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詹佳宜：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跋熱．達瓦才仁專訪
問：習近平上任以來第一次到拉薩，這會是藏中和談的契機嗎？ 答：我認為跟和談沒有關係，應該是跟他的佈局有關係，因為中國在西藏的佈局涉及到兩個問題。一個是跟印度的關係，另外一個就是中國對西藏的政策，中國政府希望在他長期的政策高壓窒息下，時間能夠靜靜地帶走西藏的人信仰、語言和傳統，然後去收割西藏民族的性命。習近平去西藏，大概也是去佈局和規劃這些，而不會是為了和談，因為和談並不需要他跑到西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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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張明天：流亡西藏新政府與藏中臺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臺藏合作十分忌憚，因而極力反對達賴喇嘛來臺，對我國政府施以極大壓力，而我國政府也將達賴喇嘛訪臺做為政治籌碼看待，因此蔡英文上任以來，始終未曾同意達賴喇嘛訪臺。達賴喇嘛辭卸西藏國家元首身分已經十年多，他目前只是一位佛教領袖，加上年事漸高，我們認為，從人道的角度，至少也應同意達賴喇嘛到臺灣接受身體健康檢查和為臺灣人民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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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爪耙仔的職業道德
情報機關部署特工／情報人員和線民／情報協助人員從事政治偵防和輿情調查，不只過去，於今猶然，只是法律效果和政治上的意義已與戒嚴時期大為不同。我主張政府檔案中的監控類檔案應當屆滿三十年即原則上解密公開，這不是為了檢視昨日的是非，也是為了確保今天的情報工作不做假，可以等待日後歷史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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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到臺灣海峽永久和平之路
我們的結論是，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現在的義和團式敵視普世價值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思想，以是否愛中國共產黨來斷定是否愛國尊憲守紀，不斷在世界輿論面前出演戰狼外交的凶狠形象，不懂得反省第一代共產黨人如陳獨秀、李大釗建黨以及當年國共第一次合作擁護三民主義的初衷，則讓中國如同辛亥革命經由各省獨立、裂解帝國而達到民主轉型、還權於民，那才是中國重新統合和實現永久和平的歷史機遇的真正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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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穿越海峡，心心相连——怒潮人物罗添福先生访问录
在罗添福的印象中，戡乱战争时期，解放军游击队曾在闽西地区用计与国军周旋。解放军如欲向民间强征粮食，则往往命部队着国军军服，以国军名义为之，一般老百姓不察，自然对国军感到怨怼、产生反感，反之，也会对解放军有所期待和好感，一旦两军交战，民心向背常常会对于战斗意志产生关键性影响，成为战场上胜败的决定性因素。罗添福记得解放军就是利用了这样的嫁祸手段创造了民意而最终将国军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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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
蒙藏委员会裁撤之后，藏事业务仍应有专责单位继承，亦得与新南向工作配合，而作为政府对外政策之幕僚机构，笔者建议政府可设立独立法人之西藏研究中心，或将蒙藏文化中心转型改制为蒙藏研究中心，或者恢复设立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使之成为政府智库，用以培养与容纳藏事与新南向人才，也可以其开展与藏人行政中央之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之合作关系，进行人员互访培训和共同研究之计划，并作为台湾援藏团体对内与对外联系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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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陈明通复出的政治讯息
蔡英文政府这波内阁改组，由陈明通掌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钊燮接外交部长，说明系蔡英文总统主导，而开始褪去「老男蓝」色彩，作法更具民主进步党主流思维。陈明通是蔡英文主张两岸定位「维持现状」的重要策士，此一主张与其执行操作，自无法满足独派的期待。而我们期待陈明通复出后，他所教导过的那些大陆学生的心声，能转化为更开放的对大陆青年政策和教育政策，让更多向往台湾的大陆人摆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法令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绑架，来台湾自由学习和交流，理解和支持台湾，这才正是台湾软实力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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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台湾的第二次宁静革命
台湾内部还没有充分重视与中国共产党竞争的问题。台湾对于中国未来的转型可能不是跟着台湾或是东欧的模式，而是巨变的、瞬间崩溃的模式，对于未来可能八到十年出现这样的状况，台湾是不是充分做好国家安全上的准备，是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在今天台湾第二次宁静革命展开之后第一次重要的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会议上，可以发出一些声音，形成一些共识，让我们可以带回去，有机会反映给政府部门，提醒他们重视，在两岸关系当中，对台湾威胁最大的中国共产党问题上，我觉得台湾的国家领导者，必须要具备远望中国和两岸未来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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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台湾对大陆的反挫锐实力谈
反挫锐实力，仍旧是以柔克刚最为有效，中国大陆社会最为倚赖的外界信息来源，以及精神与财产的避险去处，我国要善用这一灯塔效应，而在两岸交流的政策上，引导中国大陆社会认识到台湾独立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统治之外之于中国的价值，它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发挥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反证。因此，鼓励两岸的民间交流，让更多的大陆社会意见领袖和知识分子到台湾来见证多元文化主义、宪政民主和民生社会福利的成就，应当是我国大陆政策中有关于两岸社会文化交流的最高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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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 中国民运的进路
民运要长期与党国专制政权斗争，依靠的就是反抗的意志和高揭维护人权与民主的旗帜，与中共斗争的场域是在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领域维持异议的象征，而非不自量力地从事军事反攻或安全破坏工作，故而民运的工作，应当公开透明，开诚布公，以昭公信，而无须故作神秘，而外界对民运组织和工作者的支持与否，也不应受无端生非的种种传闻所动摇，而应当从组织和个人的长期作为来进行衡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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