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年前，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剧。对于这场改变了几百万人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新中国发展方向、更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社会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事件，应该如何评价呢？中共中央早在1981年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已经承认：“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10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70年》这本权威性的著作里，进一步批判道：“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这就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结论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启蒙作用。但是，关于那场影响深远、后果严重的重大事件的评论，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不会的！
历史在不断地发展，社会在不断地进步，人们的认识无疑也应该‘与时俱进’。先来考察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在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面前，中共高层领导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毛泽东看到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刘少奇和另一位副主席、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隆，深感到自己的最高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他在私下里颇为不满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不能管理经济工作！于是，他直接插手经济工作，批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些经济指标太保守，并绕过国务院直接向有关部、委下压高指标，结果造成物资供应全面紧张、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致使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财政赤字。
人们应该记得：早在1943/3/20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新的书记处，毛为主席；并且根据刘的提议：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毛有最后决定之权。作为回报，毛则在改组书记处时使刘从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跃而成为党内的第二把手，也就是毛的第一助手 ①。毛与刘之间，完成了一桩政治上的交易。当然，在这场交易中，获益最大、最多的还是毛。到了1945年党的‘七大’，刘少奇在大会报告里有104次热情洋溢地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并且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列入党章，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原则。从此，毛在全党的威望也如日中天，达到了顶峰。可是在11年后，也就是在1956年的‘八大’上，同一个刘少奇在报告里就只有4个地方提到毛的名字，而且其中一个地方还是颂扬毛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尤其令毛不能容忍的是，‘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条竟然被删除。对此，刘后来在‘文革’中被迫回答红卫兵小将的质询时，是这样解释的：“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有了成熟的经验，并且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可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样一个新的任务，我们暂时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因此，还是不提为好。”
人们自然要产生怀疑：这股向毛的绝对权威挑战之风是从那里刮起来的呢？1956年2月，在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情：苏共召开第20次代表大会。在会议临近结束时，赫鲁晓夫作了以揭露斯大林大搞个人迷信和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为主要内容的《秘密报告》。毛泽东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感到：“这势必会波及我们中国”（毛对江青语）。另据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的回忆：“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都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苏共20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的非常深的。” ②
毛的预感是对的。据最近解密的资料：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只能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这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联名提议，并由17名政治局委员中的15人赞成通过。（毛泽东、林彪二人弃权）。（该资料是2006/1/8周恩来逝世30周年时，刚刚解密的邓颖超日记档案里的详细记载。日记所记是1975年11月22日，周病危时的谈话。从其中可以看出周那时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是一种内疚和忏悔，后悔没有坚持这一条）从这里明显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已经有了预感，并且做出了庄严的规定，以防止斯大林现象在中国的重演。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变成一纸空文。
1957年1 月召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说：苏共20大以后，我们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但也有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以前总会有蚂蚁出洞，在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活动。我看对待这些蚂蚁，不一定用滚水浇，用扫帚打扫一下也就把他们扫除干净了。这就是他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但其他领导人却另有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在1957年初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些年，我们还是少提毛泽东思想，多提马克思主义，不要让苏联同志认为我们是在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最后结果必然是破坏党内民主，不利于党的集体领导的发展。”与其相比较，聪明的邓小平的说法就显得十分委婉和策略：“毛主席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今后我们不搞个人说了算，采取集体领导，避免斯大林晚年悲剧的重演”。把他们几位的观点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其中有着重大分歧：毛泽东首先是不同意‘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在‘八大’闭幕仅仅三天以后，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有问题（据王光美的回忆）。其次，他明确表示：不同意苏共纠正斯大林错误的做法，更反对在中国批判个人崇拜。他认为：国内有一股右倾、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一定会利用这个时机跳出来。他说：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非跳不可。为了让他们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跳出来，就只好引蛇出洞了。于是就有了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但是刘少奇并不同意这个‘引蛇出洞’、陷人以罪的做法。他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出笼10天后，即5月7日，在听取杨献珍的汇报时，针锋相对地指出：“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因为原来就是有同一性的，我们没有必要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矛盾激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见报以后，毛泽东又指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在5月8日到6月7日这段时间里，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也暂时不做反批评；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党组织，对于错误意见也暂不予回击。这还不算，毛泽东还亲自出马，先后作了《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报告。为的是虚构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民主的良好气氛，好让人们相信：似乎真的要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以引导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就是所谓的‘引蛇出洞’，也就是他后来颇为得意地承认的所谓‘阳谋’！
一个月后的6月8日，毛泽东开始收网了：停止整风，进行反右派斗争。刹时间，雷鸣闪电、暴风骤雨，参加鸣放的人们一个个都被浇成了落汤鸡。又过了10天，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篇权威性的文章是根据原来毛的口头讲话，但同时又做了许多重要修改和补充，最为要紧的是加上了区分香花与毒草的所谓‘六条标准’。直到这个时候，那些在毛泽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诱惑下，积极响应、帮助党整风的众多善良的人们，才醒悟过来，但是已经太迟了！正如朱正先生在其《1957年的夏季》一书里所言：“看到赫然在目的六条标准，才发觉自己已经误入白虎节堂，叫苦不迭了”③朱先生所说的‘白虎节堂’乃是《水浒传》里高太尉为了陷害林冲而设下的陷阱。在京剧《林冲夜奔》（或叫‘野猪林’）里，林冲误入白虎节堂以后，面对高太尉那段义正词严、悲愤满腔的对白以及唱腔，仍然久久地回荡在人们的耳边，引起多少人强烈的共鸣。
曾经有这样的说法：似乎毛泽东本来是真心打算开展整风运动，后来是因为这些‘牛鬼蛇神’闹得太不象话，甚至叫嚣要推翻共产党，要杀人….，才迫使毛泽东改变主意，开始反右派斗争④。这个辩护是徒劳的，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最了解事实真相的不是别人，正是毛自己。恰恰是毛泽东自己公开承认，他是采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并且不无得意地发明了一个新词：这不叫阴谋，而是‘阳谋’。还可以举出曾经参加延安整风的何方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党史笔记》里所提供的实录：当年整风的先行步骤也是以放为主，不许压制。毛泽东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让有错误思想的人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还可以使内奸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以便诱使他们尽情暴露出来’⑤。瞧！这不就是1957年反右前期‘大鸣大放’的原始版本吗？看来，毛泽东对于这个手段已是轻车熟路，因而运用自如了，他也就成为搞所谓‘阳谋’的行家里手。
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以后，1978~1980年落实政策，对右派进行甄别。甄别的结果是：在全国552877名右派中，不予改正的只有96人，占全部右派分子的0.00018%。也就是说99.99%都属于错划，错案率为99.99%以上。人们习惯地说‘扩大化’，到底扩大了多少？答案是：5000倍。每名货真价实的‘右派’要用5000多名无辜者来陪绑！当年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几十年后，毛为了抓一个右派，竟然不惜用5千名无辜者来陪绑。真是‘青出于蓝而甚于蓝’，老毛超过了老蒋5倍！
也许又有人出来辩解说，右派分子大部分没有被杀害。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生存状态和下场如何。 到底有多少‘右派’死在劳教、劳改队里？一直是中共当局严守的机密，但我们可以从许多个案材料来推算一下。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的《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 2003年出版）该书记述甘肃酒泉境内一个名叫夹边沟的劳改农场，3000名右派，最后只剩下几百人。再根据《九死一生》（作者：戴煌 1999年出版）第25章的记载，在辽宁省锦西煤矿劳动的1200多名右派分子中，直到作者本人‘死里逃生’离开时，已经死了1001人。还有一份网上的资料：“一份《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的发现 ”（作者：大陆自由撰稿人 傅国涌）。在这份材料里写道：“仅仅这本1963年7月登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与莫桂新（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丈夫——引者注）一样死在兴凯湖农场或北京的清河农场、北苑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就有94人。这是一个极不完整的记录，但就是这个记录已足够触目惊心。美学家高尔泰等夹边沟的幸存者曾见证了无数右派同伴的死亡，靠的是记忆，这次发现兴凯湖等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是官方的记录，具有别样的意义。无论是这样的官方性质的档案材料，还是幸存者的记忆，无疑都是一座座山一样的纪念碑。”还有其他好几本有关书籍的记载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从这些资料可以推算出来，右派分子的死亡率超过80%；55万多右派最后侥幸活下来的恐怕不到1/4；即使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也是身心备受摧残、伤痕累累。由此可见，毛泽东采用的是慢性杀害的办法，也就是用钝刀子割肉，让被害人受尽折磨，最后痛苦地死去。比较一下很难说哪一个办法更仁慈，或哪一种办法更残忍。
至于那96位不予改正者的具体‘罪行’是什么？我们在后面还要分析。就‘不予改正’这一点来说，恐怕也是为了保持毛泽东的面子、维持他那‘伟大领袖’的威望，为了证明反右派运动没有全错，勉强地留下几个？这样看来，这96位也就成了政治需要的牺牲品。
反右派运动的后果如何？首先是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确立了他在党内‘一言堂’的地位，形成了党内的‘家长制’。对此，邓小平在复出以后多次谈到：党内的‘家长制’和‘一言堂’现象就是从1957年开始的。仔细研究以后就不难发现：邓用‘家长制’和‘一言堂’来概括毛的错误，其实是很委婉的说法。‘一言堂’的实质就是：一切国务大事都由皇帝或不戴王冠、不穿龙袍的现代皇帝一个人‘朝纲独断’。这不就是封建时代的君主专制制度吗？。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正是通过反右派运动开始一步一步地实现其封建复辟活动（按照中国最具有权威的《康熙字典》的解释：辟者，君也。复辟就是恢复君主专制制度）。到了‘文革’时期则是其复辟活动的最后完成。还可以进一步断定：毛泽东才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即真正的‘末代皇帝’；而中国封建社会史的下限则应该划定在1976年最后一个封建皇帝的驾崩。令人不能理解的是，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把毛的像挂在天安门前，这意味着什么？传递着什么信息？中共经常批评日本国家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理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可是中共仍然挂毛泽东这个暴君的头像，难道就不伤害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及其家人的感情吗？“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是古人的明训，也是中国人做人的基本道德信条。
其次，是败坏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形象。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批评蒋介石的声明时，曾经理直气壮地要求蒋氏实践‘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毛还警告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⑥。当全国人民读了毛那篇文章时，一定会认为：毛泽东应该是天下最讲信义的人。可是事实恰恰相反，21年以后，毛就把自己不讲信义、不择手段的痞子形象暴露无遗了。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杨献珍当时就抨击道：“一个堂堂的执政大党，不敢光明磊落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竟然鬼鬼祟祟地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段，实在太不象话！”⑦。1957年以后，在老百姓看来，共产党已经变成了言而无信、口是心非、专门搞‘阳谋’的政党。不仅如此，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国际社会的信用档案里，中国共产党已经被列入了最无信用者的黑名单。
反右派运动的第三个恶果是：断绝了一切言路，从此再也没有人给共产党提意见了。这一方面表明：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专制独裁的党。邓小平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⑧既然制造了‘鸦雀无声’的局面，还有资格自称为革命党吗？另一方面也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从反面教育人们：不能做老实人，要做伪君子！于是在全国掀起了人人说假话、空话、大话、套话的大高潮。“中国人诡诈、缺乏公义、见风使舵、投机主义、功利至上，这些恶劣品行在全人类中都是出类拔萃的。为什么如此？第一是政治生存环境恶劣”⑨。著名思想家李慎之先生说得更到位：全民说假话，这才是真正的‘国耻’，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那应该说是‘国难’。今天大陆各行各业都在制假贩假，假风盛行、假货泛滥、欺诈横行，其源盖出自毛泽东当年搞的所谓‘阳谋’；所以说，毛才是一切假冒伪劣和欺诈横行的始作俑者！党内著名思想家兼作家李普先生说得更深刻：“经济损失几十年可以弥补，而思想僵化、民风败坏、素质滑坡、道德沦丧则需要1~2百年、几代、十几代人才有望扭转。”⑩
反右派运动的第四个恶果是：把一大批精英人才驱赶到国外，更阻断了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回国服务、报效祖国的渠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对于十分稀缺的精英人才， 更应该百倍地爱护、千倍的关怀、万倍的珍惜。可是在毛泽东的倒行逆施政策下，特别是在反右压力下，许多精英人才被迫流亡海外。据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的回忆：“当钱伟长被划为右派时，有许多留学生、科学家正准备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甚至都已经到了香港、或东京。可是忽然听说像钱伟长这样杰出的科学家也被划为右派。于是赶快回到美国，并立即申请加入美国国籍。”⑾又据法国〈欧洲时报〉报导，旅美华人由40年代的10多万人猛增到60~70年代的120多万人。其中华人学者达10多万。被公认为一流的科技人才即有3万多，占美国一流科技人才的1／4以上。 许多华人学者在美国的著名大学、科研机构中、大型工商企业里担任重要职务。例如：美国著名大学里，1／3以上的系主任是华人。著名的电子计算机企业——国际商业机械公司有800 余名工程师，半数以上是华人。美国电脑研究中心有4000多名华人担任研究员，该中心19个部级主任中，12名华人，参加阿波罗登月工程实验的华人科技人员达1400多人，占总数1／3 以上。此外，在政界，也有许多华人崭露头角，一展才华。美国社会流传一种说法：“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美国的智慧则在华人的脑袋里”。在这里，不由得想起了古代大思想家孟子的名言：“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鹞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频繁的政治运动、残酷的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把千千万万的优秀人才驱赶到异国他乡，为别国效劳、贡献聪明才智。这种行为不就是‘为汤武驱民’的夏桀与殷纣王吗？因此，对于孟子上面那句名言应该作这样补充：“为美国驱赶精英人才者，毛泽东也”。今天的美国之所以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头号功臣不是别人，正是明里反对美帝国主义、而实际上却在不断地为其驱赶精英人才的毛泽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毛泽东黑暗统治下，天天抓美国特务，搞得人人自危。其实，真正的、头牌美国特务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毛泽东自己。他打着反美的旗号，实际干的却是不断地、持久地为美国社会驱赶精英人才，为美国今日的繁荣提供最大的支持。这难道不是历史的最大讽刺吗？
最后，反右的第五个恶果是‘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毛泽东本人在反右之前也曾有过要节制生育的表示，党内以稳健著称的领导人陈云更是积极主张计划生育。党外人士中，以马寅初、邵力子为代表的许多人都曾经呼吁：控制人口迫在眉睫。但是，一贯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毛泽东突然变了卦、改了口，大批什么‘中国的马尔萨斯’。并且说：“人多是好事，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在这一荒谬‘理论’的指导下，全中国展开了一场全面的、持久的生育大竞赛。中国人口列车以不可阻挡之势，呼啸而进，中国人口从1957年6.4亿迅速增长到1981年超过10亿。可以断言，如果在1957年就接受马寅初老先生等人的建议，把中国人控制在 6亿左右(1953年6月3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人口数字是 601，938，035)或者如地理学家孙本文教授于 1953年所提出的将中国人口极限控制在8亿以内，今天中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必定比现在要高一倍以上，早就在扣响富裕王国的大门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社会难题：失业下岗、贫困人口、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等，无不与人口过多有关，无不是当年人口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恶果。13亿人口的重负大大延缓了而不是加快了中国人民奔向富裕境界的步伐，大大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充分显示，大大推迟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人民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的日程表。因此，今天的中国人、甚至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不得不吞咽毛泽东反右斗争及其错误人口决策所酿就的苦酒。
反右派运动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由于毛泽东日益增长的威望和权力，没有谁再敢说一个不字，助长了他那飞扬跋扈、独断专行的气焰。从此，他可以为所欲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浮夸风…..等等都是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天等于20年’…等荒诞的口号下相继出笼的。其恶果是把国民经济引到崩溃的边缘。1955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4.7%，而1980年则下降为2.5%；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当，到了1980年则只有日本的1/4。⑿另据学术界权威人士胡鞍钢先生最近的研究结果，1957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5.5%，而到了1978年则下降到4.9%。⒀这两则资料由于口径不同，有相当的出入，但都反映了一个趋势：全世界都在进步和发展，而经过了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中国却倒退了、落后了，综合国力大幅度地下降了。全国人民大受其害，却又敢怒而不敢言。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毛泽东到死还念念不忘‘要解放世界上2/3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可是在他君临中国27年之后，仍然留下了占总人口1/4的2.5亿绝对贫困人口，还有比这个数字更大的相对贫困人口。他把这个沉重包袱留给他的继任者。而继任者却不得不借助于世界上许多被认为‘帝国主义者’，也就是昔日‘敌人’的直接或间接（通过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援助才不断地使这些人脱贫。直到今天，这个任务仍然没有完成。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约还有5000万（包括城市和乡村）绝对贫困人口在温饱线上艰难地挣扎着。如果按照联合国所设定的贫困线（每人每天生活费用1美元）标准，直到目前，中国仍然有2亿贫困人口。
当党内稳健人士开始反思这一切的时候，彭德怀又一次公开站出来向毛泽东提意见，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最后引向文化大革命那灾难的深渊。应该说：反右派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或者说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彩排。毛经常强调说，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现在，毛本人就是要在运动中不断地学习，学会掌握运动的一切要领和秘诀。因此可以说，没有这次彩排，毛导演也很难全面把握整个剧情的进展，演员的调度、甚至舞台的布置….等等细节。正是通过这次彩排，毛导演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而更重要的是树立了作为一个导演所必要的权威：所有演、职人员都必须听从毛导演的安排和调度。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为反右派运动定性：这是毛泽东篡夺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人民反蒋斗争胜利成果、贪天下之功为己有，通过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封建复辟的途径，实现多年梦想、圆其皇帝美梦的第一个大战役，是他迈上皇帝宝座的第一步；因而也是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次严重的反动，对世界文明进步潮流的一次严重的挑战。从这个运动的恶果中，可以断言：反右派运动是反文明、反民主、逆世界进步大潮而动的反动事件。今天，应该全部否定、彻底否定。否定得越早越好。否定反右派运动的理由如下：
1、99.99%以上的人都搞错了，那么，那0.00018%的人即维持原来结论的几个人的情况又如何呢？在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右派有5 位，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应该说，他们都是曾经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过的亲密战友，他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以彭文应为例，就曾经从经济上接济过周恩来。事过30多年以后，周再次见到彭先生的时候，向陈毅介绍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一定要记住这位老朋友！”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左派知识分子的理性选择，才使毛泽东有了一个日益强大的精神支柱，而蒋介石却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战场，腹背受敌。当然，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我们不妨假设：如果这一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能够预见到日后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用不着委身于蒋氏政权，只要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中国革命的进程无疑必将十分漫长、十分曲折，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图景。老毛也就不可能那么快地登上全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谁能预见到：有朝一日，毛一坐上这个宝座，就翻脸不认人？竟然向着昔日并肩战斗的战友开刀！
同时他们又都是共产党最坦诚的诤友。共产党号召提意见，他们闻风而动，毫无保留地、坦诚地把自己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在共产党所主持的会议上公开说出。何罪之有？
2、他们的意见被历史和实践所证明，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就拿罗隆基建议的‘平反委员会’来说吧。其实在他之前，毛泽东就公开主张过。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12个问题中第2个问题就是谈肃反的。他在谈到斯大林错误时指出：这两类矛盾容易混淆，我们也不免混淆。在肃反工作中，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怎么办？毛认为应该搞一次大检查，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中央一级的问题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主持。….罗隆基只是把毛的意见作了一点发挥而已。在他之后，还有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也就这个问题发言。而朱却没有被划为右派。奇矣怪哉！
再来说说实践方面：20年以后，在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都设立过这样的机构，不过，不叫‘平反委员会’，而称为‘落实政策办公室’，其实任务是一样的：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右派——章伯钧。他的‘罪行’是提出‘政治设计院’。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大常委会吗？不过章先生所建议的是四个这样的设计院：政协、人大常委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这有什么不好？问题的要害就在于：他否定了中共的一党专政。这就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异曲同工。那么，当年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共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而是为了取而代之、以暴易暴？今天看来，结论正是后者。
再来看‘轮流做庄’的说法，当然也是对中共权力的挑战。其实，只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必然要实行‘轮流做庄’。也可以说：‘轮流做庄’正是民主共和制的灵魂，是杜绝一切专制独裁的制度保证。哪有像袁世凯那样由‘终身总统’进而‘登基’做皇帝的民主共和国？就是中共自己不也曾经于1956年9月29日做出过“党的主席规定只能连任一届”的正确的决议吗？再来看看今天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不也是‘轮流做庄’吗？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马克思在谈到德国农民战争的时候说过的话：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成为这次农民革命运动‘遗嘱的执行人’。在反右派斗争过去20多年以后，当年右派分子的许多‘遗嘱’都先后被‘执行’了。正如作家丁东先生在其《反思历史不宜迟》一书中所说：在被打成右派的人中，有许多人是看出了体制的弊端所在，并且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们正是1978年改革的先声⒂。
再举一例：拿‘反苏’这一条来说，当时那真是不得了的大罪行。可是几年以后，在与苏联公开争论时，在‘九评’里面，就有许多论点或是出自当年某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或者与当年某些右派分子的意见不谋而合。当我们在执行‘遗嘱’的时候，千万不应该忘记当年提出这些‘遗嘱’的人，更不应该无端定人以罪。应该说，他们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其功就在于最先提出了正确的主张。
“轮流做庄”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实行多党制，轮流执政。在西方各国，这已经是很正常的现象。多党轮流执政的好处首先表现在竞争产生激励机制，激发各党派努力为选民谋福利，为国家提出正确的政策主张。其主观动机当然是为了争取选票，但客观效果却是极大地增进了人民的福利。其次是纠错机制。执政党做了错事，在野党批评（或者按照中共的说法，叫‘攻击’），很快被纠正过来；或者被赶下台。这样就使执政党的错误或丑行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什么‘文革’的灾难延续长达10年之久？就是因为没有反对党，共产党一党独裁。
颇有意思的是，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已经看出了一党独裁对于国家的严重危害。他说过：“斯大林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的只是反对其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⒃奇怪的就是，既然‘还是几个党好’，那为什么就不能在中国实行呢？
据说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什么‘国情’？说穿了就是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现状不能改变，也就是说，他们的既得利益不能放弃；因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且不去辨析共产党包打天下的结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我们只是想知道，当年那些志士仁人反对国民党统治而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难道不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而仅仅是为了取而代之，以攫取实际利益吗？
好，就算共产党一党专政有理，但其前提必需是共产党永远正确、不犯错误，不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可是历史雄辩地证明：所谓‘中国共产党一贯正确、光荣、伟大’的东方神话早已被实践无情地戳穿了，粉碎了。即使对于小学生来说，这类虚伪的政治说教也显得十分苍白无力！因此，当年提出‘党天下’、‘轮流做庄’的‘右派’实际上是在对具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作最后、最悲壮的抗争，也是为推进中国民主化事业作了最英勇的努力。他们的暂时失败给我们留下的不应该是失望和灰心，而应该是深刻的思考和总结。
3、就算他们说错了，那也只是言论问题。在1954年《宪法》第87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难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只是官样文章，是为了写给外国人看，而并不打算真正实行的吗？还有1956年共产党公开许诺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难道也是空头支票吗？所有的公开文件都表明：没有任何理由仅仅根据某一个人的言论就随意定罪。
毛泽东又说了：他们不仅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今天我们提倡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很好。参政、议政不是一个人自己所能够完成的事情，而需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参加，一个人自己对自己说话，那叫‘自言自语’不是交流，更不是参政、议政。既然要求人民参政、议政，就应该允许人家‘行’；不去‘行’，如何参政、议政？
毛又说：右派分子‘策划于密室’。允许参政、议政，也就必须要说话，当然也就要有一定的地方，或者就称呼为‘密室’吧。那个单位开会不需要一定的地方？有些会议暂时需要保密的，就不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难道共产党每次开会都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秘密？
总而言之，反右派运动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完全是庸人自扰，是毛泽东“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人生哲学的一次重大实践，也是封建专制势力对民主、自由运动的一次大扼杀，是从秦始皇开始、直到清朝历朝历代文字狱的现代版。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发表已经25年了。当时那个结论是根据邓小平‘反右派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的权威性意见一锤定音的。时代的脚步又跨进了1/4世纪，今天，我们难道只能停留在那个时候的认识水平上吗？
邓小平对于中国改革事业的功绩是有目共睹、无可否认的。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人都会有局限性，包括来自历史和时代、知识和经验、思维能力等三个方面的局限。党内著名的思想家、民主派领军人物李锐在自己的文章里还加上一条：个人品德。⒄既然如此，邓小平也不可能例外。正是邓本人就非常清醒地自我评价说：“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就很好了。”⒅对待毛泽东，我们早已批判过两个‘凡是’；同样，对待邓小平，我们也不应该搞新的‘凡是’。当年邓小平下的结论对不对？我们应该开动自己的大脑，想一想。
在‘八大’以前，邓小平在政治局里的排名第12位，‘八大’以后上升到第6位，并由中共中央秘书长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兼党的总书记。可见在毛泽东的眼里，他是一员得力的干将。对于毛和他发动的反右派运动，邓的态度十分鲜明、行动更是非常积极：即完全支持毛的部署。仅举一例：在反右派运动的初期，中央党校没有抓出一个右派。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杨献珍等党校的领导人找去谈话。问：你们抓了几个右派？答：一个也没有。刘说：你们站在右派的立场去查，怎么能查得出右派呢？邓更严厉地对杨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于是，杨献珍被停职，由别人来主持运动⒆。从这件事情看来，要求当年积极参与反右派运动的邓小平来完全否定反右派运动，就好像要求毛泽东自己来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样，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不可思议的事。中国民间有句俗话：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一个人超越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去做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来纠正前人所没有做好、或者没有打算做的事情。就好像邓小平当年勇敢地站出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一样。
是时候了！我们是21世纪的人，应该有新的头脑和眼光、新的视野和思维能力、新的勇气、胆识和魄力！应该去做前人所没有做好的事情！
公开、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那没有改正的96位所谓的‘右派分子’，也不仅仅是为了那55万曾经被错划的人及其亲属，而有着更为深远的、重大的意义，而且首先就是为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利益。
第一，表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从建国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对于所有的失误，几乎都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的、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决不是一个对中国人民负责任的、执政大党所应有的表现；更违背了自己所一贯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如果今天能够大胆地公开承认反右派运动是完全错误的，必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赢得好评，更必然会重新赢得中国人民的信赖和拥戴，也有望取得全世界人民的谅解和信任。请听听列宁是如何教导的吧：“一个政党对自己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她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⒇
其次，也表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具有‘与时俱进’的优良品格。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提倡过‘与时俱进’品格。什么叫‘与时俱进’？就是要牢牢地把握时代的特点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人类前进的大方向。当今，在世界范围内，人权斗争如火如荼，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里，言论自由已经成为最起码的人权要求。当年反右派运动正是严重破坏言论自由的违法、违宪行为。今天如果公开否定它，无疑就表明中国在保障人权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也说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但在不断地与时俱进，而且在与世俱进，与世界通行的行为准则接轨。
第三、更是为了重塑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提升信用等级、刷新自己的信用记录。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社会首先应该是信用社会，人人都必须讲信用。有信用可以走遍天下，相反，不讲信用则必然会寸步难行。当今中国领导人和谋士们反反复复地、不厌其繁、不厌其详地在国际上宣传‘和平崛起’，还信誓旦旦地宣告：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绝不会构成对任何国家的威胁….云云。可是许多外国朋友就是不相信，不断有‘中国威胁论’的出现。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宣传不卖力、不到位？非也！关键是自从1957年以来，人家根本就不再相信中国共产党了。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最好老师。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做了些什么吧。想当年，共产党羽翼尚未丰满之时，为了夺取天下，用尽了花言巧语、甜言蜜语来团结所有的党派、团体，口号就是‘联合政府’。可是一旦大权在握，就翻脸赖帐，搞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毛泽东在私下里对其心腹毛远新说过：“想监督共产党？笑话！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毛的理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封建王朝通常所说的‘马上得天下’。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早年毛泽东在批评蒋介石的时候说过：“看蒋介石的昨天，就可以知道他的今天和明天”。毛为我们发明了一个观察、判断一切党派、团体和领导人普遍适用、屡试不爽的有效方法。如果我们忘记了或者忽视了这个好方法，那实在辜负了毛留下的那笔精神遗产。今天，人家当然也要用同样的方法来判断共产党那些关于‘和平崛起’、铺天盖地的宣传，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会不会有朝一日，有了足够的实力以后，同样会翻脸赖帐，把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做法放大到全世界范围内？
关于中共称霸全球的政治野心还可以从毛泽东的诗作里看出端倪：1963年元旦马屁文人郭沫若为了逢迎讨好，写了一首《满江红》，最后一句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几天以后，毛写了一首和诗，其最后一句则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瞧！这一主一奴的诗词唱和，把他们的政治野心暴露无遗：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赤化’，也就是把妨碍其称霸野心的一切力量全部消灭干净。瞧！老毛妄想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教父和全球霸主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吗？为此，今天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朋友们不能不心有余悸。因此，今天的国际社会很难再相信，因为心里实在没有底啊！
今天，我们要实现‘和平崛起’的宏图，首先就需要消化掉一切阻力，并化阻力为助力。而这又要求人家相信我们‘和平崛起’的诺言是真诚的、负责任的，而不是虚伪的、轻率的。怎样才能使人家相信呢？首先就应该检讨和清算过去的一切不讲信用、失信于民、失信于世界的错误，特别是公开承认1957年的特大错误，并对当年的责任人进行明确而不含糊的谴责。彻底地告别昨天，正是为了争取今天的成功和实现更美好的明天。
最后，还说明今天新一代领导人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广的政治胸怀、‘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远大的政治眼光。而不是固步自封的保守派，更不是只会亦步亦趋地重复前人的‘凡是派’，恰恰相反，新一代领导人是善于思考、明辨是非、敢于创新、勇于改革的革新派。
唐诗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老人最是无情。凡是做了错事、丑事、坏事，因而对不起国人和世人的党派、政府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决不可能长期隐瞒、掩饰，不了了之。骗局早晚要被揭穿，问题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已。如果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不去做这件事，那只好留待以后的领导人去做。这样，也就是把这个建功勋、树形像的大好机遇拱手让给未来的领导人。智乎，愚乎？深望今日的中共当局三思！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毕生奉行的人生信条，更是这位伟人留给后世所有政治家的警世箴言！
①⑤何方：《党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349、351；333、369页
②《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2页
③ 朱正：《1957年的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77页
④《新华文摘》2006年第10期 57~5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28页
⑦⒆《我所亲历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30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4页
⑨ 焦国标：《共产党不是千年的乌云》（网上材料）
⑩《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 李普文
⑾《千家驹70年经历》第255页
⑿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295页 ⒀《新华文摘》2006年第8期11页
⒁ 胡平：《苦难的祭坛1957》（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⒂ 丁东：《反思历史不宜迟》（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999年）第5页
⒃《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邓只引述了毛的前一段话。
整段话见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85页
⒄ 李锐：〈直言——60年的忧与思〉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年 第447页
⒅《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35页
⒇ 《列宁选集》第4卷 第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