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撰写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近30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现在的0.45以上。而据CFPS2012资料估算，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财产不平等的程度更加严重。估算结果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除了收入和财产上的不平等之外，从教育机会到医疗保障，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整体呈现扩大趋势，不同人群在教育机会、健康保障等方面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这份重磅报告，为北京大学多少挣回了一些颜面，学者敢于揭开中国贫富悬殊真相，希望政府重视贫富问题，从制度上着手解决贫富问题，值得浮躁虚伪的学界尊重，也是为了促使中国社会不至于因贫富悬殊出现巨大的动荡或失控。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己经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不是之一)，这个结果难免让上上下下一片沮丧。贫富悬殊一直刺痛着公众的敏感神经，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所做的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由此可以计算出，中国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样的数据，在美国是8.4，印度是4.9，俄罗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这意味着，中国现在也已经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初次分配中，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50%-55%的水平，而美国该项指标早在19世纪就达到了50%。至城乡差距，2005年中国是3.22倍，2009年就扩大到3.36倍，绝对差距首次超过一万元。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东部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也没有扭转迹象，仍在持续扩大中。

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近几年也是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理论数字也只有10%左右。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

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取样8,000户家庭做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0%的家庭控制了整个中国86.7%的财富。而从金字塔顶到塔底，其中的贫富悬殊就不言而喻了。 　　

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官方数据是：2003年0.479、2006年0.487、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2年0.474。而实际上基尼系数远远高过上述指标，在少数人财富呈爆炸性增长的同时，中国仍有至少1.28亿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所谓国家贫困线的定义为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

中国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因而社会矛盾与风险日益突出，群体性事件在各地频频爆发，“新三座大山”令收入低下的社会底层民众感到极大的生存压力，积聚的民怨越来越威胁着社会稳定。而维稳经费飙高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国外，而是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维稳经费飙高得到有效化解。 　　

近年来，除了土地、资源、资本制造富豪外，众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国富豪人数庞杂社会财富底数更加模糊混乱。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资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30多万亿投资中，至少有6万多亿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

中国无论是公开的富豪还是隐形富豪，在拥有巨额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尽到相应的纳税义务，没有为这个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和税收，以至于中国的富豪人数在短短数十年里，便超越了财富累积数百年的西方国家。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富豪迅速崛起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针对富人的税收体系，因此导致中国的税收制度出现了“劫贫济富”的乱象。

贫富悬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悬殊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悬殊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权变更和社会动荡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贫富悬殊而引发的社会内乱和抗争。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能任凭贫富悬殊无限扩大。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完全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富可敌国，绝大多数人长期只能维持温饱抑或艰难度日，中国将会陷入一种周期性的噩梦之中。

由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撰写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近30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现在的0.45以上。而据CFPS2012资料估算，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财产不平等的程度更加严重。估算结果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除了收入和财产上的不平等之外，从教育机会到医疗保障，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整体呈现扩大趋势，不同人群在教育机会、健康保障等方面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这份重磅报告，为北京大学多少挣回了一些颜面，学者敢于揭开中国贫富悬殊真相，希望政府重视贫富问题，从制度上着手解决贫富问题，值得浮躁虚伪的学界尊重，也是为了促使中国社会不至于因贫富悬殊出现巨大的动荡或失控。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己经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不是之一)，这个结果难免让上上下下一片沮丧。贫富悬殊一直刺痛着公众的敏感神经，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所做的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由此可以计算出，中国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样的数据，在美国是8.4，印度是4.9，俄罗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这意味着，中国现在也已经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初次分配中，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50%-55%的水平，而美国该项指标早在19世纪就达到了50%。至城乡差距，2005年中国是3.22倍，2009年就扩大到3.36倍，绝对差距首次超过一万元。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东部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也没有扭转迹象，仍在持续扩大中。

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近几年也是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理论数字也只有10%左右。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

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取样8,000户家庭做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0%的家庭控制了整个中国86.7%的财富。而从金字塔顶到塔底，其中的贫富悬殊就不言而喻了。 　　

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官方数据是：2003年0.479、2006年0.487、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2年0.474。而实际上基尼系数远远高过上述指标，在少数人财富呈爆炸性增长的同时，中国仍有至少1.28亿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所谓国家贫困线的定义为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

中国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因而社会矛盾与风险日益突出，群体性事件在各地频频爆发，“新三座大山”令收入低下的社会底层民众感到极大的生存压力，积聚的民怨越来越威胁着社会稳定。而维稳经费飙高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国外，而是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维稳经费飙高得到有效化解。 　　

近年来，除了土地、资源、资本制造富豪外，众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国富豪人数庞杂社会财富底数更加模糊混乱。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资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30多万亿投资中，至少有6万多亿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

中国无论是公开的富豪还是隐形富豪，在拥有巨额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尽到相应的纳税义务，没有为这个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和税收，以至于中国的富豪人数在短短数十年里，便超越了财富累积数百年的西方国家。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富豪迅速崛起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针对富人的税收体系，因此导致中国的税收制度出现了“劫贫济富”的乱象。

贫富悬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悬殊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悬殊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权变更和社会动荡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贫富悬殊而引发的社会内乱和抗争。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能任凭贫富悬殊无限扩大。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完全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富可敌国，绝大多数人长期只能维持温饱抑或艰难度日，中国将会陷入一种周期性的噩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