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这些惨遭处决的文革义士，越去追查便会发现越多，简直多不胜举，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悲痛欲绝！这些华夏英烈，为了思想毅然决然面对红色恐怖面对残酷死亡，成了沉沦神州的血祭者。他们值得华夏子孙永久铭记。其中，刘文辉又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他，在已知的文革被害英烈中，是最早公开批驳《十六条》这个毛泽东指导文革的纲领。在1966年，还没有一个人这么早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角上，敢于把毛泽东放在批判声讨的对立面，一针见血地剖析文革的反动性，预见它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旷古未有的深重灾难；
他，最早警告中国民众“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和全民大迫害运动”，并号召全国全党全军起来抵制文革。无论对文革的性质分析，还是反抗烈度，刘文辉都是走在最前面的第一人；
他，1966年11月底被捕，1967年3月23日遇难，是文革政治犯中最早的被处决者，甚至比林昭烈士还早一年多。
他，即使在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均获平反的时候，独独不获平反。后经亲属反复上诉，一直拖到1982年，才宣布无罪平反。最初法院驳回的“理据”是：“刘文辉是真正的反革命，不仅反文革，而且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这个“理据”是不值一驳的。一个真正的反文革英烈，必定反毛也必须反毛。因为文革乃毛一手发动，反文革不反毛，看不清识不破这一点，认识层次就不可能太高。刘文辉最早遇害最晚平反，可证明其“反”之深之烈。死刑判决书、遗书俱在，可证可鉴。
的确，从目前见到的材料看，无论从时间、性质、内容，或反抗程度上，刘文辉是中国全国第一个公开反文革反毛泽东的义勇之士，也是血祭文革第一人。
一位文革研究者说，在大雾弥夜的文革初期，一个学历仅初二而只靠自学成才的青年，能够众醉独醒，公开反毛，血荐轩辕，且自成体系，令他拍案惊奇，钦佩之至！我熟识的上海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得知刘文辉事迹后，也产生了同样的惊疑：其叛逆思想从何而生？提供深入思考的思想资源从何获得？虽然毛泽东的“反右阳谋”使他睁开迷眼，“反右幸尝智慧果”，开始反思各种时政，但从宏观上检视毛权威与史无前例的文革，对那一整代青年来说，实属几无可能的历史局限！
刘文忠的这位辉哥，领先时代至少三十年！许多文革研究者都有此共识。
然而，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刘文辉至今尚在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视野之外。我虽然很早就知道“刘文辉”这个名字，但如果没有看到刘文忠给我的资料，便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认识。这又是一个我在《北望长天》一书中绝对不应该遗漏的人。对着他先知先觉、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我惭愧万分!
十四
在这篇称之为报告文学的拙文最后定稿之际，我将再次到中国重庆考察。时间真是过得飞快，这次造访，与我于2004年9月的上次，竟已经相隔七年了。
我上次到重庆，也去了一个特殊的墓园凭吊。这是一个红卫兵墓园，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石墙围着，曾长久与世隔绝。
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期间，山城重庆“武斗”惨烈，规模为整个中国同期之最。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三十一次，其中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现代军械兵器进行的，计二十四次。武斗中死亡者的尸体当时就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二十四处地方，沙坪公园内的墓园是其中主要的一处，于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期间造墓立碑。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资料，墓园里有一百一十三座墓碑，共掩埋有五百三十一人，其中四百零四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他们只是当时重庆武斗死亡人员的一小部分，大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人造反派。研究者根据碑文资料还考证出，墓园中的死者，工人约占到百分之五十八点九，学生约百分之四十；年龄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六十岁，其中二十六岁以上者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五。
公墓座落于一片小树林里，西高东低，依山傍水，占地约三千平方米。正门右侧石墙外，红漆写着四个大字：“文革墓群”。有一条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通往深处，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布局杂乱。据知情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大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三十七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坟墓碑型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有几个墓碑，高出了石墙。墓碑上当然刻有死者姓名、简短生平、什么时候在哪里“牺牲”等，但让人最为感触甚至触目惊心的是，为了突现死者的“英雄气概永不灭”，墓碑上都刻有当时流行的最红最革命而现在简直不可思议的豪言壮语，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等。当时坟墓都用质量很好的建筑材料筑面，但如今大多风化，有的上面的文字都已剥落或模糊。虽然近来有死者亲属用人造大理石重新整修了一些墓地，但整个墓园，是一片凋零、幽深、凄凉景象，让人不寒而栗……
那天，我坐在墓地路旁一块石头上，良久不动，堕入深深的沉思中。当年参与者见证者的各种旧闻，包括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各种景象，一一在脑海中反复重现。现在写到这里，我且借引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足可重现当年重庆武斗的可怕景象的回忆：
……1967年8月1日清晨，全副武装的“反到底”派向建设厂和建设工业学校修筑的工事发起进攻，四联装高射机枪和舰用机枪数十台，一齐向“八一五”派的大楼开火，并用炸药炸开楼房工事。红色大楼顿时火光冲天，喊杀声不绝于耳。附近同派的重庆机械制造学校的“机校兵团”也参与了防守。
双方战斗极为惨烈，枪炮声整夜不停，震耳欲聋。
8月3日清晨，“八一五”派全线溃退，带走尸体十数人，在“反到底”派追击中，有些来不及带走的就丢下随着就腐烂在水田里……
8月5日，大都是重庆大学组织来的“八一五”派学生，为了争夺建设厂夺取武器，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派人抬肩扛，将两台14.5毫米的4条枪管的重武器推到半山腰上，猛烈轰击大批手持各种火枪武器冲锋围攻上来的“八一五”派，一时死伤者漫山遍野。
重庆八月的大热天，尸体很快高度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此一役，“八一五”派丧生一百五十人之多，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被安葬在公墓里，有的人至今无人知晓姓名……
什么“八一五”，什么“反到底”，还有其它什么什么派，当年都各自视为多么神圣多么伟大的名号啊！但如今，却连一点点的价值都没有。也许，他们的死亡也有一点意义：他们也是文革的血祭者，是可悲可叹的另类血祭者；他们的死亡指向一种令人震惊令人发指的荒诞：势不两立的派别，竟然是为了他们同一个所谓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而互相残忍地斗杀！上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场，只是在重庆一个地方。当年，在整个神州大地，在许多城镇，一旦武斗起来，其气氛极为恐怖：武斗者拿着武器横冲直撞，高低楼房碉堡工事林立，大街上战车呼啸而过，大桥、机关要地架着轻重机枪……红了眼、丧失了人性的杀人者互相对准的是同学、同事、工友、邻居，是同胞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所有杀人者和被杀者都认定自己在捍卫无限神圣的所谓“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因此上刀山下火海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当时中国全国人口八亿，几乎全部八亿之多的民众居然就这样被愚弄被牺牲！人世间最可悲也最不可理喻的事莫过如此！
十五
如今我要再次造访的重庆，更让世人惊奇的是，它又是已在神州大地广泛开展的“唱红”运动的发源地。
所谓“唱红”运动，其主要内容就是唱“红歌”。我问刘文忠先生，今天中国各地最流行的是哪些“红歌”？他给我举了一些，包括：《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爱北京天安门》、《党啊，亲爱的妈妈》、《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红旗飘飘》、《延安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爱祖国的蓝天》、《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所谓“红歌”，范围也可以放得很宽，但核心部分主要是一些近年来创作的“主旋律”，而大多数是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文革时代最为流行的革命歌曲。刘先生说，当年他在监狱与劳改农场，大多是在集体政治训教和公判、加刑大会这些场合上被迫收听这些“红歌”，当然非常反感，但服刑者不能有丝毫不乐意言行，否则会严加惩罚……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是《东方红》，最红的“红歌”了，还曾经一度事实上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位置。当年，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办“人民公社”，盲目“大跃进”，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反“右派”，掀起文化大革命，一个个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神州；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淫威之下，万马齐黯，国家命运濒临绝境……“红歌”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这个时代，从国内战争年代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它所宣扬的文化都是“极左”，从吹捧、神化领袖到宣扬仇恨、斗争，不一而足。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说，这样一些“红歌”就是浸透着专制毒汁的“恶之花”。
现在，不是几十年已经过去了吗？！文革结束后，不是已经批判过个人崇拜了吗？不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什么“大救星”吗？文革后在“拨乱反正”中这些问题不是都已解决了吗？把毛从神坛上拉下来，当时不是已有共识、不是已深入人心了吗？看来，就像鲁迅先生多次深刻地指出过的那样，中国的最大悲剧之一，是对黑暗和错误的清除不彻底而不断反复——当时的“拨乱反正”实在太不彻底太有问题了。
三年前，中国大陆许多人最初听到重庆居然由党政军组织出面，大肆搞唱红歌、讲革命故事、发红色短信的活动时，觉得只不过是让人回味一下文革时“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之类的死灰，难以复燃，觉得像是一个笑料，大可一笑置之。而现在，曾几何时，大江南北竟然红潮滚涌，唱红歌、跳红舞、播红剧、贴大红标语、做巨幅党旗、万名党员宣誓……等等，争表忠心，煞有介事。闹剧要变成另一幕正剧吗？文革的幽灵重新又在神州大地徘徊吗？是时空错乱吗？
这些年，中国大陆在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后面，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官场贪腐贫富悬殊触目惊心，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也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在社会矛盾不断恶化，原来马列意识形态又已不灵的情况下，有人寄望于“唱红”办法，企盼这股浪潮能给予他们新的力量，可以安抚大众情绪，在党内能结成联盟，得以最大程度地延续其权力。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来说，“唱红”运动能化解社会矛盾吗？它将会导致的恶果谁能承担？又如何承担？
……思绪驰骤间，我不禁联想到两年前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凭吊。那里，即使是墓地，也是那样宁静、祥和、高雅。
我还想到，七年前我在重庆红卫兵墓园的凭吊。在那里，我和冤魂相会。他们悔恨交集，拖着屈辱厌倦的脚步，纷纭杂沓，在我面前无声滑过。今天，如果再度见面，他们脸上一定还带着惊讶不解的表情——他们怎么能料想得到，墓地外面，如今“红歌会”的招牌到处悬挂，人们每天被组织聚合一起，高唱所谓红色歌曲。歌声飞越时空，甚至让阴间也不得安宁。而这些“红歌”的高歌者，是否会在某场梦魇之后，突然想起，有人是唱着“红歌”去赴死的，就是四十四年前墓地里的那些死者？！
当年，沉沦神州的无数血祭者，你们以生命作为代价，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们的同胞多少有点醒悟吗？！
也真难说。流光逝水，几十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而竟然，就在这么短暂的一个历史期间里，在今天中国，大多数青年人，不要说对刘文辉、陆洪恩等等文革血祭者，对这些大义凛然、先知先觉的民族英烈，已经浑然无知了，就是对这个长达十年史无前例的中华民族大劫难，竟然也在总体认识上非常模糊甚至混乱。这是何等可悲可叹而且可怕啊。
那么，荒诞真的需要再一次重演吗？！
真让我非常困惑……
（2011年8月18日完稿于澳洲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