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未来怎么变，这几乎是天问，谁也没有正确答案。
中国的未来会有大变化，这几乎就是共识。然而，中国的未来怎么变，这几乎是天问，人人都想知道答案，但谁也不确信什么是正确答案。最后，谁将主导中国未来的改变，这是一个比中国如何改变看似更好回答的问题。
一切改变都是人推动的，所以中国未来如何改变不好回答的时候，知道谁在推动社会的改变也能让心有所慰借，至少这样的人改变出来的未来还是大体可以想像的。
但这个貌似好回答的问题也似乎面临着不同的分歧。毋庸置疑，社会最终的改变还是由精英来主导的，虽然左翼运动理论对于精英改变社会的说法一直嗤之以鼻，但是左翼运动寄希望于改变社会的做法本身，就需要一批新的精英来推动。左派改变社会的方法，是啓用了一批新的社会精英取代旧的社会精英。那么那些被寄予在社会改变中发挥中坚力量的精英，究竟是谁呢。
大体上，有三种人被寄予了厚望。其一是体制内高官，位高权重，一言九鼎，几乎掌握了最主要的社会资源；其二是现有的社会精英，不一定完全被体制所排斥，但也游离于体制与社会之间，他们对体制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掌握的资源虽然不如体制内高官，但是也能调动一定的社会力量；其三则是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寂寂无名之辈，也有着一身的本事，和一定的影响，但是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辛苦的生活着。
对于第一种人的期望，是最爲传统也曾经最爲普遍的一种行爲。曾经在网络上混战而乐此不疲的所谓左中右派，绝大多数都可以确切的称之爲望海派，眼望着中南海而不能自拔。这些草根知识分子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某位大人物能够爲他的言说所动，而这位大人物能够被这些言说刺激到热血沸腾，拍案而起，把中国给变了。这种持续了多年的望海派，至今也还没有断根，但是在体制巨大利益的诱惑，以及层级森严的防范体系下，即便某位高官想在现有体系下发动触及党派根本利益的改革，最终也将以自己的出局而告终。
所以，对于第二种社会精英，也就是社会中的经济、文化、行动精英而言，似乎机会更多了。在当下，一大批这样的精英的生存空间都在急剧的缩减，一些人被投入监狱之中。然而，以这批人的智识、资源、能力而言，当社会如果出现剧烈的争斗产生了真空，急需一批精英的时候，正是他们挺身而出扭转乾坤的时刻。这样的设想在国外的社会运动抗争研究中也被考虑过了，那就是社会中统治集团外拥有资源最多的这批人，是否会在社会大潮的推动下，主动地调动自己的资源，将自己转化爲社会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引导社会运动的发展。可是，国外的这个假说在实证中碰了一鼻子灰。现有社会中的精英，虽然和统治集团有一定的距离，然而还是在现有的体系下得到了利益最大化的一批人。如果说让这批人调动自身的资源，来推翻现有的体系，重建一个新的资源分配体系，这并不符合一个群体的行爲习惯。即便这样的精英集团之中，也有人受到体制的排挤，企业家被官员敲诈财产，活动家被政府关押，言说者被禁锢言论空间。但终究而言，作爲一个群体，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紧密的与现有体系绑定在一起的，如果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即便在政治自由上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在移民比翻书还快的时代，投身政治承担风险并且不利于自己的利益，即便从书面上也很难成立。
第三种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未来由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来领导社会的改变，似乎比变化本身更爲可怕。然而，第一种方式与第二种方式都是在社会系统还存在的情况下的社会变革模式，当社会系统还存在的时候，社会板块即便发生变化，也不会是致命的彻底改变，爲此，传统社会中拥有社会资源的一批人，还能够延续资源的优势，不仅积极的推动社会变革，并且继续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持续的成爲社会的精英。然而如果认爲未来的社会变化是更爲激烈的模式，那么对任何传统精英的期待都是徒劳的，未来只能是新的社会形势下冒出来的某个人。
第三种说法听起来似乎荒唐，可是远了说，看好项羽的人最好被刘邦吓到了，而近了说，谁又能知道韶山的农民与图书馆管理员能君临天下。未来中国的改变，剧烈程度不一定亚于这二者，爲此，对当下精英的投资与期待，都将是一场昂贵的水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