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 

 

“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的“羊毛”拔得很顺溜,但是“羊毛”都去了哪里?大部分老百姓觉得交税后石沉大海,看不见摸不到。


南都周刊:《福布斯》新近出炉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全球第三。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不了解这个的计算方式。痛苦指数不是因为税率高造成的。我想主要还是征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税制的问题。

南都周刊:民众的“税痛”主要是很多来自生活层面的主观感受,那么您认为目前税收问题当中最让人痛苦的是什么呢? 

茅于轼:中国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我觉得是收税的一部分成本由纳税人负担,这点是不公平也不透明的。本来征税成本应该由税务局由政府负担的,现在由纳税人负担,这样就造成税务局加强税收征管所花费的成本要纳税人出钱,举例说,每个企业现在要买一个税控机,这是税务局要用的,但是现在却要企业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要花几千元。让你出很大的力气,花很多的钱,做什么呢?加强对你的征管,这等于叫你自己打自己耳光,还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打,这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了。

还有我们现在也没有公布征税的成本是多少,比如香港就有公布,收了100元税,征税成本是12元,下一年是11,再下一年是10元,这个数字要逐年降低。可是我们是不公布的,而且很多的纳税成本都让纳税人负担了。

南都周刊:另外,这些征缴上来的税收被公权部门挥霍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对于纳税人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被强制力远远超过自主权。这是不是也造成痛苦的一个原因?

茅于轼:这是纳税人的权利问题,跟民主政治有关。老百姓到底是国家主人还是被剥削对象呢?纳税人没有权利去问这个税干嘛用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大问题,有个问题是纳税人跟税务机关的不平等。对于税务机关的不恰当行为,普通人没有抵抗能力。比如说税务机关态度很坏,也只能顺着他;比如纳税要排很长的队,在太阳底下晒着,不能抱怨;比如说非法征税……老百姓不能抗议,理论上可以,但事实上一旦抗议就会给你穿小鞋。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征税的方式有问题?

茅于轼:除了征税的方式,还有就是征的税本身是非正义的税,是不符合道理的税。比如说税务机关让企业做假账。一般的来说,企业做假账是为了逃税,而我国有一个可笑的现象,就是税务机关竟然会让企业做假账来多收企业的税。你的成本不算成本,算利润。中国税收部门有一个想法就是多收要比少收好,而不是想到依法、依正义来收税。怎么多弄钱就怎么征。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他不跟你讲道理的。

南都周刊:所以说税负的痛苦指数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纳税人的人格被充分重视,那么纳税人的痛苦感就会比较低?

茅于轼:是的,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更坏的情况,政府让企业做假账多交税,企业当然不服,那企业怎么办呢?企业也做假账,在其它地方做假账。把多交的税再捞回来。企业做假账自然是违法的,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让我做假账多交税了,那我做假账逃避也是一样的。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税务局会查你的账,一查一个准。因此,税务局手中的权特别大。这也是税务局不愿意放弃现行的税务制度的原因。企业都怕税务局,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博弈和对峙的关系,而不是税务局服务于纳税人的了。

南都周刊:目前有一些这样的认识,比如认为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也表现在工薪阶层税负重,而富裕阶层税负轻。

茅于轼:工薪阶层是最主要的纳税源吧,他们应该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所有的收入都在监督之下。而高收入的人,他的收入税务局都不知道,账目上也看不出来,没法收他的税。1981年开始收 个人所得税的时候起征点是800元,那个时候的800元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所以现在的起征点应该是8000,但是现在只有1600,所以说政府在这方面很不要脸。当时800,大家有意见,就定到1500,大家还是有意见,最后做了一点点的让步,但是起征点定得还是太低了。别说8000了,就是在四五千都还相对合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税收太多了,我国税收的增长率比GDP的增长要高出一倍。但是老观念就是认为越多越好!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说,其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也就是高收入者该多交税,现在起征点那么低,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

南都周刊:这样,从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加快税制改革?

茅于轼:这很复杂,与教育水平,民主政治,传统文化都有关。在发达国家,每个人都有税号,可以在互联网上查找自己相关的纳税情况和所享有的权力,而我们现在还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联网。还有,中国老百姓往往将纳税看作是缴皇粮而不是纳税。农村老百姓乖乖地交税却从来不想交了税能享受什么。所以,整个技术层面和观念上都存在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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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 

 

“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的“羊毛”拔得很顺溜,但是“羊毛”都去了哪里?大部分老百姓觉得交税后石沉大海,看不见摸不到。


南都周刊:《福布斯》新近出炉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全球第三。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不了解这个的计算方式。痛苦指数不是因为税率高造成的。我想主要还是征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税制的问题。

南都周刊:民众的“税痛”主要是很多来自生活层面的主观感受,那么您认为目前税收问题当中最让人痛苦的是什么呢? 

茅于轼:中国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我觉得是收税的一部分成本由纳税人负担,这点是不公平也不透明的。本来征税成本应该由税务局由政府负担的,现在由纳税人负担,这样就造成税务局加强税收征管所花费的成本要纳税人出钱,举例说,每个企业现在要买一个税控机,这是税务局要用的,但是现在却要企业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要花几千元。让你出很大的力气,花很多的钱,做什么呢?加强对你的征管,这等于叫你自己打自己耳光,还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打,这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了。

还有我们现在也没有公布征税的成本是多少,比如香港就有公布,收了100元税,征税成本是12元,下一年是11,再下一年是10元,这个数字要逐年降低。可是我们是不公布的,而且很多的纳税成本都让纳税人负担了。

南都周刊:另外,这些征缴上来的税收被公权部门挥霍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对于纳税人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被强制力远远超过自主权。这是不是也造成痛苦的一个原因?

茅于轼:这是纳税人的权利问题,跟民主政治有关。老百姓到底是国家主人还是被剥削对象呢?纳税人没有权利去问这个税干嘛用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大问题,有个问题是纳税人跟税务机关的不平等。对于税务机关的不恰当行为,普通人没有抵抗能力。比如说税务机关态度很坏,也只能顺着他;比如纳税要排很长的队,在太阳底下晒着,不能抱怨;比如说非法征税……老百姓不能抗议,理论上可以,但事实上一旦抗议就会给你穿小鞋。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征税的方式有问题?

茅于轼:除了征税的方式,还有就是征的税本身是非正义的税,是不符合道理的税。比如说税务机关让企业做假账。一般的来说,企业做假账是为了逃税,而我国有一个可笑的现象,就是税务机关竟然会让企业做假账来多收企业的税。你的成本不算成本,算利润。中国税收部门有一个想法就是多收要比少收好,而不是想到依法、依正义来收税。怎么多弄钱就怎么征。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他不跟你讲道理的。

南都周刊:所以说税负的痛苦指数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纳税人的人格被充分重视,那么纳税人的痛苦感就会比较低?

茅于轼:是的,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更坏的情况,政府让企业做假账多交税,企业当然不服,那企业怎么办呢?企业也做假账,在其它地方做假账。把多交的税再捞回来。企业做假账自然是违法的,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让我做假账多交税了,那我做假账逃避也是一样的。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税务局会查你的账,一查一个准。因此,税务局手中的权特别大。这也是税务局不愿意放弃现行的税务制度的原因。企业都怕税务局,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博弈和对峙的关系,而不是税务局服务于纳税人的了。

南都周刊:目前有一些这样的认识,比如认为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也表现在工薪阶层税负重,而富裕阶层税负轻。

茅于轼:工薪阶层是最主要的纳税源吧,他们应该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所有的收入都在监督之下。而高收入的人,他的收入税务局都不知道,账目上也看不出来,没法收他的税。1981年开始收 个人所得税的时候起征点是800元,那个时候的800元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所以现在的起征点应该是8000,但是现在只有1600,所以说政府在这方面很不要脸。当时800,大家有意见,就定到1500,大家还是有意见,最后做了一点点的让步,但是起征点定得还是太低了。别说8000了,就是在四五千都还相对合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税收太多了,我国税收的增长率比GDP的增长要高出一倍。但是老观念就是认为越多越好!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说,其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也就是高收入者该多交税,现在起征点那么低,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

南都周刊:这样,从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加快税制改革?

茅于轼:这很复杂,与教育水平,民主政治,传统文化都有关。在发达国家,每个人都有税号,可以在互联网上查找自己相关的纳税情况和所享有的权力,而我们现在还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联网。还有,中国老百姓往往将纳税看作是缴皇粮而不是纳税。农村老百姓乖乖地交税却从来不想交了税能享受什么。所以,整个技术层面和观念上都存在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