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1960年7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研究领域包括法理学、法制史以及比较法学等。主要著作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具体法治》、《运送正义的方式》等。

非西方国家宪政试验成功

2007年8月28日下午，按照日程安排访问日本国会，众议院国际部涉外课的林山泰彦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2004年12月，我曾经来这里访问过，不过，前次和这一次都只有两个小时，走马观花而已。上一次访问后，自己也有意识地搜集一些涉及到日本宪法以及国会制度的书来看，以弥补知识上的不足。以往访问欧美国家的议会时，由于缺乏议会政治的实践，导致相互交流只能在一个浅层次进行，这样的感受一直是自己很无奈的事情。当与外国的法官就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进行交流时，总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充满了交流的愉悦，与在国会里的交流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日本的国会成立于1890年，一开始就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贵族院仿效英国贵族院建立，成员几乎完全由世袭或敕选产生，贵族是在1884年敕封爵位的前宫廷贵族、封建藩主以及政治精英。众议员由缴纳15日元以上税款的男性国民(仅占全国人口1%多)选举产生。按照1889年宪法，预算和任何永久性的法律都必须经过两院的多数通过。虽然这样的国会距离当年民主派的理想相距甚远，不过，“日本国会虽有局限，却是非西方国家第一个试验成功的国会制度。尽管开始时摇摆不定，但这个制度生存了下来，并被证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得到出色的发展。”(赖肖尔：《当代日本人》)

日本宪政何以能“出色发展”

现代议会离不开政党政治。日本国会之所以能够“得到出色的发展”，是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政党制度有关的。在国会主建筑的大厅里，矗立着对国会发展贡献至伟的三位政治家的塑像，他们是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这三位中的板垣和大隈是宪政初期两党的领导人，伊藤则是明治宪法最主要的设计者和推行者，也是1900年从板垣那里分裂出来的新政党政友会的领导人。日本没有全面接受那种彻底改造社会的激进的外来学说，政党政治也没有走上两党之间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结局。直到今天，虽然有过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其实是内部多种派系竞争执政)的历史，但是，不久前的选举中，民主党已经成为参议院(从前的贵族院)中的多数党。这样，一些法案，例如《反恐特别措施法》，在众参两院均能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就降低了。事实上，这也成为安倍晋三首相于9月12日宣布辞职的直接原因之一。

所谓现代的政党政治，祛除意识形态上的神圣色彩，把党见差异限制在国计民生的世俗事务上是相当重要的，否则就难免把党争演为战争。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政党也多少应当避免过于结党营私，要体现出某种政治美德、处事的真诚以及对于国家和国民利益的忠诚。日本在这个方面，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政治丑闻，不过，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官僚体系大致上保持了相当的忠诚、富于牺牲的精神和工作效率。这种忠诚和对效率的讲求确保当政党利益发生冲突时具有相互妥协和继续合作的空间。这也是日本国会能够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

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引进的议会制度之所以流于失败，还因为人们无法通过议会以及宪法来对于君主(如果还保留的话)或无君主之名但有君主之实的威权者的权力加以限制，议会主权终不免变成一种装饰。国民只是付出了支撑议会运行的代价，却全然享受不到民主制的好处，实际上仍然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这种虚假的民主制甚至比从前那种君主制更糟，因为君主制还假定了国王或皇帝对于社稷的责任，而在虚假民主制之下，真正的决策者却根本不会为决策所带来的任何后果负责。在这一点上，日本又是东方国家中的一个特例。既保留天皇，却又实行真正的议会主权，这样的君主立宪体制能够历经“激荡的百年史”而保存下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前近代社会结构和历史演进差异带来的影响。遥想当年，将军藩主拥兵自重，战争冲突此起彼伏，但是奇怪的是，没有哪个赳赳武夫想到“天皇轮流做”，用暴力取而代之，黄袍加身(关于日本人对于天皇的观念及其对于日本政治生活的影响，参看本尼迪克特《菊与刀》)。超越孝道而把对国家的忠诚置于首位，这是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一个重大差异，也解释了后来两国政治制度在近代的不同走势的根源。

日本政党格局面临历史性转折

回到跟林山泰彦先生的交流。他告诉我，虽然众议员的任期是四年，但是由于首相可以在形势对于本党有利的时候解散议会，举行众议院选举，因此，大致上只能平均到三年。政府解散众议院举行再选举目的是为了直接诉诸国民意志本身。当然，重选的结果也可能事与愿违，那就是反对党占据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那就意味着政府的更迭。与众议院不同，参议院是不能解散的，这有助于确保议会决策的审慎，不至于总是受到一时的民意的约束。所以，人们称众议院为“言论之府”，而称参议院为“良心之府”。参议员任期六年，但每三年改选其中的一半。在财政方面，权力更多地在众议院。财政预算必须先交众议院审议，即便参议院不同意，也不影响在30天之后自动成为国会的最终决定。涉及到其他事务的立法，如果参议院否决，则众议院必须由三分之二多数再通过才能定案。惟一的例外是宪法修正案，必须取得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能通过。当然，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修正案出现。

面对我这个外国人，作为立法机构官员的林山先生也直言不讳地谈到安倍遭遇到的执政困境。不解散议会，也可以进行自民党总裁的重新选举。但是，假如重选，安倍获胜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安倍上台以来所提出的“美丽的日本”以及“修改宪法”之类的政策目标，日本的百姓没有多大兴趣。相反，小泉内阁留下的一些后遗症，诸如贫富差距的拉大，医疗费、税收的加重，以及养老金制度方面的问题，却是国民最关注的，但也是很不容易解决的。另外，民主党咄咄逼人，该党总裁小泽非常努力地到农村拉选票，获取更多人的支持。一些传统上支持自民党的利益集团也出现了背离的趋向。看起来，日本持续很长时期的自民党强势地位的政党格局正在面临历史性的转折。正像民主党所追求的那样，出现一种美国式的力量相对平衡的两大政党也未可知呢。

交谈中我提起国会议员的背景情况，林山先生称由于均由选举产生，似乎在两院之间没有多大区别。我说好像日本政坛上许多人都属于世代相传，仿佛世袭制似的。得到的答案是，两年前选举后，众议院议员中这样的世家出身者约占四分之一。回来后我查阅了2004年访问国会时木村仁参议员赠送的《国会议员要览》，发现当年的国会议员中，三等亲内有前任或现任国会议员的，众议员中有154人(该院议员总数480人)；参议员中有38人(总数242人)。众议员出身政治家族的比例要高于参议员，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要览》还详细列举了议员们出身不同大学的比例和人名，东京大学出身者比例之高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众议员中有104人，参议员中有43人。与东大同样杰出的京都大学却少了许多，众议员里只有23人，参议员则是15人。东京大学作为政客的摇篮，的确并非浪得虚名。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政治的某些特色。 (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贺卫方，1960年7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研究领域包括法理学、法制史以及比较法学等。主要著作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具体法治》、《运送正义的方式》等。

非西方国家宪政试验成功

2007年8月28日下午，按照日程安排访问日本国会，众议院国际部涉外课的林山泰彦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2004年12月，我曾经来这里访问过，不过，前次和这一次都只有两个小时，走马观花而已。上一次访问后，自己也有意识地搜集一些涉及到日本宪法以及国会制度的书来看，以弥补知识上的不足。以往访问欧美国家的议会时，由于缺乏议会政治的实践，导致相互交流只能在一个浅层次进行，这样的感受一直是自己很无奈的事情。当与外国的法官就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进行交流时，总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充满了交流的愉悦，与在国会里的交流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日本的国会成立于1890年，一开始就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贵族院仿效英国贵族院建立，成员几乎完全由世袭或敕选产生，贵族是在1884年敕封爵位的前宫廷贵族、封建藩主以及政治精英。众议员由缴纳15日元以上税款的男性国民(仅占全国人口1%多)选举产生。按照1889年宪法，预算和任何永久性的法律都必须经过两院的多数通过。虽然这样的国会距离当年民主派的理想相距甚远，不过，“日本国会虽有局限，却是非西方国家第一个试验成功的国会制度。尽管开始时摇摆不定，但这个制度生存了下来，并被证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得到出色的发展。”(赖肖尔：《当代日本人》)

日本宪政何以能“出色发展”

现代议会离不开政党政治。日本国会之所以能够“得到出色的发展”，是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政党制度有关的。在国会主建筑的大厅里，矗立着对国会发展贡献至伟的三位政治家的塑像，他们是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这三位中的板垣和大隈是宪政初期两党的领导人，伊藤则是明治宪法最主要的设计者和推行者，也是1900年从板垣那里分裂出来的新政党政友会的领导人。日本没有全面接受那种彻底改造社会的激进的外来学说，政党政治也没有走上两党之间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结局。直到今天，虽然有过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其实是内部多种派系竞争执政)的历史，但是，不久前的选举中，民主党已经成为参议院(从前的贵族院)中的多数党。这样，一些法案，例如《反恐特别措施法》，在众参两院均能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就降低了。事实上，这也成为安倍晋三首相于9月12日宣布辞职的直接原因之一。

所谓现代的政党政治，祛除意识形态上的神圣色彩，把党见差异限制在国计民生的世俗事务上是相当重要的，否则就难免把党争演为战争。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政党也多少应当避免过于结党营私，要体现出某种政治美德、处事的真诚以及对于国家和国民利益的忠诚。日本在这个方面，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政治丑闻，不过，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官僚体系大致上保持了相当的忠诚、富于牺牲的精神和工作效率。这种忠诚和对效率的讲求确保当政党利益发生冲突时具有相互妥协和继续合作的空间。这也是日本国会能够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

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引进的议会制度之所以流于失败，还因为人们无法通过议会以及宪法来对于君主(如果还保留的话)或无君主之名但有君主之实的威权者的权力加以限制，议会主权终不免变成一种装饰。国民只是付出了支撑议会运行的代价，却全然享受不到民主制的好处，实际上仍然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这种虚假的民主制甚至比从前那种君主制更糟，因为君主制还假定了国王或皇帝对于社稷的责任，而在虚假民主制之下，真正的决策者却根本不会为决策所带来的任何后果负责。在这一点上，日本又是东方国家中的一个特例。既保留天皇，却又实行真正的议会主权，这样的君主立宪体制能够历经“激荡的百年史”而保存下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前近代社会结构和历史演进差异带来的影响。遥想当年，将军藩主拥兵自重，战争冲突此起彼伏，但是奇怪的是，没有哪个赳赳武夫想到“天皇轮流做”，用暴力取而代之，黄袍加身(关于日本人对于天皇的观念及其对于日本政治生活的影响，参看本尼迪克特《菊与刀》)。超越孝道而把对国家的忠诚置于首位，这是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一个重大差异，也解释了后来两国政治制度在近代的不同走势的根源。

日本政党格局面临历史性转折

回到跟林山泰彦先生的交流。他告诉我，虽然众议员的任期是四年，但是由于首相可以在形势对于本党有利的时候解散议会，举行众议院选举，因此，大致上只能平均到三年。政府解散众议院举行再选举目的是为了直接诉诸国民意志本身。当然，重选的结果也可能事与愿违，那就是反对党占据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那就意味着政府的更迭。与众议院不同，参议院是不能解散的，这有助于确保议会决策的审慎，不至于总是受到一时的民意的约束。所以，人们称众议院为“言论之府”，而称参议院为“良心之府”。参议员任期六年，但每三年改选其中的一半。在财政方面，权力更多地在众议院。财政预算必须先交众议院审议，即便参议院不同意，也不影响在30天之后自动成为国会的最终决定。涉及到其他事务的立法，如果参议院否决，则众议院必须由三分之二多数再通过才能定案。惟一的例外是宪法修正案，必须取得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能通过。当然，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修正案出现。

面对我这个外国人，作为立法机构官员的林山先生也直言不讳地谈到安倍遭遇到的执政困境。不解散议会，也可以进行自民党总裁的重新选举。但是，假如重选，安倍获胜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安倍上台以来所提出的“美丽的日本”以及“修改宪法”之类的政策目标，日本的百姓没有多大兴趣。相反，小泉内阁留下的一些后遗症，诸如贫富差距的拉大，医疗费、税收的加重，以及养老金制度方面的问题，却是国民最关注的，但也是很不容易解决的。另外，民主党咄咄逼人，该党总裁小泽非常努力地到农村拉选票，获取更多人的支持。一些传统上支持自民党的利益集团也出现了背离的趋向。看起来，日本持续很长时期的自民党强势地位的政党格局正在面临历史性的转折。正像民主党所追求的那样，出现一种美国式的力量相对平衡的两大政党也未可知呢。

交谈中我提起国会议员的背景情况，林山先生称由于均由选举产生，似乎在两院之间没有多大区别。我说好像日本政坛上许多人都属于世代相传，仿佛世袭制似的。得到的答案是，两年前选举后，众议院议员中这样的世家出身者约占四分之一。回来后我查阅了2004年访问国会时木村仁参议员赠送的《国会议员要览》，发现当年的国会议员中，三等亲内有前任或现任国会议员的，众议员中有154人(该院议员总数480人)；参议员中有38人(总数242人)。众议员出身政治家族的比例要高于参议员，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要览》还详细列举了议员们出身不同大学的比例和人名，东京大学出身者比例之高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众议员中有104人，参议员中有43人。与东大同样杰出的京都大学却少了许多，众议员里只有23人，参议员则是15人。东京大学作为政客的摇篮，的确并非浪得虚名。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政治的某些特色。 (小标题由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