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并没有恢复清白之身，但至少，有望恢复她的自由之身。无论如何，这值得加额称庆。
这是公众关注的结果。只有在互联网时代，只有在公民社会渐次成长的时代，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否则，邓玉娇就永远是孤岛，她将面临怎样的厄运，就怎么想象都不过分。
这既令人喜，也让人忧。这一方面说明，公共舆论和公民社会正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长为一种现实的制约力量，令强权不能不有所忌惮。但另一方面，从被指故意杀人，可能处以极刑，到现在免于处罚，邓玉娇的命运竟如此剧烈跌宕，也客观上折射了司法不公的空间可以有多大，面对这样的司法不公，公民个人可能遭遇怎样的凶险。
这正是群情汹涌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公众的焦虑不只是因为邓玉娇，更是因为对自身命运的恐惧，对跟邓玉娇一样随时遭遇司法不公的恐惧。所以，公众对邓玉娇的声援，并不等于舆论干预司法，而只是在特定司法环境下，对可能干预司法的巴东当局的成功狙击。就仿佛是一次拔河，公众不只要把邓玉娇从巴东当局手中拔过来，更是要把司法从强权手中拔过来，让司法回到独立的原点，中立的原点。
但是，要把司法从强权手中拔过来，仅有邓玉娇这样的个案远远不够。公众的关注也曾改变许霆的命运，无期徒刑变成5年有期。但后来跟许霆类似遭遇的其他公民，却并没有许霆那样的幸运。今天邓玉娇的幸运，也未必就能给今后的邓玉娇们带去幸运。不能不承认，公众的关注其实是有片面性的，在这个生活比戏剧更精彩的时代，公众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本是人性之常，只有那些更极端，因而更戏剧、更传奇的个案，才可能撞入公众的视野。那些同样悲惨甚至更悲惨的个案，却往往因为其情节的重复性而归于寻常，无缘从悲情故事的激烈竞争中出头，它们的苦主也就无缘得救，只能在司法不公的黑洞里无望地沉沦。
制度缺失导致悲情故事几乎是无限量的供给，公众的关注却是有限的。唯有从制度上真正落实司法独立，人人免于司法不公才会成为可能，公众免于对司法不公的恐惧也才会成为可能，舆论与司法的彼此信任和彼此尊重也才会成为可能。而这不仅需要坚忍的个案堑壕战，更需要从个案提炼普遍意义，以之改造整个的司法体制。否则，如果不能从体制上突破，个案上的激情不能推动体制上的理性，那么个案的无限量累积就会最终令公众困倦，甚至令公众绝望，导致社会非理性情绪的爆炸性增长。这对所有人来说，无疑都是最危险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