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老朽曾在涂鸦小文《中国式问题：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中说过，当今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个制度问题：我们在既往的制度路径上究竟还能走多远的问题。”

对此，有许多人深表认同，也有不少人加以质疑。其中，网友愤怒的玫瑰以《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与亦忱先生商榷》为题撰文，认为文化问题才是中国式问题的主要症结之所在。

玫瑰在文中写道：“再好的制度也是由具体的人来执行。中国之所以落后，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教育的落后，从家庭到学校都只重‘技艺’，不论‘修身’，人权、自由等方面的教育完全是空白。父母从来就没有人格平等、天赋人权的概念，对小孩的评价以是否听话为主要标准，教养出来的孩子连起码的自由、独立的思考的习惯都没有，怀疑、批判的发散性思维更是欠奉（原文如此——疑为”缺“字之误）。”

因为我在文中对易中天不久前在香港的行状提出了异议和批评，玫瑰在文中为易中天抱屈，遂告诉我：“易中天写的《走近顾准》就写得很好”。并说，若是让易中天来“讲人权讲自由一样是个高手”。据此，玫瑰反问我：“易中天有机会讲顾准、林昭吗？”

玫瑰网友为了坚信文化问题才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之所在，向我和众多读者们提出了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在染缸文化里挣扎的人格猥琐的思想侏儒，即使制度设计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您能想象他去坚决捍卫自己的论敌的言论自由吗？您能想象他会为了一个陌生人的人权，不惜走上街头抗议吗？大陆数量庞大的政治冷淡和自私冷漠、只知道经济利益的人群，难道和文化没有关系？”

最后，玫瑰网友得出结论：“最不坏的民主制度以及一切美好的制度安排，没有强大、深厚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教育下的民众的自觉参与，只能是空中楼阁，成为粉饰和谐、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

按愤怒的玫瑰在文中不言自明的结论：文化问题才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

以下，就是我这个没有什么文化不学无术的老朽关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与制度问题一锅烩式的胡说八道，权做引玉之砖。欢迎像愤怒的玫瑰这样的网友给与批评和批判。

一，如何定义文化和制度？

为了回答愤怒的玫瑰提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制度？这两者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不搞清楚这三个问题，所有争论中国式问题的人，鲜有不陷于郢书夜说式的语言陷阱之中。

关于文化的定义，在古今中国，由于其语义的笼统性、模糊性，一直是一个无人可以说得清楚的问题。即使在欧美社会，古往今来，这也同样是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例如，美国人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曾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一书中，竟列举了文化的定义达一百六十多种。

据英国人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证，从18世纪末开始，西语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与历史上的狭义用法相较，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写道，“在这个时期（即18世纪）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根据类比――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①

中国学者余达维经过研究和考察，对文化的定义作了以下表述：

关于文化的定义问题，“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它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工具的载体，它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文化作为制序（institution）、器物与精神产品，它给予我们以历史感、自豪感，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②

上述余达维所综合阐明的西方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应当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否则，当下中国人讨论所谓文化问题，如果没有共同认可的概念作基础，基本上都是在进行聋子之间的对话或争论，不仅达不成共识，而且会陷于毫无意义的口角之争。

与对文化的定义如此复杂相比，对制度的定义，则就相对要简单一些。

所谓制度，一言以蔽之：是国家政权和各种经济与社会组织，凭借有效的强制力为后盾，而为这种强制力所能约束到的人制定的规则总和。制度的核心功能，是界定人的权力与责任，明确权利与义务；抽象来说，则是划定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由与禁忌的边界。在一般情况下，制度是由所有成文的规章和法律组成，但在皇权专制下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国的皇帝所发出的任何圣旨乃至片言只语的口谕，都能成为国家制度的补充。

在搞清了文化和制度的定义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国家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制度决定文化，而不是文化决定制度。那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凡是抗拒“皇权专制”国家制度的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都被中国的国家制度给无情地淘汰了。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总体上来说，都是中国传统制度的衍生物。所谓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都是由“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制度——皇权专制”所锻造的。

二，为什么说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源于“皇权专制”的塑造？

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是什么？我认为，其主干是“帝王至尊，以吏为师”，其余的东西全是从这个主干上生长出来的枝枝蔓蔓。在我看来，能够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品格的制度，莫过于在中国流毒了2000余年的皇权专制的社会制度。

凡对中国历史稍微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自商鞅奠定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之后，中国的国家制度特性，自秦以降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这2200多年间，是“千载犹行秦法政。”

事实上，当年毛泽东就曾毫无顾忌地说过，他在中国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其特点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现在，回过头再看看近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其中，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色彩，又有多少秦始皇主义色彩？这绝对是个可以写十篇博士论文都涵盖不了的宏大课题，显然不是我这个没什么学术造诣的人可以扛得动的题材。

然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却可以尝试着从当代中国的制度源头上，去追溯一下，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是如何被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所塑造的。

据中国历史记载，公元前359—350年，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才基本上奠定了“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这一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基本制度。与此同时，商鞅还把一个对中华民族影响极为深远的国家制度设计，即，把“强本抑末”的经济制度，赋予了秦国的朝廷和后来的历代中国朝廷，使之与皇权专制的国家基本制度结伴而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由邓小平逐渐加以改变。

所谓“本”，是农业，而“末”则是除农业之外的百业，主要是指商业和手工业。“强本抑末”制度若换成现代语言，便是“以农业为国家经济建设中心任务的‘轻商主义’经济制度”。即，国家政权在制度层面强化农业，同时，给商人们和手工业者们设置重重制度性障碍。

公允地说，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中古时代，秦国在实行商鞅所奠定的这个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制度百余年后，秦始皇率先受益于“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强本抑末”经济制度所产生的“综合国力”增强，以及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远强于其它六国，而最终灭掉六国统一了中国。

当中国历史演进到现代，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华民族在2000多年前所创造的“最先进”的“皇权专制”国家制度，把国家高度统一起来后，坚持这个制度2000多年不动摇，循着这个制度的路径，究竟在历史上创造过什么值得用现代人眼光能加以肯定的社会成就和普世价值呢？我看，除了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四大发明”给了西方近代人以最初的科学技术工具使之能够改变旧世界，以及在唐代之后相对公平与日渐成熟的科举制度，催生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文官制度之外，充斥中国历史典籍的记载，则是中华民族中的坏人、歹徒和野心家、阴谋家，为了争夺那个惟一的龙廷宝座而周期性地陷国家、社会和整个民族于动乱和自相残杀的血泊之中，在广袤的神州土地上血流成河之后，为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和北京的皇宫里更换了一个又一个帝王而已。中国的锦绣大好河山，除了每过几百年改变一下姓氏之外，其对中华民族的芸芸众生而言，莫不是在无边的苦海和劫后余生之间轮回。

若是用一个现代人的立场来评价一部2000多年来的中华民族史，从最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帝王兴衰的闹剧史和悲剧史：即，由“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这一国家的基本制度编制剧本，从商鞅发端，由秦始皇率先登台表演，到汉武帝推至高潮，在唐玄宗手里弄到鼎盛，至康雍乾三帝转盛而衰，直到到袁世凯黯然谢幕，其间，究竟浸泡着中华民族的多少血泪，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对中华民族尤为不幸的是，这一中国式的悲剧和闹剧，至袁世凯落幕后，其尾声不仅延及当代，其流韵还将回响在难以预见的将来。

如今，虽然时过境迁，但我们还是可以粗略回顾一下，中华民族上演的“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的闹剧和悲剧，是如何由出演中华民族悲剧和闹剧的当然一号主角秦始皇领衔上演的。

史载，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所谓“制度路径依赖规律”所发生的必然作用，以超强暴力手段实现天下一统的秦王朝，继之以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实乃合乎历史逻辑的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强化之举措，也是建设专制社会之必须。现在看来，虽然秦始皇当时所实行的文化专制确实阻断了中华民族对文化进行多样性的选择，用“皇家垄断”取代了“百家争鸣”，但是，通过对中外历史的比较，不难发现，文化专制对一个社会、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无论怎么残酷，也只能局限在意识形态的精神和气质层面，并不会必然导致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陷于千年的停滞不前。对此，希特勒当年所搞的“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专制，应该可以作为反证。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发展权之所以被“皇权专制”所剥夺，中华民族的科学创造性和经济上的开拓能力之所以被“皇权专制”所窒息，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商鞅所奠定的“强本抑末”坏制度，在秦始皇当国时，加以了超越极限的固化和强化：统一中国后的秦王朝，开创了在和平时期凭借国家暴力大面积剥夺国民私有财产，并同时限制中华民族最具发展潜力的成员其人身自由的恶劣先例。

秦始皇所开创的这个恶劣先例，流毒极为深远：中国人自秦代以降，在帝王眼中，从来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可言，中国的帝王们不仅随时可以剥夺国民的私有财产，而且，对国民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生杀予夺的无边权力。

以统一天下后的秦王朝为例：秦始皇凭借超强的国家暴力完成兼并六国的壮举后，即把全国的商贾富户和所谓“豪强地主”，悉数剥夺其财产，尽迁于咸阳而加以奴役和管制，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以贫苦农民为主体，以朝廷任命的各级官吏为地方行政长官并集文化传播者和管理者职能为一身的“麻袋装土豆式”的匀质化贫困社会。

正是在秦王朝极度放任暴力的治国措施作用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便由秦始皇一举而塑造成型：帝王至尊，以吏为师，恃强凌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游戏规则由拥有最强暴力手段者制定，便成了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带给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最大祸害是，对当朝皇帝的倒行逆施，全国人民除了逆来顺受之外，除非这个帝王寿终正寝，便只能由另外一个握有更强暴力手段的人加以推翻，而代之以另一个家天下。

秦始皇死后，虽然短命的秦王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但汉承秦制，其“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强本抑末”的轻商主义国家经济制度得以全盘承袭，并未随着秦朝的灭亡加以方向性的更改。只不过，在汉初文帝和景帝当国时，汉朝廷从秦的灭亡中汲取了部分教训，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实行“郡国并存”的一国两制这一有利于地方诸侯分权管理社会的国家制度，同时，以“无为而治”的道家治国理念治理满目疮痍的国家，用“轻徭薄赋”的政策给了广大农民以休养生息。从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比较和谐的社会，史称“文景之治”。

然而，汉承秦制的“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和“强本抑末”的制度功能，虽然可以一时处于休眠状态，但它在适当的时候被再次激活，乃是历史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

至汉武帝当国时，武帝在景帝削藩成功的基础上，为了筹措对匈奴进行战争所必须的巨额军费开支，拓展财政收入来源，把商贾打入“四民之末”，更是在政策取向上，朝“重农轻商”的方向急剧演化：以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和所谓征收“算缗”与“告缗”的掠夺性税收政策，不仅把天下富商巨贾乃至中等富裕人家的致富渠道堵死，而且，还把他们已经拥有的财富掠夺一空，以此聚敛了巨额钱财得以展开对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从而，使文景时代所建立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官权主导下的自然经济状态，彻底取代了工商业者自由发展下的经济状态，传统中国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便第一次夭折于“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暴力摧残之下。

汉武帝死后，那些被朝廷伤害得奄奄一息的工商界名门望族，在宣帝的辅政大臣霍光卵翼之下，曾结伙提请朝廷改变歧视工商者的政策。为此，霍光搞了一次著名的反对盐铁专卖的大辩论。虽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民间挑战朝廷获利产业垄断性经营政策的尝试，在霍光的支持下，一度以废止均输，废除盐铁专营而载入史册，但是，那些被汉武帝当年剥夺了财产的工商业者们，不仅没有获得朝廷大面积的平反和补偿，而且依然是处于随时可以被朝廷乃至地方官镇压和剥夺的社会底层。

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屈辱经历，武帝朝规定的商人不能坐车，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携带武器，其后代不能入仕做官的歧视性政策，给中国历代商贾阶层带来的消极影响，历两千年而不消散，自唐及宋，一直延续到明、清，乃至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商人们受到朝廷和政府的歧视，其社会地位低下的景况，并无根本意义上的改观。

当代社会学原理告诉我们，人就其社会属性而言，都是制度的产物，社会制度永远比任何单个的人都要强大。尽管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周期性震荡频频发生，然而，国家制度的惯性却导致旧制度在新王朝被反复克隆和回归，中国人身上所具有的“帝王至尊，以吏为师，恃强凌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游戏规则由拥有最强暴力手段者制定的文化品格，”在此种“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强本抑末”的经济制度塑造下，便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品格。

三，在“皇权专制”下的中国永远不会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

“重农抑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在皇权专制的传统中国社会，为何会历2000多年而不衰，要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被逐渐加以改变呢？为什么我敢说，在“皇权专制”下，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呢？那是因为，在“皇权专制”下，能够引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资产阶级，永远登不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对此，我们从西方逐渐兴起的比较史学中，可以看到一个可供比较的事例。

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的杰弗逊总统，其经济主张与大搞“强本抑末”的汉武帝、桑弘羊几乎如出一辙，在西方搞比较史学的学者眼中，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据阅读过《盐铁论》英译本的人说，如果拿它与杰弗逊与捍卫自由市场制度的泰斗级人物汉密尔顿关于工商政策辩论的原文相比较，会很容易发现，这两者之间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几乎完全相同，其社会理念，也一脉相承：桑弘羊的观点和立场，其实就是杰弗逊的观点和立场。虽然中国2000多年前的桑弘羊当时看重的是遏制匈奴的国防经济，而美国200多年前的杰佛逊偏重的是新大陆的社会道德，但他们为国家政权干预经济所找的理由，其最核心的出发点，都是所谓基于“公共利益”。他们所主张的“重农轻商”的概念与政策，无论是2000多年前或200多年前，其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国家必须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加以调控，才能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历史上的汉朝廷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之所以在贯彻“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上会大易其趣，其对社会的伤害和影响会有天壤之别，最关键的原因是，美国是一个以“五月花号公约”所奠定的“主权在民”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美国总统不像中国的帝王那样拥有乾纲独断的专制权力。而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把“强本抑末”的国家政策，一以贯之地坚持2000多年不变，是主张这一政策的官员身后，有一架无坚不摧的皇权专制的暴政绞肉机。中国的国家政权，不仅可以强制执行诸如“重农抑商”政策，它甚至可以“焚书坑儒”，可以“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可以搞任何它想搞的诸如东汉末年的“党锢”运动。

残酷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国的历朝历代，以帝王为代表的专制国家专政机器，与现代任何一个民选政府其行政权力受到多方制约所不同的是，中国任何一个朝廷所拥有的权力，是没有限度地役使民众，乃至随时可以剥夺民众生命和财产的绝对权力。只要翻开中国历史看看，我们都能看到，生为中国人，他们被朝廷和官府驱往东则不敢往西，赶向南则不敢向北。最极端的例子是，朝廷想剃你的头，你则绝对不敢留发，你若是不合时宜地大哭一场，也可能会导致脑袋搬家。在“皇权专制”下的中国百姓们，若想活下去，无不俯首听命于朝廷的号令。在历史上的中国，不但朝廷所制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会得到贯彻实行，就连一纸当朝皇帝的诏令，亦可在极短的时间内落实到乡村底层社会。这种朝廷高度集权的行政权力，就是“秦制度”留给历代中国人的制度路径和国家政权的遗传基因。离开这个产生民族文化的制度路径和政权遗传基因来谈论中国文化，无不陷于隔靴搔痒之论。

我们考察中国历史，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行政权力结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力结构是典型的金宇塔架构，而完全没有半点如当代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平坦”结构。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无论你是生活在古代或者是生活近代，你都被社会制度定格在金字塔的某个层级之中。在这个金字塔内的每个层级之间，安排着环环相扣的直属关系。尽管在唐代之后，因为相对比较公平的科举制度，专制王朝确实能够筛选出比较优秀的人进入官吏队伍，但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的各级官员，迄今一直是按照“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下级服从上级，全国听命于朝廷皇帝或中央政府，从而，组成了极有行政效率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运行机制。

这一“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在清乾隆时代和毛泽东当国时，可以说臻于极致：从英国的玛嘎尔尼使华和美国的基辛格、尼克松首次来中国的事件中，任谁都可以看到，哪怕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居于承德避暑山庄偏远的行宫或中南海书房里乃至游泳池边，只要其愿意，不仅能够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人和事加以随心所欲的安排和摆布，而且，竟然会精准到连来访者走哪条路，乃至吃什么和睡在何处，都不偏离其设想的情景于一丝半毫。

最要命的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不仅是朝廷和帝王拥有漫无边际的无限权力，而且，中国的官吏从一、二品的督、抚大员，到七、八品的县令、县丞芝麻小官，乃至不入品的衙役末吏，无不对治下的芸芸百姓享有各自职权范围内的绝对权力。在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中，迄今为止，真正能够制约官吏的人，只有他的顶头上司。这样的制度安排，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它从何处可以生长出来呢？所谓文化的现代化又能由谁来主导呢？中国的传统文化长期陷于皇权专制的粪缸之中，自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宿命。

四，现代文化为何会在美国兴起和大获成功？

参照中国历史上“强本抑末”制度大获成功，我们再来看看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其原因只有一个：是杰弗逊总统缺少了商鞅和桑弘羊背后所架设的中华牌皇权专制的国家专政机器。

杰弗逊的不幸和美国人民的幸运是，杰弗逊和美国人民所共同拥有的，是一个按“主权在民”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三权鼎立”的国家制度。杰弗逊只有一个可怜的联邦政府作为支点，而美国人民则拥有可以把杰弗逊赶下总统宝座的选票。杰弗逊的政策主张站立不稳，不完全是他的政策主张不适合美国国情，而是美国人民用选票否决了他的政策取向。杰弗逊总统因为说服不了支持他采取“重农轻商”政策的国会议员和广大人民，又无权搞有美国特色的“民主专政”，所以，他最终败下阵来，便没有了任何悬念。

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会在短短的200多年内，促使美国经济执世界经济的牛耳，导致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会风靡全球，其最核心的原因是，全得益于美国人在建国时对国家制度所作的“主权在民”的历史性抉择。

一部近代世界历史表明，只有在“主权在民”的国家制度环境中，人民才会拥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才会有言论自由，才会有新闻自由，才会有合法赚任何钱的自由。人民才会以发家致富为中心任务和人生追求，而不是在各级政府的强迫下，必须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追求目标。看看简短的美国历史，当我们看到美国的社会制度对国民追逐合法的经济利益放任不管，美国人做什么合法的产业来钱就可以去干什么，则资产阶级想不在美国兴起都难了，资本主义社会想不在全球大获全胜那就会是真正的怪事了。说句不一定妥当的话，如果现代人类文化不是由美国的资产阶级来主导，则地球上的绝大部分人类，会依然在漫漫的专制社会长夜中忍受无边无际的煎熬。

换过一个角度看，若是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和政策取向，像传统中国社会一样，在北美大陆能大行其道，那美国的农民恐怕现在就不是占3亿美国人的3%，而一定是像中国一样占70%.

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获成功，马克思虽然没有进行过总结和论述，但他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却足以佐证美国前进的方向，就是马克思所坚信的历史前进的正确反向。

在马克思看来，“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当年为了给资本主义社会安上一个社会主义的笼头，使之不让资产阶级这匹野马在恶性膨胀中把无产阶级当作草料吞噬掉，遂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殊不知，美国的无产阶级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居然会成为所谓中产阶级，而和资产阶级勾肩搭背乃至同床共枕。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是在西欧活动，他没有去过美国，更没有详细考察过中国社会，他所预言的“历史必然趋势”，之所以会在欧美发生，较之于传统中国社会，有一个国家制度设计上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小政府，大社会”，也就是美国人所说的“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如果马克思在中国看到朝廷、官府的权力强大到“秦皇汉武”那样的水准，他究竟会不会说出这个“必然趋势”，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了。至于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欧美的劳动者许多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可以做到和谐共处，并共享发达的生产力创造的社会财富，那种马克思所设想的劳资争斗你死我活的情形已成历史陈迹，则是马克思做梦都难以想见的。

从美国的成功，来对照中国的落后，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传统中国社会实行了2000多年的“强本抑末”经济制度，其最核心的功能，既是“抑豪强，倡农耕”，更是防止“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架设的绞架：当资产阶级成长到绞索能够到其脖子的高度时，国家的暴力机器则毫不犹豫地绞死这个阶级。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安排，它所起到的最核心的历史作用，除了维持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匀质的贫困社会2000多年不变外，就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扼杀于萌芽状态。在传统中国社会，离开了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所谓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无异于痴人说梦。

无论是谁，只要心平静气地回顾一部古代中国政治史和经济史，应该都能够看到，在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压榨之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像近代欧美诸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永远登不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其作为所谓“资产阶级萌芽”最好的境况，也只能作为朝廷的附庸和官府的跟班，而在权贵们的颐使气指下分专制社会的荣耀一杯羹。中国传统社会的商贾阶层，其没有任何独立的文化品格和政治品格，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传统的中国社会因此也就永远不会自动进入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性结论。而资产阶级所引领的现代文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近代，中国一些无良的历史学家之所以要拧着脖子说，“中国古代的资产阶级萌芽会像近代欧美社会一样，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他们如果不是出于无知，那就绝对是因为无耻。

五，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展望和中国人重塑文化品格的预期

大陆中国进行了快30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创举，它从根本上开始扭转中国社会演进的方向，并为重新塑造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提供了可以遐想的前景。

根据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观察，当代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最早是政府给予农民种田的自由；城市的体制改革是最早放开“水果和水产品”的自由流通，给城里的那些无业游民以自由经商的自由。其结果是，中国农民在没有人教他种田和监督他种田的情况下，国家的粮食连年大丰收而导致农民卖粮难；城市则在放开水果和水产品自由流通后，只过了短短的几年时间，老百姓就由吃烂水果和臭鱼虾，而变成随时可以买到新鲜的水果和鲜活的水产品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曾以“两水奔流”为题，专门介绍了这一流通领域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成就。

对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就所蕴含政治学意义，若用我的一句话来概括，便是：只要政府的行政权力退出什么以前被它管得奄奄一息的领域，则那个领域立马就生机盎然。这正好印证了美国人当年所说的名言：“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所谓30年的改革成就，若换成2000多年前的说法，应该叫做“无为而治”。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正在深入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对中国文化的再造，其实才刚刚开始。中国未来是否有个美好远景，从最根本意义上说，取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既往的制度路径而另辟蹊径。

虽然2000多年来，由中华民族组成的农耕大国，其不间断的5000年文明史，实属举世无双，但是，古代中国以千年为时间计量单位的停滞，也是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相提并论的。如今，历史的脚步前进到了世界日益“变平坦”的21世纪，中国人要在同西方文明的竞争中拔得头筹，其制度的改弦更张，其劣质文化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上加以重建，乃是历史的必然。除非被坏制度彻底毒害的中华民族自甘被现代文明所淘汰，我实在不忍心去设想，那些开眼看世界的现代中国政治精英们，会在既往的制度路径上一条道走到黑。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人说正在造就一个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并指斥，因为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存在，而凸显了现代中国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公。为此，有些中国人希望再次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希望中国的社会制度朝既往路径回归的思潮，虽然都打着社会公正的旗号，但他们无一不是从骨子里希望中国回到现代版的“皇权专制”社会。如果由这样的制度改革主张来改革中国现存制度，则中国复辟旧制度，无疑是老马识途，一日千里。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是一个从2000年专制社会中孕育出的怪胎，具有中国特色的先天不足，其所作所为与欧美的资产阶级相比，确实令人看了感到绝望，但我们必须看到，在现代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搞现代化，无不是由这个国家中的城市资产阶级带头搞起来的。欧美先行一步，日本“脱亚入欧”步其后尘，就连亚洲的“四条小龙”也概莫能外。在中国，若要再次埋葬“资产阶级萌芽”，秦始皇、汉武帝早就给这个民族做过光辉的榜样，只要依样画瓢就是了。只是，当这个民族把伴随着30年改革开放而出生的资产阶级连同其出生的污血一起倒掉，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则必然再次踏上“以吏为师”之路，其前景如何不言自明。在中国社会，是把资产家改造成有良心和富有人道关怀的人容易，还是把不受制约的最高统治者改造成自愿受制于人民的人容易？我想，对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小学生也不会答错吧。

我的一位读者在读过我所写的《中国式问题：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后，在文后留言说：“中国的问题远不是一个制度问题。就算美国人完全接受中国文化，也不会出现大多数‘中国式的问题’。原因是美国没有中国如此这般的‘生存空间狭窄’问题。比如美国的公交车不如中国拥挤，美国人找工作没有在中国难，等等。还用句话说：中国人身上的毛病并非是由于中国文化所产生的，而是与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生存环境相关的。”此人居然由此而得出结论：是“生存空间问题消灭了民间的自治能力，于是需要一种超越社会的控制力量——皇权被抬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对此，我认为，这位先生是纯属倒果为因。众所周知，就生存空间的压力而言，只要拿出可供比较的指标，当今世界会有哪个国家的生存空间压力会大过日本？然而，因为日本在国家制度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选择上“全盘西化”了（所谓日本的“全盘西化”有点言过其实，应该说是有日本特色的西化），日本不仅极好地化解了所谓生存空间的压力，而且，其生存空间的优良程度远远胜于生存空间压力小于日本的中国。再说，所谓中国的生存空间压力，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纯属子虚乌有的杜撰。就拿中国的人口压力来说，也只是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才日益凸显，而这正是实行政治垄断和文化专制的当局放任错误的人口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之一。

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以神州之地大物博，以中华民族之人才济济，而一度被西方世界扣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其主要原因恰恰是坏制度使然，绝对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是一个低劣的民族。近代，那些脱离神州制度环境的中国人，无论是被西方人作为“猪仔”贩运去美洲大陆，还是作为知识精英负笈远行，他们在新大陆上都取得了令世界人民刮目相看的成就。这难道还不能够充分证明，任何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首先都是制度的产物，然后才是由文化所造就的吗？

如今，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虽然巨大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如果现代中国在基本的国家制度层面不摆脱既往的路径依赖，其30年改革开放成果被毁于一旦，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在历史上，中国的朝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缺乏成例。然而，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是绝对不会允许富起来的人群成为挑战皇权专制的资产阶级，即使商人们富可敌国，家财远超国库所有，朝廷想消灭尾大不掉的商贾阶级，帝王们只要动动小指头就够了。这是因为，所谓专制社会，也就是任何一个独裁者都不会允许独裁者之外的力量来分享国家权力的社会。任何对专制者、独裁者构成现实威胁乃至潜在威胁的异己力量，都在专制者、独裁者必须加以剿灭的范围之内。用宋太祖赵匡胤的话来说，就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结束语

所谓中国式问题，究竟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见仁见智，但中国人的文化品格被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所塑造，乃不争之论。

我认为，现代中国若不在国家制度的革新上改弦更张，那么，中国将永远不会有什么先进文化对外输出，只能输出张艺谋式的中国文化垃圾和李安式的中国文化猎奇，中华民族将永远只能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攻势而居于守势。

我在此预言，随着21世纪的世界正在按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正在变得日益平坦”，由金字塔结构搭建的中国传统社会，必然会在西方所掌握和推行的铲平世界的力量面前坍塌，这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我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坍塌，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若是由中华民族在自己的民族英雄引领下主动地拆解和实施，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远胜于外来力量的压垮。这也正是我在一年前，忠告当今中华民族的精英们，要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教训的立意之所在。

伟大的、有着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你将何去何从？路，其实就在当今每个中国人的脚下。

（2007-8-10——8月23日）

①②余达维《文化定义&S226；文化表现形式&S226；文化生产》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whdywhbxxswhsc.htm

相关阅读：

1，                 亦忱《中国式问题：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3890

2，                 愤怒的玫瑰《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与亦忱先生商榷》

http://club.beelink.com.cn/dispbbs.asp？boardid=5&id=210672

 

前言

老朽曾在涂鸦小文《中国式问题：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中说过，当今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个制度问题：我们在既往的制度路径上究竟还能走多远的问题。”

对此，有许多人深表认同，也有不少人加以质疑。其中，网友愤怒的玫瑰以《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与亦忱先生商榷》为题撰文，认为文化问题才是中国式问题的主要症结之所在。

玫瑰在文中写道：“再好的制度也是由具体的人来执行。中国之所以落后，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教育的落后，从家庭到学校都只重‘技艺’，不论‘修身’，人权、自由等方面的教育完全是空白。父母从来就没有人格平等、天赋人权的概念，对小孩的评价以是否听话为主要标准，教养出来的孩子连起码的自由、独立的思考的习惯都没有，怀疑、批判的发散性思维更是欠奉（原文如此——疑为”缺“字之误）。”

因为我在文中对易中天不久前在香港的行状提出了异议和批评，玫瑰在文中为易中天抱屈，遂告诉我：“易中天写的《走近顾准》就写得很好”。并说，若是让易中天来“讲人权讲自由一样是个高手”。据此，玫瑰反问我：“易中天有机会讲顾准、林昭吗？”

玫瑰网友为了坚信文化问题才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之所在，向我和众多读者们提出了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在染缸文化里挣扎的人格猥琐的思想侏儒，即使制度设计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您能想象他去坚决捍卫自己的论敌的言论自由吗？您能想象他会为了一个陌生人的人权，不惜走上街头抗议吗？大陆数量庞大的政治冷淡和自私冷漠、只知道经济利益的人群，难道和文化没有关系？”

最后，玫瑰网友得出结论：“最不坏的民主制度以及一切美好的制度安排，没有强大、深厚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教育下的民众的自觉参与，只能是空中楼阁，成为粉饰和谐、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

按愤怒的玫瑰在文中不言自明的结论：文化问题才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

以下，就是我这个没有什么文化不学无术的老朽关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与制度问题一锅烩式的胡说八道，权做引玉之砖。欢迎像愤怒的玫瑰这样的网友给与批评和批判。

一，如何定义文化和制度？

为了回答愤怒的玫瑰提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制度？这两者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不搞清楚这三个问题，所有争论中国式问题的人，鲜有不陷于郢书夜说式的语言陷阱之中。

关于文化的定义，在古今中国，由于其语义的笼统性、模糊性，一直是一个无人可以说得清楚的问题。即使在欧美社会，古往今来，这也同样是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例如，美国人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曾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一书中，竟列举了文化的定义达一百六十多种。

据英国人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证，从18世纪末开始，西语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与历史上的狭义用法相较，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写道，“在这个时期（即18世纪）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根据类比――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①

中国学者余达维经过研究和考察，对文化的定义作了以下表述：

关于文化的定义问题，“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它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工具的载体，它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文化作为制序（institution）、器物与精神产品，它给予我们以历史感、自豪感，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②

上述余达维所综合阐明的西方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应当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否则，当下中国人讨论所谓文化问题，如果没有共同认可的概念作基础，基本上都是在进行聋子之间的对话或争论，不仅达不成共识，而且会陷于毫无意义的口角之争。

与对文化的定义如此复杂相比，对制度的定义，则就相对要简单一些。

所谓制度，一言以蔽之：是国家政权和各种经济与社会组织，凭借有效的强制力为后盾，而为这种强制力所能约束到的人制定的规则总和。制度的核心功能，是界定人的权力与责任，明确权利与义务；抽象来说，则是划定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由与禁忌的边界。在一般情况下，制度是由所有成文的规章和法律组成，但在皇权专制下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国的皇帝所发出的任何圣旨乃至片言只语的口谕，都能成为国家制度的补充。

在搞清了文化和制度的定义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国家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制度决定文化，而不是文化决定制度。那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凡是抗拒“皇权专制”国家制度的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都被中国的国家制度给无情地淘汰了。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总体上来说，都是中国传统制度的衍生物。所谓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都是由“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制度——皇权专制”所锻造的。

二，为什么说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源于“皇权专制”的塑造？

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是什么？我认为，其主干是“帝王至尊，以吏为师”，其余的东西全是从这个主干上生长出来的枝枝蔓蔓。在我看来，能够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品格的制度，莫过于在中国流毒了2000余年的皇权专制的社会制度。

凡对中国历史稍微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自商鞅奠定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之后，中国的国家制度特性，自秦以降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这2200多年间，是“千载犹行秦法政。”

事实上，当年毛泽东就曾毫无顾忌地说过，他在中国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其特点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现在，回过头再看看近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其中，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色彩，又有多少秦始皇主义色彩？这绝对是个可以写十篇博士论文都涵盖不了的宏大课题，显然不是我这个没什么学术造诣的人可以扛得动的题材。

然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却可以尝试着从当代中国的制度源头上，去追溯一下，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是如何被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所塑造的。

据中国历史记载，公元前359—350年，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才基本上奠定了“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这一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基本制度。与此同时，商鞅还把一个对中华民族影响极为深远的国家制度设计，即，把“强本抑末”的经济制度，赋予了秦国的朝廷和后来的历代中国朝廷，使之与皇权专制的国家基本制度结伴而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由邓小平逐渐加以改变。

所谓“本”，是农业，而“末”则是除农业之外的百业，主要是指商业和手工业。“强本抑末”制度若换成现代语言，便是“以农业为国家经济建设中心任务的‘轻商主义’经济制度”。即，国家政权在制度层面强化农业，同时，给商人们和手工业者们设置重重制度性障碍。

公允地说，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中古时代，秦国在实行商鞅所奠定的这个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制度百余年后，秦始皇率先受益于“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强本抑末”经济制度所产生的“综合国力”增强，以及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远强于其它六国，而最终灭掉六国统一了中国。

当中国历史演进到现代，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华民族在2000多年前所创造的“最先进”的“皇权专制”国家制度，把国家高度统一起来后，坚持这个制度2000多年不动摇，循着这个制度的路径，究竟在历史上创造过什么值得用现代人眼光能加以肯定的社会成就和普世价值呢？我看，除了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四大发明”给了西方近代人以最初的科学技术工具使之能够改变旧世界，以及在唐代之后相对公平与日渐成熟的科举制度，催生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文官制度之外，充斥中国历史典籍的记载，则是中华民族中的坏人、歹徒和野心家、阴谋家，为了争夺那个惟一的龙廷宝座而周期性地陷国家、社会和整个民族于动乱和自相残杀的血泊之中，在广袤的神州土地上血流成河之后，为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和北京的皇宫里更换了一个又一个帝王而已。中国的锦绣大好河山，除了每过几百年改变一下姓氏之外，其对中华民族的芸芸众生而言，莫不是在无边的苦海和劫后余生之间轮回。

若是用一个现代人的立场来评价一部2000多年来的中华民族史，从最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帝王兴衰的闹剧史和悲剧史：即，由“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这一国家的基本制度编制剧本，从商鞅发端，由秦始皇率先登台表演，到汉武帝推至高潮，在唐玄宗手里弄到鼎盛，至康雍乾三帝转盛而衰，直到到袁世凯黯然谢幕，其间，究竟浸泡着中华民族的多少血泪，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对中华民族尤为不幸的是，这一中国式的悲剧和闹剧，至袁世凯落幕后，其尾声不仅延及当代，其流韵还将回响在难以预见的将来。

如今，虽然时过境迁，但我们还是可以粗略回顾一下，中华民族上演的“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的闹剧和悲剧，是如何由出演中华民族悲剧和闹剧的当然一号主角秦始皇领衔上演的。

史载，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所谓“制度路径依赖规律”所发生的必然作用，以超强暴力手段实现天下一统的秦王朝，继之以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实乃合乎历史逻辑的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强化之举措，也是建设专制社会之必须。现在看来，虽然秦始皇当时所实行的文化专制确实阻断了中华民族对文化进行多样性的选择，用“皇家垄断”取代了“百家争鸣”，但是，通过对中外历史的比较，不难发现，文化专制对一个社会、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无论怎么残酷，也只能局限在意识形态的精神和气质层面，并不会必然导致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陷于千年的停滞不前。对此，希特勒当年所搞的“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专制，应该可以作为反证。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发展权之所以被“皇权专制”所剥夺，中华民族的科学创造性和经济上的开拓能力之所以被“皇权专制”所窒息，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商鞅所奠定的“强本抑末”坏制度，在秦始皇当国时，加以了超越极限的固化和强化：统一中国后的秦王朝，开创了在和平时期凭借国家暴力大面积剥夺国民私有财产，并同时限制中华民族最具发展潜力的成员其人身自由的恶劣先例。

秦始皇所开创的这个恶劣先例，流毒极为深远：中国人自秦代以降，在帝王眼中，从来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可言，中国的帝王们不仅随时可以剥夺国民的私有财产，而且，对国民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生杀予夺的无边权力。

以统一天下后的秦王朝为例：秦始皇凭借超强的国家暴力完成兼并六国的壮举后，即把全国的商贾富户和所谓“豪强地主”，悉数剥夺其财产，尽迁于咸阳而加以奴役和管制，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以贫苦农民为主体，以朝廷任命的各级官吏为地方行政长官并集文化传播者和管理者职能为一身的“麻袋装土豆式”的匀质化贫困社会。

正是在秦王朝极度放任暴力的治国措施作用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便由秦始皇一举而塑造成型：帝王至尊，以吏为师，恃强凌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游戏规则由拥有最强暴力手段者制定，便成了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带给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最大祸害是，对当朝皇帝的倒行逆施，全国人民除了逆来顺受之外，除非这个帝王寿终正寝，便只能由另外一个握有更强暴力手段的人加以推翻，而代之以另一个家天下。

秦始皇死后，虽然短命的秦王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但汉承秦制，其“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强本抑末”的轻商主义国家经济制度得以全盘承袭，并未随着秦朝的灭亡加以方向性的更改。只不过，在汉初文帝和景帝当国时，汉朝廷从秦的灭亡中汲取了部分教训，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实行“郡国并存”的一国两制这一有利于地方诸侯分权管理社会的国家制度，同时，以“无为而治”的道家治国理念治理满目疮痍的国家，用“轻徭薄赋”的政策给了广大农民以休养生息。从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比较和谐的社会，史称“文景之治”。

然而，汉承秦制的“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和“强本抑末”的制度功能，虽然可以一时处于休眠状态，但它在适当的时候被再次激活，乃是历史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

至汉武帝当国时，武帝在景帝削藩成功的基础上，为了筹措对匈奴进行战争所必须的巨额军费开支，拓展财政收入来源，把商贾打入“四民之末”，更是在政策取向上，朝“重农轻商”的方向急剧演化：以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和所谓征收“算缗”与“告缗”的掠夺性税收政策，不仅把天下富商巨贾乃至中等富裕人家的致富渠道堵死，而且，还把他们已经拥有的财富掠夺一空，以此聚敛了巨额钱财得以展开对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从而，使文景时代所建立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官权主导下的自然经济状态，彻底取代了工商业者自由发展下的经济状态，传统中国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便第一次夭折于“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暴力摧残之下。

汉武帝死后，那些被朝廷伤害得奄奄一息的工商界名门望族，在宣帝的辅政大臣霍光卵翼之下，曾结伙提请朝廷改变歧视工商者的政策。为此，霍光搞了一次著名的反对盐铁专卖的大辩论。虽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民间挑战朝廷获利产业垄断性经营政策的尝试，在霍光的支持下，一度以废止均输，废除盐铁专营而载入史册，但是，那些被汉武帝当年剥夺了财产的工商业者们，不仅没有获得朝廷大面积的平反和补偿，而且依然是处于随时可以被朝廷乃至地方官镇压和剥夺的社会底层。

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屈辱经历，武帝朝规定的商人不能坐车，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携带武器，其后代不能入仕做官的歧视性政策，给中国历代商贾阶层带来的消极影响，历两千年而不消散，自唐及宋，一直延续到明、清，乃至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商人们受到朝廷和政府的歧视，其社会地位低下的景况，并无根本意义上的改观。

当代社会学原理告诉我们，人就其社会属性而言，都是制度的产物，社会制度永远比任何单个的人都要强大。尽管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周期性震荡频频发生，然而，国家制度的惯性却导致旧制度在新王朝被反复克隆和回归，中国人身上所具有的“帝王至尊，以吏为师，恃强凌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游戏规则由拥有最强暴力手段者制定的文化品格，”在此种“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强本抑末”的经济制度塑造下，便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品格。

三，在“皇权专制”下的中国永远不会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

“重农抑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在皇权专制的传统中国社会，为何会历2000多年而不衰，要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被逐渐加以改变呢？为什么我敢说，在“皇权专制”下，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呢？那是因为，在“皇权专制”下，能够引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资产阶级，永远登不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对此，我们从西方逐渐兴起的比较史学中，可以看到一个可供比较的事例。

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的杰弗逊总统，其经济主张与大搞“强本抑末”的汉武帝、桑弘羊几乎如出一辙，在西方搞比较史学的学者眼中，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据阅读过《盐铁论》英译本的人说，如果拿它与杰弗逊与捍卫自由市场制度的泰斗级人物汉密尔顿关于工商政策辩论的原文相比较，会很容易发现，这两者之间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几乎完全相同，其社会理念，也一脉相承：桑弘羊的观点和立场，其实就是杰弗逊的观点和立场。虽然中国2000多年前的桑弘羊当时看重的是遏制匈奴的国防经济，而美国200多年前的杰佛逊偏重的是新大陆的社会道德，但他们为国家政权干预经济所找的理由，其最核心的出发点，都是所谓基于“公共利益”。他们所主张的“重农轻商”的概念与政策，无论是2000多年前或200多年前，其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国家必须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加以调控，才能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历史上的汉朝廷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之所以在贯彻“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上会大易其趣，其对社会的伤害和影响会有天壤之别，最关键的原因是，美国是一个以“五月花号公约”所奠定的“主权在民”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美国总统不像中国的帝王那样拥有乾纲独断的专制权力。而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把“强本抑末”的国家政策，一以贯之地坚持2000多年不变，是主张这一政策的官员身后，有一架无坚不摧的皇权专制的暴政绞肉机。中国的国家政权，不仅可以强制执行诸如“重农抑商”政策，它甚至可以“焚书坑儒”，可以“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可以搞任何它想搞的诸如东汉末年的“党锢”运动。

残酷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国的历朝历代，以帝王为代表的专制国家专政机器，与现代任何一个民选政府其行政权力受到多方制约所不同的是，中国任何一个朝廷所拥有的权力，是没有限度地役使民众，乃至随时可以剥夺民众生命和财产的绝对权力。只要翻开中国历史看看，我们都能看到，生为中国人，他们被朝廷和官府驱往东则不敢往西，赶向南则不敢向北。最极端的例子是，朝廷想剃你的头，你则绝对不敢留发，你若是不合时宜地大哭一场，也可能会导致脑袋搬家。在“皇权专制”下的中国百姓们，若想活下去，无不俯首听命于朝廷的号令。在历史上的中国，不但朝廷所制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会得到贯彻实行，就连一纸当朝皇帝的诏令，亦可在极短的时间内落实到乡村底层社会。这种朝廷高度集权的行政权力，就是“秦制度”留给历代中国人的制度路径和国家政权的遗传基因。离开这个产生民族文化的制度路径和政权遗传基因来谈论中国文化，无不陷于隔靴搔痒之论。

我们考察中国历史，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行政权力结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力结构是典型的金宇塔架构，而完全没有半点如当代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平坦”结构。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无论你是生活在古代或者是生活近代，你都被社会制度定格在金字塔的某个层级之中。在这个金字塔内的每个层级之间，安排着环环相扣的直属关系。尽管在唐代之后，因为相对比较公平的科举制度，专制王朝确实能够筛选出比较优秀的人进入官吏队伍，但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的各级官员，迄今一直是按照“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下级服从上级，全国听命于朝廷皇帝或中央政府，从而，组成了极有行政效率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运行机制。

这一“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在清乾隆时代和毛泽东当国时，可以说臻于极致：从英国的玛嘎尔尼使华和美国的基辛格、尼克松首次来中国的事件中，任谁都可以看到，哪怕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居于承德避暑山庄偏远的行宫或中南海书房里乃至游泳池边，只要其愿意，不仅能够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人和事加以随心所欲的安排和摆布，而且，竟然会精准到连来访者走哪条路，乃至吃什么和睡在何处，都不偏离其设想的情景于一丝半毫。

最要命的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不仅是朝廷和帝王拥有漫无边际的无限权力，而且，中国的官吏从一、二品的督、抚大员，到七、八品的县令、县丞芝麻小官，乃至不入品的衙役末吏，无不对治下的芸芸百姓享有各自职权范围内的绝对权力。在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中，迄今为止，真正能够制约官吏的人，只有他的顶头上司。这样的制度安排，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它从何处可以生长出来呢？所谓文化的现代化又能由谁来主导呢？中国的传统文化长期陷于皇权专制的粪缸之中，自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宿命。

四，现代文化为何会在美国兴起和大获成功？

参照中国历史上“强本抑末”制度大获成功，我们再来看看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其原因只有一个：是杰弗逊总统缺少了商鞅和桑弘羊背后所架设的中华牌皇权专制的国家专政机器。

杰弗逊的不幸和美国人民的幸运是，杰弗逊和美国人民所共同拥有的，是一个按“主权在民”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三权鼎立”的国家制度。杰弗逊只有一个可怜的联邦政府作为支点，而美国人民则拥有可以把杰弗逊赶下总统宝座的选票。杰弗逊的政策主张站立不稳，不完全是他的政策主张不适合美国国情，而是美国人民用选票否决了他的政策取向。杰弗逊总统因为说服不了支持他采取“重农轻商”政策的国会议员和广大人民，又无权搞有美国特色的“民主专政”，所以，他最终败下阵来，便没有了任何悬念。

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会在短短的200多年内，促使美国经济执世界经济的牛耳，导致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会风靡全球，其最核心的原因是，全得益于美国人在建国时对国家制度所作的“主权在民”的历史性抉择。

一部近代世界历史表明，只有在“主权在民”的国家制度环境中，人民才会拥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才会有言论自由，才会有新闻自由，才会有合法赚任何钱的自由。人民才会以发家致富为中心任务和人生追求，而不是在各级政府的强迫下，必须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追求目标。看看简短的美国历史，当我们看到美国的社会制度对国民追逐合法的经济利益放任不管，美国人做什么合法的产业来钱就可以去干什么，则资产阶级想不在美国兴起都难了，资本主义社会想不在全球大获全胜那就会是真正的怪事了。说句不一定妥当的话，如果现代人类文化不是由美国的资产阶级来主导，则地球上的绝大部分人类，会依然在漫漫的专制社会长夜中忍受无边无际的煎熬。

换过一个角度看，若是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和政策取向，像传统中国社会一样，在北美大陆能大行其道，那美国的农民恐怕现在就不是占3亿美国人的3%，而一定是像中国一样占70%.

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获成功，马克思虽然没有进行过总结和论述，但他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却足以佐证美国前进的方向，就是马克思所坚信的历史前进的正确反向。

在马克思看来，“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当年为了给资本主义社会安上一个社会主义的笼头，使之不让资产阶级这匹野马在恶性膨胀中把无产阶级当作草料吞噬掉，遂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殊不知，美国的无产阶级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居然会成为所谓中产阶级，而和资产阶级勾肩搭背乃至同床共枕。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是在西欧活动，他没有去过美国，更没有详细考察过中国社会，他所预言的“历史必然趋势”，之所以会在欧美发生，较之于传统中国社会，有一个国家制度设计上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小政府，大社会”，也就是美国人所说的“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如果马克思在中国看到朝廷、官府的权力强大到“秦皇汉武”那样的水准，他究竟会不会说出这个“必然趋势”，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了。至于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欧美的劳动者许多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可以做到和谐共处，并共享发达的生产力创造的社会财富，那种马克思所设想的劳资争斗你死我活的情形已成历史陈迹，则是马克思做梦都难以想见的。

从美国的成功，来对照中国的落后，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传统中国社会实行了2000多年的“强本抑末”经济制度，其最核心的功能，既是“抑豪强，倡农耕”，更是防止“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架设的绞架：当资产阶级成长到绞索能够到其脖子的高度时，国家的暴力机器则毫不犹豫地绞死这个阶级。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安排，它所起到的最核心的历史作用，除了维持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匀质的贫困社会2000多年不变外，就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扼杀于萌芽状态。在传统中国社会，离开了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所谓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无异于痴人说梦。

无论是谁，只要心平静气地回顾一部古代中国政治史和经济史，应该都能够看到，在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压榨之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像近代欧美诸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永远登不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其作为所谓“资产阶级萌芽”最好的境况，也只能作为朝廷的附庸和官府的跟班，而在权贵们的颐使气指下分专制社会的荣耀一杯羹。中国传统社会的商贾阶层，其没有任何独立的文化品格和政治品格，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传统的中国社会因此也就永远不会自动进入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性结论。而资产阶级所引领的现代文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近代，中国一些无良的历史学家之所以要拧着脖子说，“中国古代的资产阶级萌芽会像近代欧美社会一样，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他们如果不是出于无知，那就绝对是因为无耻。

五，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展望和中国人重塑文化品格的预期

大陆中国进行了快30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创举，它从根本上开始扭转中国社会演进的方向，并为重新塑造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提供了可以遐想的前景。

根据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观察，当代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最早是政府给予农民种田的自由；城市的体制改革是最早放开“水果和水产品”的自由流通，给城里的那些无业游民以自由经商的自由。其结果是，中国农民在没有人教他种田和监督他种田的情况下，国家的粮食连年大丰收而导致农民卖粮难；城市则在放开水果和水产品自由流通后，只过了短短的几年时间，老百姓就由吃烂水果和臭鱼虾，而变成随时可以买到新鲜的水果和鲜活的水产品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曾以“两水奔流”为题，专门介绍了这一流通领域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成就。

对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就所蕴含政治学意义，若用我的一句话来概括，便是：只要政府的行政权力退出什么以前被它管得奄奄一息的领域，则那个领域立马就生机盎然。这正好印证了美国人当年所说的名言：“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所谓30年的改革成就，若换成2000多年前的说法，应该叫做“无为而治”。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正在深入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对中国文化的再造，其实才刚刚开始。中国未来是否有个美好远景，从最根本意义上说，取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既往的制度路径而另辟蹊径。

虽然2000多年来，由中华民族组成的农耕大国，其不间断的5000年文明史，实属举世无双，但是，古代中国以千年为时间计量单位的停滞，也是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相提并论的。如今，历史的脚步前进到了世界日益“变平坦”的21世纪，中国人要在同西方文明的竞争中拔得头筹，其制度的改弦更张，其劣质文化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上加以重建，乃是历史的必然。除非被坏制度彻底毒害的中华民族自甘被现代文明所淘汰，我实在不忍心去设想，那些开眼看世界的现代中国政治精英们，会在既往的制度路径上一条道走到黑。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人说正在造就一个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并指斥，因为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存在，而凸显了现代中国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公。为此，有些中国人希望再次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希望中国的社会制度朝既往路径回归的思潮，虽然都打着社会公正的旗号，但他们无一不是从骨子里希望中国回到现代版的“皇权专制”社会。如果由这样的制度改革主张来改革中国现存制度，则中国复辟旧制度，无疑是老马识途，一日千里。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是一个从2000年专制社会中孕育出的怪胎，具有中国特色的先天不足，其所作所为与欧美的资产阶级相比，确实令人看了感到绝望，但我们必须看到，在现代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搞现代化，无不是由这个国家中的城市资产阶级带头搞起来的。欧美先行一步，日本“脱亚入欧”步其后尘，就连亚洲的“四条小龙”也概莫能外。在中国，若要再次埋葬“资产阶级萌芽”，秦始皇、汉武帝早就给这个民族做过光辉的榜样，只要依样画瓢就是了。只是，当这个民族把伴随着30年改革开放而出生的资产阶级连同其出生的污血一起倒掉，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则必然再次踏上“以吏为师”之路，其前景如何不言自明。在中国社会，是把资产家改造成有良心和富有人道关怀的人容易，还是把不受制约的最高统治者改造成自愿受制于人民的人容易？我想，对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小学生也不会答错吧。

我的一位读者在读过我所写的《中国式问题：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后，在文后留言说：“中国的问题远不是一个制度问题。就算美国人完全接受中国文化，也不会出现大多数‘中国式的问题’。原因是美国没有中国如此这般的‘生存空间狭窄’问题。比如美国的公交车不如中国拥挤，美国人找工作没有在中国难，等等。还用句话说：中国人身上的毛病并非是由于中国文化所产生的，而是与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生存环境相关的。”此人居然由此而得出结论：是“生存空间问题消灭了民间的自治能力，于是需要一种超越社会的控制力量——皇权被抬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对此，我认为，这位先生是纯属倒果为因。众所周知，就生存空间的压力而言，只要拿出可供比较的指标，当今世界会有哪个国家的生存空间压力会大过日本？然而，因为日本在国家制度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选择上“全盘西化”了（所谓日本的“全盘西化”有点言过其实，应该说是有日本特色的西化），日本不仅极好地化解了所谓生存空间的压力，而且，其生存空间的优良程度远远胜于生存空间压力小于日本的中国。再说，所谓中国的生存空间压力，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纯属子虚乌有的杜撰。就拿中国的人口压力来说，也只是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才日益凸显，而这正是实行政治垄断和文化专制的当局放任错误的人口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之一。

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以神州之地大物博，以中华民族之人才济济，而一度被西方世界扣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其主要原因恰恰是坏制度使然，绝对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是一个低劣的民族。近代，那些脱离神州制度环境的中国人，无论是被西方人作为“猪仔”贩运去美洲大陆，还是作为知识精英负笈远行，他们在新大陆上都取得了令世界人民刮目相看的成就。这难道还不能够充分证明，任何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首先都是制度的产物，然后才是由文化所造就的吗？

如今，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虽然巨大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如果现代中国在基本的国家制度层面不摆脱既往的路径依赖，其30年改革开放成果被毁于一旦，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在历史上，中国的朝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缺乏成例。然而，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是绝对不会允许富起来的人群成为挑战皇权专制的资产阶级，即使商人们富可敌国，家财远超国库所有，朝廷想消灭尾大不掉的商贾阶级，帝王们只要动动小指头就够了。这是因为，所谓专制社会，也就是任何一个独裁者都不会允许独裁者之外的力量来分享国家权力的社会。任何对专制者、独裁者构成现实威胁乃至潜在威胁的异己力量，都在专制者、独裁者必须加以剿灭的范围之内。用宋太祖赵匡胤的话来说，就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结束语

所谓中国式问题，究竟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见仁见智，但中国人的文化品格被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所塑造，乃不争之论。

我认为，现代中国若不在国家制度的革新上改弦更张，那么，中国将永远不会有什么先进文化对外输出，只能输出张艺谋式的中国文化垃圾和李安式的中国文化猎奇，中华民族将永远只能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攻势而居于守势。

我在此预言，随着21世纪的世界正在按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正在变得日益平坦”，由金字塔结构搭建的中国传统社会，必然会在西方所掌握和推行的铲平世界的力量面前坍塌，这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我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坍塌，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若是由中华民族在自己的民族英雄引领下主动地拆解和实施，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远胜于外来力量的压垮。这也正是我在一年前，忠告当今中华民族的精英们，要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教训的立意之所在。

伟大的、有着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你将何去何从？路，其实就在当今每个中国人的脚下。

（2007-8-10——8月23日）

①②余达维《文化定义&S226；文化表现形式&S226；文化生产》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whdywhbxxswhsc.htm

相关阅读：

1，                 亦忱《中国式问题：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3890

2，                 愤怒的玫瑰《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与亦忱先生商榷》

http://club.beelink.com.cn/dispbbs.asp？boardid=5&id=210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