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一词，出自《战国策·赵策》：“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在传统文化意义上，系指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勇者。百年中国内忧外患的刺激，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激进主义思潮，不断涌现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国士，牟宜之亦为其中翘楚。20世纪的30-40年代，左倾思潮激荡全球，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投身革命，不能不说是一种宿命。
清秋子先生撰写的这部传记，重现了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进入农民革命队伍前后的历史。这令我联想起一位历史人物——明末李自成麾下的知识分子李岩：其人出身官宦世家，文武全才，豪侠仗义；投奔李自成，辅佐其成就霸业，建立大顺政权；遭牛金星嫉妒诬陷，含冤而死。
无论明主昏君，照例要用各种人，其中不乏诤言谔谔的国士和阿谀逢迎的奴才。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家天下”传位子孙，历朝历代都需要国士给自家当 “人鉴”，以求帝祚绵长。只要奴才不要国士的政权，历史上比较罕见。
革命年代的牟宜之，历经艰难竭蹶，始终斗志昂扬。1940年中国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诞生在山东抗日根据地, 他是主要参与制定者之一；革命胜利之后，他却没能保住自己的人权。传主的悲剧在于：环境、地位变了，自身的理想没变；在排斥国士的体制下，坚持以国士报效国家。
传主不但官越做越小，最终还被打成了“右派”。他的战友们或许是“两头真”，中间有一段失真，而他却一真到底，这恰恰是“第二种忠诚”在中国的悲剧。李锐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说：牟宜之成了一位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我认为，人物传记写作须还原真实历史背景下的真人，避免陷入脸谱化的党派史观。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个人与社会的不幸,是伟大作品的源泉。传主遭遇的种种不幸，有幸转换为艺术的营养，造就了一位不同凡响的诗人。2009年，牟宜之的一百七十九首旧体诗结集出版，成为继聂绀弩诗集问世之后，中国诗歌界的又一盛事，也是革命变质年代最后的精神遗产。
旧体诗词格律相当于“带着锁链跳舞”，传主的诗，不同于习见之粗陋“老干体”（ 不通格律音韵只有豪言壮语），其人旧学根底深厚，谙熟格律又不为格律羁绊。早年诗作浪漫率性，多情感记录，也不太守格律。中年诗分为两段，革命年代多咏征战，较接近以往所见之“革命诗钞”；政治境遇突变后，孤愤之情时有流露，开始了对革命的反思。晚年诗超迈不群，穷而后工；格律运用自如，臻于化境。
传主后期诗作多写边塞流放生活，有很多生活细节，叙老妻、稚子、兄弟之亲情，对北国风物气侯、饮食器具等也有精到的摹写。他描画苦寒之地的雪景诗，每每将人带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诗境，风格上不乏前人边塞诗、田园诗的影响，堪称“边塞田园诗”。
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身处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乃史家之幸，亦诗家之幸。传主诗风颇受几位大家的影响：孤愤之情上追屈子（屈原），忧国忧民如老杜（杜甫），豪迈倜傥若放翁（陆游）。弥足珍贵者，是他以诗为史，记载了一个疯狂的时代。例如1971年林彪事件后的《咏史》之一：
寒林落叶岁云秋，
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
宫帷秘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
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
江河无语任东流。
诗作不仅限于评说时事，更将中国几千年王朝兴替一笔囊括。精准独到地述评历史，其历史感正是其诗歌价值之所在。
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吕不韦、韩非的著作以及《诗经》为例，认为“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国士》一书给人的启迪是：反思吃掉自己儿女的革命，也反思排斥“国士”的体制。
2013年5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