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的死，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就是岳飞。岳飞的死，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天字第一号的大冤案。其让后人之痛心疾首，一如明代诗人文征明的《满江红》所说：“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然而岳飞曾经是极受信任和器重的，宋高宗赵构甚至对他说过“中兴之事，一以委卿”的话，还对王德等人说“听飞号令，如朕亲行”。所以文征明才说：“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这就和严嵩不乏相似之处。严嵩最得宠的时候是很风光的。因为年纪大，嘉靖特许他乘肩舆出入紫苑，还为他修办公室，每天赐御膳，赐法酒。最后呢？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睡在坟场里，靠人家上坟的供品过日子。岳飞和严嵩在皇帝那里所受的“两重天”待遇，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或许有人会说，你怎么能拿严嵩和岳飞比？一个是公认的大奸臣，一个是公认的大忠臣。一忠一奸，泾渭分明；一功一罪，天壤之别！这当然不错。但我们要问：奸臣就可以冤枉么？坏人就该冤死么？罢免（后来又抄家）严嵩，处死严世蕃，固然是实现了“实质正义”，然而这种正义如果要靠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那就只能叫做“荒唐的正义”。我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使用的就是这个标题。

正义要靠非正义的手段来实现，这种荒唐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荒唐的时代。不过，即便在那个荒唐的时代，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其实，就连说严嵩父子是“奸党”，也是冤枉的。他们两个恶贯满盈不假，对皇帝却是忠心耿耿。我们知道，嘉靖皇帝为了长生不老，是要亲自炼丹的。丹炼好以后，要找人吃一下，试一试。谁试呢？严嵩。严嵩多大年纪呢？七八十岁。然后吃下去还写实验报告，说什么臣夜服仙丹一丸，浑身燥热，痛下淤血二碗云云。这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心甘情愿的充当皇帝实验室的小白鼠，你还说他是奸臣？所以，严嵩只能算是“奸贼”，不能算是“奸臣”，更不是“奸党”。

实际上严嵩原本也是“正人君子”。《明史》说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声音洪亮，才华横溢，名重一时，初入官场时也还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嘉靖的胡作非为。但是，自从嘉靖皇帝发过一次“雷霆之怒”后，严嵩身上原本不多、却好歹还有的那么一点“正义感”，就荡然无存了，他也从此踏上了媚上、邀宠、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可以说，严嵩这个“奸臣”，其实是嘉靖“培养”出来的。

那么，嘉靖这个混账皇帝，又是谁“培养”出来的？何况中国古代的皇帝，又有几个不混账呢？只不过混账的程度各有不同罢了。还说岳飞这个案子。岳飞的死，在民间常常是归咎于秦侩之罪的，但史家却另有说法。许多历史学家都指出，大宋一朝，原本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就是不妄杀重臣；岳飞以前，也不曾有一位大将被杀。秦侩胆敢破此先例，谋杀岳飞，没有高宗的默许，几乎就不可能。至少，也是投其所好。文征明说得好：“彼区区一侩亦何能？逢其欲。”也就是说，秦侩那贼，不过算准了皇帝的心思而已！

同样，严嵩干了那么多坏事，没有嘉靖的纵容，也不可能。不要以为嘉靖在西苑炼丹就两眼一抹黑了。实际上就连一只苍蝇从朝堂飞过，他都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严嵩都干了些什么？不过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有意放纵罢了。等到不想放纵时，他自有办法对付。所以，严嵩混账是因为嘉靖混账，秦侩丑恶是因为赵构丑恶。皇帝，是所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但你不能说皇帝就天生混账，皇帝的混账也是被“培养”出来的。谁的“培养”？帝国制度。前面说了，秦侩谋杀岳飞，是看准了高宗的心思。什么心思呢？“徽钦既返，此身何属！”也就是收复了中原，迎回了钦宗（其时徽宗已死），赵构就得让出皇位来。为了保住皇位，他就不能把仗打得太大，也只能向敌人曲膝求和，甚至帮敌人除掉岳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这，也许就是他默许甚至暗示秦侩杀掉岳飞的原因之一。

其实宋高宗也好，明嘉靖也好，如果不当皇帝，也未必就有多坏。靖康之难时，当时还是康王的赵构，也曾有过“慷慨请行”赴金人军营谈判的壮举，而且表现还不俗。嘉靖的个人素质也不差，至少是个明白人。但是一当皇帝，就对不起了，既没有是非，也不讲道理。“尽忠报国”如岳飞，“贪赃枉法”如严嵩，在他们眼里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想用就用想杀就杀的。原因和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他们是皇帝。

从这个意义上讲，混账和丑恶的就不是嘉靖和赵构，而是皇帝制度。或者说，嘉靖混账，是因为皇帝制度混账；赵构丑恶，是因为皇帝制度丑恶。正因为这个制度是混账和丑恶的，所以，就连皇帝本人，也未必都有好结果。黄仁宇先生就说，他《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所涉及到的人物，从权臣到名将，从清官到太监，从贵妃到皇子，其“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包括皇帝，也不例外。显然，制度才是问题所在，皇权才是万恶之首。

所以，我觉得对于历史人物，确实要有“历史之同情”，要看到他当时的那些处境和原因。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应该是个人品质的优劣，而是制度的问题。简单地把历史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善人和恶人、君子和小人，是没有意义的。人性中不会纯粹是善，也不会纯粹是恶。坏人也有好心，恶人也有善意，小人也曾想做君子。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些原本也有好心和善意的人，是怎么变坏变恶的，如果有此可能的话。

曹操就恰恰是这样一个可以让我们做分析的人。一些朋友不理解我现在的讲法。他们质问：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时间和篇幅去讲曹操？为什么不多讲讲高风亮节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讲曹操这个“奸雄”，有什么教育意义呢？你究竟是“品三国”还是“品曹操”？我当然是“品三国”，不是“品曹操”，但重点是曹操。讲曹操，或许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其实未必没有），却很有“教训意义”。大家知道，我们对这个节目的想法是四句话：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这就要有一个典型。曹操，就恰恰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可以让我们实现自己想法的典型。

为什么曹操是这样一个典型呢？因为在他的身上，善与恶是并存的，而且都很突出。他的人生道路，也是一个由“不太恶”到“比较恶”的过程。曹操这个人，可以说是少年“顽劣”，青年“英雄”，中年“枭雄”，晚年“奸雄”。这就很有意思了，值得分析。比方说，他临终前曾留下一份《遗令》，其中说到婢妾和艺妓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见本书第一集），很有些人情味。但是，也就是在他去世前没多久，他的一个儿媳妇──曹植的妻子，仅仅因为穿了一件漂亮衣服，便被他以“违制命”的罪名赐死。这就不但毫无人情味，而且简直是暴戾、恐怖了。

那么，曹操又为什么要以如此之小的罪名处死他这个儿媳妇呢？是因为他嗜杀，以杀人为乐，或者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命令稍有怠慢吗？恐怕不是。在我看来，他杀曹植之妻，是为了敲打甚至贬抑曹植；敲打贬抑曹植，是为了让曹丕顺利接班；而让曹丕顺利接班，则是为了保证曹魏政权千秋万代。此外，他杀崔琰、杀杨修，也都与此有关。所以，他如此滥杀无辜，只是为了权力。而且，他能够这样滥杀无辜，也因为他拥有权力，并且是不受监督、限制和制约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才是比任何恶人都更可怕的东西。它甚至能使一个人从“不太恶”到“比较恶”和“非常恶”。我以为，这样看问题，才是“现代视角”。

我“品三国”，讲到最后，将会回答这些问题。我在前期，是想把这段历史尽可能按照原貌先交待出来，结论是放在后面的。但是我不会归结于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只会归结于制度，包括曹操的悲剧，包括诸葛亮的悲剧，都是制度所使然。

不过，制度问题也不简单。比方说，我们前面做的比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法治”优于“德治”。其实不是的。中国古代的问题，主要不在于主张“德治”，而在于实行“君主制”。美国人能够防止他们的总统作恶，也不仅仅因为“法治”，还因为他们实行“民主制”。民主制主权在民，政权民授，总统自然可以监督。君主制主权在君，君权神授，谁能奈何得了？就连曹操这样的“准皇帝”，还有孙皓那样的“小皇帝”，也拿他没有办法。所以，讨论一个历史人物是君子还是小人，是没有意义的。争论法治和德治孰优孰劣，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健全的社会和现代的国家，都既不可以没有法律，也不可以没有道德。道德管底线，法律管顾忌；法律防止作恶，道德使人向善，二者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比如我们讲“反腐倡廉”，就是既要有法律（反腐）又要有道德（倡廉）。这大概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

其实就连中国古代那个问题多多的制度也有他的道理，也有一个演变过程，而且在诞生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否则，我们这个民族早就灭亡了，更不可能有让全世界瞩目的灿烂辉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制度又是有问题的。而且，正是由于自身的弊病，终于导致山穷水尽，不可收拾，最后被革命所推翻。现在我们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有了新制度，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一个新制度的建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长时间的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今天的诸位，将来都要为我们新中国的新制度做出自己的贡献。为此我才要把我们的历史做一个回顾，知道我们历史上有过哪些成就，走过哪些弯路，又有哪些谬误是我们现在需要避免的。这才是我出来讲史的一个真实的意图，这也就是我的历史观。

当然这里面的内容是很多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今天只能说到这里，算是开个头。诸多问题，只好留待将来。不过我还是很感谢老牛先生，让我有机会把这些思考整理出来。虽然我至今不知道这位先生的真实姓名，但我真的很感谢他。

事实上，学术讨论的目的，不是比个高下，争个输赢，而是探明事理，启迪智慧。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赵藩之“攻心联”云：“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略改数字，以为自勉，并与诸君共勉：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书非好辩；

不审势，即褒贬皆误，后来治学要深思。

严嵩的死，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就是岳飞。岳飞的死，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天字第一号的大冤案。其让后人之痛心疾首，一如明代诗人文征明的《满江红》所说：“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然而岳飞曾经是极受信任和器重的，宋高宗赵构甚至对他说过“中兴之事，一以委卿”的话，还对王德等人说“听飞号令，如朕亲行”。所以文征明才说：“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这就和严嵩不乏相似之处。严嵩最得宠的时候是很风光的。因为年纪大，嘉靖特许他乘肩舆出入紫苑，还为他修办公室，每天赐御膳，赐法酒。最后呢？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睡在坟场里，靠人家上坟的供品过日子。岳飞和严嵩在皇帝那里所受的“两重天”待遇，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或许有人会说，你怎么能拿严嵩和岳飞比？一个是公认的大奸臣，一个是公认的大忠臣。一忠一奸，泾渭分明；一功一罪，天壤之别！这当然不错。但我们要问：奸臣就可以冤枉么？坏人就该冤死么？罢免（后来又抄家）严嵩，处死严世蕃，固然是实现了“实质正义”，然而这种正义如果要靠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那就只能叫做“荒唐的正义”。我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使用的就是这个标题。

正义要靠非正义的手段来实现，这种荒唐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荒唐的时代。不过，即便在那个荒唐的时代，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其实，就连说严嵩父子是“奸党”，也是冤枉的。他们两个恶贯满盈不假，对皇帝却是忠心耿耿。我们知道，嘉靖皇帝为了长生不老，是要亲自炼丹的。丹炼好以后，要找人吃一下，试一试。谁试呢？严嵩。严嵩多大年纪呢？七八十岁。然后吃下去还写实验报告，说什么臣夜服仙丹一丸，浑身燥热，痛下淤血二碗云云。这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心甘情愿的充当皇帝实验室的小白鼠，你还说他是奸臣？所以，严嵩只能算是“奸贼”，不能算是“奸臣”，更不是“奸党”。

实际上严嵩原本也是“正人君子”。《明史》说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声音洪亮，才华横溢，名重一时，初入官场时也还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嘉靖的胡作非为。但是，自从嘉靖皇帝发过一次“雷霆之怒”后，严嵩身上原本不多、却好歹还有的那么一点“正义感”，就荡然无存了，他也从此踏上了媚上、邀宠、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可以说，严嵩这个“奸臣”，其实是嘉靖“培养”出来的。

那么，嘉靖这个混账皇帝，又是谁“培养”出来的？何况中国古代的皇帝，又有几个不混账呢？只不过混账的程度各有不同罢了。还说岳飞这个案子。岳飞的死，在民间常常是归咎于秦侩之罪的，但史家却另有说法。许多历史学家都指出，大宋一朝，原本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就是不妄杀重臣；岳飞以前，也不曾有一位大将被杀。秦侩胆敢破此先例，谋杀岳飞，没有高宗的默许，几乎就不可能。至少，也是投其所好。文征明说得好：“彼区区一侩亦何能？逢其欲。”也就是说，秦侩那贼，不过算准了皇帝的心思而已！

同样，严嵩干了那么多坏事，没有嘉靖的纵容，也不可能。不要以为嘉靖在西苑炼丹就两眼一抹黑了。实际上就连一只苍蝇从朝堂飞过，他都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严嵩都干了些什么？不过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有意放纵罢了。等到不想放纵时，他自有办法对付。所以，严嵩混账是因为嘉靖混账，秦侩丑恶是因为赵构丑恶。皇帝，是所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但你不能说皇帝就天生混账，皇帝的混账也是被“培养”出来的。谁的“培养”？帝国制度。前面说了，秦侩谋杀岳飞，是看准了高宗的心思。什么心思呢？“徽钦既返，此身何属！”也就是收复了中原，迎回了钦宗（其时徽宗已死），赵构就得让出皇位来。为了保住皇位，他就不能把仗打得太大，也只能向敌人曲膝求和，甚至帮敌人除掉岳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这，也许就是他默许甚至暗示秦侩杀掉岳飞的原因之一。

其实宋高宗也好，明嘉靖也好，如果不当皇帝，也未必就有多坏。靖康之难时，当时还是康王的赵构，也曾有过“慷慨请行”赴金人军营谈判的壮举，而且表现还不俗。嘉靖的个人素质也不差，至少是个明白人。但是一当皇帝，就对不起了，既没有是非，也不讲道理。“尽忠报国”如岳飞，“贪赃枉法”如严嵩，在他们眼里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想用就用想杀就杀的。原因和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他们是皇帝。

从这个意义上讲，混账和丑恶的就不是嘉靖和赵构，而是皇帝制度。或者说，嘉靖混账，是因为皇帝制度混账；赵构丑恶，是因为皇帝制度丑恶。正因为这个制度是混账和丑恶的，所以，就连皇帝本人，也未必都有好结果。黄仁宇先生就说，他《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所涉及到的人物，从权臣到名将，从清官到太监，从贵妃到皇子，其“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包括皇帝，也不例外。显然，制度才是问题所在，皇权才是万恶之首。

所以，我觉得对于历史人物，确实要有“历史之同情”，要看到他当时的那些处境和原因。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应该是个人品质的优劣，而是制度的问题。简单地把历史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善人和恶人、君子和小人，是没有意义的。人性中不会纯粹是善，也不会纯粹是恶。坏人也有好心，恶人也有善意，小人也曾想做君子。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些原本也有好心和善意的人，是怎么变坏变恶的，如果有此可能的话。

曹操就恰恰是这样一个可以让我们做分析的人。一些朋友不理解我现在的讲法。他们质问：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时间和篇幅去讲曹操？为什么不多讲讲高风亮节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讲曹操这个“奸雄”，有什么教育意义呢？你究竟是“品三国”还是“品曹操”？我当然是“品三国”，不是“品曹操”，但重点是曹操。讲曹操，或许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其实未必没有），却很有“教训意义”。大家知道，我们对这个节目的想法是四句话：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这就要有一个典型。曹操，就恰恰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可以让我们实现自己想法的典型。

为什么曹操是这样一个典型呢？因为在他的身上，善与恶是并存的，而且都很突出。他的人生道路，也是一个由“不太恶”到“比较恶”的过程。曹操这个人，可以说是少年“顽劣”，青年“英雄”，中年“枭雄”，晚年“奸雄”。这就很有意思了，值得分析。比方说，他临终前曾留下一份《遗令》，其中说到婢妾和艺妓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见本书第一集），很有些人情味。但是，也就是在他去世前没多久，他的一个儿媳妇──曹植的妻子，仅仅因为穿了一件漂亮衣服，便被他以“违制命”的罪名赐死。这就不但毫无人情味，而且简直是暴戾、恐怖了。

那么，曹操又为什么要以如此之小的罪名处死他这个儿媳妇呢？是因为他嗜杀，以杀人为乐，或者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命令稍有怠慢吗？恐怕不是。在我看来，他杀曹植之妻，是为了敲打甚至贬抑曹植；敲打贬抑曹植，是为了让曹丕顺利接班；而让曹丕顺利接班，则是为了保证曹魏政权千秋万代。此外，他杀崔琰、杀杨修，也都与此有关。所以，他如此滥杀无辜，只是为了权力。而且，他能够这样滥杀无辜，也因为他拥有权力，并且是不受监督、限制和制约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才是比任何恶人都更可怕的东西。它甚至能使一个人从“不太恶”到“比较恶”和“非常恶”。我以为，这样看问题，才是“现代视角”。

我“品三国”，讲到最后，将会回答这些问题。我在前期，是想把这段历史尽可能按照原貌先交待出来，结论是放在后面的。但是我不会归结于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只会归结于制度，包括曹操的悲剧，包括诸葛亮的悲剧，都是制度所使然。

不过，制度问题也不简单。比方说，我们前面做的比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法治”优于“德治”。其实不是的。中国古代的问题，主要不在于主张“德治”，而在于实行“君主制”。美国人能够防止他们的总统作恶，也不仅仅因为“法治”，还因为他们实行“民主制”。民主制主权在民，政权民授，总统自然可以监督。君主制主权在君，君权神授，谁能奈何得了？就连曹操这样的“准皇帝”，还有孙皓那样的“小皇帝”，也拿他没有办法。所以，讨论一个历史人物是君子还是小人，是没有意义的。争论法治和德治孰优孰劣，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健全的社会和现代的国家，都既不可以没有法律，也不可以没有道德。道德管底线，法律管顾忌；法律防止作恶，道德使人向善，二者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比如我们讲“反腐倡廉”，就是既要有法律（反腐）又要有道德（倡廉）。这大概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

其实就连中国古代那个问题多多的制度也有他的道理，也有一个演变过程，而且在诞生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否则，我们这个民族早就灭亡了，更不可能有让全世界瞩目的灿烂辉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制度又是有问题的。而且，正是由于自身的弊病，终于导致山穷水尽，不可收拾，最后被革命所推翻。现在我们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有了新制度，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一个新制度的建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长时间的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今天的诸位，将来都要为我们新中国的新制度做出自己的贡献。为此我才要把我们的历史做一个回顾，知道我们历史上有过哪些成就，走过哪些弯路，又有哪些谬误是我们现在需要避免的。这才是我出来讲史的一个真实的意图，这也就是我的历史观。

当然这里面的内容是很多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今天只能说到这里，算是开个头。诸多问题，只好留待将来。不过我还是很感谢老牛先生，让我有机会把这些思考整理出来。虽然我至今不知道这位先生的真实姓名，但我真的很感谢他。

事实上，学术讨论的目的，不是比个高下，争个输赢，而是探明事理，启迪智慧。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赵藩之“攻心联”云：“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略改数字，以为自勉，并与诸君共勉：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书非好辩；

不审势，即褒贬皆误，后来治学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