退下？
蔡慎坤认为，现在改革开放已是旧日黄花，李、汪这样的人只能给习近平的新时代添堵。
他说：“比如之前有传言，李将出任人大委员长，汪将接任总理。这是两个重要的职务，如果继续留在他（习近平）不喜欢的人的手上，他要想修改一些法律规章，人大会不会全力配合，那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还有过去十年尽管他在国务院安插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掌控经济大权，他的执政理念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实施。”
揣测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永远是外界热衷的一个话题，继前一时期盛传“习下李上”之后，二十大新一届领导层刚刚公布，便又出现习近平发动“政变”清洗异己的说法。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李、汪、胡等人破例出局，虽属意外，但还不至于是习近平清洗的结果。
他说：“我想李克强和汪洋应该是主动退下的，不是被习近平清洗的。但是这种主动其实又是被动的，是被迫退下的。”
今年九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新版本的《推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新版规定取消了退休年龄限制和最高任职年限的限制，放宽了上和下，尤其是下的年龄标准。
胡平认为，这就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任意擢升和罢免下属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二十大人的人事布局做了铺垫。
他说：“李克强和汪洋未必是习近平非要把他们清洗出局，但是习会向他们表示，他要让别人接任人大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的重要职务，能够给李和汪留下的是对他们原来的地位来说降级的职位。李汪二人既不甘心受辱，又不愿给习近平当摆设，所以干脆裸退。”
太子党地位令习耿耿于怀 胡春华终究难逃出局厄运？
至于59岁的胡春华跌出政治局，胡平认为目前传出的信息还不足以说明其原因，但他提醒人们注意新一届政治局委员打破25人的惯例，出现了罕见的24人的偶数。
他说：“很可能原来胡春华是榜上有名的，他是临时被拿下来的，因为临时拿下来，就来不及再补上一人，所以就成了一个偶数。能够把胡春华临时拿下来的，只可能是习近平。”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落选中共政治局意味着胡春华将在明年春天的人大会议上卸任副总理一职，目前还不清楚他可能被委派什么职务。
报道说：“胡春华在分析人士和海外高管中颇受好评，他们认为胡春华主张相对自由的经济政策，这与习近平倡导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道不同不相为谋，这自然是习近平不看好胡春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胡平指出，胡春华过去几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今年7月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几十次提到习近平，没有一次提到李克强，等于向习表示效忠，为什么仍然未能逃脱出局的命运？胡平提醒人们注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胡春华毕竟过去是准备接任总书记班的人，但是这种曾经有过的地位，一种名分，就让习近平感到很不自在。孙政才就是硬让他送进监狱里了，所以习近平最后决定，把胡春华排除在中央决策机构之外。”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根据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规矩，胡锦涛在中共18大卸任时提名胡春华在习近平两届期满之后接班，这一直令习近平耿耿于怀。
他说：“习一直是对他（胡春华）不放心的，早就想拿掉他，但一来胡对习没有什么威胁，二来胡没有任何贪腐的把柄在他手上，所以一直拖到二十大，这次就把他直接拿下，可能是临时决定的，使得新常委班子和政治局班子成了清一色的习家军。”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3日报道：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习近平才能不如毛泽东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重蹈毛泽东时代的文革灾难，美国汉学家林培瑞表示，习越来越像毛，把中国带回狭隘思维民族主义时代，但人民开始觉悟，加上习没有毛的魅力和脑筋，政权相当脆弱。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消息报道称，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习近平才能不如毛泽东，并指政权相当脆弱。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20大上打破前例，获得第3个领导任期，并建构一个由忠于他的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巩固了他作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有力统治者的地位。该报道引据美国之音消息，林培瑞（Perry Link）是美国知名汉学家，曾为当年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做过翻译，长期关注中国。美国之音2日刊出专访林培瑞的影片，指毛泽东造成的历史性饥荒和动荡一度被认为给未来的中国成功注射了防止文革式灾难的疫苗，但林培瑞认为实际上习近平正在重蹈覆辙。
林培瑞在影片中表示，习近平上台“这个转折很惊人，我也没想到”。他1979、1980年在中国大陆时，是伤痕文学时期，也是“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当时他问文革会不会再出现？几乎所有的中国朋友、作家教授等等，都表示“绝对不会再出现，打了疫苗针，不可能再发生”。
林培瑞说，但现在习近平跟毛泽东时代越来越像。今天在网络看到很像文革的口号，“读习主席的书、听习主席的话”，是毛泽东的调子，毛泽东就用那个模式、那些字一样。林培瑞指习近平“把中国带回毛时代的那种狭隘的思维，加上民族主义，这是相当可怕、相当糟糕的一件事情”。
据该报道，不过，林培瑞分析习与毛2人有根本上的不同，认为毛泽东比习近平聪明，更有魅力，此外毛比习有深度，“非常讨厌的深度，可是至少有深度”，“我不觉得（习）是有份量的知识。怎么勾心斗角、政治把戏他会，可是更广泛的知识问题，我觉得他没有东西”。
中央社引述报道称，除了2人特性不同外，林培瑞认为2个时代也不同，指毛时代老百姓的觉悟没有现在多。21世纪初开始，中国老百姓有一种权利的概念，“我有权利，我能够表达我的看法”，习面对的社会比毛的“困难得多、调皮得多”。林培瑞说，再加上习近平没有毛的魅力和脑筋，“我并不觉得他是永久的，我觉得他的政权相当脆弱”。
▲德国之声（DW）11月3日发表张伦客座评论：二十大后再说“做好人，保江山”
习近平执政十年，其最重要的调整是将“保江山”置于最高的政治位阶。他所要保的是带有原教旨色彩的“红色江山”，打造一个汲取了邓式改革中某些元素的毛式的2.0 升级版的管制型体制。
（德国之声中文网）十年前，中共十八大前夕，笔者曾在其他媒体写过一篇评论胡锦涛十年为政的文章：“绕着走的胡锦涛时代”，文章以“做好人，保江山”概括其执政。十八大召开期间，又续写另一篇关于新领导人执政理念的预测性分析文章，标题是“还要做好人，保江山？——谈中共新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当时编辑删去前面的主题，以副题为题发表。
所谓“做好人，保江山”就是说在保证共产党政权的前提下，在可能的范围内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满足其某些期望。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江山（政权）的本质是何？谁是江山真正的主人？古今中外政治领袖鲜少不以为民谋福为执政口号的，而又常常制造灾难，怎样才能保证领导人真正做到“做好人”而不造恶？而当“做好人，保江山”两者发生矛盾，主政者又将作何裁决？是将“保江山”置于首位不惜像“六四”那样动用军队杀人，还是尊重人民的意愿，听取人民的心声，让其有表达与选择的自由？“ 这些或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之前提到的第二篇文章中，笔者曾预言，习大体上也还会执行类似的路线，但在解决这两者的张力上面临新的挑战。 十年过后，我们该怎样来重新看待当初这些判断？这种“做好人，保江山”的思路又面临怎样的瓶颈？
保江山与习近平时代
概括习近平的十年执政，如果抛弃中国官方那些华丽的奉谀之词及国内外学界的一些学术性分析用语，“做好人，保江山”依旧是一个可以拿来做个便捷分析的工具。就“做好人”来讲，习自上任，就不断宣称要为人民谋美好生活，所谓“扶贫”等政策的推出或许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相信，类似政策也确实会有其成效，但是否像官方宣示的那样消除了贫困，却是大可怀疑的，且这种运动式扶贫，一阵风过后，因严格的抗疫政策、家人的患病、经济下行等因素造成的返贫现象，也许就不在官方的宣传之中了。
习近平与前任们在“做好人，保江山”上最大的不同，或许就在两者的优先序列和重心安置上。尽管邓、江、胡时期也从来没有放弃将“保江山”作为要务，但鉴于“文革”的教训及“六四”镇压造成的压力，他们给与“做好人”更大的顺序权重，尽量顺应民意，与民休息，给与社会适当的自主空间，让经济得以恢复、发展，以“做好人”为基础来“保江山”。
但这种“放”的政策的实施在造就经济与社会的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自主性增强、文化多元种种现象，且因政治改革的缺失衍生腐败蔓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可能会反过来会威胁到“江山”的稳固，引发旧的“江山”的蜕变、松动、变型。官方面临的这种矛盾、悖论，事实上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改革开放，也是造成“八九运动”产生的一个深层原因。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今日中国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是这种“做好人，保江山”的模式的内在矛盾已经无法有效地维系其协调、平衡，需要做些根本性的调整、突破。习近平是在这种局面下执掌大权的。
而通观十年习近平的执政，其最重要的调整、执政基调，是将“保江山”置于最高的政治位阶，重中之重；“做好人，保江山”的秩序颠倒为“保江山，做好人”，是在“保江山”为前提下，来确定、衡量某些“做好人”的政策是否必要、实施的范围与做法。邓、江、胡时代的“保江山”带有实用性，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保江山”可以归结为确保中共的一党专制，但并没有那种毛时代的要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整体极权主义特征。论证“保江山”时常用一种权威发展主义的论述：如此可稳定社会，推动经济发展；对未来在中国落实民主自由亦给出些许含混模糊的可能性想象。这也是中国内部能够在后文革甚至是后“六四”镇压后，不同的社会精英依旧能维系某种平衡、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并且喊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随后中共展开了一系列党内整治运动。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成为因腐败被捕的最高级别官员，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无期徒刑，打破了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中国官方透露，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人数共计408万9000人。反腐运动除了打击腐败官员之外，也是习近平铲除政治异己的手段。
而习的不同在于，他所要保的江山是带有原教旨色彩的那种“江山”，要消除那种因改革开放、国家管理的现代化所造成的江山的某些斑驳色彩，重新再造一统的“红色江山”，打造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意识形态诸方面都要符合其所规范的标准的江山，一个汲取了邓式改革中某些元素的毛式的2.0 升级版的管制型体制。从对孩子们的“红色基因”教育，到对“文革”及整个毛时代历史的翻案，经济上对民营企业的挤压，政治上大权独揽，纵容个人崇拜泛滥，意识形态上、外交上大讲斗争……所有这一切的指向皆在于达成此目标。
也是从“保江山、做好人”这个角度，我们可更好地理解习最重要的政治举措“反腐 ”运动。显然，这是一个符合两者需要的逻辑必然。首先，它是服务于习近平打击对手巩固权力的手段，其次，也可以借此清理不符合习式标准的人士，净化队伍“保江山”，驯化具有个性的官员；而最后，它也可以符合“做好人”逻辑的某些需要——回应民众中因腐败、贫富不均而产生的对官员的愤怒，同时打击那些与这些官员相联的企业家商人，适当重新分配资源，给民众提供民粹式的心理满足发泄渠道，修补些政权的合法性缺失。事实上，没有任何人会反对惩治腐败，但习式的这种反腐不仅因惩治贪腐者自身不受任何约束，因此也必然会滥权腐败，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破坏法治，而且从根本上也是无法根治腐败——那些层出不穷的巡视大员、纪委高管因腐败而被查的本身已经证明这一点。
人民的江山，习氏的江山
二十大前后，中共不断开动宣传机构，宣传所谓“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的论述。这其实毫无新意，即便是传统时代，中国的所谓“民本”思想也与其极为类似，相差无几。传统的帝王从来也都是一边宣告“朕是江山”，同时也要唱几句“民为江山社稷之本”的高调的。多年前有一首彭丽媛主唱的歌曲“江山”，是同名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的康宁团圆；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的生命源泉……”听上去婉转悠扬，正应了那句俗语：“唱的比说的好听”！
但所有的问题在于，想着老百姓的苦辣酸甜，为民谋福时可谓苍生有幸，忘记百姓的康宁团圆，饥寒交迫之时，百姓又奈何哉？古代的灾难性的例证比比皆是，即便是当代，前有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中共自己也称为“浩劫”的文革，当下有因官方强力推行“清零”所带来的百姓的各种痛苦、损失，“人民”又有何质疑批评的权利？哪怕是以“人民”的生命、健康为名义如此行事，但其决策过程、依据显然都不为“人民”所知。“人民”依然是被动的被驱使者，没有丝毫的知情权、决定权。
前几年，习近平治下的智囊们就开始宣传所谓“人民主体”论，但事实上，这种抽空了每一个具体生命内涵、权益的“人民”集合，从来都只是专断者的托辞，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历史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每个独裁者都以“人民”的名义行事，自己等同人民，是人民的化身，人民彻底成为权力的客体，最后遭殃受害。当今之世那些口口“人民”的左右翼民粹主义者们，往往最终也会让他们口中的“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人民”一词滥用之日，往往就是独裁者、野心家们滥权之时，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人民”只有在其中每个个体的权利得到尊重、意愿得以正常的表达的前提下，才会获取某种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人民”只有具有了民主与法治的制度渠道，才能对权力能行使选择与约束的权利，真正落实“江山属于人民”。
十年来，笔者不断向各种朋友说明的一点就是：理解习近平的政治一点也不困难，归结起来就是个人固权及保江山。这是贯穿其执政的一个基本线索。事实上，这种“保江山”的企图也不让人意外，对这样一个红二代，其青少年观念定型期所受的全是毛式灌输教育，且其政治利益、上升途径与这体制及中共的元老裙带帮衬政治息息相关，让其不保江山，不保现政权也是不现实的。在后强人政治时代，对这样一个缺乏政绩，除操控权力的能力外资质平平的人来讲，一旦因缘际会上了大位，保江山与巩固个人权力就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制度性资源就是最大的资源；自己是体制的代表，维护体制就是维护自己，维护自己就是维护体制；冠冕堂皇，自然而然。而邓小平当年六四镇压后那种黑帮式的有关“核心”的政治设定——每个时期都要树立一个领导核心，显然也赋予了习压制他人确立党内自己绝对权威的借口。习在党内的收权与中共针对全社会的收权是并行一体的。加之习上位正逢代际替换，随自然老去弱化的前政治势力，高层政治人物及家属的腐败给与他打击对手以极好的口实，且几个偶然事件如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令计划儿子的车祸也给习瓦解薄熙来、令计划等政治对手提供了机缘，现代监控高科技又可以将所有潜在的高层反对活动难以形成，……这一切都帮助了他以保江山的名义巩固、扩大了个人权力。
需要指出，“六四”镇压后，中共上下官员特质的变化也是造成习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的一个深层因素————经“六四”后的清洗，中共内部再也没有那种理想型、可以为民众、国家的利益，为某种理想、原则而肯牺牲自己的前途、权位的官员，个人的仕途，豪华的享受，利益的诱惑，腐蚀掉官员的意志，让他们在面对习的一些做法可能最终会危及民众和国家的利益，违背中共经文革的教训所形成的一些机制走向独裁的集权过程中，俯首称臣，惟命是从，可谓真正“竟无一人是男儿”了。两个画面形象直观地展示了中共内部政治运作的现况，也预示着未来：一是胡锦涛被强迫带出会场，那是一种习式的暴力压制整合全党的象征，是二十大的本质；另一是二十大后习近平带新科常委访问延安，报道中可看见一个画面：当习讲话时，另外几位常委不断地点头称是，承奉之状行如臣仆。这是近几十年中共政治运作中少见的场景，以往更不会公开报道。中共政治从此进入一人独断时代。就习的集权程度来讲，且不论江、胡时期，甚至也甚于毛、邓时代，毕竟，那个时代还有因战争年代形成的各种元老势力集团造成的事实上的某种权力牵制。而独断的权力最终会带来灾难，也是古往今来大概率的权力运作规律。
绝望时代的希望
邓时代确立的退休制度有两个背景，都是巨大的灾难换来的，一是文革，二是“六四”。文革后政治上最大的讨论就是要推动民主，废除领袖终身制，虽制度上有些相应规定，但并没有完全落实，邓尽管几次宣示但并没有践行，此也是造成“天安门运动”、“六四”镇压的一个重要政治原因。“六四”后因承受巨大的压力，邓最终选择退下，开启中共事实上的退休制度。这种并不很规范的制度，却因权力运作具有某种可预期性和相对的规范性而带给中国政治几十年的相对稳定和某种活力。人们可以借对过往邓时代的参引，对下一位执政者的寄望来对现实展开某种批评；精英层及社会大众对未来也可抱有某种希望——对江执政的不满，可以期望胡；对胡的不满，可以寄望习；二十大之后，这种现象已成绝响，人们没了对未来的希望，甚至也没了失望，而代之是一种迅速蔓延的绝望；这对精英层讲尤其如此，那最后一点残破的希望被严酷地打碎。人心失散，“润”（移民）潮加速。后文革时代由对文革的反思及改革开放所燃起的、衔续的曾被中断的百年中国民主、自由梦再次破灭。一个巨大的历史轮回终结。
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习近平的个人因素，究其根源，也是与中共的体制以及旧的改革开放的模式有关。那种“做好人，保江山”式的改革开放，缺乏一个整体的文明视野，明晰的制度指向。并没有将公民的主体性、个体的权利这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放置首位，没有突破“江山”与“人民”关系上关键性的调整，“人民”为本可虚可实，含义可以随意调整，而（共产党）“江山”为本则是毫不动摇。制度尤其是政治权力的产生与约束并没有得到重大改造，习对改革开放进行清算也就有了制度性依托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根基。前有“六四”镇压，今有习氏专权。所以，在造就这种局面上，从邓到江、胡都难逃其责，也最终都自食其果。
“做好人，保江山”模式走到今天面临一个瓶颈，到了框架必须做根本性调整，江山须再造的时候，以适应中国人要做一个更完整的具有主体意识的现代“人”、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迈上台阶的要求。今日真正要“做好人”，恰恰不应再是那种父权式的姿态与方法，而应是改革体制，真正赋予国家的公民及社会以自主权利，引领改革开放跨越决定性的一步，升级“做好人，保江山”的2.0， 3.0 版：“做好人”的标准不再是某些恩惠政策，而是“改造江山”，保证官员从此都必须做好人，不做坏人，恶人：“江山”真正成为人民的江山，“人民”不再是一个被动的空洞的指涉名词，而具有作为公民集合的现代意义上的内涵；公民自己保自己的江山，选择代理人，彻底消除“做好人。保江山”两者之间的内在紧张，去除现在那种“做好人，保江山”中暗含着的“江山”可能被“人民”推翻，“江山”与“人民”可能的对立的逻辑：“江山”从此不再是皇权式的、需要不断地“保”的“江山”。
但遗憾的是，习文明视野的缺陷、现代意识的阙如、 “保红色江山”的执念，自身的权力欲望，让其囿于旧有的模式、方法，而无法突破旧的“保江山”的思路。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保江山”采取的大规模的监控措施注定会进一步消解社会的活力，由此造成的某些恶果、压力如经济的下滑加之外部的反感、压力会反过来会强化习“保江山”的意识：“保江山” 与“做好人”两者之间的紧张与矛盾会进一步凸显，由此进入某种恶性循环；民族主义可能会被习用来化解这种紧张的手段而得到强化。最后习也很可能会因此走到为“保江山”而“做恶人” 的道路上去，让民众为习式的“保江山”再次付出沉重的代价。当下的“清零”政策、近来对斗争的宣示以及二十大报告对“安全”的强调，都已经在给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的前景。
十年前那篇文章结尾时曾提出一个问题：鉴于改革的事态已经走到一个严重的地步，是要“扭转乾坤做伟人，还是甘当庸人、甚至成为历史罪人？”答案或许可由读者自行给出了。
人是希望的存在，不会没有希望而存活的，一个民族的命运与活力也取决于这个民族的希望，希望的能力。绝望的好处或许就是不再抱任何虚假的希望，也不再轻易失望。生活会继续，政治也不会从此平息，以往时代种下的种子也不会就此消亡。在绝望的沉寂中新的希望或许已开始酝酿，未来的历史会揭示这一点的，只是当下，绝望的暗淡迷雾会继续笼罩一段人们的心灵。
张伦：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法国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Agora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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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4日报道：暴君 僵尸 凶兆——二十大胡锦涛离席事件还在发酵
中共二十大闭幕已近两周，习近平前任胡锦涛闭幕式上被赶走一幕太过“惊世骇俗”，产生的冲击波还在波荡。流传在海外社交网络的信息显示，这一话题在坊间，在熟人聚集的饭桌上议论不断。
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离职干部，现年77岁的阎淮，日前以清华大学校友身分致函习近平，要求尽快公布“学长”胡锦涛现况。阎淮在信中指出，“胡学长”的离席事件“令人费解”。当局应“迅速公开事实，立即平息混乱”。并指“离席事件”若不澄清，将严重影响“贵党和我国”声誉。
胡锦涛闭幕式上究竟为何被逐不得而知，或者是一个永久的谜，但闭幕式场面恰好对外国记者开放，世人得以直面目击这一罕见的场面，留下的印象其象征意义极具颠覆性，尽管胡锦涛本人对自己被逐的场面像有些观察人士所说的“咎由自取”。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习能走到今天，与邓的六四屠杀，江的鼓励官员一边经改一边闷声发大财，一上台就很弱势的胡锦涛的“不折腾”，却在其后期突然加紧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八九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被抓也发生在那一时期不无关联。人们怀念那一时期只因习近平治下出现了更坏的局面，温家宝当年以总理之身公开表达拥护普世价值和反文革的言辞在习近平时代成了天方夜谭。
有评论指，习顺势壮大了，壮大到不可一世的地步，壮大到二十大闭幕出现了让世人惊骇的一幕，壮大到前任胡锦涛被赶走时，所有被他提拔的官员，几乎是在场的相当一部分官员，一个个都像僵尸，呆坐着，不敢丝毫有所同情。习当然有意要制造这样的局面，而李克强，对自己面容枯槁病态龙钟的老领导又有何表示，胡锦涛临走时还回过头，似乎要跟习近平说一句告别的话，习极其漠然，胡锦涛敲敲李克强的肩膀，颇有叮嘱多多保重的意味，李克强甚至连起立握手送行的姿势都不敢表示。华尔街日报经过对胡锦涛离场画面逐一分析，得出发生这一幕是习近平授意的结果。
二十大就这样在本来无所期待或期待不高的世人眼中，留下来唯一难忘的一幕，胡锦涛，中共强大的前总书记有朝一日遭遇了被继任者当众羞辱的下场，这个动作预示了一切，紧跟着这个动作，习氏江山“水到渠成”了。水到渠成的程度甚至超出所有悲观的预测。
有观察人士认为，李克强、汪洋低调出局了，对他们来说，坚持到明年三月两会，将是一场煎熬。而胡春华，这位本应在二十大接班的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总书记，完全被虚拟化，甚至连政治局委员的名分都不保，胡春华未来的煎熬将大大超过李克强和汪洋，他才五十九岁。新科常委个个都在六十岁以上，这是习近平的精心安排，这意味着这个班子不存在任何潜在的接班人，在新的五年任期届满后，习可以为所欲为，下一次或下下一次党代会，与二十大不同的是，所谓接任、连任、续任这些词也将失去存在的意义，这些词针对邓小平的废除终身制而言，既然任期制已经废除，对于习近平而言，未来应是每五年开一场全场举手一致拥护的庆功大会而已。
历史就这样吊诡，江曾当年拼命让习接班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如此，一个被认为遭受毛迫害过的，开明的前共产党领袖的儿子，最后竟然成了毛泽东的精神之子，辅之以现代的数字科学，其对社会的严厉控制将远远超过他的同党前辈。
从权力的角度看，习近平达到了顶峰，从今而后，他甚至都不需要像十八大掌权伊始那样急匆匆抓权，担任几十个名目交叉语义含混的小组长。从今以后，政治局都是亲信，唯一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是，亲信们之间终究也会发生权力不均的问题，内斗或将有一日来得更加凶猛。
从经济的角度看，习近平十年反腐，三年严酷清零之下的中国已呈衰退之势，今年的增长可能为改开几十年以来最低之一，今后的前景也很暗淡，中共后邓时期依靠经济繁荣维护合法性的环境不再存在，处处高喊人民至大，江山就是人民的习近平，当人民的经济出了问题后，潜伏的危机将无处不在。
从全球环境看，中国面临的形势是恶劣的，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完全被习近平戳穿，中美对抗的态势更趋严重，而习近平与另一个梦想恢复大俄罗斯的独裁头子普京的同病相怜，将更加加速中国与世界的隔离。
习近平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新常委班子刚出台，便带着他们奔赴延安，参观红旗渠，大谈自力更生。习近平还恢复了已在八零后九零后几代人记忆中不知为何物的供销社。中国改革年代赫赫有名的四通集团创始人万润南认为，习不光防疫清零，经济清零，二十大上还完成了反对派清零，团派清零，红二代清零。
二十大胡锦涛被逐的戏剧性场面寓含了很多的意义，这一场面对志得意满的习近平也是突如其来。有网友称：胡前总书记离席画面集暴君、僵尸、凶兆三位一体，有点冲击一统天下，让人浮想联翩……
▲美国之音（VOA）11月5日报道：二十大后李克强成跛脚鸭 专家：中国经济政策都将是习近平说了算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出席2019年4月30日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华盛顿 —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表示，中国将继续推动稳经济各项政策，保持经济回稳向上的势头，并力争今年实现更好的结果。但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李克强领导的这届国务院已成为“跛脚鸭”，从现在到明年3月中国“两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全部到位前，中国唯一且真正有意义的经济刺激措施将是何时、以何种方式放松严格的“清零政策”。
按照惯例，在中共二十大上晋升为排名第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将在明年3月的全国人大全会上出任国务院总理，主管中国经济。外界原本预计李强将在10月30日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为接班做准备，但这一人事安排并未发生。考虑到现任总理李克强和其他四位副总理预计都将退休，现在的国务院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跛脚鸭”。
尽管李克强对外界表示，中国政府及时果断出台了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扭转了经济下滑，并在第三季度实现了回稳向上的态势，但长期观察中国的经济学者认为，这些稳经济的措施比不上对清零政策的放松来得更为有效。不过，是否放松以及以何种形式放松将完全取决于习近平的意愿。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大会堂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话的照片，这是李克强最后一次作为总理出席一年一次的人大记者会。（2022年3月11日）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Gary Hufbauer）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现在的确进入了一个“跛脚鸭”时期，但仍然有一个人能做所有的决定。他说：“习近平现在能够做的重大决定就是在防控新冠方面，这将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
星期五（11月4日），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信息暗示，中国可能考虑放松其严格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这一利好消息再度引发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的大幅反弹。沪指涨幅为2.43%，重回3000点之上。香港恒生指数盘中一度大涨7%，收盘上涨821.65点，涨幅超过5%，重新回到16000点之上。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从7.33上升到7.18，涨幅超过2%.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星期五（11月4日）在美国投行花旗集团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执行的清零抗疫政策很快就会出现重大变化。路透社依据会议录音写道，曾光认为中国即将“放开”的条件越来越多，中国已经有了新的疫苗，抗病毒药物研究也取得了进展。
彭博社周五稍早的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方案，停止抗疫期间一直在使用的航空熔断机制。
这个星期二，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一篇贴文声称高层准备逐步放松严厉的“清零政策”后，中国沪深股市和港股也出现了强劲反弹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也有所回升，尽管这一传闻没有得到任何官方部门的证实。
这篇未经证实的贴文宣称，10月31日“肠胃whn应大老板要求”，召开了“新冠专家组会议”，且有“经济”和“宣传”等部门参加，讨论了先前与香港、美国、新加坡合作的感染数据。“肠胃”指常委，“whn”是王沪宁，大老板则指习近平。
“很明显，中国国内的问题是，他们打算在放松清零政策方面走多远，”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对美国之音说，“只有当个人和企业认为政府不会再封控时，这才会有助于经济发展。”史剑道是华盛顿知名中国经济学者，也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成员。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2022年的表现乏善可陈，而且还在不断恶化。曾在过去十多年给中国经济贡献四分之一产出的房地产业正在崩溃；为防控新冠疫情所采取的“动态清零”政策所带来的大规模封控和集中隔离措施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活动，也削弱了消费者需求。除此之外，“清零”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导致外国企业对华投资萎缩。
“现在全都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哈夫鲍尔说，“从我所看到的，我不认为中国领导层里现在还有反对的声音，（经济决策）全都要依赖习如何平衡党对经济的管控、国有企业地位等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不少观察人士担心，中国新的二号人物李强缺乏在中央工作的经验，将成为一位几十年来第一次从地方直接被提拔到国务院一把手岗位上的总理，而另一位可能接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丁薛祥也缺乏经济方面的经验。
但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Henry Gao）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下，谁出任哪个角色都不重要了，因为都是执行习近平的命令，现在唯一需要了解的就是习近平对所有这些政策的看法是什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克强的国务院早在五年前习近平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时就已经成“跛脚鸭”了。
近几个月来，中国最高领导层已不再提及今年年初设定的5.5%的增长目标，因为持续的疫情封控措施和严重的房地产危机重创中国经济。此前，中国官员曾表示，中国今年将力争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好结果。
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企业事务主任安娜·阿什顿（Anna Ashton）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已明确表示，随着经济不可避免地放缓，他打算把重点放在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上，因此，无论谁担任关键角色，这都是我们应该期待北京尝试的道路。
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较去年同期仅增长了0.4%，是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速。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政府还罕见地推迟了第三季度经济数据的发布，直至党代会闭幕。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为3.9%，略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但与政府定下的全年增长5.5%左右的目标仍有很大差距。世界银行预计中国经济2022年仅增长2.8%，低于东亚地区其他22个发展中经济体的5.3%，为1990年以来的首次。
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带领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与中外媒体见面。习近平后面为李强。
目前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预计将在明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出任中国总理。（2022年10月23日）
欧亚集团的阿什顿也表示，虽然新的经济团队都将是执行习近平的指示，但他们的入选仍然与习近平看重他们的履历和所具备的技术专长有关。她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与缺乏相关背景的政治盟友相比，具有明显经济技能和专业经验的人对实现习近平目标的最佳方式有更好的认识，习近平似乎倾向于确保具有相关技能的人占据关键职位，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与其他高度优先的政策目标有关。
李强虽然缺少在国务院工作的经历，但他有在中国经济大省浙江和金融中心上海的从政经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李强与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和其他科技企业家保持着密切关系。他在上海任市委书记期间促成了特斯拉斥资20亿美元在上海建立其首家海外工厂。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多地采取严格的新冠“清零”措施时，李强一度在上海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精准防疫”措施，尽量保持城市的开放。他也是少数支持在中国使用西方研发的mRNA疫苗的高级官员之一。
现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据信将接替刘鹤出任主管经济、金融和产业的副总理。作为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刘鹤也是习近平的好友，主导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说，刘鹤做了习近平想要他做的事情，何立峰也会如此。
资料照：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何立峰也是习近平的亲信和好友，两人的关系可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习近平被任命为厦门市副市长，他在那里结识了何立峰。何立峰是金融专业毕业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被认为是一位实干派官员。
现任中国央行行长易纲、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和财政部长刘昆在二十大上都没有进入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名单，意味他们将会退休。阿什顿表示，在殷勇被任命为北京市代理市长之前，他被认为是接替易纲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最热门人选。现任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和天津市副市长刘桂平也是该职位的有力竞争者。她说，殷勇有华尔街背景，曾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多年，是货币管理方面的专家，还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如果殷勇或易会满被任命为央行行长，这将表明，习近平在管理中国经济事务方面，将继续注重确保拥有专业技能的技术官僚被重要。
“我希望习近平对经济增长的兴趣足够强烈，以至于他能够遵循一些明智的政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说，“放松清零就是一个非常明智之举，那将是现阶段最大的政策。”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5日专访万润南：为什么说习近平把中国带入至暗时刻
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为什么会出现习近平前任胡锦涛被公开羞辱的场面？中共最高层为什么变成清一色的习家军？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前景会越来越晦暗吗？在海外流亡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四通集团创始人万润南先生看来，习近平不光防疫清零，“经济清零”，二十大上还完成了反对派清零，团派清零，红二代清零，一句话，他在“准备打仗”。
法广：『民报』九月份报道过您对二十大的预测，您指出习近平的权力将更加集中，且对中共政治局常委人选您也有相当精准的预测。大多数观察人士都指出习近平会连任，但二十大还是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局面，您现在觉得这一局面符合您的预测还是比您想象的结果更坏？
万润南：应该说对任何一个事情的前景和预测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还有一个就是取中间值。二十大召开之前，有各种传言和预测，许多人希望出现最好的结果，即习在各方压力下放弃连任。这可能就是当时流传习下李上的背景。按照共产党内部有关的规定：七上八下，同一个职位顶多只能连任两届，即使共产党是一个帮派，也有帮规，习也应该遵守。还有一个就是取中间值，也就是出现一个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习一心想连任，可继续连任，但组成的新班子能够对习的权力形成某种制衡，所以有“三加四”，“四加三”的说法，新旧搭配，让习过渡一届，然后由年轻的上来继任。也就是改革派、团派跟习派之间有一个平衡，最理想的就是制衡的力量多一些，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否则对中共，对国家都很糟糕。悲观值或者说最差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习不光连任，还可能要继续连任下去，形成终身制。而新的领导机构全都是他的亲信，把所有反对的声音都消除掉。传言也好，说法也好，总之反映了某种民意。民意一般是橄榄形的或者是枣核型的，两头小，中间大，最好的可能很小，最坏的可能也很小，一般的结果是各种力量妥协，取中间值。所以后来传出了各种方案。但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是一个最坏的结果，习不光连任，还可能要连任下去，而且，整个班子全是他的亲信，习家军来组成习天下。这种结果，会把中国带到至暗时刻。
法广：果然出现了你所认为的那种最坏的局面，如果我们追溯中共统治历史的话，这种情形似乎也很少出现，即使在毛泽东时期，甚至毛晚年，他已经很昏聩了，也没有做到完全清一色。习为什么做到这种地步，即使为了党国的“长治久安”也应该顾及一点表面的平衡？
万润南：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把“刘邓司令部”打倒了，召开中共九大，毛坐在中间，左边是林彪和一大帮中央文革新贵，右边是周恩来以及一群老干部。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叫做“奸雄能臣两边排”，讲的就是九大。一边是奸雄，一边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治国能臣。所以毛还是要搞平衡。像习这样搞一统天下是少有的，某种意义讲也是最危险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四个字：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战时内阁，完全一边倒，不允许不同声音。包括现在搞的清零封控，他在考虑怎么在战时搞社会控制，搞供销社等等，搞战时经济。习为什么要搞战时内阁，他确实感到不可避免会有一场跟美国的正面冲突。这不光是习这么想，美国最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北京对世界现有秩序的威胁最大，美国的军方、美国的智库也有十年内可能跟中共有一场决战这样的讨论。
法广：假如真的出现这一决战的局面的话，那也是习近平自己一步步把大家引上一个决战的局面？没有人想要战争？
万润南：不完全是。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制度的冲突，整个世界秩序到底是谁在主导，这方面没有妥协余地的。在川普与拜登竞选总统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实际上是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整个世界要继续全球化还是要逆全球化，拜登和美国的精英们是要继续全球化，而川普则要美国优先，要退群，要缩回去。第二个层次就是对全球化本身的质疑，到底什么是全球化？本来这不是一个问题，方励之当时讲要“全盘西化”，其实就是“美国化”，美国是全球化的标准。但是在中国改开以后的三十年里，实际上有几次机会都给美国错过了。从克林顿开始，就已明确表示对中共要警惕，但他后来变了。小布什时期，发生了九一一，又遭遇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次关头都错过了遏制中共的机会，然后中共壮大了，壮大以后，本来没有疑义的全球化出现了问题：全球化到底是美国化还是中国化，中国现在提出一套标准，什么制度自信，什么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等，所有这些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一套模式来改造世界，就是说对现有秩序提出挑战。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对决不可避免，你看现在提到脱钩，提出芯片制裁，高科技制裁，从贸易战打到高科技战，政治战已经开始了，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更何况有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台湾问题。
二十大颠覆了七中全会的结果
法广：让我们回到开头的话题，如果说如你所言二十大出现了一个最坏的结果，那有一个场面应该是这一最坏结果的象征，一个让海内外，让西方舆论特别惊异的一个场面，甚至有些政论家称，中共二十大会很快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二十大上中共前任总书记胡锦涛被“请走”的那个戏剧性场面，对，您说的那个被强制送走的那个场面恐怕难以忘记。因为大家很明显地看到，胡锦涛是不愿意离开会场的。华尔街日报通过对一个个画面仔细解析，认为造成这一局面是习近平授意的结果。胡锦涛是习近平的前任，他向习近平交班时裸退，被赞之为高风亮节，您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万润南：比较靠谱的一个前因后果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二十大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班子，在十九届七中全会已经达成一种妥协，二十大的结果是对七中全会达成的这一妥协的一个颠覆。按照中共的习惯做法，大会要通过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小会”上形成，到七中全会经过各方妥协达成了一个决定，二十大也只是大家举手，通过这个决定就行了。可以认为这次二十大实际上推翻了七中全会的结果，否则就解释不了胡锦涛为什么感到压抑，后来又被强制离场。而且为什么李克强、汪洋这些人都一动不动？我根据自己对中共内部运作的了解得出的判断是，有可能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在七中全会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这个方案接近所谓四加三：习近平连任总书记，已当了两届总理的李克强像当年的李鹏一样，当委员长，汪洋当总理，把胡春华和丁学祥两位六零后作为下一届的接班人，赵乐际年龄不到继续留任，王沪宁当政协主席。当时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外媒以及香港的『南华早报』都提前报到了几个相互略有出入的预测版本，这也符合共产党的传统做法，他们有意识提前对外放风，免得会感觉突然。胡锦涛是知道七中全会达成的妥协结果的，二十大开幕时，一切如常，闭幕时突然变了，变的原因应该出在中间的两次小组会，会议第一天是公开的，第四天也是公开的，中间两天是小组会，小组会是闭门会议。闭门会议名义上是讨论二十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但要害是讨论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名单。七中全会提出了一份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这个名单应包括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在内。道理很简单，首先必须当选中央委员，然后在二十大一中全会上，才有可能当选政治局委员，当了政治局委员才有可能当常委。这个名单胡锦涛应该是看到的，放心了，大家妥协了。也就是习近平可以连任，但是权力要平衡。问题是胡锦涛并没有出席这两天的小组会，这两天小组会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个所谓共产党“发扬党内民主”进行差额选举，把李克强和汪洋给“差”下去了。
我为什么会在二十大前预感会出现一个最坏的结果呢？为二十大物色党代表的各省市党代会开完会后都有一个关于党代会的报道，这个报道里面清一色讲的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关键的一点是要维护习的核心地位不能动摇。我看到以后，感觉到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你不表忠心就当不了党代表，所有的党代表必须都是“习家军”。在小组会议上，他们搞了这样一个差额选举的名堂，让代表们“充分发扬民主”，把“最该选”的选上去，这个名单就是二十大闭会之前要举手表决的最后名单，而这个名单是等额选举。那两天的闭门小组会上发生了什么？应该是小组提出的名单把李克强和汪洋等人排在了最后，新华社有一个名叫“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机构产生纪实”的报道可以佐证，该报道称有些领导人高风亮节，主动提出退。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呢？应该是李克强汪洋他们看到小组提出的名单上他们得票都是最少的，所谓“主动退选”不过是不要自取其辱。因此可以说，习在二十大党代会上，对七中全会形成的格局进行了颠覆，颠覆了七中全会各派摆平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是一个政变。
法广：所以在您看来，胡锦涛那天的表现就与七中全会妥协的结果生变有极大的关系，让他感到很震惊？
万润南：七中全会的结果胡锦涛知道，第一天开会时发下来的名单他也看到了，最后参加闭幕式，对中央委员名单表决时，胡锦涛发现里面没有李克强汪洋的名字了，当然提出了异议。前两天小组会议发生了什么事情，胡锦涛是不知道的，李克强、汪洋知道，但他们不能说任何话，而且他们的退出选举是以“高风亮节”的形式完成的，以免自取其辱，所以他们不可能说什么。谁那么大胆，把原来七中全会约定的一个结果给颠覆了？我认为，没有习的同意，底下那些人是不敢做的。当然还存在一种可能，也不用习开口，底下这些人会主动“迎合”。还有一种可能，把李克强汪洋等人拉下去，另外一些人才有机会上去，所以底下的这些人也有积极性。李克强假如还占着委员长的位子，汪洋还占着总理的位子，那些给习抬轿子的人往哪里摆？更何况他们在党代会上占据着绝对多数。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吃相很难看”，不妥协，占尽风头，不给对方一点余地。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就是红卫兵政治。
法广：胡锦涛被赶走的那个场面是最惊人的了，而胡春华，作为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本来如您所说的那个帮规还正常的话，他应该在二十大接总书记的班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公布时，有他的名字，所以一些西方媒体还在推测，胡春华还存在着一丝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可能性，结果发生胡锦涛被强制送走那一幕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紧接着二十大之后召开二十届一中全会的10月23号，出现的结果是胡春华不仅未能进入常委会，连政治局委员的位子都丢掉了，这又是为什么？习近平这是给胡锦涛和元老们一点颜色看？
万润南：这个逻辑很简单，政治局是由新一届中央委员来选，但是中央委员会几乎清一色的习家军，在这种情况下，胡春华还有机会进入政治局吗？墙倒众人推，大势所趋了，“我们党内民主选举吗”，党代表迎合了习近平的意思。都是习的一片天下。
红卫兵政治的特点就是赢者通吃，不给对方留一点余地。党代表在选中央委员过程当中是这样，中央委员在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当然也是这样，从这个思路去看，胡锦涛为什么表现出压抑，为什么要把他强制性离场，这个前因后果，起码在逻辑上跟这个结果是符合的。而胡锦涛当时的表现也是很自然的，前后名单不符，他当然要提出疑问，一开始栗战书压住不让看，然后胡要拿习的名单，被习压住。所以才有这么一幕。胡锦涛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们这批人跟红卫兵政治的区别在哪里呢？一个还是有底线的，另外一个是没有底线的，习近平就是没有底线。
法广：习至少可以顾及一点面子，比如说，自己的前任胡锦涛要走，他可以装模作样地站起来握个手，别的人，比如李克强等人，老上级要走了，可以站起来送行，他们都一个个像僵尸？
万润南：我认为习近平也没想到胡会当面表示出疑议，对他们来说这一切发生的也很突然，他们本来想把他糊弄过去，他们希望胡锦涛最好是糊里糊涂地跟着大家举手就完了。所以出现了名单压着不让胡锦涛看等戏剧性却带有强制性的场面，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意外，但他们肯定做了预案，如果发生意外，掐掉麦克风，把人带走。
胡锦涛遭遇的情况不少人评论是咎由自取，的确，权力是需要制衡的，不制衡的权力，一定会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胡本来有机会，保持一个对习近平进行制衡的条件，他自己放弃了，最后自取其辱。
法广：我们访谈开始的时候，您提到现在已变成习家天下，二十大出来的这个班子是清一色的习家军，您认为中国正在进入至暗时刻。其实中国面临的环境已经很不乐观，经济萎顿，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几十年以来最差之一；对外也相当孤立，与美国的对立严重到几十年未见的地步，那么，在二十大诞生的这个习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前景是什么？
万润南：前景很黑暗，经济上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大批的外企撤走，脱钩。日本的东芝，韩国的三星，美国的苹果，郭台铭的富士康组装厂等一大批科技产业，或已撤走或准备离开。这些企业的收入差不多占了中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中国的贸易顺差、出口创汇基本依赖这些外企，他们一走，起码百分之五十的出口顺差就没有了。那么，你将来的顺差在哪里呢？也就是说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不被腰斩，也将出现大幅度衰退。再加上现在所有的省市，统统是财政赤字，如何填补，靠中央财政，中央财政也是赤字。不光经济局面严重，政治上现在完全是一言堂，不允许一丁点反对声音。还有动态清零，对社会，对民间的严厉控制，这就是所谓的至暗时刻。那么，习为什么要把中国带到这种时刻，为什么呀？他的脑子里真的是要准备打仗。在他们看来，经济不是大问题。打完仗再说，战时经济，只要保证你能够吃碗饭，不发生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就可以了。一些具体措施显示习在朝这个方向走，他为什么要恢复供销社？公务员在精简，供销社却在招工，税务局在招工？还有一种可能不能排除，他们会发行新版人民币，替换老币，换的过程中，说不清来源的，你敢拿出来换吗？而且，新版人民币很可能数码化，人民币上都可能带着二维码，也就是每一张大额的人民币去向，他完全可以用大数据掌握。你要在战时搞什么囤积、行贿，整个都在他的监控之下。新版人民币的发行，我认为是早晚的事情。无形当中一下子把那些贪官污吏藏的见不得人的钱都清零了，防疫清零，货币清零，反对派清零，团派清零，红二代清零，从政治、经济到货币财政全部清零，为什么呢，准备打仗。每一张大额的人民币去向，他完全可以用大数据掌握。你要在战时搞什么囤积、行贿，整个都在他的监控之下。新版人民币的发行，我认为是早晚的事情。无形当中一下子把那些贪官污吏藏的见不得人的钱都清零了，防疫清零，货币清零，反对派清零，团派清零，红二代清零，从政治、经济到货币财政全部清零，为什么呢，准备打仗。
▲德国之声（DW）11月6日发表邓聿文客座评论：习近平会发起一场新时代的“延安整风”？
习近平近期在延安窑洞关于中共七大意义的讲话，引发外界猜测：他是否会像毛泽东一样发起一场整风运动？ 政治学者邓聿文指出，习在权力班子里已无对手，他目前没有动机和动力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二十大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集体出行目的地选在了革命老区延安。图为在延安参观朱德故居
（德国之声中文网）习近平率领中共新晋政治局常委去延安朝圣，是要向外释放一种信号，即全党特别是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要重新唤醒延安精神，去面对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而他在窑洞的一番关于中共七大意义的讲话，则引发外界对他是否会像毛一样发起一场整风运动的猜想。
习的这段讲话引述如下：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思想上，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
此话的画外音是，像党的七大一样，中共二十大在党的历史上是又一次具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党代会。二十大在思想上再次确立习的全党指导地位；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高举习旗帜的走在正确政治方向的政治家集团。唯一和七大不同的是，二十大前中共并没有在政治上进行一场残酷的却也是成效非常显著的整风运动。尽管习通过政治建设，在党内立规，也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但跟延安整风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故而给外界留下了一个悬念，二十大后，习会不会发起一场新时代的“延安整风”？
要回答该问题，先了解延安整风。它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党史的话说，其目的是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统一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整风运动达到了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实现在以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的效果。
延安整风从1940年1月开始，到1945年4月结束，前后历时5年。这段时期正是中共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整风分两个阶段。前期主要是党内学习教育，从1942年9月起，整风从一般的改造学风和作风转入到对中共历次路线问题的清算。毛实际是要借整风打倒当时的主要政敌王明，后者仗着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加持，颇不把山沟沟马克思主义出身的毛放在眼里，挑战毛的领导地位。王明在1937年回国后，成为中共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遵照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按照王明的路线，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自主性就将消失，这当然毛是不允许的，但他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大有取代毛的架势。
因此，王明不除，毛在中共的地位就不能立。毛使出了两招，一招要高级干部检讨1928年以来的中共党史，针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的历次错误路线进行批判，迫使王、周等认错；一招改组党的权力核心，将王明、张闻天等国际派剔出。伴随着对高级干部的历史错误问题的清洗，毛用康生做打手，在党内发动了对一般党员干部的抢救运动，整风运动最后变成了残酷的对党内敌人的清洗。据估算死于抢救运动中的干部群众达一万多人。毛终于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取得了全面胜利，该次全会出台的中共第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了毛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红太阳于是在延安升起，并在以后照耀了中国30余年。
可以说，延安整风就其残酷性而言，实际是20年后文革的一次预演。但毛在达到目的后也收手，并在后期纠正某些扩大化的冤案，特别是将周等重新纳入新的权力核心，原因在于，当时中共还是在野党且处在战争状态，需要像周这类有才干的人辅佐，同时整风太过火不利吸收新鲜血液。当然，在毛的高压下，延安整风确实使中共特别是领导层的面貌焕然一新，空前团结——因为不敢不团结，战斗力大大增强，在政治思想组织上为中共后来夺取天下奠定基础。
延安整风在中共历史上一直作为正面形象而备受赞扬，写在党史上。毛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亦有意效仿延安整风，在党内推行各种思想教育学习运动，以整顿党风。比如邓搞清除精神文明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江搞先进性教育，胡搞八荣八耻。这些活动基本没有达到效果，因为整体的大环境和延安时期截然不同，而且有了文革的教训，在党内反对借整党来整人。习当然明白这点。然而他对毛的延安整风在精神上是认同的，尤其羡慕毛通过整风达到思想认识和政治路线的高度一致，以及在组织上表现出的战斗力。习在这次朝圣讲话中，就强调延安精神首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建立了一个高举毛旗帜的有战斗力的政治家集团。
习在二十大也想组建这样一个权力核心。现在的问题是，在他取得三连任，并且建立了一个以其亲信为主的政治局后，会不会为了纯洁党的肌体，让党特别是高层死心塌地跟他走，也来发动一场类似的“延安整风运动”？
在明了这个问题前，先了解习有没有明确的党内对手，在权力人物中，谁构成对他的权力挑战，以及他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有没有被推翻的可能。
前面讲了，毛发起延安整风，他的真实动机是要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路线在党内的影响力，后者构成了对他权力和地位的冲击和挑战。毛虽然在红军败退到陕北后掌握了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权，但他毕竟不是名义上的党内一把手，那时其他山头对他的领导能力还有疑问，不是那么服气。其中王明借着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加上背后有莫斯科撑腰，还有当时中共高层对莫斯科的盲从，对毛发起了权力挑战。不将王明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思想路线清理出党的队伍，毛的权威就建立不起来，所以从毛的角度说，王明必须打倒。但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一步步来，请君入瓮，先在党内搞学习运动，再深入中共历次路线问题的讨论，让党内清楚谁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不但从组织也从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彻底丑化王明，这样组织人事问题自然得以解决。
习在过去十年似乎没有像王明这样的明确的党内对手。李克强不是，王岐山更不是。在他上台后的三年里，他的政治路线摇摆不定，以李为代表的改开派在一段时间内占了上峰，但很快习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就取得了党内核心地位。尽管他在党内也发起了政治运动，特别在十九大之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运动，可不再借学习教育来整人，而是通过政治建设在党内立规，维护核心地位；同时通过反腐来震慑政敌。这新的两手尤其政治建设是习在新的时期的一大发明创造。现实证明，它们也非常厉害，效果不亚于毛的整风。故十九大后，习在权力班子里已经没有对手了。
这次二十大，习将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干脆全部赶出，让改开派和团派的势力在党内高层彻底断根，组建一个清一色的战斗班子和权力核心，他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也大获全胜。从这个角度说，习没有动机和动力再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尽管不大可能再有激烈人事斗争，但当内外环境吃紧时，为了强化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斗争意志，不排除他会以加强学习之名，在全党推行思想净化运动。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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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VOA）11月8日聿文视界：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东西？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习近平是个创造概念或者说法的“高手”，在他过去十年，不时提出一些所谓的新概念或新说法，让中共理论界和宣传口以及党政官员忙活。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建设”、“东升西降”、“百年大变局”等。此次二十大，习又兜售了一个新提法——“中国式现代化”，把它作为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使命任务。
我曾多次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二十大的主题和主线，习提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要把它看作自己三连任乃至四连任或五连任的“合法性”根据，而且是要和西方争夺现代化的话语主导权，和美式资本主义竞争。如果中共在习的领导下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那么客观上就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定义的解释权以及现实中的现代化只能是西方化的这种状态，届时习可以宣称，中国为人类开辟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他有资格在中国继续行使统治权。
当局在二十大后的宣传中，把重点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上，毫不遮掩这背后的理论和话语野心，已显示了这点。例如，党的御用理论家张维为在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时，从政治叙事的角度，把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了区别，认为后者的侧重点是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而前者侧重国际视角，通过国际比较来确立中国的“四个自信”，有利中国的国际政治叙事和国际传播。“我们从来不愿意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但我们愿意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一整套做法、理念、制度安排告诉整个外部世界，并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与世界各国分享我们的经验”，张告诉他的听众，“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背后的许多理念，其意义远远超出中国国界，正激励非西方国家，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另一位官方学者亦直白地认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了西方现代化的缺陷和西方现代化理论对这些缺陷的掩盖。”
习在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也不回避赋予它制度和文明史的价值。他将“中国式现代化”描述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又对“中国式现代化”提了九个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共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这些表述来看，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特征中，除第一点是对事实的陈述外，其余四点都是要映衬西方现代化的缺陷。根据二十大报告的论述，如果给“中国式现代化”下一个准确定义，是中共领导的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这大概是习想要的中国的现代化。
虽然人们对什么是现代化有很多争议，在理论上也大体认同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是应该看到，人类迄今所走过的现代化是西式现代化，那些已经成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不管是标准的西方国家还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传统上被认为是东亚文明圈的家，都是按照西方的模式走的，尽管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会根据本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进行调整，但根本的特征都相同。而那些以各种各样特殊论为借口，排斥西方模式的国家，虽然也号称要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可充其量在物质文明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在制度文明上尚处于前现代阶段。
习以他的认知水平，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不能走西式现代化，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只能在中共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否则现代化就走向邪路，非常正常。中国的发展道路似乎支撑着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这种理解。用他在二十大报告的话说，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话虽然是要表达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是他提出和开创的，但不能不把这个源头追溯到毛那儿，不敢割裂同毛邓的关系，否则中国式现代化成了无源之水，理论上交代不了，现实中也会引起党内不满。换言之，习为了不割裂党的历史，不得不间接承认中共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囊括了毛的道路，至少后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奏。
然而，如果把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看作毛对现代化的尝试和探索，结果表明这种尝试是失败的，其后遗症和破坏性作用至今还在影响中国。正因如此，邓接受毛的教训，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加上了“中国特色”的修饰词，依然强调党的领导，但邓式现代化没有完全封闭向西方普世文明转向的可能性，它的价值体系中有普世文明、普世价值的因子。可惜，由邓开创被江胡继承的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到了习手上，又拐了个弯，尽管都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可此特色与彼特色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剔除了普世价值的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的影子，有的只是被中共改造过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因素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专制成分的两者的叠加，习称它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人类创造的一种“文明新形态”，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效仿。这样的现代化倘若真行得通，它不会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而是新灾难。
事实上，即便按照习的这个叙述逻辑，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绕不开中共自身治理的现代化问题。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习把它作万年执政党看待，党国既然一体，以党领政，党自身就必须也有一个现代化问题。党的统治方式如果不能现代化，即政治制度现代化，中共要实现其他方面的治理现代化根本就无从谈起。然而，正是在党自身的现代化这点上，按照习现在的做法，注定无法实现。
现代化对执政党的本质要求，是以执政而非革命的逻辑去行使执政或者统治权，如果始终着眼于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执政，就走不出治乱循环。邓江胡时期的有限进步，就是要让中共从过去的革命党的统治模式转向执政党的执政模式。但习又把这个有限的转变倒卷过来，让中共用革命党的思维和逻辑治理中国。中共迟迟不将革命党的标签扔掉，而且还在强化，也就不可能真正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从而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完全搞错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怎么可能推进？
检视人类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在已经取得执政权的情况下，还用革命党的思维和逻辑领导国家实现了现代化的先例。无论毛时代的中国、过去的苏联，还是现今的朝鲜、古巴、委瑞内拉、伊朗等，它们的执政党都是用一种“革命党”的行动逻辑在治理国家。这些国家都可以划为失败国家的行列，它们推进的“现代化”，更是和人们理解的人类已经走过的现代化搭不上一点边。凭什么习就认定他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取得成功？
不难想象，当习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的肃杀和社会的严控会贯穿在他统治的下半场。其实这已不是一种想象，而是正在变成现实的走向。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能让一个有着近亿万党员的党和14亿民众，按他指引的方向，万众一心，整齐划一，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扼杀了人的最基本自由，哪有什么现代化可言，不过是假托中国式现代化的名号自欺欺人罢了。
邓聿文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曾经在体制的边缘，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