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原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是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分子，那么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当年赫赫有名的中国学运领袖袁永熙，就应是中共党内第二个大右派分子。他们两人无论是原有的高贵出身和对中共争霸天下所做的贡献，都相近相似，堪称有功之臣。而得到的回报都是革命胜利后的“贱民”。沙文沙夫妇是双双“榜上有名”；袁永熙不仅当了22年的老右，相亲相爱的夫人陈琏还和他“划清界线”断然离异。为此，由不得让人深思：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是“走错了房间，还是这房间本身就是错的”？

袁永熙的公子陈必大，在纪念我父亲《欲辨真火已忘言》一文中写道：我们“袁家的祖籍在贵州修文，是个渊源久远的官宦世家。400多年前袁家的祖上中了武举，后官至明朝的贵阳守备。自此以降，这个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时期曾连出了三位进士。袁家子弟通过科举而做官，竟绵延了十八代之久。 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袁照黎中举，先在贵州某地，后到河南确山当知县，以后又升任观察使，负责督办黄河水利工程。到我爷爷袁祚廙这一辈，科举考试在1908年被废除了。虽说生不逢时，但官总还得有人做。袁家世代官宦，联姻不乏公卿豪门（我的两个姑奶奶一个嫁到清朝“盛京将军”赵尔巽家，一个嫁到军阀徐世昌家），自有做官的门道。加上爷爷精通文墨，又“一笔写不出两个袁”，在小站练新军的时代就进了袁世凯的幕府，不久又捐了一个营口道台的官职，也算是不辱没祖先了。”此后，“辛亥革命，风云色变，武昌起义，清廷倾覆。爷爷在道台的太师椅上席未暇暖，就只得挟裹公帑私囊，挂冠而去，躲进了天津的租界。随着北洋军阀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爷爷利用他的“原始积累”和与军阀政客们的关系，开始“二次创业”。他先是摇身一变，成了北洋政府凤阳盐关的总监，后来又当上了山东枣庄中兴煤矿的董事长和北京（电）报（电）话局的局长，同时还在北京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开了面粉厂和油坊，全然不见前朝遗少的颓唐，俨然一个长袖善舞、颇思进取的“官商”（应该说是亦官亦商，不同于直接利用官的职权来经营的”洋务派“、孔宋家族和“官道”这一类官僚资产阶级）。”

袁永熙的出身可谓显赫高贵，而他自幼又十分聪明。在他周岁的照片上爷爷袁祚廙以他那手严谨秀逸的小楷题了首小诗：“浑浑元气，双目瞳瞳，握拳擦掌，盼顾自雄，人皆愿子聪明，我独愿子如痴如聋。”但人生的命运总是和历史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而有 “报国愿，为民情”的有志男儿均是热血青年，理想与冲动常常交织在一起，稍不注意就会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1935年正是民族危机逼在眉梢的岁月，日寇铁蹄践踏着华北平原。因病未能与兄长袁永辉、同学朱彩芷（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女儿）、姐夫孙国梁（清华大学教授孙国华之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但其救国之心已和时局连在一起。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天津沦陷，北平沦陷，他不得不和朱自清一家撤到大后方的昆明，紧接着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攻读经济，很快参加了原北平中学中共秘密党员力易周等筹办的抗日宣传活动，并推选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总队”的组织干事，不久吸收为中共党员。由于云南省主席是反蒋势力的地方军阀龙云，所以中共在那里发展很快，仅西南联大就有80多个党员，占云南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一。袁永熙是个热血青年，不但有组织才干而且智勇双全。当时他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蒋介界“不抗日，专打内战”，对此深信不疑。却不知道诺大一个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争夺地盘；红色割据，占山为王；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蒋介石先生为了统一中国，既要用兵削藩，又要对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苏维埃政权”，不然何以能巩固孙中山创建的国民政府？但是，这里中之苦一时难为热血青年理解，所以他们均站在对立面拼死反抗。袁永熙便是这方面的带头人，多次出面组织学生进行反蒋斗争，并与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成为亲密战友。

1945年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他已是联大中共的第一支部书记，很快和第二支部书记马识途联手，策动、组织、发起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所高等学生联合会近6000名师生，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蒋介石先生的所谓“假和平，真内战”的大游行，并亲自草拟“罢课宣言”。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面前，他面不改色，镇定自若，终酿成五十余师生受伤的“一二.一”惨案。自此，他成了全国有名的学运领袖，也促使他走上职业革命家的人生战旅。

1946年蒋毛“双十协订”破裂，中原逐鹿内战全面打响，袁永熙奉中共央南方局之命，率领五十多名地下党员赴北京担任北平学委书记，紧密配合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发动的“五二0”运动，组织北平、天津数万名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但国民党只知他身分是北平金城银行的职员，叶公超（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内弟。1947年8月10日，为适应革命的需要，经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同意，与时为蒋介石先生文胆陈布雷爱女陈琏在北京六国饭店举行婚礼。陈布雷公务繁忙不能前来参加，特派时任上海《申报》社长的胞弟陈训畲前来主持，并请北京市长何思源证婚。国民党北平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手持陈布雷署名的请贴纷纷前来祝贺。在婚礼后的一个月，因民主同盟章程收藏不严而夫妻双双被捕。

被捕后他坚不吐实，国民党特工人员也不罢休，遭到竹签刺手指、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火烧皮肤、坐老虎凳等重刑，袁水熙均未招认自已是共产党员，当然更未出卖中共组织。国民党特务机关无计可施，于1947年12凡1日，连同陈琏等共23名要犯，用飞机送往南京宁海路19号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关押，后来在一分不关紧要的悔过书上签了名，才为陈布雷出面保释，并为他安排了一个美差，中国敌伪资产处置科科长，学历史的陈琏到国立编译馆工作。1948年11月12日，辽沈战役结束后，陈布雷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在决心服毒自杀前与袁永熙谈了一次话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终至不能自拔。”又说“政治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怜儿（陈琏乳名）像现在这样，凭自已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万！个万！”

当然，他和陈琏没有接受长辈这个遗训，抱定“解放全中国，消灭旧世界，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主义伟大信念”，很快逃离南京去到“苏北解放区”，再后去到“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也回到了梦寐以求多年向往的革命“大家庭”，以为拥抱了阳光，得到了自由。谁知因他被捕而没有死去的原因为组织怀疑，再加之还写有与民青没有关系的“悔过书”而被开除党籍，但组织上还是本着“宽大为怀”的处理原则，在结论上写有：“准其重新入党，不影响使用”。在共青团中央成立时，他担任了一个普通的职务学生部秘书主任、副部长。1952年新政伊始，中央青委书记蒋南翔调任请华大学校长，因蒋是“一二九”学运领袖，大概是惺惺惜惺惺吧，蒋提名他作党委书记并获批淮。自此他一头扎入工作，广交知识分子的朋友，除星期日回家和妻儿团聚外，平时连家也不回，过上了一段“用彩色缨络编织起来的日子”。

但是，好景不长，近似春梦。坐上紫禁城龙椅的毛泽东总是杞人忧天，老是担心有人要推翻它，感到四处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和反对他的人。为了巩固权力，强化独裁，只能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1950年大杀国民党“残渣余孽”，纵是乡、保、甲长也不能幸免；1951年大杀地主、恶霸、流氓、小偷均在此例；1952年肃整贪污腐化，毙了刘青山、张子善，吓得广大资本家和工商业者跳楼的跳楼，上吊的上吊；1953年推行“统购统销”，自此管住农民肚皮，全国人民吃粮也要按定量标准；1954年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分给广大农民的土地逐步收归“国有”；1955年借整胡风傲骨和自由化知识分子，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反”审干运动。

一言以蔽之，共产党要把全国变成一个铁桶子，不准许任何人有自由的思想与活动的空间，要专政又专政，极权又极权。纵观中共几十年的发家史，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革命，还是“占山为王”的苏维埃政权；也不论是抗日战争的敌外扩展，还是挥师百万的中原大战，莫不是以血淋淋的人头祭旗庆功。在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先生后，剩下的“敌人”就是自已营垒中的反对派。你要想不被打倒，要么做大大小小专政的“皇帝”，要么充当大大小小“皇帝”的帮凶，再不去做帮凶的奴才，或做没有脑袋没有嘴巴的木头人！否则只能当新政的贱民或去坐监。

在这伟大的“肃反”运动中，袁永熙因有被捕“变节”一事，立即由清华党委书记降为常委、校长助理，又因他不支持校长蒋南翔治校的独霸作风，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降职降薪七级，被送到昌平县长城脚下的一个劳改农场去劳动改造。接着，相交相爱16年的妻子陈琏，为了三个孩子的前途和自已的饭碗，不得不站隐立场和他划清“政治界线”而离婚，孩子也异姓随母而去。自此，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灯冷衾，零丁度日，晨与霜剑为伍，夜和冰刀共眠，饱尝“革命温暖”的滋味。他在农场“改造”整整五个年头，艰难困苦非言可表，总算活了下来。好不容易熬到1962年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分配到河北省南宫县一家中学教书。1965年邢台发生大地震，学校食堂难以开伙，无法煮饭的他三餐成了问题。在好心人的撮合下，才与同校化学教师张兰芬重新组织家庭。张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原矢志终身不嫁，但袁永熙的不幸遭遇和诚实为人的君子之风，深深感动了她。历史真的有趣，无神论和有神论成为连理，而昔日“革命夫妻”却分道场镳！洋胡子马克思、恩格斯，该怎么来解释这个奇怪有趣的问题？

“一枕黄梁再现”，“军阀重开战”。袁永熙新组织起来的家庭还不足一年，“伟人”决心“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发动了“始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作为“刘少奇、彭真安在南宫的定时炸弹”、“卖国贼袁世凯的孝子贤孙”、“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叛徒”，被那些当年和他一样年龄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抄家批斗，打得他，口吐鲜血，遍体鳞伤。天主教徒的妻子张兰芬没有“划清界线”离他而去，更没有“分清敌我”远离楚界，而是为他敷药疗伤给予陪安慰。她惟恐丈夫自杀日夜守候身旁。天主教徒的善良，人性真诚的温暖，妻子的百般体贴，女人特有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得袁永熙顽强把活了下来，熬过了比反右斗争更大的一劫“文大革命”。22年后的1979年，他和全国55万多名右派一样获得了当年反右领导人邓小平的“改正”，但年已六十三岁的他，还能做什么呢？仅管也担任了几天北京新建的经济学院院长和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可失去青春、年华、家庭，再也不能回来了！1999年12月13日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不知他临死前是怎么想的？心路历程又是什么？

我也是右派，也是一个被关押23年家破人亡的右派，但没有为革命去坐过蒋介石的监狱，也没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去品尝国民党残暴的酷刑，相形见绌。但贡献特殊的他却受此茶毒，能不有恨有怨么？可能他在死前还不知道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是抗日的！为抗日，国民党牺牲了三百多万壮士，224位将军。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万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中共只死去两个将军级人物，左权和杨靖宇，红军战士却从三万人增至百万之众。孰是孰非，我想谁也篡改不了？袁永熙难友好好的安息吧！你走错房间了！

陈必大在文章中说，他曾问过他的父亲，“当年你为什么要革命？”他说：“如果天下清平，谁都想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过体面的生活。我们家祖祖辈是为读书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没打进来，我们兄弟完成学业后，也许有人会走这条路，我的姐夫叶公超、表哥杨继增后来都成了国民政府的部长。”他又说“问题不在当年的理想是对是错，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就不能照当初的理想去做？”这也是很多革命的知识分子至今还想不通的事情或者根本不敢想的事情，凡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用今天的权力打倒昨天的誓言，又用明天的追求又否定今天的承诺，这叫“需要”。他们总是在“需要”中发展，在“需要”中变化。为了“需要”，卖妻轼父的事都干得出来。

出身钟鸣鼎食之家的袁永熙，在赤色幻梦的鼓动下，总想改变这个贫富不均的世界。他的哥哥袁永辉，曾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作战科科长，一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令人难以相信的是，1941年在山东解放区的“抢救运动”中被当作潜伏敌特被枪决，他的另一个追求革命的兄弟也和他一样被打成右派，前妻陈琏在“文革”中被迫自杀。对于这段惨痛的历史家史，陈必大似有所悟地说：“从主观上说，象我父母这样的革命者，都受过教育，具有独立人格和侠义心肠，所以能超越阶级局限去追求为理想献身的那份崇高。可叹的是，并非所有的革命者都理解这种崇高，特别是当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不再需要理想而只需要服从的时候，［另类］革命者总是最先被怀疑、被清算的。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的惨死，简直是无一幸免！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农民革命的色彩。农民的理念是［均富］，大家都一样，凭什么你们比我过得好，凭什么你们比我懂得多，凭什么你们有一种我没有的品质，所有不是由革命而得到的东西都应该被革命［革］掉，为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你们就特别应该被不断革命、不断修理、不断折腾。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革命，无法产生具有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又无法包容和学习多样化的世界，只能关起门来，愚弄群众，运动群众，甚至是胁迫群众去进行内斗，通过内斗，在非常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靠人们被斗出来的［觉悟］建立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是一条错误的路，失败的路，但却不是一条不可避免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先生能在30年后将中国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就证明了这一点。30年的弯路使真正的革命志士也跟着一起蒙羞！我的六舅舅陈遂，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建设中学的教师就是这样当的右派。他被送到宁夏去劳改后就音信杳然。直到文革结束后，家人才得到通知，六舅舅已在大饥荒的1962年死去。当时劳改队让饥肠辘辘的劳改犯自己去挖野菜充饥，六舅舅误食毒草，不治身亡，享年36岁，连家都没成。爸爸曾不无悲哀地自嘲说：为什么我成了右派？两条：一是被捕而没有英勇牺牲；二是［被使用］而没有意识到要报答蒋南翔的［再造之恩］。”

他只说对了一些，更重要的却未说到。在我看来，马列主义这个崇尚暴力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反人性的。凡是用这个错误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不论它怎样乔装打扮自已，必然是想尽一切办法掩盖事实与历史的真相，用尽一切卑劣的手段制造出最无耻的世界性谎言，再使用暴力去推翻原有的合法政府，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意志与利益的极权国家。为了维护这个极权国家，必然要不断地搞革命、搞斗争，清洗自已营垒中所谓意志不坚定的分子，也就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知识分子。袁永熙一家就是这样的人，当然悲剧就不可避免。但愿今日的中国政府能善意地对待它的国民，少一点极权多一点民主，少一点专横多一点善良。少一点凶狠多一点人情。极权与专横是走不通的死路！

如果说原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是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分子，那么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当年赫赫有名的中国学运领袖袁永熙，就应是中共党内第二个大右派分子。他们两人无论是原有的高贵出身和对中共争霸天下所做的贡献，都相近相似，堪称有功之臣。而得到的回报都是革命胜利后的“贱民”。沙文沙夫妇是双双“榜上有名”；袁永熙不仅当了22年的老右，相亲相爱的夫人陈琏还和他“划清界线”断然离异。为此，由不得让人深思：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是“走错了房间，还是这房间本身就是错的”？

袁永熙的公子陈必大，在纪念我父亲《欲辨真火已忘言》一文中写道：我们“袁家的祖籍在贵州修文，是个渊源久远的官宦世家。400多年前袁家的祖上中了武举，后官至明朝的贵阳守备。自此以降，这个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时期曾连出了三位进士。袁家子弟通过科举而做官，竟绵延了十八代之久。 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袁照黎中举，先在贵州某地，后到河南确山当知县，以后又升任观察使，负责督办黄河水利工程。到我爷爷袁祚廙这一辈，科举考试在1908年被废除了。虽说生不逢时，但官总还得有人做。袁家世代官宦，联姻不乏公卿豪门（我的两个姑奶奶一个嫁到清朝“盛京将军”赵尔巽家，一个嫁到军阀徐世昌家），自有做官的门道。加上爷爷精通文墨，又“一笔写不出两个袁”，在小站练新军的时代就进了袁世凯的幕府，不久又捐了一个营口道台的官职，也算是不辱没祖先了。”此后，“辛亥革命，风云色变，武昌起义，清廷倾覆。爷爷在道台的太师椅上席未暇暖，就只得挟裹公帑私囊，挂冠而去，躲进了天津的租界。随着北洋军阀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爷爷利用他的“原始积累”和与军阀政客们的关系，开始“二次创业”。他先是摇身一变，成了北洋政府凤阳盐关的总监，后来又当上了山东枣庄中兴煤矿的董事长和北京（电）报（电）话局的局长，同时还在北京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开了面粉厂和油坊，全然不见前朝遗少的颓唐，俨然一个长袖善舞、颇思进取的“官商”（应该说是亦官亦商，不同于直接利用官的职权来经营的”洋务派“、孔宋家族和“官道”这一类官僚资产阶级）。”

袁永熙的出身可谓显赫高贵，而他自幼又十分聪明。在他周岁的照片上爷爷袁祚廙以他那手严谨秀逸的小楷题了首小诗：“浑浑元气，双目瞳瞳，握拳擦掌，盼顾自雄，人皆愿子聪明，我独愿子如痴如聋。”但人生的命运总是和历史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而有 “报国愿，为民情”的有志男儿均是热血青年，理想与冲动常常交织在一起，稍不注意就会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1935年正是民族危机逼在眉梢的岁月，日寇铁蹄践踏着华北平原。因病未能与兄长袁永辉、同学朱彩芷（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女儿）、姐夫孙国梁（清华大学教授孙国华之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但其救国之心已和时局连在一起。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天津沦陷，北平沦陷，他不得不和朱自清一家撤到大后方的昆明，紧接着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攻读经济，很快参加了原北平中学中共秘密党员力易周等筹办的抗日宣传活动，并推选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总队”的组织干事，不久吸收为中共党员。由于云南省主席是反蒋势力的地方军阀龙云，所以中共在那里发展很快，仅西南联大就有80多个党员，占云南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一。袁永熙是个热血青年，不但有组织才干而且智勇双全。当时他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蒋介界“不抗日，专打内战”，对此深信不疑。却不知道诺大一个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争夺地盘；红色割据，占山为王；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蒋介石先生为了统一中国，既要用兵削藩，又要对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苏维埃政权”，不然何以能巩固孙中山创建的国民政府？但是，这里中之苦一时难为热血青年理解，所以他们均站在对立面拼死反抗。袁永熙便是这方面的带头人，多次出面组织学生进行反蒋斗争，并与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成为亲密战友。

1945年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他已是联大中共的第一支部书记，很快和第二支部书记马识途联手，策动、组织、发起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所高等学生联合会近6000名师生，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蒋介石先生的所谓“假和平，真内战”的大游行，并亲自草拟“罢课宣言”。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面前，他面不改色，镇定自若，终酿成五十余师生受伤的“一二.一”惨案。自此，他成了全国有名的学运领袖，也促使他走上职业革命家的人生战旅。

1946年蒋毛“双十协订”破裂，中原逐鹿内战全面打响，袁永熙奉中共央南方局之命，率领五十多名地下党员赴北京担任北平学委书记，紧密配合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发动的“五二0”运动，组织北平、天津数万名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但国民党只知他身分是北平金城银行的职员，叶公超（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内弟。1947年8月10日，为适应革命的需要，经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同意，与时为蒋介石先生文胆陈布雷爱女陈琏在北京六国饭店举行婚礼。陈布雷公务繁忙不能前来参加，特派时任上海《申报》社长的胞弟陈训畲前来主持，并请北京市长何思源证婚。国民党北平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手持陈布雷署名的请贴纷纷前来祝贺。在婚礼后的一个月，因民主同盟章程收藏不严而夫妻双双被捕。

被捕后他坚不吐实，国民党特工人员也不罢休，遭到竹签刺手指、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火烧皮肤、坐老虎凳等重刑，袁水熙均未招认自已是共产党员，当然更未出卖中共组织。国民党特务机关无计可施，于1947年12凡1日，连同陈琏等共23名要犯，用飞机送往南京宁海路19号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关押，后来在一分不关紧要的悔过书上签了名，才为陈布雷出面保释，并为他安排了一个美差，中国敌伪资产处置科科长，学历史的陈琏到国立编译馆工作。1948年11月12日，辽沈战役结束后，陈布雷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在决心服毒自杀前与袁永熙谈了一次话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终至不能自拔。”又说“政治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怜儿（陈琏乳名）像现在这样，凭自已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万！个万！”

当然，他和陈琏没有接受长辈这个遗训，抱定“解放全中国，消灭旧世界，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主义伟大信念”，很快逃离南京去到“苏北解放区”，再后去到“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也回到了梦寐以求多年向往的革命“大家庭”，以为拥抱了阳光，得到了自由。谁知因他被捕而没有死去的原因为组织怀疑，再加之还写有与民青没有关系的“悔过书”而被开除党籍，但组织上还是本着“宽大为怀”的处理原则，在结论上写有：“准其重新入党，不影响使用”。在共青团中央成立时，他担任了一个普通的职务学生部秘书主任、副部长。1952年新政伊始，中央青委书记蒋南翔调任请华大学校长，因蒋是“一二九”学运领袖，大概是惺惺惜惺惺吧，蒋提名他作党委书记并获批淮。自此他一头扎入工作，广交知识分子的朋友，除星期日回家和妻儿团聚外，平时连家也不回，过上了一段“用彩色缨络编织起来的日子”。

但是，好景不长，近似春梦。坐上紫禁城龙椅的毛泽东总是杞人忧天，老是担心有人要推翻它，感到四处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和反对他的人。为了巩固权力，强化独裁，只能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1950年大杀国民党“残渣余孽”，纵是乡、保、甲长也不能幸免；1951年大杀地主、恶霸、流氓、小偷均在此例；1952年肃整贪污腐化，毙了刘青山、张子善，吓得广大资本家和工商业者跳楼的跳楼，上吊的上吊；1953年推行“统购统销”，自此管住农民肚皮，全国人民吃粮也要按定量标准；1954年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分给广大农民的土地逐步收归“国有”；1955年借整胡风傲骨和自由化知识分子，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反”审干运动。

一言以蔽之，共产党要把全国变成一个铁桶子，不准许任何人有自由的思想与活动的空间，要专政又专政，极权又极权。纵观中共几十年的发家史，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革命，还是“占山为王”的苏维埃政权；也不论是抗日战争的敌外扩展，还是挥师百万的中原大战，莫不是以血淋淋的人头祭旗庆功。在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先生后，剩下的“敌人”就是自已营垒中的反对派。你要想不被打倒，要么做大大小小专政的“皇帝”，要么充当大大小小“皇帝”的帮凶，再不去做帮凶的奴才，或做没有脑袋没有嘴巴的木头人！否则只能当新政的贱民或去坐监。

在这伟大的“肃反”运动中，袁永熙因有被捕“变节”一事，立即由清华党委书记降为常委、校长助理，又因他不支持校长蒋南翔治校的独霸作风，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降职降薪七级，被送到昌平县长城脚下的一个劳改农场去劳动改造。接着，相交相爱16年的妻子陈琏，为了三个孩子的前途和自已的饭碗，不得不站隐立场和他划清“政治界线”而离婚，孩子也异姓随母而去。自此，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灯冷衾，零丁度日，晨与霜剑为伍，夜和冰刀共眠，饱尝“革命温暖”的滋味。他在农场“改造”整整五个年头，艰难困苦非言可表，总算活了下来。好不容易熬到1962年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分配到河北省南宫县一家中学教书。1965年邢台发生大地震，学校食堂难以开伙，无法煮饭的他三餐成了问题。在好心人的撮合下，才与同校化学教师张兰芬重新组织家庭。张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原矢志终身不嫁，但袁永熙的不幸遭遇和诚实为人的君子之风，深深感动了她。历史真的有趣，无神论和有神论成为连理，而昔日“革命夫妻”却分道场镳！洋胡子马克思、恩格斯，该怎么来解释这个奇怪有趣的问题？

“一枕黄梁再现”，“军阀重开战”。袁永熙新组织起来的家庭还不足一年，“伟人”决心“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发动了“始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作为“刘少奇、彭真安在南宫的定时炸弹”、“卖国贼袁世凯的孝子贤孙”、“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叛徒”，被那些当年和他一样年龄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抄家批斗，打得他，口吐鲜血，遍体鳞伤。天主教徒的妻子张兰芬没有“划清界线”离他而去，更没有“分清敌我”远离楚界，而是为他敷药疗伤给予陪安慰。她惟恐丈夫自杀日夜守候身旁。天主教徒的善良，人性真诚的温暖，妻子的百般体贴，女人特有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得袁永熙顽强把活了下来，熬过了比反右斗争更大的一劫“文大革命”。22年后的1979年，他和全国55万多名右派一样获得了当年反右领导人邓小平的“改正”，但年已六十三岁的他，还能做什么呢？仅管也担任了几天北京新建的经济学院院长和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可失去青春、年华、家庭，再也不能回来了！1999年12月13日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不知他临死前是怎么想的？心路历程又是什么？

我也是右派，也是一个被关押23年家破人亡的右派，但没有为革命去坐过蒋介石的监狱，也没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去品尝国民党残暴的酷刑，相形见绌。但贡献特殊的他却受此茶毒，能不有恨有怨么？可能他在死前还不知道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是抗日的！为抗日，国民党牺牲了三百多万壮士，224位将军。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万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中共只死去两个将军级人物，左权和杨靖宇，红军战士却从三万人增至百万之众。孰是孰非，我想谁也篡改不了？袁永熙难友好好的安息吧！你走错房间了！

陈必大在文章中说，他曾问过他的父亲，“当年你为什么要革命？”他说：“如果天下清平，谁都想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过体面的生活。我们家祖祖辈是为读书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没打进来，我们兄弟完成学业后，也许有人会走这条路，我的姐夫叶公超、表哥杨继增后来都成了国民政府的部长。”他又说“问题不在当年的理想是对是错，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就不能照当初的理想去做？”这也是很多革命的知识分子至今还想不通的事情或者根本不敢想的事情，凡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用今天的权力打倒昨天的誓言，又用明天的追求又否定今天的承诺，这叫“需要”。他们总是在“需要”中发展，在“需要”中变化。为了“需要”，卖妻轼父的事都干得出来。

出身钟鸣鼎食之家的袁永熙，在赤色幻梦的鼓动下，总想改变这个贫富不均的世界。他的哥哥袁永辉，曾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作战科科长，一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令人难以相信的是，1941年在山东解放区的“抢救运动”中被当作潜伏敌特被枪决，他的另一个追求革命的兄弟也和他一样被打成右派，前妻陈琏在“文革”中被迫自杀。对于这段惨痛的历史家史，陈必大似有所悟地说：“从主观上说，象我父母这样的革命者，都受过教育，具有独立人格和侠义心肠，所以能超越阶级局限去追求为理想献身的那份崇高。可叹的是，并非所有的革命者都理解这种崇高，特别是当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不再需要理想而只需要服从的时候，［另类］革命者总是最先被怀疑、被清算的。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的惨死，简直是无一幸免！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农民革命的色彩。农民的理念是［均富］，大家都一样，凭什么你们比我过得好，凭什么你们比我懂得多，凭什么你们有一种我没有的品质，所有不是由革命而得到的东西都应该被革命［革］掉，为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你们就特别应该被不断革命、不断修理、不断折腾。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革命，无法产生具有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又无法包容和学习多样化的世界，只能关起门来，愚弄群众，运动群众，甚至是胁迫群众去进行内斗，通过内斗，在非常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靠人们被斗出来的［觉悟］建立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是一条错误的路，失败的路，但却不是一条不可避免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先生能在30年后将中国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就证明了这一点。30年的弯路使真正的革命志士也跟着一起蒙羞！我的六舅舅陈遂，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建设中学的教师就是这样当的右派。他被送到宁夏去劳改后就音信杳然。直到文革结束后，家人才得到通知，六舅舅已在大饥荒的1962年死去。当时劳改队让饥肠辘辘的劳改犯自己去挖野菜充饥，六舅舅误食毒草，不治身亡，享年36岁，连家都没成。爸爸曾不无悲哀地自嘲说：为什么我成了右派？两条：一是被捕而没有英勇牺牲；二是［被使用］而没有意识到要报答蒋南翔的［再造之恩］。”

他只说对了一些，更重要的却未说到。在我看来，马列主义这个崇尚暴力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反人性的。凡是用这个错误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不论它怎样乔装打扮自已，必然是想尽一切办法掩盖事实与历史的真相，用尽一切卑劣的手段制造出最无耻的世界性谎言，再使用暴力去推翻原有的合法政府，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意志与利益的极权国家。为了维护这个极权国家，必然要不断地搞革命、搞斗争，清洗自已营垒中所谓意志不坚定的分子，也就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知识分子。袁永熙一家就是这样的人，当然悲剧就不可避免。但愿今日的中国政府能善意地对待它的国民，少一点极权多一点民主，少一点专横多一点善良。少一点凶狠多一点人情。极权与专横是走不通的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