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后，我们这一代人早已过世，接着是下一代人，也先后离世。我想象那个时候，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成为了一间“沈嘉蔚纪念馆”。层高近八米的展厅中，前后左右大墙上依然钉挂着四幅巨画：最大那幅是《乌托邦》；右侧是《英特纳雄奈尔》；左侧是《古拉格》；对面是《萨图耳诺斯》。每天不断有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访者。接待员是一男一女两位，男的英俊潇洒，女的端庄秀丽，均学识渊博，绝顶聪明智慧，非常完美，而且从不休息。来客还没有进门，他们就已识别出其母语、教养、爱好、立场等等并用其语言与之交谈，滔滔不绝讲解沈嘉蔚的名画，回答任何离奇古怪的问题。参访者中不少是来自北半球那个还叫做CHINA的国度，他们在《巴别塔》这四幅沈嘉蔚的名画前徘徊审视，又在楼上瞻仰沈嘉蔚的自画像。他们非常不解，大半个世纪之前，为什么他们的家国曾经如此荒唐荒诞荒谬？为什么毛泽东个人崇拜给这个民族造成空前的大灾难后这个民族又再次臣服于更加离谱的习近平个人崇拜？他们把沈嘉蔚的巨作看为是挽歌，是控诉，也是未来的揭示。他们希望实地感受沈嘉蔚精神。他们虔诚地企求历史答案……
人来人往。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沈嘉蔚没有离去。
习惯性地，他常常站在面对着一片大海的三楼阳台上眺望。这是南太平洋，跨越浩瀚的海面，那边就是南美洲。此时，他的心头就不能平静。
一个多世纪了。但他还记得，1967年，作为一个红卫兵的他，从《参考消息》读到直接英勇投身战斗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政府军捕杀的恶耗时，曾何其震动！由于格瓦拉被中共认为是“苏派”，他的“游击中心主义”又为毛泽东所不屑，故而格瓦拉在中国从未享有正统地位。当时党中央的态度深深伤害沈嘉蔚这一班红卫兵们的心。
格瓦拉牺牲后的一些细节永远都在沈嘉蔚的心头萦绕：他躺在一所乡间医院的水槽上。修女们洗净了他布满枪眼的身体与泥垢的头发。他的样子就跟曼坦纳名作《哀悼基督》相似，修女们也全都惊奇如看到耶稣再世。一个CIA军官用手合上格瓦拉的双眼，但双眼再度睁开，此后一直惘然地看着前方。沈嘉蔚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喊：“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沈嘉蔚是如此地感动。多年之后，在《第三世界》这幅历史画中，他在格瓦拉身上几个部位画了与耶稣同样的伤口。这个暗示很明白：格瓦拉在个人人格上是高尚的。沈嘉蔚还在格瓦拉的担架上放上一本《堂吉诃德》。他觉得，从许多方面说，格瓦拉都是一个当代的堂吉诃德。
沈嘉蔚还记得，格瓦拉死后六年，1973年，在智利上演的一出悲剧又一次让他一个年轻的热烈拥抱革命理想主义的红卫兵画家伤透了心。
阿连德是格瓦拉的挚友。但他不赞成暴力。他希望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然而，他何曾想到，他也会与格瓦拉一样，悲壮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背叛的智利士兵的机枪子弹打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一个是衣衫褴褛的叛乱分子，企图推翻现存政府；一个是民选总统，坐在富丽堂皇的国会大厅里，然而面对的竟是同样的法西斯军人的枪口，而操纵这些军人的都是同一个力量CIA，而这个CIA听命的又竟是一个号称以反对共产主义暴政为己任、以捍卫民主自由为天职的美国政府。接着，世界上许多国家为这位殉职的元首下半旗志哀，然而文革中的中国政府拒绝这样做，而且立刻把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政府的大使赶走，并马上接纳法西斯独裁将军皮诺切特的代表。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一切都难以理解！一切又事出有因！沈嘉蔚感到许多历史事件的荒谬。
格瓦拉和阿连德早已作古。这一切应该都已过去了。但是，这一切却又没有过去。许多立志改变现状者追随格瓦拉精神，而且还是其中最为可怕的部分！沈嘉蔚痛苦地看到：身穿印有切．格瓦拉头像领衫的恐怖分子正在被他们刼持的飞机上杀害平民，或身怀炸弹与以色列学童乘坐的公共汽车同归于尽……一些恐怖分子可能确是格瓦拉的真诚追随者。但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不，这不是基督精神，如果基督精神是真理、正义、博爱的代名词，并非所有以肉体痛苦以至死亡为代价来实现其目标与信仰的献身精神都是基督精神，都代表真理！不。人类的解救绝对不是同归于尽！
那么，切．格瓦拉的拼死奋斗又意义何在呢？沈嘉蔚对格瓦拉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发出了根本性的疑问——也许格瓦拉一开始就错！作为一种政治象征，沈嘉蔚对格瓦拉所代表的暴力革命道路不能不持否定态度……
沈嘉蔚更长时间地向北望去。万里之外是他的祖国，那里曾经让他青春燃烧，燃烧得奇形怪状。
最令沈嘉蔚刻骨铭心悔恨不已的是文革中那场亲身参与的武斗。
那是1968年1月一个晚上，一场武斗开始。沈嘉蔚看到自己当时一个真诚的以革命者自许的热血青年的样子。他加入他一派红卫兵攻击对方，受伤后，又取了藤帽与长矛再回到战场。当时敌方只剩最后几十人，爬到了剧院屋顶上不投降，已有两个从屋顶上滚下来摔死了。沈嘉蔚跃身铁梯攀住屋顶，翻身上房，说服对方下去投降。
但沈嘉蔚跟着一下到铁梯上便惊呆了：刚才缩在铁梯上不敢上房的战友，现在正在夹道争先恐后勇猛地痛打投降了的敌方同学。一幕惨烈的景象让他极其震动。武斗结束后，沈嘉蔚当初在屋顶上大喊“我们胜利了”时的心情早已一去不复返，他深感自己的浅薄。直到这一夜之前，沈嘉蔚还是一个单纯的学生，笃信自己是光荣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以为他们代表正义，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这一夜，沈嘉蔚看到了“自己人”并不比敌方好到哪里去。尤其是领悟到人性丑恶的一面——虽然“人性论”在当时是被否定的。
沈嘉蔚很庆幸。自己虽然充好汉加入武斗队伍，还没有被卷入到用刀枪对刺的境地，没有直接的血债。但是，自己的罪责难道尽止于此吗？沈嘉蔚深深内疚：只要自己戴过红袖章，举手高呼口号，只要自己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闹革命”，自己就是一个从犯。他觉得他的罪责，与希特勒的冲锋队员相比，不相上下。他写下：
1968年1月15日血腥之夜，是我人生中最早的转折点。此后我不再关心打打杀杀的政治，开始了专业画家的生涯。
沈嘉蔚后来又经历了许多事件。其中特别是“六四”事件，和平示威者被屠杀，学生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又一次让沈嘉蔚心灵遭受莫大的震动。
他对看到的革命和亲身参加的革命不断进行反思。
他看到了事物的复杂性，有时很迷惘，甚至悲观，但他总算明白了一个基本的观念：如果这个革命带给人民的是灾难，如果反抗专制暴政的革命却是以更为残暴更为专制的统治代替之，那么，它就应该被否定。
的确，当手段本身在道义上与目的背道而驰时，目的是永远不会达到的。每一个在前共产主义政权下生活过的人都明白：不能用皮鞭把人赶上“天堂”。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荒谬在于它试图通过血腥镇压与思想钳制来创造一个它宣称的幸福的未来世界。
也许人们要经过许多年后才会醒悟，也许人类还要付出许多惨痛的代价，也许人性中的恶会使这一切反复循环，没完没了。
但无论如何，沈嘉蔚确认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画家。
（2023年11月22日于悉尼。）
照片说明：
7a-1，
沈嘉蔚名画：《第三世界》
7a-2，
沈嘉蔚名画：《1966 北京吉普》
7a-3，
本文作者摄于沈嘉蔚名画《1972年步辇图》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