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先生：

作为党和政府主管宣传教育和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两位一定知道了前不久发生的令人尴尬的事情。今年六月四日，在成功平息反革命暴乱十八周年的日子里，《成都晚报》的分类广告中竟然出现了一则“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尽管这则只有十三个字的广告放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但经过境内外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媒体的炒作，竟在坊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虽然这是一起低概率事件，但是你们对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视的：派工作组调查情况，对报社进行整顿，暂停相关版面，开除相关编辑人员和员工，让广告代理公司的总经理写检讨进行深入反省，加强思想警察的警惕性，等等。

现在问题总算基本查清了：原来，刊登六四广告的那个人是直接到钟声广告公司总台去办理刊登事宜的，梁丽等三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负责接待，由于这三个人不知“64”代表什么，当他（她）们询问时，得到的回答是“一起矿难发生的日子”。反动势力无耻地利用了我们的无知青年。不过我还是和你们的感觉一样，总算松了一口气——一场意外事故而已，并不是我们喉舌的一次小规模起义。

不过这件事情的教训是深刻的。作为时刻关心我国思想教育战线和意识形态战场的一个普通公民，我也觉得有必要向你们唠叨几句，于是就有了这封信。

是不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和政治教育出了问题？这么多年轻人竟然对“六四”一无所知？一九八九年以及随后几年，我们在宣传“六四”反革命暴乱的问题上可没少花钱，连篇累牍的讲话、报告、采访、社论，通缉学生要犯，抓住幕后黑手，纪念首都卫士，出版“六四”书籍，加强思想汇报工作。还要列为高考中考时事政治的重点题目。新闻、出版和教育战线的工作者，为树立正确的“六四”史观、牢记历史教训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关于“六四”的宣传报道了呢？难道它不重要吗？难道我们缺少经费吗？难道新的一代对“六四”很了解吗？难道对“六四”有重新的定性吗？都不是。平息“六四”风波和伟大的无产阶级大革命一样，都是我党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不应将它们遗忘。领导的英明决断和军队的丰功伟绩，都是值得我们崇敬和纪念的。就算缺少经费，也应该想办法解决；如果版面紧张，可以把娱乐新闻挤掉嘛，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就是讲政治、政治优先。忘记历史，就无法保证历史的悲剧不再发生。退一万步说，就算仅仅为了避免类似《成都晚报》事件的发生，也不能忽略重大历史事件的正面引导和宣传教育工作。顺便提一句，编辑和广告部员工遭到开除是极不公平的，不知道“六四”岂是他们的错误？矿难这么多，哪一天不是矿难的纪念日？他们不也是遗忘教育和宣传不力的受害者吗？

为什么不能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六四”真相、出版“六四”书籍、开展全民大讨论呢？舆论阵地，你不占领它，反动势力就要占领它；不用正确的、革命的思想引导人，就会让错误的、虚假的东西蛊惑人。这些年来，我们的媒体和学校课堂，对“六四”问题，像约好了一样，都避而不谈。甚至当那些臭名昭著的动乱精英、残余的动乱分子和反动知识分子发表极为荒唐的言论时，叫嚣要重新评价“六四”时，我们的媒体也不公开进行驳斥。为什么不呢？丁子霖教授和其他一些人组织了所谓的天安门母亲，还有名有姓地列出了189个“六四”遇难者，这显然违背我们早已作出的历史结论，为什么不加以驳斥？按图索骥找出这些人的死因，然后公开在报刊上予以澄清，这并不困难。蒋彦永医生还信誓旦旦地提到用国际禁用的开花弹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有什么依据？应该让丁教授、蒋医生和从不撒谎的外交发言人和意识形态专家在电视上公开辩论，逼他们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拿不出来，依法治罪。还有一个叫《天安门》的纪录片，一些名为《中国六四真相》、《六四遇难者》、《六四清场实录》的书，为什么不让它们公开出版？在这些充满谎言和虚构的作品后面加上一些反驳和评论，该是多好的反面思想政治教材？我们可以找到成千上万的见证人，证明六四屠杀之说纯属子虚乌有。那张有名的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照片，也迷惑了很多人，应该找到王维林本人，让他现身说法，事实胜于雄辩，他手上肯定还有当年不在现场的证明。

真理越辩越明。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正确的或真实的一方将胜出；我们马列主义者、毛主义者、三个代表主义者站在真理一边，因此我们将战无不胜。——如果你们没有这个自信，至少应该相信：说话多的一方将胜出。

不能用遗忘来教育下一代。人们不能不知道“六四”，人们不能不知道一个真实的“六四”。人们必须记住王实味、储安平、林昭、王申酉、遇罗克、李九莲、张志新、李慎之等等著名的捣乱分子所作的坏事情，就像记住革命领袖一样。只有记住黑暗和耻辱，才能认识到今天的人们的光明和光荣。

每个人的头脑里必须装着正确的东西。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不是一场矿难发生的日子，不是什么争民主争自由的纪念日，而是境内外反动势力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动乱被成功平息的日子，是人民政权经受了洗礼而傲然于世界之林的日子。

为了更好地与谎言作斗争，我们必须首先同遗忘作斗争。——这不是单指“六四”，万一某一天，有人利用年轻人的无知，在报纸上刊登“向真善忍的大法弟子致敬”，编辑还误以为是日本法师的广告而加以通过，这可如何是好？

三思。

滕彪

2007-610

部长先生：

作为党和政府主管宣传教育和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两位一定知道了前不久发生的令人尴尬的事情。今年六月四日，在成功平息反革命暴乱十八周年的日子里，《成都晚报》的分类广告中竟然出现了一则“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尽管这则只有十三个字的广告放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但经过境内外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媒体的炒作，竟在坊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虽然这是一起低概率事件，但是你们对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视的：派工作组调查情况，对报社进行整顿，暂停相关版面，开除相关编辑人员和员工，让广告代理公司的总经理写检讨进行深入反省，加强思想警察的警惕性，等等。

现在问题总算基本查清了：原来，刊登六四广告的那个人是直接到钟声广告公司总台去办理刊登事宜的，梁丽等三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负责接待，由于这三个人不知“64”代表什么，当他（她）们询问时，得到的回答是“一起矿难发生的日子”。反动势力无耻地利用了我们的无知青年。不过我还是和你们的感觉一样，总算松了一口气——一场意外事故而已，并不是我们喉舌的一次小规模起义。

不过这件事情的教训是深刻的。作为时刻关心我国思想教育战线和意识形态战场的一个普通公民，我也觉得有必要向你们唠叨几句，于是就有了这封信。

是不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和政治教育出了问题？这么多年轻人竟然对“六四”一无所知？一九八九年以及随后几年，我们在宣传“六四”反革命暴乱的问题上可没少花钱，连篇累牍的讲话、报告、采访、社论，通缉学生要犯，抓住幕后黑手，纪念首都卫士，出版“六四”书籍，加强思想汇报工作。还要列为高考中考时事政治的重点题目。新闻、出版和教育战线的工作者，为树立正确的“六四”史观、牢记历史教训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关于“六四”的宣传报道了呢？难道它不重要吗？难道我们缺少经费吗？难道新的一代对“六四”很了解吗？难道对“六四”有重新的定性吗？都不是。平息“六四”风波和伟大的无产阶级大革命一样，都是我党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不应将它们遗忘。领导的英明决断和军队的丰功伟绩，都是值得我们崇敬和纪念的。就算缺少经费，也应该想办法解决；如果版面紧张，可以把娱乐新闻挤掉嘛，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就是讲政治、政治优先。忘记历史，就无法保证历史的悲剧不再发生。退一万步说，就算仅仅为了避免类似《成都晚报》事件的发生，也不能忽略重大历史事件的正面引导和宣传教育工作。顺便提一句，编辑和广告部员工遭到开除是极不公平的，不知道“六四”岂是他们的错误？矿难这么多，哪一天不是矿难的纪念日？他们不也是遗忘教育和宣传不力的受害者吗？

为什么不能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六四”真相、出版“六四”书籍、开展全民大讨论呢？舆论阵地，你不占领它，反动势力就要占领它；不用正确的、革命的思想引导人，就会让错误的、虚假的东西蛊惑人。这些年来，我们的媒体和学校课堂，对“六四”问题，像约好了一样，都避而不谈。甚至当那些臭名昭著的动乱精英、残余的动乱分子和反动知识分子发表极为荒唐的言论时，叫嚣要重新评价“六四”时，我们的媒体也不公开进行驳斥。为什么不呢？丁子霖教授和其他一些人组织了所谓的天安门母亲，还有名有姓地列出了189个“六四”遇难者，这显然违背我们早已作出的历史结论，为什么不加以驳斥？按图索骥找出这些人的死因，然后公开在报刊上予以澄清，这并不困难。蒋彦永医生还信誓旦旦地提到用国际禁用的开花弹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有什么依据？应该让丁教授、蒋医生和从不撒谎的外交发言人和意识形态专家在电视上公开辩论，逼他们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拿不出来，依法治罪。还有一个叫《天安门》的纪录片，一些名为《中国六四真相》、《六四遇难者》、《六四清场实录》的书，为什么不让它们公开出版？在这些充满谎言和虚构的作品后面加上一些反驳和评论，该是多好的反面思想政治教材？我们可以找到成千上万的见证人，证明六四屠杀之说纯属子虚乌有。那张有名的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照片，也迷惑了很多人，应该找到王维林本人，让他现身说法，事实胜于雄辩，他手上肯定还有当年不在现场的证明。

真理越辩越明。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正确的或真实的一方将胜出；我们马列主义者、毛主义者、三个代表主义者站在真理一边，因此我们将战无不胜。——如果你们没有这个自信，至少应该相信：说话多的一方将胜出。

不能用遗忘来教育下一代。人们不能不知道“六四”，人们不能不知道一个真实的“六四”。人们必须记住王实味、储安平、林昭、王申酉、遇罗克、李九莲、张志新、李慎之等等著名的捣乱分子所作的坏事情，就像记住革命领袖一样。只有记住黑暗和耻辱，才能认识到今天的人们的光明和光荣。

每个人的头脑里必须装着正确的东西。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不是一场矿难发生的日子，不是什么争民主争自由的纪念日，而是境内外反动势力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动乱被成功平息的日子，是人民政权经受了洗礼而傲然于世界之林的日子。

为了更好地与谎言作斗争，我们必须首先同遗忘作斗争。——这不是单指“六四”，万一某一天，有人利用年轻人的无知，在报纸上刊登“向真善忍的大法弟子致敬”，编辑还误以为是日本法师的广告而加以通过，这可如何是好？

三思。

滕彪

2007-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