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明媚的10月25日，孙医生一早外出，我则睡了懒觉，用罢午餐，与一个朋友约好在翠湖边喝茶。下午突然接孙医生电话，称晚上领我去寻访半年前寻访未遂的老人。我问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厨师吗？他答否，是厨师的儿子，今年80了。
心情愉快的黄昏，几个人由基督教医生主导，吃了一顿朴素的晚饭，然后打的10来分钟，直抵昆明五华区中医院宿舍。进门没几步，又遭遇矿井一般深邃的筒子楼，一行人摸黑鱼贯而上，在每个拐角处挤成一团。我层层默记，转着转着又迷糊了，7楼还是8楼？总之，老人家住最高，而且是单家独户。
依旧是铁栅栏，这楼里四处都是铁栅栏，跟二战电影里的犹太人集中营似的。孙医生的女教友敲门，里面有个面色苍白的时尚女孩开门，哐当一声，那颗落下的铁锁起码有拳头大。我们扁着身子，自黑暗的瓶颈涌入灯光昏黄的内室，老人家正要从靠墙的老式沙发里起身迎客呢。
不必了。不必了。我和孙医生连忙欠身扶定，生怕有丝毫闪失。接着，除了我和老人家之外的4个男女互相交换着眼色，似乎早有预谋。然后，由圆脸盘的女教友笑盈盈地道出开场白：施爷爷，我们给你带来个客人。
施爷爷眼花气紧，还偏着耳朵：你说啥子？
女徒弟凑过嘴，正冲着他耳门叫：带来个客人，是作家，早就给你提过的嘛。
哦，作家。失敬失敬。可是我没得啥子写头。
孙医生插嘴：施老先生，我们大家以人格担保，这个老威不是歌功颂德的狗屁文人，而是严肃的，有良心的，他在记录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司马迁做的同样的事情，所以……
民族的历史？跟我有何相干？脑壳昏，站不稳当，在家像坐牢，真不晓得今晚睡下去，明早爬不爬得起来。唉，个人都没活明白，还“民族的历史”！
女徒弟急忙打圆场：施爷爷！脾气好大哟！你平时都爱摆老话，那沟那坎，有条有理的，今晚咋个啰？大家瞎聊嘛，上天入地吹嘛。
女娃子，没吃过亏哦。施爷爷我除了中医之外，再教你8个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女徒弟哈哈直笑：你都80岁了，祸还从口出？这屋里除开3个基督徒，就是3个无党派，哪个去告密嘛？况且告准密，哪个警察吃了豹子胆，还敢来抓你嘛？风一吹，嘿嘿，不吹都要倒。
我接上话茬：施爷爷，警察倘若上门，那就太人道了，等于带你到外面的世界兜风，免得你一天到晚在这高高在上的铁笼子内闷得慌。我比较熟悉监狱的情况，你这岁数，你这快散架的身板，想进去增添国家的财政负担？没门儿。监狱又不是养老院，你有个三长两短，还要当事故处理呢。
这道理我明白。可是我不愿意老提以前的伤心事。
孙医生说：你不是已答应和老威聊一聊吗？
我是答应过。可是我也提醒“在生理和心理允许的条件下”。我要避免激动，否则会彻夜难眠。
孙医生说：既然如此，我们明天上午再来拜访。
上午也要避免激动，否则整天的情绪低落。
我问：下午呢？
下午更要避免激动，否则诱发各种病灶，人随时都可能报销。
我差点说，你都到这步田地，还觉得人耍人好玩？可到底忍住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但也没有谁提议告辞。挂钟嘀嘀嗒嗒响，我扭头望着窗外，竭力分辨夜空中的灯光和星星。一阵军号突兀而起，女教友笑道：好多年没听过军号了，真稀罕。
我可是天天听。施爷爷说。后来有只耳朵背，军号声就一会儿有，一会儿无，打摆子似的，很凄凉。你们莫笑，因为这种笑比较反动，晓不晓得？我是老兵哦，昆明刚解放就参加解放军哦，不出事的话，军龄比老地主的裤腰带还长。
我随口应个是吗？你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吗？
是的，我的老家在昆明郊区的小板桥，我家几辈人做云南菜，我父亲给省主席龙云做菜。还是有些名气啰。
你生于哪一年？
1927。整80。
按红色教科书里的说法，是北伐战争的第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当年。
不清楚了。我父亲不识字的。
那墙上挂的是你父亲的老照片？胸牌上还写着“云南省军区司令部”。
昆明刚刚和平解放照的。以后他继续给部队首长做菜。接着就做不成了，再接着就死了。
咋个死的？哪一年？
这个嘛，这个嘛，嘿嘿，就不要说了，事情过去那么多年，过去就过去了。
过去就过去，是吗。听孙医生讲，你的文化很高。
不算啥。1948年考入云南师大外文系，1949年碰上解放，没毕业就犯错误。
啥子错误？
就一句话。不提了，不提了。
你给孙医生提过嘛：在共产党手里拿工资，还不如给帝国主义擦皮鞋。
私下胡扯，被人告密了。那时候才20多岁，又刚从旧社会过渡，对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体会还不深刻。如今奄奄一息，就体会比较深刻了。
听起来像在说反话。
你说反话，我没说。你的录音机开起的，你在搜集材料，我晓得。
我把录音机关掉。
关不关无所谓。干啥子也无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
那我们随便聊聊。你父亲是大厨子，你母亲呢？
保姆。在法国领事馆，给帝国主义带娃娃。
待遇如何？
不敢说。总之你都晓得了，我能上大学，念英文，很费钱囉。
你父母的收入都可观。那家庭成分是啥子？
划成分？那又是土改了。我家在城市，不在农村。
城里也划成分嘛。
我家能有啥子好成分？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具体是啥子？地主？资本家？
唉，不要问了。这辈子，父母把我害苦了，我也把他们害苦了。怨不了谁，怨不了时代，更怨不了党和政府，只恨自己中旧社会的毒，没有认真改造剥削阶级世界观，没有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你在写《悔过书》吗？
我也是作家，我写过几百份《悔过书》，还不算口头悔过。成没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呢？要组织说了算，群众说了算。不悔过不行，我曾经跪了几天几夜，魂都整出窍了，倒在地上，再咋个泼水都醒不来。好歹还魂了，嘴里念念不忘的不是爹妈，不是老婆，而是共产党、毛主席。只有共产党、毛主席不会整人害人，而下面的、身边的任何人、任何动物、任何一眼望不透的墙，都要防着。你不防着，哪天突然又被揪出来，你还蒙在鼓里。
你讲的这种情况，已经有作家写过了。
反动。太反动了。他叫啥子名字？是不是昆明的？我要去告他。
他叫乔治.奥威尔,英国人,写了一本政治寓言小说叫《1984》。
嘿嘿，没法告了。
老人家吃过不少苦头，有点神经质了。
你才神经质呢。我活满80，你能不能活满80，都很难说。前一阵，我还下得了楼，过马路时，被小汽车挂倒了，本来没受啥子伤，可是开车的慌了，怕被老人赖上，就永无出头之日。他匆匆忙忙把我弄到街沿，浑身都哆嗦，还谎称回家拿钱。其实呢，溜之前我就晓得他肯定要脚板擦油，哎呀。
正常嘛，如今乱世，人人都没安全感嘛。
你这个文人，够冷酷，放在土改时期，是当民兵的料。
民兵的料？
就是捆人、打人、煽人耳光的料。
你挨过耳光了？
有一回，我跪在毛主席像前，一口气煽了两三百个耳光，自己把自己打得昏倒在地，牙床都搞松了，流好大一滩血。
疯了疯了。
自己冲自己发疯总比别人冲你发疯来得实惠，虽然也痛也累也猪狗不如，可不会残废，更不会死，而且悔罪效果特别好，容易过关。
你的尊严呢？
说梦话哟。命都差点保不住，还有尊严？官僚地主的狗崽子加现行反革命，还有尊严？
那你的家庭成分是官僚地主了。厨师家庭咋会划官僚地主？你家在郊区有土地、房产？
没有嘛。
是受龙云的连累？不可能吧？龙云虽然在国民党手里是云南王，但也是起义将领，为和平解放昆明做出了贡献的。好像，好像，还在共产党手里弄了个什么官当。
说来话长，干脆就不说。
你的老伴呢？儿女呢？
说来话长，也不说了。
唉，不少老人都是你这种心理，被整怕了，运动怕了，形成了胆小怕事的惯性。其实活到你这份儿上，说点真话，谁还能上门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影响身体嘛。那些惨事，多说则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脑壳昏沉沉，却整夜睡不着。
现代医学证明，倾诉自己内心的隐痛是一种精神排毒治疗。
瞎扯。我就是医生。我不愿意回忆，为啥子要强迫回忆？更莫提倾诉了，20多岁只倾诉过一句话，就倒霉终身。
你就不愿意为子孙后代留点什么？你父亲不识字，你有文化呀。
人死如灯灭，没意思。
你这样说，身边这3个基督徒可不同意。
基督徒？他们同不同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此糟糕的新中国。
年轻人，作为医生，我再次送你8个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谢谢。我无话可说了。
我也该休息了。作家同志，让你失望，很对不住。
保重吧，施爷爷，虽然你连名字都不愿透露。
名字对名人有意义，对普通人没啥意义。我撑不住了，再见。
我们只得告辞，重新将老人孤零零地丢在囚笼一般的室内。沿黑漆漆的楼道往下，再往下，我不禁想起但丁的《神曲》，从第一层坠落到第九层，从地狱坠落到炼狱就是天堂。那么现在，世界是否真如诗中说描绘的那样，在一瞬间倒了过来，地狱反而在顶楼，在接近星空的极高处？
夜深沉。稀稀落落的过往车辆和行人，令眼前的都市显得空寂。我和孙医生都无精打采，直到返回自己的窝，在关门之际，孙医生才突然开口：哦，忘记告诉你，张应荣长老死了。
我触电般哆嗦一下：死了？什么时候？
今年中秋节。我们在丽江还碰面，一起吃月饼呢。
我细细地咀嚼着孙医生的叹息，的确，中秋节那晚，丽江有乌云，有冷风，就是没有一丝月亮。孙医生陪同两对美籍华裔医生夫妇，并约了班忠义和我，本想在仿古客栈的草亭子下，吟诗作对，尽兴风雅一番，可惜天公不作美，烛光于风中飘忽不定，最后雨也跟来了，搞得大家立即掐断进行不久的侍奉神的话头，各持月饼一块，匆匆祝别。
然而在千里之外，在我们相聚过节的同时，我最初寻访的、因为信仰基督而被划成地主的张长老，却正终结其尘世生命，奔赴天堂——他曾受尽折磨，一次次在天堂门口打转，却奇迹般活拢85岁。
约两年前，我写了《土改受害者张应荣》，以下是此文的结尾：
边说边走，我在一片渐渐变暗的火烧云下，望见了一座老教堂，本想爬上去看看，但天色已晚，只好拍了两张照片。掩映在树伞中的繁体门匾有些模糊，但有一种无言的苍凉。老人说，那是我小时候天天去的地方，现在教堂已新修，过去的就用不着了。
我们陪老人在教堂旁边的一户人家用餐，夜色降临，神的光芒却继续照耀。我们祷告着，语言和食物都温暖而清淡。告别时，老人扶着门框，半盲的眼里星光闪烁，“孩子，再见嘛，以后又来嘛，”他说。那微弱的口气令我想起3年前去世的父亲。
我是个不习惯告别的人，可此时突然感到酸楚而遗憾，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出远门的时候，对尘世与天国的亲人说过“再见，以后又来”。
在《最后的地主》快落幕之际，在一连3次寻访未遂之际，读者们请原谅我，以一个证人，一个落魄文人特有的“自我抄袭”的方式，表达对所有过去的、正在过去的、将要过去的老人的悼念。我们曾经接触，曾经交谈，曾经交谈得很不成功（如本文所述），可一旦相互离开，无论死、将死、还是活着，他们都悄然退出了我的视野，远远的远远的，在永恒之河的那边，招不回，叫不应，却一直在人类的记忆星空里闪烁。
眼眶湿润了，但我不会为内心的这份酷烈哭泣，总有一天，我将步他们的后尘。谁不想甩开病痛、无助和孤独，然而病痛、无助和孤独却是注定的。亲情、爱情和友情能够帮你吗？它们有死那么持久吗？有历史那么持久吗？甚至，有历史里所包含的主宰我们的专制，有专制里所包含的谎言、监控、威胁、利诱、背叛、血泪及喊叫不出的危机那么持久吗？
你可以自己掐住喉管，试试什么滋味。
我记述或正在记述被社会主流遗弃、被汹涌群众遗忘的旧日真相，个人被时代的巨手掐住喉管，有的粉碎了，有的残疾了。我在纸上经历了这一切，依然健康。所以不能不感谢上天的眷顾，感谢天上的父亲和姐姐的眷顾，更要感谢我这个行当的先行者司马迁，他为“叛国贼”喊冤，而后被盛世君王割掉卵蛋，而后孤愤作《史记》——这令我数度惊骇，并在乱世危邦的呼号不绝于耳之际，下意识地抠紧裤裆。
我没有被阉或自阉，我还是个拿得出手的男人，我幸福无比。
然而，司马迁，他的确比我有更高的去势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