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克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3、继承毛的极权衣钵导致宪政大业的搁浅
历史给了邓小平一个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机遇，他拒绝了！
邓复出后所面对的中国，不仅仅国势衰颓、民不聊生，更重要的是几代人受到严重的创伤，文化与道德遭受史无前例的破坏。中国需要扶贫济穷，更需要人性的回归。
邓上台后，在文革后社会思变的大气候裹挟下，专制主义的发条有所松动。但当人们触动毛式极权体制的缰绳，他义无返顾地予以有力反击。因此，邓与毛一样，都是作为极权主义者的\”寡人\”纪录在当代中国的史册上。
⑴ 如何评价毛，决定着改革的走向
科学、历史地评价毛，本文、本人难以胜任。从毛创立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到毛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毛对人性、人道（且不说对自由、民主、法治）的灭绝，使中国大大地落伍了。因此，毛对于中国，不是七分功、三分过，也不是三分功、七分过；恐怕是一个否定性的历史人物。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中心目标是批判毛。不批毛，中国就不能进步。局部批毛，局部进步，全面批毛，全面进步。比如，只有否定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才能拨乱反正，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只有否定毛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村才能推行\”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只有否定毛的命令经济，才能开放市场经济；只有否定毛对知识分子的歧视、迫害政策，知识分子才能恢复正当的社会地位，如此等等。
邓对毛的态度是矛盾的。1976年当毛再次将邓踢下政坛，他是有怨言的。1966年他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遭到批判，他是不服的。但他跟随毛打江山，与毛共治天下。几十年的峥嵘岁月，无论在思想上、体制上与感情上与毛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全部否定毛，意味着也否定他自己，否定当时尚在世的一批建国元老（如陈云、李先念、杨尚昆、王震、薄一波、彭真等）。因此，他对毛的否定只划定在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因为\”文革\”开始后他靠边了。还因为\”文革\”和\”两个凡是\”是他重返政坛的障碍。邓将1966年作为评价毛的分水岭是以个人需要出发的，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邓认为1953-1956年的\”三大改造\”，即对民族资本家的剥夺、对个体工商业者与几亿农民的剥夺，\”事情做得非常好\”（3-136页）。认为1957年的\”焚书坑儒\”、迫害上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还是要肯定\”（2-294页）。对公社化、大跃进，以及全国性的大饥荒\”我们也有责任\”。至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毛更是无可置疑的英明、正确。他说，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的\”卓越领导\”，\”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2-148页）当党内外有人要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毛的历史功过时，他一再加以阻挠，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认为毛的思想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党全国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2-149页）。\”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的一句名言。所谓\”向前看\”，就是要遗忘过去，不要再去回忆大迫害、大跃进、大饥荒那些往事。否则就难以\”团结一致\”了。邓还指示，处理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2–292页），就是不要过多纠缠历史旧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然而，忘记过去，我们怎能铭记教训。不反思历史，我们怎能迈向光明的未来。邓的这些言论，都是为毛护短，掩盖毛的罪错。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许多人认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为了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这是一个误解。参与这个决议讨论的开始有四千人之众，后逐步减少至四百人，他们确实怀着这一目的而来，但邓小平另有考虑。后来的事实证明，邓的目的是压制批毛，结束批毛，肯定毛的历史地位，肯定建国以来的成就。正因为邓与讨论起草者有如此分野，所以这个决议讨论起草时间之长（1980年3月-1981年6月）是超马拉松式的；在此期间，邓先后作出9次指示，最终才统一到邓的思想框架之中。千张嘴，万张嘴，还是听从邓大人的一张嘴。这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又一范例。
邓的第一次指示，开宗明义就提出了\”核心\”意见，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2-291页）在对建国后历史讨论中大家议论了毛的若干重大错误，邓认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2-308页），否则\”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2-298页）。邓说，肯定毛，\”不是毛泽东同志的个人问题\”，\”要看到这个全局\”（2-299页）。邓承认建国后\”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包括文革\”这种严重曲折，固然有主观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2-167页）。经过反复修改，决议终于统一在邓的思想框架之内，除了文革的错误，毛和中共在建国后所犯的错误都被隐没了，蒸发了。在决议即将通过时，邓告诫全党：\”决议通过以后……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2-292页）\”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2-383页）邓方上台，就如此扼杀党内民主，压制批毛，其目的是为了坚持毛式极权体制！
⑵ 捍卫\”一党专政\”，一再扑灭自由、民主运动
1979年，邓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⒆ 的长篇讲话。此时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只有三个月的时间。1980年，他进一步强调，\”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一切。\”他认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或混乱，就不能实现现代化。\”（2-266至268页）这就是说，\”一党专政万岁！\”邓这番言论的背景是针对思想解放潮流中涌现的民主呼声。他警告，\”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为此，\”西单民主墙\”遭封杀，\”理论务虚会\”也嘎然而止。
邓也言及民主，也谈论政治体制改革。那是80年代前期的事。为人们所称道的是那篇1980年的\”8、18\”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那几年，他几次说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他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3-176页）。特别是他预见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3-164页）。如果他能坚持这一观念，那今天的中国又是另一个面貌了。遗憾的是，邓的政改是以不触动\”党天下\”为前提的。他不能容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因要求民主、自由而挑战\”一党专政\”。整个80年代\”自由化\”与\”反自由化\”跌荡起伏，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包括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他坚决主张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他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第一句话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武断地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3-182页）。他对胡耀邦反对自由化不力而大为不满，大所失望，罢免了他的总书记的职务。两年多之后另一位总书记赵紫阳在反自由化、镇压学潮这一问题上又与邓发生了分歧。邓认为，学潮是动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赵认为，学潮诉求民主，反对腐败，是爱国的。邓认为，学潮应当用武力加以平息，恢复稳定的局面。赵认为，学潮应当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求得解决。邓因此指责赵\”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3-324页）罢去赵总书记的职务，并软禁于家中，失去人身自由达16年之久，直至去世。邓小平此时已不是中央委员，不是中央政治局与政治局常委，却是军委主席。他凌驾总书记、凌驾全党，以枪杆子决定乾坤，指挥一切，实施他的旨意，命令二十多万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军（所谓\”可以采取一切方法\”到达指定的目的地），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屠城事件（事后他表彰了入城的戒严部队），干了晚清政府、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 政府所不敢干的事。邓小平这一违法、犯罪 的决策，将作为不可洗刷的耻辱永载史册。虽然中共当局至今（1989-2009）未有给\”六四\”事件\”平反\”，然而它作为当代中国民主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已永久地铭刻在人民的心中。对于中共来说，不是要不要给这一事件平反，而是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资格平反的问题。
\”六四\”事件之后，邓不再谈及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话题也就在官方的媒体中消失，流行语是\”稳定压倒一切\”，其实质是\”专制压倒一切\”。此命题成了江泽民主政时期的基本方针。江的名言是\”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找到这样的接班人，邓可以放心地走了。
⑶ 偏好极权，倡导\”核心\”，以\”毛二世\”的形象告别政坛。
在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方面，邓在复出的1978年12月曾说过：\”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2-144页）一年之后，即1980年2月，邓就改了调。他说：\”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的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2-282页）。在另一次讲话中，邓更具体地说：\”这里我要说，这几条里面（指\”民主集中制\”规定的\”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笔者注），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2-271、272页）
邓偏好集权，对民主制下的\”三权分立\”十分忌讳。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3-195页）此话语邓在此时期出现的频率颇高。邓认为，中国有党的集中领导，这是\”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的效率是高的\”。\”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3-240页）。个人或少数寡头专权，决定国家大事，\”效率\”当然是高的，可是，我们应当怎样来评价这种\”效率\”呢？毛泽东个人专制时期，高效率地发动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切肤的体验；这种高效的决策以及雷厉风行的贯彻实施，不过是不可抵御的、接连不断的灾难。所以，集权制度下的高效决策其后果往往是高效灾难。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它或者滥用，或者失控，或者腐化。
\”六四\”事件后，邓郑重地倡言\”核心\”，这是邓晚年的遗嘱。
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3-310页）另一次，他更明确地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3-301页）在邓小平家里一个小型会议上，邓对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引自《大哉李锐》，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第461页）。1980年8月，就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一事，邓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2-347页）十分遗憾的是，现在邓又回到了毛的套路上来了，而且大有过之，大有发展–搞了隔代指定接班人。
邓沉湎于个人专制的心态昭然若揭。邓再度复出时曾批判过毛的个人专制，到了晚年还是陷入了个人专制的泥潭，最终以\”毛二世\”的形象告别政坛，告别人世。邓倡导以个人为核心的领导体制，钦定\”一党专政\”的两代继承人，以及在此前违规罢黜两位开明的总书记，以铁血手段镇压民主运动，邓至少在这三件大事上，其专制水平都超过了毛泽东。邓的这些政治遗产对国家政治民主化走向设下了重大障碍，并使改革陷入了变异的泥潭。这是邓的悲剧，也是当代中国的悲剧。
结 语
1980年8月，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你对自己怎么评价？\”邓小平回答：\”我自己能对半开就不错了。\”（2-357页）如何评价邓小平最后一轮复出主政10余年中的功过是有待讨论的严肃问题。邓小平对自己的估价看来是比较低调的。即使这个比较低调的自我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能立得住，看来还难说。我的预计，由于邓为了维护毛的极权体制，犯了严重的历史罪错，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深的伤痛和种种后患。\”过\”恐怕是大于\”功\”。
邓后时代，改革变异，社会乱象环生，问题多多。诸如：权力专横，暴力滥用；官场黑暗，腐败横行；特权膨胀，人权蹂躏；贫富悬殊，社会断裂；公正缺失，民怨鼎沸；法治打折，宪政搁浅；环境污染 ，生态失衡；……这些问题的发生与泛滥 ,无不可以从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局限性以及对\”六四\”事件等重大问题的错误决策中找到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