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现任官员董德刚挑战党魁胡锦涛
在一党独裁的中国，不管党魁们是否真的具有原创性思想或学说，但他们也一定要弄出个“思想”、“理论”或“学说”，哪怕是时过境迁的口号，也要被吹嘘为“理论创新”。这些靠独裁权力支撑的所谓“理论创新”，不仅要成为全党全民的指导思想，而且都要加以法理肯定——写入党章和宪法。以此来确立中共“道统”的延续性和每代党魁的历史地位。毛思想、邓理论、江学说已经先后写进去了，当今党魁胡锦涛的“理论创新”也必然要写进去。
然而，今日的中国不再是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已经远非官方意识形态所能统一的。与此同时，今日的中共也不再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从最高决策层到中层官员再到普通党员，正统意识形态逐渐瓦解，党内价值观不断分化，党内异见层出不穷，也已经是远非党魁思想所能统一的。
最近，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德刚的建议，又为党内多元化提供了新的证据。据海外媒体报道，董德刚先生向中共高层提出建议：要吸收十六大上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匆匆写入党章的教训，不要在中共17大上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写入党章。
在我看来，董德刚先生提出此建议的原因有三：
1，反对过份拔高与封杀异见。董德刚指出：由于做出理论创新成果的主要代表往往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而评价者一般都是其下级，因此通常都是高估的多，低估的少，很难排除一些人出于私利而随波逐流，看风使舵，阿谀奉承和过度吹捧，很容易出现一面倒的现象，不同意见很难发表，评价结果往往偏高。
2，反对不经必要的辩论和实践检验。董德刚指出：对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的理论创新，应该多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宁可多检验一段时间，也不要仓促定论。所以，党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一定要心中有数，不要急于做出决定。
3，有损党章和宪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董德刚指出：中共15大刚刚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5年后又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写进党章和宪法。他认为，这样四五年就修改一次党章和宪法，不但严重影响党章和宪法的权威性，而且充份显露出不够慎重。
我以为，在近些年不断出现的现任官员提出的异见中，董德刚先生的声音，具有极为罕见的直接针对性、挑战最高权力的大胆性和对中共传统的颠覆性。
先说针对性。众所周知，中共十七大将在半年后召开。按照中共党代会的传统，每次大会皆是检验党魁权威的会议。所以，十七大，既是中共这个独裁党的大事，更是党魁胡锦涛这个独裁者的大事。检验党魁权威的指标有二：一是在权力重新洗牌中，党魁能否掌握主导权；二是在党的意识形态变化中，党魁提出的所谓理论创新能否写入党章。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了胡理论进党章这个“一”，那就说明胡锦涛的权力弱势，无法主导十七大。
再说大胆性。还是众所周知，胡锦涛是当今中国的最高权力，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等理论，就是中共乃至中国未来五年的指导思想，必须通过先写进党章、后写进宪法的程序，来确立其合法性和中共道统的继承性。所以，“胡理论”能否在十七大上写进党章，事关胡锦涛能否像毛、邓、江那样进入宪法，也就是事关胡锦涛能否在全党全国确立个人权威和历史地位。
最后说颠覆性。仍然是众所周知，当中共“党天下”取代了皇权“家天下”之后，皇权时代的法统与道统相分离的传统也随之终结。尽管“家天下”与“党天下”都是独裁统治，但二者还是有所不同——“法统”和“道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家天下”是法统和道统的相对分离，而“党天下”是二者的完全合一。前者的独裁程度远不如后者高。
从汉武帝开始的历代王朝，都是依靠血缘法统（皇家）和非血缘道统（儒家）来维系的。皇权以血缘关系确立和传递法统，但他们只是法统的创立者和传承者，而不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来自一代代儒生，他们把儒家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秩序奉为“行天道”。正是由于道统和法统的分离，儒生出身的官僚集团才能够借助道统伦理来制约法统权力。也许，儒生官僚集团会在官场权争中失败，但他们所维系的儒家道统却历久而不坠。而且，每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团或外戚集团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时，都要借助于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团。
然而，中共执政后的“党天下”，将“家天下”时代相互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即意识形态和政权合并为一：党魁既是政权的最高权力的占有者和行使者，又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所谓“君师合一”。“党天下”的道统马列主义，被归结为党魁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种双重身份的合一，取消了道统权威对法统权力的哪怕是表面的制约，创造出一种准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从此，中共的每一代法统接班人都要在道统上将自己奉为道德圣人和理论宗师，也都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时代有“邓理论”，江泽民主政时期有“江学说”，现在的党魁胡锦涛也必然要制造出“胡思想”。
所以，对于毛泽东开创的“君师合一”的中共传统而言，作为中共现任官员的董德刚先生的建议具有某种颠覆性。
董德刚先生的异见象其他的党内异见一样，反映了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不仅在民间社会日趋明显，而且在中共内部也不断显现。也就是说，无论党内党外，只要利益主体出现分化，其价值观念也就必然多元化。那些已经去世或退休的党内民主派和毛派，二者的观念都不同于现任当权者；现任官员的价值观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意识形态说辞，大多数官员奉行私下一套而表面另一套的犬儒策略。官员们的公开发言，也不再是千人一腔了，有些官员甚至敢于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比如，谈到中国的司法改革，最高法院院长肖杨的言论显然比公安部长周永康开明得多；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喜欢谈“协商民主”，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喜欢谈“和平崛起”，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一直是宪政民主的提倡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一直坚持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提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共军中将刘亚洲经常在网上发表出格的异见，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公开说出“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等。
多元是活力的源泉，也是制衡的前提。社会异见的难以压制，表征着政权意识形态的失效；党内异见的逐渐扩大，表征着党魁说教的弱化；两种多元化都是推动中国政治转型的动力。
2007年3月31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7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