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事喜办 庆功心切
上次中国召开新冠庆功表彰大会是2020年9月，当时正是世界人民遭受武肺病毒重创、生灵涂炭之际。习近平在那次规格极高的庆祝活动中为钟南山、张伯礼、陈薇等多名抗疫“有功人员”颁奖授勋，宣告在中共带领下“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有网友斥之为“丧事当喜事办！用庆功掩盖责任！”
直到中共二十大结束，甚至在去年12月初突然宣布解封前夕，这位总书记一直严令各地死守动态清零的极端防控政策不动摇，声称这个“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
三年来，制度优越和“东升西降”一直是北京宣传所谓防疫成功的主轴。
1月13日北京市疾控中心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仍然宣称，“三年来中心在疫情防控、大型活动保障等各项工作中均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稳步推进首都疾控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然而此时北京却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处在三年来最严重的疫情灾害中。一些网民对北京市当局如此不合时宜、迫不及待的庆功行赏举动作出愤怒反应。
推特用户李隽就此事写道：“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党不要脸宇宙无敌。”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未加评论转推了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三年抗疫不辱使命/满载荣誉再征新程”新闻稿链接。有跟帖指该疾控部门“良心被狗吃了。”也有跟帖称“看来北京市已经完成应阳尽阳应死尽死的目标了。”“它们庆贺自己解决了人口老龄化的世界性难题……”
解封大跃进 有药嫌太贵
分析人士指出，当局在针对反科学清零政策和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白纸运动爆发后显得乱了分寸，在没有周密预案和相应准备的情况下在全国进行“大跃进式”的解封，致使各地民众大面积染疫而医疗资源严重匮乏，重症率和死亡率直线飙升，迅速形成了另一场巨大灾害，一些媒体称之为“疫情海啸”，但是坚称“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当局继续隐瞒疫情并停止更新及公布疫情数据和相关的流行病学资讯，同时拒绝美国、德国等国家提出的防疫援助建议。近日中方与辉瑞公司因价格谈不拢而放弃进口新冠药品，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批评。
中国异议人士、前安徽省检察院公职人员沈良庆对美国之音表示，很难理解中国政府嫌贵而不进口可以挽救无数生命的新冠药。
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砸锅卖铁我也愿意。所以我很难理解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其他有效药的情况下，那么你拒绝进口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行为。”
评论：解封失败酿人祸 掩盖数据有猫腻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年初“继续要求中国提供更快速、定期、可靠的住院和死亡数据，以及更全面、实时的病毒基因测序。”他指出，新冠病毒在中国快速传播，而人们却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
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周六在油管（YouTube）节目中表示，习近平当局要钱不要命，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经济，在三年严厉封控之后，突然躺平撒手放开，爆发疫情海啸，造成严重生命损失，這是人禍，也是血債。他认为，中共的解封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当局掩盖新冠数据是不打自招，必定有鬼。
尽管武汉爆发疫情以来这三年中感染人数和染疫病亡人数的真实情况官方秘而不宣，但一些科学分析和估计认为，相关数字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各国公布的本国数字。有评论指中国正在蒙受“毛时代大饥荒以来的最严重灾难”。
专家回顾历史 聚焦制度根源和独裁者因素
毛时代大饥荒是65年前中国开始所谓“超英赶美”大跃进时期爆发的。历史学家冯客所著《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和前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的《墓碑》都有详细记述，两者一致认为，大饥荒至少5年（1958年初至1962年末），不是3年。中国官方宣传把大饥荒造成的数千万非正常死亡惨剧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中苏交恶后莫斯科老大哥逼债。
冯客在书中指出，发生大饥荒的原因是人祸。他认为，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一个体制、制度的问题，不只是某一个人的问题。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历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给中国造成严重灾难的65年前大饥荒和当下大瘟疫在中国出现的种种乱象都指向制度问题和独裁者的政治野心乌托邦。
他说：“根本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中国掌权的这个独裁者的心理和政治野心，即他的变态心理和他的政治野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 (Amartya Sen)早已得出结论，即中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独裁制度问题和新闻封锁。
宋永毅解释说：“他（森）比较印度的饥荒和中国大陆的饥荒之后，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观点：饥荒的造成以及饥荒造成的灾难，根本上是制度问题造成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独裁制度下，要控制饥荒第一个所做的就是新闻控制，就是不让饥荒发生的真实情况透露出去。那么这样这个饥荒肯定是越来越严重，肯定是饿死很多人，因为你不让新闻机构透露出去，你就没办法有海外的援助。你就拒绝海外的援助，必然导致饥荒。”
不久前，德国和美国都表示愿意协助中国抗疫，赠送疫苗等防疫物资，但北京均婉拒，称中国有制度优势、有能力自行应对。
宋永毅指出，北京打肿脸充胖子，只是为了领导人夸下海口的所谓制度优势及其面子。
他说：“习近平等人口口声声讲，他们以前的三年封控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但是这样的成药，可以防止老年人（重症）立刻可以减轻的，他都可以不要，不愿意进口。还是原来大饥荒时候那个手法嘛。国际上要援助他有效疫苗，他都不要。明明国际上有这个药，他也有这个经济实力，可以购买进入医保系统，他拒绝。大饥荒时也这样。整个联合国组织、加拿大，甚至包括美国、苏联，当时苏联讲得很清楚， 说你们可以延迟还我们的债，我们可以支持你们粮食。他不要。为了什么？完全为了他的制度，尤其他这个独裁者毛泽东。”
这位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提到，当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出结论说，大饥荒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是对毛泽东比较客气的批评，实际上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祸，因为气息资料显示，1958年到1961年，中国没有出现自然灾害。
民间人士：三年抗疫荒诞乱象与“大炼钢铁”和大饥荒如出一辙
一位关注中国大饥荒历史真相的民间人士指出，据国家档案解密的官方统计，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 万人，这个“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国家解密原始数据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 万非常接近。他认为，今天回顾反思毛泽东时代的五年大饥荒的起因和后果以及惨痛教训，对于健忘的中国民众很有必要。
这位民间人士针对毛时代狂妄冒进的大跃进和当前中国的“治大国如烙大饼”式的疫情应对以及把惨败吹嘘为决胜的造假撒谎文化，作了分析，总结出10条教训。
他写道：“1. 大跃进亩产万斤，和动态清零三年不换方式本质上高度一致：反科学。 2. 谎言充斥，“撒谎文化“从大跃进开始普及到全民，发展到21世纪20年代，已经无可救药。各类专家胡说八道已司空见惯，党媒更是肆无忌惮瞎编乱造。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关于死亡率真相关于死亡人数。 大饥荒死亡人数65年过去至今没有结论，从3600万到9600万不能确定。三年疫情死于封控和死于病毒的人数一定也会成为一个谜。3. 2022年的持续动态清零和大炼钢铁一样，实质是违背常识无脑无知的胡作非为，导致大量草菅人命的人为灾难。 4. 独断专行错误决策，持续数年。 5. 不检讨自省，反而红口白牙胡说八道巧舌如簧，掩盖错误和罪恶。 6. 损失巨大，主要是苍天百姓生命毫无必要的牺牲。其次是对国民经济摧毁式破坏。 7. 无纠错机制，眼看出轨翻车而素手无策毫无办法。 8. 酿成大灾难，反而被歌功颂德大唱赞歌。9. 民众高度驯服参与配合，各级政权直至最基层，迫于高层一手制造的形势层层加码把职权滥用到极致，造成无数人间悲剧。 10. 反科学封控三年和违背常识毫无准备放开酿成灾难后，不但不反思批评，反而继续歌功颂德大唱赞歌，同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之后续称四个伟大，对领袖顶礼膜拜如出一辙。”
据史料记载，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主要讨论“大跃进”及大饥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随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务，经济逐渐得以恢复。但毛泽东以退为进，凭借个人崇拜突出宣扬阶级斗争，四年后发动文革，利用造反派全面夺权，打倒刘、邓等一大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和“黑五类”等“阶级敌人”，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史称十年内乱或十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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