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当局斥资四千万以上打造个人电脑监控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并强令电脑制造商、销售商统一安装，中共当局终于把钳制互联网的魔爪直接伸进了个人的主机箱内。这种以政府公开下令直接管制个人隐私的做法，“文革”后三十三年来还是第一次，以往，中共当局固然一直在拆看公民信件、邮寄物品、监听异议维权人士电话、对互联网通信进行屏蔽和过滤…但那都是偷偷摸摸进行，中共对外向来不敢承认；而且，那些钳制措施也停留在个人住宅门外，互联网的屏蔽和过滤，也都是通过安植于网关的“金盾”软体系统进行，而这一次，中共不仅堂而皇之地公开把全体国民当作“犯罪嫌疑人”施以监控，而且象“文革”中那样，直接闯进个人住宅，对“改造对象”施以监控。
中共当局对个人电脑公开强制安装监控软件的做法，不啻是公开强制性地要在全体老百姓家中安装窃听器，其流氓无耻的程度，丝毫不逊于朝鲜当局统一强制拆除在朝销售的收音机短波部件的做法。
中共当局以工业信息部这样的政府部门，公开下文强制安装的流氓软件，堂而皇之地侵犯公民隐私权和知情权，这是是一起极其恶劣的倒退事件，它标志着极权的回潮，毛泽东时代逝去三十多年之后，以行政手段公开管制个人隐私的那具极权僵尸，在胡锦涛的摆弄下，似乎快要复活了。
面对“绿坝”的新封堵，一些胡温的痴迷者们，又认为这是江系腐败分子“抹黑胡温”之举，然而最近，胡锦涛掌控的宣传系统严令各大网站删除和封堵任何对“绿坝”的批评，这恰恰反映出：“绿坝”的强制推行，正是胡锦涛的本意！残酷无情的事实，再一次暴露了胡锦涛无可救药的反文明反人类本性、再一次印证了对胡、温心存幻想的愚蠢和荒唐。
胡锦涛自以为“绿坝”的构筑，又为专制政权增加了一堵厚厚的“防洪抗险”屏障，殊不知在今天的形势下，“绿坝”的强制搭建，非但起不了多大的封堵作用，反而会引发一个原本不问政治的庞大上网群体转而厌憎和仇视专制。
今天的中国社会，不上网的人渐趋少数，使用破封锁软件上网访问异议网站的也是少数，大多数网民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中性群体，他们上网是为了聊天和娱乐，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八零后”、“九零后”群体，几乎清一色属于这个群体。这些上网族固然不在乎政治异议内容的屏蔽和过滤，但普遍追求网速，尤其是爱玩网络游戏的年轻人，如果他们发现中共的封网阻碍了网速和娱乐的效率，就很容易厌憎中共专制统治，逆反心对反叛行为的驱动，比什么宣传启蒙都有效。
笔者的一个年轻的朋友，平素对政治异议毫无兴趣，但2008年的时候，有一次以电子邮件给国外的亲戚发送多张数码照片，怎么也发送不了，于是求助于我，结果我用代理软件帮他一次发送成功；为什么先前发送不了？我告诉他是因为中共封网，他怎么也不信，说他的邮件又没有“政治内容”，我耐心告诉他：，中共电信当局不仅阻截和过滤“政治内容”的邮件，还监控个人电邮的流量，流量大，就怀疑你搞政治异议活动，把你发送的电邮给阻截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准放走一个”。他听了之后非常气愤，马上向我要了反封锁代理软件，从此开始访问异议网站，迅速地变成了一个反共分子。
如同这个例子一样，其实，中共封网对网速的影响早就发生了，但在“绿坝”推行之前，中共对互联网信息传递的封锁过滤都在网关进行，也就是在个人电脑之外的公共设施进行，比较隐晦。由于中共所屏蔽和过滤的基本上是政治异议信息，而大多数中国网民都是“不问政治”的中性群体，因此对中共的封网缺乏感受、甚至毫无察觉，有些人虽有些感觉，但因为网关屏蔽过滤的隐晦性，也意识不到那是中共的封锁，还以为是网络技术故障，或是中国技术的“落后”。
但“绿坝”的公开强制推行，中共的这种封网，就赤裸裸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广大网民就很容易将互联网通信的种种不正常，与中共的封网联系起来。更何况，由于互联网的开放和多向流通本性，注定了研发监控过滤软件的困难，封网和反封网的斗争，就象是大象和老鼠之间的不对称决斗，中共不仅胜机微渺，而且为了保证封网的效果，不得不浪费大量的金钱、牺牲巨量的网络效率。例如“绿坝”的监控，就是以牺牲网速和大量的“误报”和错误封堵为代价的行为，除了少数不可救药的愚民，稍许正常的网民，决不会喜欢这样的软件“护航”。
而且，稍有电脑操作常识的人都知道，强制安装“绿坝”，并不能增加多大的封堵效果。网民可以采取网络软体技术、删除操作或格式化硬盘、更换硬盘、采购电脑时购置组装机等多种方法对抗“绿坝”监控，而且，电脑销售商为了牟利，也不可能忠诚执行中共的混账命令
因此，“绿坝”的封堵和监控效果十分有限。 “绿坝”的强制搭建，不仅不可能达到胡锦涛所期望的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反而会把一大批原本不问政治的年轻网民推入反对专制的历史洪流，反倒会加速中共专制大坝的溃堤。
胡锦涛至今迷醉在拉萨“平暴”戒严的成功经验里，自以为只要一味高压、“紧套”，就可保专制稳定无虞，殊不知，中国社会早已不是北韩那样的社会，在重新全封闭已不可能、在专制套子已经腐朽的情况下，一味地“紧套”只能使专制的套子破裂得更快。
但是，要保持专制“不变色”，就必须“紧套”。专制的困境之所以无解在于，放松管控，就容易“和平演变”——专制坚冰就会一点点消融，专制堡垒的砖石就会一块块松脱；维持高压，就必须四面封堵、处处设防、疲于奔命，终将难以为继。
胡锦涛视自由民主为毒药猛兽，拼了老命死保一党专制不动摇，与世界进步潮流作殊死的搏斗，这势必需要到处封堵、维持高压统治不放松，而在一个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且无法重新封闭的社会里，持续的高压统治，必然使得危机和民怨不断积累，为了抵挡越来越高涨的各种冲击，统治者只能不断修筑新的保专制“堤坝”，且把原有的堤坝持续加高——这就是胡记中共当局如今强制构筑“绿坝”的根本原因；“绿坝”的强制推行，也反映出中共八年来苦心经营的网关封网系统——“金盾工程”，已经阻挡不住互联网上的“自由化”进程了。
胡锦涛现在虽然拼命加高保专制堤坝、并且修筑新的堤坝，但是堤坝既不可能无限增加、也不可能无限增高。
因为持续的高压必然使民怨不断增高，要封堵，就必须不断修筑新的堤坝，且把原有的堤坝加高，但堤坝却不可能无限加高。要持续加强封堵，就必须不断增加专制政权的管控机构，也就意味着增加编制、人手、设施，结果，不仅维持专制统治的成本不断攀升，而且不断形成的新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例如，随着强制“计生”而产生的计划生育部门，如今已经形成庞大“计生”既得利益集团，早已尾大难掉，“计生”系统的贪婪和残忍，不遗余力地把大批“良民”逼成共产党的敌人；因网络监控和镇压法轮功而生的各种部门、机构，也已经形成疯长的权贵既得利益新集团。
因强化专制管控而生的贪婪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极大地加速了专制统治成本的抬升；而不断攀升的统治成本，势必驱使专制政权更加横征暴敛，这就导致社会矛盾愈发尖锐，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又迫使专制政权进一步强化专制管控、扩编增人、增加机构，专制统治的成本的继续增加，就必然造成政权对社会的压榨和掠夺更甚、矛盾更加尖锐、危机更加深重…如今愈来愈疯狂的、全国性的强迫拆迁、强迫征地，就是政权对社会的掠夺和压榨加深的体现，它是胡记中共政权维持高压统治的必然后果：封堵是要钱的，胡锦涛要求防微杜渐、到处封堵，下面怎么办？只有加倍地抢钱！
对于这种突破容忍底线的暴政，中国老百姓现在是前赴后继地激烈反抗。中国老百姓比起美国人、法国人固然懦弱，但决非没有反抗精神的羔羊。与1989年的时候不同，现在的中国老百姓不会为了自由民主而献身，但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却可以拼命。中共当局变本加厉地强拆、强征，正迅速把数以十万计的“顺民”逼成自己的敌人。
这就形成可怖的恶行循环，专制政权的构成体，如癌细胞一样疯狂地无限复制，整个政权如同疯长的恶性肿瘤，任何社会都无法长久供养这样的恶变肌体，最终，这样的癌瘤政权不是被手术刀（革命）割除，就是在社会经济的大崩溃中垮塌。
而“绿坝”这样的东西，既防不住专制的溃堤，更防不了专制体制癌细胞对政权的内部吞噬。
远古时期，鲧用封堵的办法治洪水，结果事败身死，大禹用疏导的办法治洪水，结果功成名就；周厉王用封堵的办法治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结果引发了“国人暴动”，自己垮台流亡，客死异乡。用封堵的办法治不了水、更治不了国，两千年前中国古人们就明白的道理，胡锦涛愣是不明白。
胡锦涛自以为象毛泽东那样玩弄权谋整人、象斯大林那样紧握杀人的刀把子不放松，就可以“战无不胜”、“从胜利走向胜利”，殊不知，毛泽东、斯大林之所以能得逞一时、生前无人奈何，是因为其得之天时：他们在世时共产势力气数正旺、意识形态正盛、有条件对国民封闭洗脑、且当时马克思邪说风靡世界，蒙蔽多国众生，如今却是共产党专制势力穷途末路的时候：苏、东早已变天、越南渐趋变色、朝鲜、古巴苟延残喘、共产主义罪恶曝光、红色高棉受审…胡主席这个时候要紧握斯大林的刀把子，除了遭受更彻底的唾弃和灭亡之外，还能有什么收获？胡锦涛变本加厉地倒行逆施，在得逞一时淫威的同时，也在把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历史绞索越拉越紧。
明明身处应该谋求自身“软着陆”红朝末世关头，胡锦涛却妄想重获斯大林的淫威，不识时务至此，诚乃权令智昏、不可救药也！
作为毛共辅导员，远古的道理胡锦涛不明白也就罢了，就近的道理胡锦涛竟也不明白。凡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统治者和集团，均得善终，反之，则彻底灭亡，近代以来的例子比比皆是：
主动维新变法的日本皇室存续至今，享受尊荣，而顽固抗拒立宪的满清皇室今安在？风潮来临之际，主动让步放弃专制，与反对派同开“圆桌会议”的波兰共产党存续至今，期间一度还胜选上台，继续执政，而死保专制专制不动摇、不惜调军开枪屠民的前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以及当年的罗国共产党今安在？主动放弃威权统治、推行宪政的国民党，现在在台湾重新胜选上台，而顽固坚持独裁统治、死不悔改的印尼苏哈托统治集团今安在？
胡主席放着疏导的生路不走，上台七年来，天天假大空、处处胡紧套，闭着眼睛在一条彻底灭亡的道路上抓狂裸奔，诚乃鬼迷心窍、愚不可及也！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九年六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于曼谷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