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就有睡眠障碍，六月二十九日这夜睡得不好也属正常，这样，入夏后平时都是五点半左右起床的我，六月三十日这天却因感到头有点晕疼，躺到六点后才起床。

洗把脸后，坐电脑前。点开邮箱，一眼就从邮件中看到我所熟悉的湖北大学退休教授、知名杂文家张镇强六月二十八日辞世的消息。这对本人而言，虽算不得太突然，但内心也还是立刻难受起来，原准备做的事没心情做了，原想敲的文字也没心情敲了，甚至不知该如何回复邮件；后敲了几句话，不满意，放在那儿，直到早饭后改动几个字，才给朋友发过去。

孔子说“死生亦大矣”，而书圣在《兰亭集序》中引了孔子的话后紧接着说道：“岂不痛哉！”每当获悉认识的朋友中有人离开这个世界，心中都不免戚戚焉。

半个多月前就有网友转来张教授已在“弥留之际”的帖子。从他躺在病床上的图片似乎还能隐约看出张教授有些悲伤。他悲伤什么呢？按人之常情，很可能虽不无悲伤自己的生命即将消逝，但像张教授这种学识渊博的思想者，一定懂得人都是要死的，他绝不会相信人能万寿无疆，更不相信什么永垂不朽这种自欺欺人的谀词。

在自己看来，张教授悲伤的一定是他没能亲眼看到一个自由、宪政民主中国的到来，这恐怕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或遗恨，因为这是他一生苦苦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相信，只要能看一眼实现了自由民主的中国，他不会为失去个人渺小的生命而悲伤，况且他已活到耄耋之年，这是人群中万分之一者才能享受到的啊。当然，张教授的遗憾乃至遗恨，也是许多已经逝去的中国前辈们的，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实现一个自由、宪政民主的中国是如此之难！

自己是在差不多八年前的2015年金秋时节结识张教授的。当时他虽已八十五岁高龄，身体却十分硬朗，没有老态。见面时，看他满面红光，不由得自惭形秽。张教授不仅身体好，且即使在如此岁数，仍勤于笔耕，发表一篇又一篇优秀杂文作品不说，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不时地组织一些小型活动，而参与者都是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男女老少不拒。

参加此次活动后，我们就算有了联系。说起来很惭愧，自己比张教授小二十多岁，完全是隔着一代人的岁数，然而看起来，张教授的身体比我这个小字辈要健康得多；或许正因张教授觉得我的身体还不如他，在尚未使用微信那几年，竟然是张教授不时地从武汉家中给我打电话，而不是我给他打电话。每次在电话中除了谈些信息、国情之类的事，他都少不了关心我的身体。他知道我患有前列腺炎，念念不忘，每次电话中都会提及。

等我们互加微信后，张教授不时地给我转发帖子，且都是“有思想”或“有意思”的帖子。尽管我们只见过一面，但我们的心是想通的，知道对方关心什么，关注什么，更不会因给对方转发的是所谓敏感帖子而有所顾虑。在我给他转了李洪林的文章后，他在微信中回复：“李洪林的文章以前未细看，但此人我熟悉，他是民主自由派。其观点与我一致。我一贯只承认胡耀邦才是伟大人物，其他人不值得一提。”

除了在报纸（主要是《杂文报》）或有些网站上读张教授那些华章，自己对张教授的人生并不了解。直到2021年2月上旬他转来自己的一篇文章，才对他的情形略知一二。他这篇文章虽是为湖北大学建校九十周年而作，但从文章中可以读到张教授人生的一些经历。

从文章中知道张教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知道他通晓英法俄三门外语；知道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大学的课堂里（他讲授的是世界现代史）告诉那些莘莘学子们，列宁是货真价实的德国间谍，所谓武装起义的十月革命实际上是由当时在国内的托洛茨基具体组织领导，是从当时刚刚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和平夺得政权；知道斯大林的所谓“肃反运动”其实就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搞的“大清洗”；知道他在课堂上纠正所谓“抗美援朝”中是南韩先发动战争的一些胡说八道……张教授甚至认为，在大学课堂上的有些“拨乱反正”，很可能他是“中国第一人”。

张教授在微信中给我最后一次转帖时间是在今年4月28日上午11时22分，转发的内容是某组织以何种方式进入坟墓。之后，再也没收到他的微信。直到半个多月前才知他已处弥留之际，且又顽强撑持半个多月才带着遗憾乃至遗恨离开这个让他念兹在兹的“人世间”。

记得去年某党大会召开前夕，小道消息满天飞。期间我在电话中跟张教授说着玩，如果某人不连任，我去他那里庆祝，他非常乐意。后每当“获悉”独裁者不再继续“坐”下去，我们都特别高兴。有次看到有网友转来的一条消息，我在微信中告诉他，说皇城根脚下全城都在喊拜拜，并且还说京城那晚的饭店基本都被订满了，他高兴地问道：“是不是真有大好消息？”可后来看到有网友转发的更可靠的“情报”，确认某人连任后，我们都非常难受，知道这个国家还要继续遭受磨难。

说到这里，由张教授的辞世，联想到自己有个也许有些人不以为然的“观点”，那就是包括像周有光、何方、李锐，总觉得是现在这样一个中国让他们“求生”不够强烈；换句话说，如果这十年来，中国一天天朝着自由民主的路上走去，整个国家自由宪政民主风气日盛一日，让这些前辈们看到希望，相信他们很有可能会多陪大家几年。而正是这种一天天坏下去的恶劣国情，败坏了老人们的心情，让这些追求自由和宪政民主的前辈们“心灰意懒”，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而人的心情对人寿命的影响非常大。



短文前面说了，人都是要死的，况且张教授已九十多岁高龄，似乎不必过于悲伤，民间把这个年纪的人去世称之为“喜丧”。然而，人一死，便烟消云散，用李银河的话说就是生命“归于零”。当然，若非亲非故，不过路人而已，一般来说，不会太难过。但像张镇强教授，我们不仅三观相同，且相识相知，甚至在微信中称我是他“最信任最有思想的好朋友”，让我如何不悲痛；尤其是一想到我再也收不到张教授的微信了，鼻子就有点发酸。

在敲这则短文前，即昨晚临睡之际，不知怎么又想起张教授，而在想起他的同时，随手点开手机一微信帖子，竟然是35年前台湾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主题曲《尘缘》里的几句唱词：“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

听着听着，眼泪不自觉漫了出来，这几句歌词太契合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了。

2023.7.1

 



本来就有睡眠障碍，六月二十九日这夜睡得不好也属正常，这样，入夏后平时都是五点半左右起床的我，六月三十日这天却因感到头有点晕疼，躺到六点后才起床。

洗把脸后，坐电脑前。点开邮箱，一眼就从邮件中看到我所熟悉的湖北大学退休教授、知名杂文家张镇强六月二十八日辞世的消息。这对本人而言，虽算不得太突然，但内心也还是立刻难受起来，原准备做的事没心情做了，原想敲的文字也没心情敲了，甚至不知该如何回复邮件；后敲了几句话，不满意，放在那儿，直到早饭后改动几个字，才给朋友发过去。

孔子说“死生亦大矣”，而书圣在《兰亭集序》中引了孔子的话后紧接着说道：“岂不痛哉！”每当获悉认识的朋友中有人离开这个世界，心中都不免戚戚焉。

半个多月前就有网友转来张教授已在“弥留之际”的帖子。从他躺在病床上的图片似乎还能隐约看出张教授有些悲伤。他悲伤什么呢？按人之常情，很可能虽不无悲伤自己的生命即将消逝，但像张教授这种学识渊博的思想者，一定懂得人都是要死的，他绝不会相信人能万寿无疆，更不相信什么永垂不朽这种自欺欺人的谀词。

在自己看来，张教授悲伤的一定是他没能亲眼看到一个自由、宪政民主中国的到来，这恐怕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或遗恨，因为这是他一生苦苦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相信，只要能看一眼实现了自由民主的中国，他不会为失去个人渺小的生命而悲伤，况且他已活到耄耋之年，这是人群中万分之一者才能享受到的啊。当然，张教授的遗憾乃至遗恨，也是许多已经逝去的中国前辈们的，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实现一个自由、宪政民主的中国是如此之难！

自己是在差不多八年前的2015年金秋时节结识张教授的。当时他虽已八十五岁高龄，身体却十分硬朗，没有老态。见面时，看他满面红光，不由得自惭形秽。张教授不仅身体好，且即使在如此岁数，仍勤于笔耕，发表一篇又一篇优秀杂文作品不说，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不时地组织一些小型活动，而参与者都是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男女老少不拒。

参加此次活动后，我们就算有了联系。说起来很惭愧，自己比张教授小二十多岁，完全是隔着一代人的岁数，然而看起来，张教授的身体比我这个小字辈要健康得多；或许正因张教授觉得我的身体还不如他，在尚未使用微信那几年，竟然是张教授不时地从武汉家中给我打电话，而不是我给他打电话。每次在电话中除了谈些信息、国情之类的事，他都少不了关心我的身体。他知道我患有前列腺炎，念念不忘，每次电话中都会提及。

等我们互加微信后，张教授不时地给我转发帖子，且都是“有思想”或“有意思”的帖子。尽管我们只见过一面，但我们的心是想通的，知道对方关心什么，关注什么，更不会因给对方转发的是所谓敏感帖子而有所顾虑。在我给他转了李洪林的文章后，他在微信中回复：“李洪林的文章以前未细看，但此人我熟悉，他是民主自由派。其观点与我一致。我一贯只承认胡耀邦才是伟大人物，其他人不值得一提。”

除了在报纸（主要是《杂文报》）或有些网站上读张教授那些华章，自己对张教授的人生并不了解。直到2021年2月上旬他转来自己的一篇文章，才对他的情形略知一二。他这篇文章虽是为湖北大学建校九十周年而作，但从文章中可以读到张教授人生的一些经历。

从文章中知道张教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知道他通晓英法俄三门外语；知道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大学的课堂里（他讲授的是世界现代史）告诉那些莘莘学子们，列宁是货真价实的德国间谍，所谓武装起义的十月革命实际上是由当时在国内的托洛茨基具体组织领导，是从当时刚刚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和平夺得政权；知道斯大林的所谓“肃反运动”其实就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搞的“大清洗”；知道他在课堂上纠正所谓“抗美援朝”中是南韩先发动战争的一些胡说八道……张教授甚至认为，在大学课堂上的有些“拨乱反正”，很可能他是“中国第一人”。

张教授在微信中给我最后一次转帖时间是在今年4月28日上午11时22分，转发的内容是某组织以何种方式进入坟墓。之后，再也没收到他的微信。直到半个多月前才知他已处弥留之际，且又顽强撑持半个多月才带着遗憾乃至遗恨离开这个让他念兹在兹的“人世间”。

记得去年某党大会召开前夕，小道消息满天飞。期间我在电话中跟张教授说着玩，如果某人不连任，我去他那里庆祝，他非常乐意。后每当“获悉”独裁者不再继续“坐”下去，我们都特别高兴。有次看到有网友转来的一条消息，我在微信中告诉他，说皇城根脚下全城都在喊拜拜，并且还说京城那晚的饭店基本都被订满了，他高兴地问道：“是不是真有大好消息？”可后来看到有网友转发的更可靠的“情报”，确认某人连任后，我们都非常难受，知道这个国家还要继续遭受磨难。

说到这里，由张教授的辞世，联想到自己有个也许有些人不以为然的“观点”，那就是包括像周有光、何方、李锐，总觉得是现在这样一个中国让他们“求生”不够强烈；换句话说，如果这十年来，中国一天天朝着自由民主的路上走去，整个国家自由宪政民主风气日盛一日，让这些前辈们看到希望，相信他们很有可能会多陪大家几年。而正是这种一天天坏下去的恶劣国情，败坏了老人们的心情，让这些追求自由和宪政民主的前辈们“心灰意懒”，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而人的心情对人寿命的影响非常大。



短文前面说了，人都是要死的，况且张教授已九十多岁高龄，似乎不必过于悲伤，民间把这个年纪的人去世称之为“喜丧”。然而，人一死，便烟消云散，用李银河的话说就是生命“归于零”。当然，若非亲非故，不过路人而已，一般来说，不会太难过。但像张镇强教授，我们不仅三观相同，且相识相知，甚至在微信中称我是他“最信任最有思想的好朋友”，让我如何不悲痛；尤其是一想到我再也收不到张教授的微信了，鼻子就有点发酸。

在敲这则短文前，即昨晚临睡之际，不知怎么又想起张教授，而在想起他的同时，随手点开手机一微信帖子，竟然是35年前台湾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主题曲《尘缘》里的几句唱词：“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

听着听着，眼泪不自觉漫了出来，这几句歌词太契合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了。

202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