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2011年4月，一群中国便衣警察将我在北京机场绑架，然后把我带到一个秘密地点拘留了81天。虽然在关押期间，大多数审问都集中在我的政治活动上，但被释放之后，政府却捏造说我的公司偷税漏税，要求我交清240万美元的税款和罚金。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指控我，一名官员说，“不罚你，你也不会消停。”
为了澄清事实，争取公正，我决定上诉。由于案子的敏感性很高，我联系了浦志强，他以敢为那些被中国专制政权打压的政治活动人士辩护而著名。出于仗义，浦志强接下我的上诉案。他办案条理清晰，逻辑明了，记忆惊人。
多年来，志强为很多记者、上访者和人权活动者进行过辩护。他维护法制的行动，连同他的勇气和出类拔萃的能力，令他成为一个政治迫害目标。他的影响力日增，中国政府视之为威胁。
浦志强在被关押了19个月之后，于12月14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民族仇恨”、“寻衅滋事”的罪名受审。检方的指控基于浦志强在社交网络上的七条微博。上周二，法庭宣布这些罪名成立，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这一判决意味着，他将永远失去律师的身份——他多年来利用法律替无声者发出声音的平台也被摧毁。
这个判决好于预期，可能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产生了影响，但获释后他也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的生活。警方会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如果他在未来三年内继续开展政治活动，就有可能随时被捕入狱。
警方在2011年6月结束对我的羁押之后，扣押了我的护照，禁止我在互联网上发布任何文章。还禁止我接受媒体采访。我工作室外的建筑物和电线杆上安装了监控摄像机，楼外还有警察驻扎。我要出门必须获得许可，即使出了门，也有便衣紧跟着我。浦志强也会遭到类似的待遇。
我第一次见到浦志强是在2009年的夏天，当时他是四川作家谭作人的辩护律师。我不认识谭先生，但我知道他开展过一项与我类似的公民调查。我们都试图揭开一个真相：2008年5月发生的汶川地震中，有5000多中小学生死于倒塌的校舍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校舍的施工质量有问题。谭先生把他的调查结果张贴在网上，结果被警方逮捕。
作为谭的律师，浦志强来到我的工作室交流意见。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北方人，嗓音明亮沉稳。他说如果我出庭作证，我的调查结果对谭的辩护很有利。他的执着令我感动。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谭先生受审当日的凌晨3点，警方突击搜查了我住的酒店，并且野蛮地强迫我和我的同事们留在那里，直到审判结束。我头部受伤，危及生命。尽管志强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谭先生还是被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
中国严重缺少能勇敢到为人权的普世价值而斗争的独立律师。但浦志强不一样。
1989年，身在北京的浦志强是政法大学的学生。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抗议。他对我说，政府命令坦克开进市里的那天晚上，他和一个学医的女生是最后撤出广场的人。回宿舍的路上，他们在偏僻的巷子里迷路了。这证明是两人的福气：他们避开了在主路上出没的军人对抗议者的随意扫射。后来，那个女生成了浦志强的妻子。
浦志强从未停止呼吁政府平反“六四”。去年5月，他在参加了一场纪念六四25周年的私人聚会后，被警方逮捕。我和他的朋友都没想到他会被逮捕并被关押这么久却不开审。在此期间，调查人员仔细盘问他的同事，并彻底审查了他律师事务所的财务记录，希望用经济罪名指控他。当这类企图失败后，他们只能诉诸于他的在微博上发的帖子。
浦志强是独一无二的，但他的案子却不是。自他被捕以后，很多人权律师都消失了。公众和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们被关押在何处，处境如何。他们没有机会被探视，他们的子女被限制出境。我们可以想象到，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律师也会像浦志强一样接受审判，并得到有罪判决。
在全世界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的经济实力时，谁都不应该忘记，它的崛起是以自由和人权为代价的。悲哀的是，中国国内外的很多人接受了司法体制屈从于党的权力这个事实。
尽管如此，我拒绝麻木和习惯化。我不认为在中国就只能逆来顺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