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李嘉诚跑了”这个话题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余烟袅袅。从话题的挑起者，直到李嘉诚本人通过长实地产年中报告的表态，再到《人民日报》那篇显示大方的《遇到困难李嘉诚不能共度难关 不必挽留》，不仅突显了中国人至今对国际资本的流动规则还处于机会主义的认识水平，更突显了权力与资本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
有关争论可以看作是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代理人战争”，至少揭示了现阶段资本在中国的三重困境。
第一重困境：港资在中国名外实内的身份困境。
当年邓小平确定改革开放政策时，“开放”这一翼上书“吸引外资”四个大字。直到90年代，港资都是外资中的重中之重，台资次之。当时，从事中苏两国改革比较研究的学者一致认为，世界各地的华人资本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香港的地理位置与其特殊的经济作用，决定了当时中国将港资作为外资对待的政治考量。我曾在《中国地区治理危机的起源：经济篇》中，分析了香港地理位置为其带来的优势，在中共建政后，主要是为中国大陆充当“国际掮客”，在中国面临西方全面封锁时，既是中国对外的“国际通道”，还是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更是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基地。1979年以后，中国对外改革开放，香港商人不仅成为投资中国大陆的主体，还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引路人与桥梁。当时，引进外资中，港资占比为70%，接下来才是台资与日资。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逐渐丧失了中国转口贸易的地位，离岸金融业务渐渐劣质化，沦为中国权贵官僚的资本外逃中转站与“大陆洗钱的后花园”，并化身为港资。我在《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中，指出该报2013年8月12日的文章“外资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所附图表“中国大陆的十大外资来源地”揭示，其中来自香港的投资为397.15亿美元，在全部外资中占比为65%。
如果说1978年至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将港资当外资看，是因为香港当时还未回归及回归初期，出于政治考量必须这样做。那么，2001年之后，则出于中共政治集团内部人的利益考量，香港在经济上被视作外资，对利益集团来说，是洗钱、转移资本的重要管道。
至今，超级港商与在港中资都是与中共血肉相连者，白手起家的中小港商或是在他国另起炉灶，或是破产收山。但“李嘉诚们”与中共血肉相连者的身份困境及其撤资，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第二重困境：外资眼中，资本许进不许出意味着资本流动受限。
“李嘉诚们”的故事，中国人都明白，但外国人不明白。今年中国股市中政府强令托市，最后以“做空中国”的罪名抓人，普遍被视为政府对资本市场的不当干预，是政府恶意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国际投行界从中嗅到危机，开始用“狗嘴里的肉包子”形容投资中国股市，《不能让李嘉诚跑了》这个话题在外资疑虑时适时出现，更让国际投行界产生怀疑，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管控国际资本流动。
所谓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转移，具体包括投资、贷款、援助、输出、输入、买方信贷、卖方信贷、外汇买卖、证券发行与流通等等。按照资本跨国界流动的方向，国际资本流动可以分为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在加入WTO之时，主要成员国美欧各国等要求中国将来开放金融，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但因为在WTO成员国当中，基本没有资本准入不准出，即欢迎外资进入却限制资本流出的事例，也因此从未考虑过这种情况下的应对之策。今年中国政府管制资本流动算是让国际资本长了见识。
这种见识让国际资本多了一重担忧，万一哪天中国限制资本流出了怎么办？因此，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奉行完整的资本流动规则：不仅欢迎资本自由进来，还应该允许资本自由出去。
第三重困境：中国私人资本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中国的私人资本，一直被舆论视为有“原罪”。从民间视角看，大部分民营企业都依靠权力，通过官商结合在“灰色地带”活动，才能将企业做大做强，其财富并不干净。从官方来看，也认为政府给予的方便造就了私企主这群“国王”，逃税、偷漏税、做假帐是企业通例，辫子一大把。平时政府不缺钱，私企主与政府官员关系好时，这些辫子就不是问题。但政府一缺钱，或者私企的官府靠山因反腐入狱，退休走人，私企主们就不安全了，这几年川商、晋商成批倒下，那情景让私企主人们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
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动员私企参股。不少私营企业家已经感到党的那只“巨灵神掌”已经罩向头顶，不少私企主感到政府可能会“关门打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早就开始大量从事“海外投资”，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今年8月中旬有那么几天，每天交易量高达500亿美元，北京痛感外汇储备迅速缩水（据《经济学人》9月28日文章称，约6000亿美元外流），因而加强外汇管制。因为“做空中国”罪名被抓的已经有几十位券商，权力与资本的关系逐渐进入紧张状态。
李嘉诚集三重困境于一身
为什么面对资本跑路，舆论选中的目标是李嘉诚？这是李嘉诚资本特点决定的。
李嘉诚是港商，而且是港商中与北京最高权力走得最近的巨贾。李嘉诚作为香港商界顶尖精英，曾受到中共历届领导人接见。自邓小平于1978年及1990年两度接见李，让他受到最高权力的“加持”，李嘉诚在香港与大陆可谓通行无阻，其特权超过任何太子党成员。罗天昊发表《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说“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尽管历届领导人都对李嘉诚表示过期望，这种期望本是对官商的，但李嘉诚本人却自认外商与私企，为了资本安全，李嘉诚过去几年从香港、内地撤资逾千亿。尽管《人民日报》发表《遇到困难李嘉诚不能共度难关 不必挽留》，故作大方，但另一篇《历任中央领导人对李嘉诚提了哪些要求》，谈的仍然是这个问题：李家资本是中国政府用政策与特殊待遇喂养的名外实内的资本，本应“与国同休”，如今国家经济困难初露，李家就携财外迁，实在是大大辜负了党的殷切期望 。国内媒体不敢明说的是：李嘉诚撤资表明“沉船效应”露头。
9月17日晚间，李嘉诚透过旗下的长实地产发布2015年中报预计表示，称看好中国经济，将继续发展位于香港、中国内地及海外的核心市场，持续增加投资物业所得经常性收入，优化土地储备以平衡稳定及增长。已经撤走逾千亿资本的李嘉诚如此表态，说明他对本身资本壮大的秘辛有自知之明，还不想也不敢与北京彻底翻脸。
其实，港资撤离中国，不止是一个李嘉诚的问题，因为外资当中有65%就是在香港的中资，这些中资的资本积累之道，大致也与李嘉诚差不多，都需要借助于与权力的关系。
中国的衰落迹象初显于2009年，资本观望了几年之后，终于跑路。“李嘉诚跑路”这个话题掀起的千重浪，突显中国现阶段权力与资本关系日趋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与习近平的执政特点有关，更与中国经济黄金时期结束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