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猜对了，我所指的这个天下第一村就是华西村。天下第一当然是狂妄之语，不过一个意象如果不断被重复，人们的认知会不知不觉被这个意象“俘获”，似乎华西村真的天下第一，“天下第一村”这些文字自动就带出了人们脑海里关于华西村的意象。独裁者往往精妙的掌握了这种社会传播的心理机制，通过他们手中的宣传机器预设和扭曲着我们对社会的感受和认知。
不过探讨这种心理机制超出了本文的必要，本文还是希望通过对华西村展现出来的一些现象的分析，来追问这些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着的一些秘密。
多年以前我们就试图探索这些秘密。我们特意去华西村走马观花了一把，查阅了一些资料，我的朋友见森写了华西村系列文章，通过表面现象之间的矛盾来质疑华西村的光鲜形象，而我也在《再评华西村》的短文中对华西村进行了一番观念式的轰炸。如今那些文字浮游在网络，虽然多少激发人们对华西村的思考，但是起码在台面上华西村依然光鲜无比，天下第一村的招牌似乎魅力无限。于是几年以后的今天，我想从更多的角度旧话重提，算是三评华西村吧。
一。村民的秘密
媒体呈现出来的华西村的典型图景是这样的：公路，公园，别墅，汽车。套用吴仁宝的说法是：田边绿树成荫，河塘黄石驳岸，工厂整齐清洁，地面草坪成片，鸟语花香，人人喜气洋洋，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现代新家村，成为江南田园风光旅游中心。或者是“远看像林园，近看像公园，仔细一看，原来农民生活在乐园”。这真是一幅典型的乌托邦图景。
不过这幅图景里缺失的最重要的元素是人。集体性的“人人喜气洋洋”取代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的喜怒哀乐。那些参观过华西村的人们一定也有印象，华西村更象是个人造景点，往往很难见到一个个普通的村民。华西村进出有门卫看守，万米长廊空空荡荡。华西村有几千居民，但是你不太可能随意碰到他们。2003年，我的一个媒体朋友曾经试图在华西村蹲点调查普通村民的感受，很快他发现华西村在应对媒体和参观者方面太专业了，他感觉总是有一张无形的网把他和真实的地面给阻隔了。即使有时候他能突破预先设定的线路，询问一些村民，他发现村民的回答也象标准答案。
今年9月份，强国论坛网友组织前往华西村探访，但是后来披露出来的文字都是网友和华西村负责宣传的党委的座谈会。华西村的党委总是把华西村的普通村民给代表了，华西村居民似乎从来都是作为灰色的背景而存在，他们没有自己的面孔，他们不发出自己的声音。大约是同感于这种疑问，我看到有网友在质问：“华西村有没有黑砖窑？有没有童工？有没有乞讨？有没有失学儿童和上不起学的青少年？有没有看不起病的人？有没有洗头房？有没有人炒股买彩票？有没有人搞传销？有没有麻将屋？有没有卖淫嫖娼现象？有没有赌博吸毒现象？有没有包二奶现象？有没有各地电视台法治栏目每天都有的争家产争遣产打老婆婚外恋闹离婚现象？有没有城管？有没有因邻里关系、劳动关系打官司的现象？”对这些问题，华西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华西村似乎跟这些阴暗面完全绝缘。比如弘扬华西村主旋律的《华西之路》称，全村达到了新“三无”——无赌博、无封建迷信活动、无重大刑事犯罪和老“三无”——无上访、无告状、无暗斗。
华西村的村民似乎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并且按照一定标准的程序机械化的生存。
有媒体报道“村中老人和无劳动能力者每月会有数百元的定额保养金。村里的劳动力都在企业上班，他们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早出晚归，午餐在企业解决。一般村民工资不超过1000元，奖金则为工资的4倍左右，按分配方式，工资全领，奖金只发二成，另外还有部分分红。
村里统一分配别墅、每户配备轿车，钱则直接从股金账户中扣除。这些别墅和轿车村民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当然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平等，比如吴仁宝的汽车是一辆车号是”苏B-D0001“的奔驰600.
不过世易时移，如果仅仅从物质财富来看，哪怕承认那些财富是真实存在的，那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了。从汽车洋房，百万存款这些标准来看，广东。浙江的很多农村都已经超过华西村。天下第一的头衔早已经名不符实。当然，比这种空洞的名声更重要的是华西村村民是否真正拥有那些财富，但是恰恰在这点上，没有迹象表明华西村村民获得更多自由来支配理论上属于他们的财产。比如华西村新村约规定：华西村民“有家庭人员外出办厂或经营，应得到村委同意。如未经同意，自由外出或自由经营，均由村委做出决定，即劝其退出企业，并全家迁移和收转全家在10年内所享受的除工资外的一切福利待遇。这种不平等条约和帐面的富裕画饼依然把华西村普通村民牢牢套住。
华西村村民是生活在乐土还是豪华的监狱？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在操控着几千华西村村民，使得他们几十年来默默的接受着这种看上去相当机械化的生存方式？这个谜底，只能依靠时间，等待华西村村民自己站出来叙说。
二：吴仁宝的秘密
不过，华西村最大的秘密肯定和吴仁宝联系在一起。华西村的秘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吴仁宝的秘密，反过来说也成立，吴仁宝的秘密就是华西村的秘密。
无论如何，吴仁宝的经历已经够得上传奇。一个基层干部，可以历经中国40多年政治经济风波而不倒，这个单纯的事实就已经颇为罕见。再加上依附在吴仁宝头上的那些名目繁多的头衔——江苏省政协常委、全国小康村研究会会长、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全国“村长”论坛组委会名誉主任等等，都印证着吴仁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这个人物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在我看来，要最简单的下个判断的话，那就是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大师。华西村的光环就是吴仁宝政治经济学实践的产物。吴仁宝外可以历经中共几十年的政治过山车，内可以安抚数千村民；虚可以获得无数头衔，实可以贯彻家族世袭，这份功力，早已达到武学大师级别。
吴仁宝在这方面的“才华”很早就已经显山露水。1964年，年轻的华西村书记吴仁宝制定了《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远景规划》，后来华西村成为赫赫有名的南大寨，而吴本人也成为中共十大（1973年），十一大（1977年）全国代表，后来江阴县委书记这个职位可以理解为上级对他的犒赏。后来政治风向变化，大寨模式不吃香了，陈永贵大叔也下台了，吴仁宝的县委书记当不成了，他算是可上可下，重新回去当了华西村的书记。不过作为大寨模式精髓的“政治挂帅，思想先行”的政治经济学肯定深刻的烙在吴的思想中，并且在以后的20多年逐步发扬光大。在吴仁宝苦心经营下，华西村紧紧抓住各种政治标签，在政治挂帅的道路上咬定青山不放松。华西村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面旗帜。”“华西的实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体现，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先进性的生动体现。”“华西村代表了新农村建设方向”。稍微有点现实政治感的人们都知道，所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其实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套套，要认真追究，就等于说三角就是四边形就是立方体一样是一种风格荒诞的表述，要把这些本来无法兼容的东西无缝链接在一起，需要的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机会主义。
通常来说，对大多数企业家来说，政治关系是一种必要的成本，或者是保险费，通过支付这种费用，期望获取必要的安全保护。因此，在很多知名企业，你可以看到企业主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或者领导人的题词，这满足了一种虚荣，也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同时对于身边虎视眈眈的寻租者或者猎食者也是一种政治警示，就像桃符对于恶鬼的警示一样。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并不指望这种政治关系变成生产力，直接产生效益。因此，在经营这种关系上，很多人是偶一为之。但是吴仁宝不一样，他是把政治关系的经营当成他的主要生意来作的，并且一直经营到能产生经济效益为止。做这份活，首先需要展示政治立场的绝对可靠。
我们可以从华西村的歌词中找到一些端倪。其中有两句据说是吴仁宝作词的歌词是这样的：华西村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村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
这个歌词上套共产党，下套社会主义，实行了双保险，确保华西村政治上不受到冲击。类似的这种政治表白在华西村还有不少：。“六爱”——“爱党爱国爱集体、爱亲爱友爱自己”。在政治忠诚的表白上，已经有些赤裸裸。
有态度还不行，还要拿出行动。在这方面，华西村也是动真格的。比如1989年华西村就成立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吴仁宝说：“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从表面上看，精神文明开发公司不产生经济效益，实际上公司所产生的效果是无法用经济来衡量的。全村人整体素质提高了，社会安定团结了，村风民风变好了，凝聚力增强了，这就是华西村的无形资产。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受到了村民的赞赏，还走出了华西，服务全国。”在收入分配上，吴仁宝也时刻不忘套上各种政治符号。华西村民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二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每个村民至少每年都可以分到3000元福利；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
类似的这种政治话语在华西村到处都是，成为了华西一大特色。总之，这种政治表态的直白程度，恶俗程度，频繁程度，和认真程度，都是非同凡响。
吴仁宝从来不从审美角度来考虑他的政治经济学，他的出发点就是是否有用。恰恰在这点上，吴仁宝有他独特的把握。他知道越是恶俗的东西，在特定的场合越是管用。如果这种政治表白和一个级别更高的干部联系起来，人们会觉得没有水平，或者起码是不得体。但是吴仁宝却是一个农民，一个村支书。在真正的政治精英眼里，他们自然和土里土气的意象连接在一起的。吴仁宝是个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以他的身份，怎么说话最妥当。那些精心包装的，意味深长的模糊话语是绝对不合适从他嘴里说出去的。他可以倚老卖老或者以土卖土，对庄严的政治口号进行一番创造性转化而得到赏识，那些最直接的，接近于粗鄙的政治表白是最符合他的身份的。想当年，陈永贵大叔一幅农民打扮不是深入人心吗？忠字舞流行全国，原因肯定不是舞蹈本身的美感，而是这种舞蹈符合当时特定的政治心理学。华西村的这种村歌在功能上就类似于忠字舞，虽然直白，但是可以给予政治精英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起到一些心理按摩的作用。华西村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村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而天地之间的广阔空间，则是吴仁宝的空间。与此对应的是，吴仁宝并没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他仅仅要求对华西村实质掌控，对其他政治同类构不成威胁。相反，县级，地市级，甚至省级的政治人物却可以充分利用华西村这个符号，进行政治谋利，大家可以双赢或者多赢。
仅有政治效忠的表白是不够的，因为政治气候多变。中共最近40来年，虽然名号保持不变，但是实质上的经济社会政策已经连续大幅度转弯，大多数中共自己树立的典型都因为跟不上潮流而湮没。最近二三十年，中共的政治标签日益泛滥，那些掉头不及时的政治大小作坊都阐述着“后浪追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悲壮故事。大寨，大庆，小岗村是其中的一些故事。通过吸取这些政治企业的教训，吴仁宝已经具备了无人能级的政治变色功能。他从来不讳言他对政治的关注，他每天早上听新闻，晚上看新闻联播，琢磨政治风向的变化，并且用他自己的乾坤挪移招式及时更正华西村这艘小船的方向。吴仁宝的一个诀窍是他虽然紧跟潮流，但是他从不跟的太紧，因此在潮流变换时候的，他总能及时掉头。在华西这个一亩三分地上，他从来不含糊，是一直牢牢掌握在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光听领导的，特别是当一阵风刮来时，不能随风倒、跟风转，不能领导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要牢牢掌握住自主权。他说的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就是对中共政治生态领悟之后的一种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吴仁宝不是没有起落。从江阴县委书记贬回华西村书记应该是挫折之一。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因为产权不清晰，集体体制内在缺陷导致的苏南模式已经逐步走向衰落，苏南大部分村镇集体企业已经改制，而华西村也承受巨大的压力，光环逐步黯淡，吴仁宝也高调隐退。但是2005年以来，新农村建设的口号逐渐响起，而吴仁宝适时的抓住这个契机，提出“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华西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华西村重新成为政治正确的符号之一，吴仁宝也重新焕发政治生命。连中共党魁胡锦涛也对吴仁宝说三声感谢。吴仁宝也被选为17大代表，这是继10大，11大之后重新成功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一时之间，老书记光芒万丈。
吴仁宝以他的政治智慧，加上狐狸一般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中共的政治丛林里虽然遭遇一些暂时的挫折，但是最终存活下来。
吴仁宝有理由感到满足了，甚至可以嘲笑那些比他牛比的政治精英。在生存竞赛这个游戏中，又有多少风云一时的政治精英可以玩的过他呢？他虽然位处中共权力金字塔的底端，但是却可以凭借华西村这个政治支点，把他自己送到名誉和光环的顶点。
值得一提的是与华西村处在同一序列的所谓全国名村，河南的南街村，浙江的滕头村等等，表面看来，似乎都是一个模子刻画出来的。只不过在这个同台竞争中，吴仁宝对政治经济学的领悟和运用都更加到位，因此最终才能脱颖而出。
三：致命的秘密
几年以前，吴仁宝宣布高调退休的时候，他的四儿子吴协恩被全票当选为华西村党委书记，完成了新老交替。当时媒体的关注集中在吴仁宝是否在搞家族制，因为在新一届的华西党委中，吴仁宝家人占据了显赫的大部分。
但是严格说来，华西村党委换届和华西村村民没有多大关系，这是某个政党内部的基层分支机构的更换，和普通的华西村村民何干？华西村村民委员会选举换届才是真正的大事件。
让我们先引用1998年正式实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一些条款：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
这些条款都明白无误的说明了华西村村民委员会的功能以及它的产生方式。但是在华西村，这个最重要的机构和它的领导层似乎更本不见踪影，媒体也基本没有关注和报导。我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网络上找到语焉不详的一句，那就是吴仁宝的二儿子吴协德兼任村委会主任。其实再把时间往前推，我发现吴仁宝大部分的角色就是华西村的党委书记，而不是村长。很多报导把吴仁宝称为老村长，其实这是不确切的，吴仁宝并不是村长，而是华西村的党委书记。
根据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才是华西村集体的合法代表机构。华西集团在2006年的销售额已经是超过300亿的庞大产业，固定资产有30个亿，并且华西集团一直自称是集体企业，其中90%的资产属于集体。因此，华西村村民委员会有可能是中国掌握最大量资产的村集体。从权利的归属和承接来看，最正当的逻辑无疑是通过华西村村民-村委会-企业管理层层层授权来经营管理华西村的集体资产。
而在现实中，华西村村委会的主要作用是负责后勤及服务，而党委会却在行使着集体资产的代表功能。党委会怎么会变成集体资产的代表者呢？一种可能性是华西村所有村民全体入党，然后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党，然后再由党委会来行使资产管理功能。但是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证明这种假设。
把法律规定搁置，缺乏来自村民的必要授权，华西村党委自动的变成集体资产的代表，说到底，这就是一种僭主政治，这是一个致命的秘密。公开的说法是，华西村的领导体制的总体组织构架是：党委领导制+村民自治制+现代企业制度。而实际上，谁获得了党委的领导职位，似乎就自动获得了华西集团的领导职位，在党委领导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中间的村民自治制则失去了踪影。另外一方面吴仁宝通过主导党委人事安排，实际上又把华西集团变成了他的家族企业。在众目睽睽之下，吴仁宝导演了一个从党天下到家天下的故事。吴仁宝以他的政治光芒遮盖了这个致命的秘密。
在这里，也许可以说点题外话。那就是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基层直接选举，这些年，在浙江等地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基层政治操练，我也有多篇文章叙述这些故事。而大家并不陌生的广东番禺太石村的罢免村官的故事肯定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在一些研究中国演变的学者眼里，基层选举被认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通过基层选举，中国最广泛的群体受到了“竞选，选票，投票，程序，私密投票”等现代基本政治游戏的洗礼。通过选举以及选举程序的授权——尽管仍然不完善，但是最基本的村级自治机构村民委员会获得了必要的合法性基础，不再成为集权体系压制村民的工具，也给予一个抽象的村级集体和集体企业注入了实质性内容。
从1988年开始的基层民主选举，迄今已经进行了很多轮，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几乎都实现了直接选举，但是在华西村却看不到一丝痕迹，村民如何投票？有没有贿选故事，有没有竞选故事？在吴仁宝的主导下，现在的村长是否也是全票当选？而在很多农村非常普遍的村委和村支部之间的矛盾，在华西村是如何调和的？这一些疑问没有任何答案。
现在的华西村已经是个拥有3万多人口的超级村庄，如果真正可以实行直接民主选举，那么在功能上已经相当于乡镇直选，它所喻示的含义将是非常深刻的。在我看来，只有通过选举的演绎，做实地方自治的空间，才能真正代表新农村建设的方向——自由，自主的乡村公民社会建设。
仅仅拥有钞票，而不拥有选票，华西村只能成为吴仁宝的天下第一村，但是永远不会成为华西村村民的天下第一村。
吴仁宝的光环还能把这个秘密遮盖多久？
四：不能说的秘密
对华西村有一定了解和观察的人们，如果细细思量，总会觉得这里的政治氛围似曾相识。比如大幅的标语，各种主义的碎片，以及政治话语在生活中的渗透。在文化感受的意义上，华西村的这套政治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昨天或者前天的模糊记忆。如果更近一步，对比这些氛围后面的政治机构，也会发现华西村模式和中国政治机构的高度雷同。这种雷同，如果不是吴仁宝有意为之，便是通过潜意识的一种模仿。
北京实行一国两制，华西实行一村两制。党国不分在华西村变成了党村不分。
北京有中宣部，有精神文明办，有党校，华西村也有它自己的宣传思想机构，有御用文人（我看江苏省委党校吹捧吴仁宝的某教授就有这个嫌疑），也有党校。
吴仁宝自称崇拜邓小平，邓指定接班人，退而不休。吴仁宝也指定接班人，也要搞“扶上马，送一程”的政治辅佐。吴仁宝从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位置“隐退”后，兼任了三总办主任外，如同邓小平当年当中顾委主任，实际控制着局势。
我以前认为，通常地方政治人物没有树立某种舆论或者理论权威的冲动，各种版本的理论创新是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特权。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共的最低领导人那里，这种理论冲动居然也可以表达出来。吴仁宝思想就是华西村的圣经，吴仁宝语录可以和国家领导人语录左右并列。
这种类似的同构化现象还有很多很多，某种意义上，华西村变成了当今政治制度的一个镜像，折射着核心政治层面的演变，矛盾，荒诞…。
这种雷同背后必定有更多的政治文化基因的作用。华西村就是一只麻雀，里面的五脏就是北京的政治基因培育出来的。华西村的这些秘密在北京都可以找到完美的对应物。而通过这个对比再来看待这些所谓的秘密，其实也就没有那么神秘了。华西村的这些小秘密，就是极权主义的一个微缩景观，只不过看上去更象一个安乐的动物庄园。
对不起，这个其实是不该说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