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2年12月25日讯）大家都比较谦虚，说不配得这个奖，那我就不谦虚，我认为我得这个奖名符其实（掌声）。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反对计划生育的朋友都在网易开了博客，至少包括何亚福、易富贤、李建新和梁中堂先生。但他们都没有来，我只是作为这一批人中的一个代表，至少我自认为代表了他们。他们中有的人，如何亚福和易富贤的博客，访问量比我的还要大。
在2012年，我们几位在网易开博批判计划生育的博主都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梁中堂先生写了一系列关于计划生育史的文章，易富贤先生5、6月份特意从美国回来一趟做了约20场演讲——两年前他也回来了一次，做了十几场演讲；李建新教授和携程网董事长梁建章先生合作，正式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人多了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事件，以前反对计划生育的主要是一些学者和媒体人，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专门批判计划生育的书，他们使用的不是专业语言，尺度也比较大。由于李建新教授找了这样一个商界的人合作，我相信梁先生会把他的书推荐给很多董事长，这样就会使得商界的人也加入到我们批判计划生育的浪潮当中。在这个书出版之后，每次就计划生育问题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联名建议，梁建章先生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7月份法学界和人口学界一些学者，包括梁建章等几位企业家，共15人，写了一封给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进行大修改。然后在11月份，十八大刚刚结束，梁建章、易富贤、穆光宗和茅于轼先生等三十多人又给刚刚当选的十八大政治常委写了一封公开信。当然，他们主要是从我国人口结构、低生育率形势的角度写的，从防止人口老化的角度要求停止计划生育。我跟亚福则总是不失时机地把现实中发生的新闻事件结合人口问题进行评论。我想我今天过来也是替他们领奖，我的意思是我沾他们的光。
我自己的故事在今年也有进一步的演绎。今年2月8号，刚刚过完年没多久，海淀法院执行庭的人就到我家去要求我履行，我说我不履行，我不认为你们的判决是正确的，2月8号下午他们就把我妻子的账户冻结了，4月底从我妻子账户上划走了二十四万零六百多元。这个过程中海淀法院执行员、海淀计生委、学校、居委会、街道办事处、还有北京市公安局文保总队一个副处长多次找我做工作，他们要把我们的钱划走，但似乎有点担心，后来给我做工作都做烦了，我就表了一个态，说“不上街、不上访，只上网”，法院就把执行费和滞纳金给我免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搞了一个行为艺术——“杨支柱网上要饭”，一份一百块，当然，有的人因为特殊关系给得多一些，总共要到了十一万多块钱。强制划款后过了几天海淀计生委就把孩子上户口的手续给我送到家里来了，我犹豫了二十多天，到6月初才在家人的劝说下把孩子的户口上了。6月份学校也给我恢复了大部分工资，我是2010年4月下岗的，5月份工资就被减掉了一半多，到2010年年9月份减的就只有几百块了。今年6月份恢复到了6000多块，相当于我们学校副教授工资的四分之三，因为只有四分之三，而且不许我上课，所以我就说，你给我不公正待遇，原来谈的每年写六篇文章，我说我不写六篇，只写三篇了，要不你就把工资都拿走，我不要。后来学校就同意了我每年只写三篇文章，开会都不用去了。我也不觉得自己吃闲饭，我要用4年时间把政府拿走的24万再拿回来。
刚才讲的是我们这个群体和我个人在2012年的一些经历和努力，现在再说说2012年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事件。
对于废除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计划生育恶法来说，2012年是机会很好的一年。2012年发生了很多有利于废除计生恶法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与我们几个人意志无关的，不是我们努力的。
第一件大事，是陈光诚出逃。陈先生是几年前因为揭露临沂的计划生育暴行而被临沂当局找了一些借口，以“破坏交通秩序罪”和“破坏财物罪”抓捕的。一个盲人他能搞什么破坏？就是找借口，判了三年十个月，刑满释放后又把他非法拘禁在家里一年多。今年四月他一个盲人居然奇迹般地突破几十个人的看守逃到北京来了，进了美国大使馆。后来经过中美两国外交谈判，他到美国去了。这个事情与计划生育有关，但舆论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些人想发言，但没有地方发言，发到报纸上也不可能登，发到网上也只能在一些小论坛和个人博客上能幸存，得不到编辑推荐，所以机会就错失了。
第二个机会是陕西安康的一个叫做冯建梅的女士怀孕接近八个月的时候被强制堕胎了。以前强制堕胎的报道在微博里有那么几例，国内媒体公开报道是不可能有的，但今年也是奇迹般的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我自己同张凯律师去了安康一趟，后来她丈夫邓吉元又翻山越岭摆脱围追堵截跑到北京来了。当然，这个事情最后没有进入司法程序，我们主要是替她接受了一些海内外记者的采访，博客上写了几篇文章，张凯向安康公安局和检察院写了两封控告信。后来邓吉元跟当地政府达成了妥协，政府说是救济冯建梅7万块钱，我听说是给了她40万。我说的可能不准，但邓吉元在北京的时候还有一个福建小伙子吴良杰，他妻子怀孕8个多月的时候被强制堕胎了，他受到了冯健梅、邓吉元夫妇的鼓励，也跑到北京来了，最后也被当地政府带回去了，这个福建小伙子得到了22万元的赔偿，但当地政府当时说的是1.5万的补助，冯建梅、邓吉元拿到的肯定比22万要多。据我所知还有不少大月份强制堕胎的受害人得到了封口费，但是他们人没来北京，引起的舆论小得多，得到的赔偿当然也少得多。
第三个大事是冯建梅、邓吉元夫妇斗争的过程中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数据公布了，1.18，比2000年的1.22还要低。几个月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2011年的生育率数据也出来了，进一步降低到了1.04。长期这样低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要少一半还略多。这样一个低生育率的数据对于我们批判计划生育当然是一个很有力的支持，但是政府不让大张旗鼓地宣传，许多人口学家还睁眼说瞎话，人为地把生育率估计为1.5、1.6，实际上就是捏造数据维护计生委的既得利益，而我们也没有能力很好地利用这些数据。
第四件大事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事情也跟计划生育有关。你们看看瑞典文学院给莫言的授奖词，里面专门有一段专门谈计划生育的，提到了莫言的《酒国》和他的《蛙》，而整个授奖词中提到的莫言作品总共只有三部，另一部是《丰乳肥臀》。我早就注意到了莫言在这方面的贡献，一直试图让舆论关注，但是言论空间有限，我又人微言轻。虽然莫言获诺奖对于废除计生恶法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但是我估计客观上还是会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譬如莫言的书原来发行20万册，因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变成发行200万册了，我相信读者看过他的《蛙》后会受到触动。
所以2012年本来是有很好的机会废除计划生育的一年，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有意的压制，也由于我们的能力和努力不够，社会对这些机会的关注度远远不够，错过了这许多的机会。当然，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2012年12月23日发言，12月25日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