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二月份给高智晟律师写了那一封公开信以后，这多半年来，关于我个人及“天安门母亲”群体，海内外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这引起了一些朋友的注意，问，究竟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没头没脑的问题，不知从何说起，但我告诉他们：这多半年，我似乎经历了一场难得的洗礼，倒是感觉自己又切切实实地活在了真实之中，身心轻松多了。
以往，在一些平面媒体或网络媒体上，常把我称为“伟大母亲”或“英雄母亲”。我心存感激，但反倒感觉不自在。我心里明白，那不能当真。我乐意人们叫我“天安门母亲”。“天安门母亲”这只是一个简称，全称应该是：“1989年天安门惨案（或大屠杀）中的死难者母亲”。这符合事实，因为我的儿子确确实实死于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其它受难者母亲的儿女也都死于那场大屠杀。
有人说我这个母亲当得不怎么样，很愚昧，跳不出共产党文化的圈子。证据很多，有最近几年的，也有多年以前的。其中一条是：1989年6月3日惨案发生的当晚，我把儿子锁在了自己家里，苦苦哀求他不要外出，以至于儿子不得不跳窗而去。可见我受共产党熏染之深。这的的确确是事实，我不止一次向外界说过这件事，我自己要是不说别人也不会知道。论者同时还举证：当年学生发动绝食时，有一位母亲专程从外地赶来北京，为参加绝食的女儿送行，场面十分悲壮。据说这件事就发生在我所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的东校门，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有这回事。不言而喻，论者举出这件事，是想说，你丁子霖比不上那位英雄的母亲。
我承认，面对这位母亲，我自愧不如：我不仅没有为绝食的学生去送行，相反，我还一次一次地跑到学生宿舍，劝说我的学生不要去绝食。我不赞成这种自残的做法，也不相信当局会向学生妥协。后来当局就开枪了，死了很多人。我不知道那位为绝食女儿送行的母亲此时作何反应。我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哪一位母亲听到外面开枪后鼓动子女上街的，如果有，我绝对不会认同他的做法，我认为她不应受到称赞，甚至不配当母亲。面对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作为母性的第一反应是保住自己的孩子，不让他去送死。当年，我没有拦住自己的儿子，结果他死了，这使我悔恨终生。据我所知，当年听到开枪毅然走出家门的，决非我儿子一人；而他们的父母也像我一样，至今后悔莫及。我想，这是作为一位母亲的本然，也是作为一个人的本然。说我深受毒害也罢，说我愚昧也罢，都不会改变我的主意；我宁愿做一个愚昧的母亲，也不会去做放儿女去送死的英雄。我相信，保护好自己孩子，是一个母亲的天职。
今年二月份我劝说高智晟律师停止绝食，是否在我的潜意识里，还残存着当年种下的那一份深深的悔恨呢？
这里涉及对生命的看法。我在十二年前，也就是在1994年“六四”五周年时所写的《寻访实录》“序言”中，有过这样一段话：“世界上的道理有千条万条,但我只相信一条: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最最宝贵的,其他失去了都可以弥补,唯有失去了生命不能弥补。因此,凡是把人的生命当赌注、当儿戏的所谓‘道理’,我都不能认同。”这段话出于我难以平复的丧子之痛，从此也成为我立身、处世、行事的警示。
我常想，一个人是很难设计自己的，不管为善为恶，都不是先定的。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常常会猛然发现自己走过的路与自己少年时的憧憬、抱负大相径庭。一个人，逃脱不了历史的作弄。在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中，很早就流行着一个“逼上梁山”的说法。意思是，我们中间很多人今天走到这一步，大抵是被共产党逼出来的。一位难友曾戏言：“丁子霖啊，你现在已经被逼上梁山了，而我，也已经到了山跟前，说不定哪一天也要上山了。”人生就是“逼上梁山”。当然这话只适合于我等愚夫愚妇，对于那些有抱负、有雄心的先知先觉者是不适用的，他们相信的是英雄创造历史。但我们这个“天安门母亲”群体，却完完全全是被逼出来的，并不是先有人写好剧本，再找人当演员、排练出来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别人称我为“伟大母亲”、“英雄母亲”的缘故。英雄是有的，那在我看来纯粹是历史的偶然，碰上谁，就是谁。就其个人来说，他不过是做了别人不愿做、不敢做或者虽然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他不是想当英雄才去做这些事的，也不是被别人誉为英雄后才不得不去做这些事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最好不要选择当英雄，因为一旦当了英雄就得像演员那样接受导演的摆布，身不由己地去做一些平常人看来很荒唐的事情。
一个人做任何一件有可能带来风险的事，都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也要考虑自己的承受力。这里恕我重提一件事。一九九一年四月，一位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驻京记者找到我，说天安门事件中死了不少人，她曾找到几位死难者的亲属，希望他们能接受她的采访，但他（她）都拒绝了。她找到我的时候事先声明，接受她的采访对双方都会带来风险。她，可能被驱逐出境；我，可能被抓起来坐牢。她让我考虑半个月，说到时候她再来听信。经过半个月的考虑，我作出了接受采访的决定。为此，我还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向其他子女通报了我的决定。我说如果你们怕受牵连，可以向各自所在单位的组织声明同我们脱离关系。我作出这个决定是艰难的，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我必须考虑到此举会给我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且要考虑到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必须对此举作出冷静的风险评估。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这样考虑太自私，不够伟大，也不够英雄。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员，一个普通的母亲，不可能想得那么超前，更没有本事为自己设计出种种英雄壮举。我只是想把儿子遇难的事情告诉世人，不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后来的事态是，当局没有把我抓去坐牢，而是对我作出了党纪和行政处分：开除党藉，取消导师资格，不让再给学生讲课。这之后，就听到社会上风传，说人大有一位女教师因为儿子被打死，疯了，疯疯癫癫到处向人们去诉说，还到处去寻找其他死难亲属。还风传说我拿了一把菜刀，要去找李鹏拼命。一个疯子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怎能算数？也怎能计较？当然，更不会有人说她是英雄。那时“六四”刚过不久，社会上的恐怖气氛尚未散去，人们还处于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没有人敢公开提起六四，私下议论也还得环顾左右、压低声气。据我记忆，那时人们似乎都练功去了，街头广场，楼群的小片空地，人满为患。那时出不了英雄，只能出疯子。
2006-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