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法制历史的倒退

最近听到的最可笑的事情,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搞的党政合一。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走的路子几乎一模一样:都是教法合一开始。先把司法与宗教合一,然后顺理成章就是文革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了。这就是国内外各界朋友们正在议论的中国的倒退和文革化。

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至今最受到人们诟病的,就是宗教法庭。也就是把宗教的教义当作法律,来决定人们的生死。习近平显然还没有聪明到能够发明一套宗教理论,但他决定把马列毛的理论当作他的理论,把名义上还是共产党的内部司法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官方的司法机关监察委员会合并。两块牌子一个机关,实行了政教合一。

比中国人发明官僚制度还要早;自从有政府开始,也就是从治水的大禹之子建立夏朝开始,腐败就是让社会头疼的问题。这也是导致人民受苦受难,社会衰败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

自古至今所有的社会都反对腐败,特别是建立官僚制度以后,反腐败的机构就开始发展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密。 虽然并不都很成功,但也找到了一些基本的规律和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监督和监察的机构本身也必须受到监督和监察。所以反腐败的机构必须叠床架屋,互相重叠,避免有受监督的死角。

古代的反腐败为什么起起伏伏,效果不佳呢?根本的原因在于:虽然监督机制相当完善,甚至比现代的机制还要完善,但是官场本身浑然一体,不分党派。在同一个官场上混,抬头不见低头见,官官相护,彼此利用也就难免了。

只有现代民主制提供了有效反腐败的可能性。它把官场分成了不同的党派,让他们互相竞争,而反腐败成了竞争的重要内容。政治家们都是同行,彼此非常了解。想欺骗外行的老百姓很容易,想欺骗同样是内行的对立党派,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听起来像是设计好了让他们鹬蚌相争,不太道德。但这可以让社会渔翁得利,避免了权力的腐败,十分道德。所以民主制没有特别复杂的反腐败机关,也能够把腐败现象压制在最低限度,或者几乎杜绝。这和专制政权的大规模深度腐败,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别看民主制好像很乱,竞选吵架吵翻了天,可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社会和老百姓在这种竞争之中得利,有什么不好呢?让人头疼的腐败被压制得抬不起头了,有什么不对吗?其实古代所谓的明君最大的明,就是把官员分成几派,所谓的分而治之。以至于制度性地设立两个以上的宰相,制造出政治竞争以便避免大权独揽造成的重度腐败。

考察历史,中国古代腐败盛行的时期,一律是从相权不平衡开始,从上到下层层腐败,日渐加重,最终走向全面失控。

中国现在的形势,正是全面腐败,走向失控。中国的政体,正是政教合一,法制失控。在这种形势下,取消监督机制的重叠,取消监督机构所受的监督,是反腐败呢,还是制造腐败?只要有正常的智商,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既然是这么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满世界晒书单,好像很有文化的习近平、王岐山就不懂呢?原来是有背后的原因。习近平的原因很简单,就像大家抨击的那样,想搞个人独裁,就从各个方面集中权力。他作为党的第一把手,不习惯看见党权以外的任何权力,司法权也不例外。

于是,王岐山顺水推舟,顺藤摸瓜,就帮助习近平集中了司法权里最重要的权力,监督、监察官员的权力。理由当然是反腐不理想,都因为权力不集中,互相牵制受干扰等等。结论就是要把对官员的监督权集中起来,才能够有效打击不听话的不是本帮派的官员。习近平听了偷着乐。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岐山功高震主,使得习近平心生疑忌,企图排挤。这就是前两年盛传的王岐山按照七上八下的规矩,应该在今年退休。那两年习近平还特别强调要守规矩,王岐山也公开笑谈退休生活。但大家也都看得出来;没有王岐山,习近平可能混不下去。

也不排除王岐山私下里给以压力,最终习近平不得不在十九次党代会前作出让步。让步不能只给口头上的让步,老王也不会接受口惠而实不致。所以干脆达成共识:你独裁我也要独裁,你党政大权一把抓,我也要政法大权一把抓。如此双方就达到了权力的平衡。

但这个平衡是暂时且脆弱的。习近平要想当毛泽东二世,就要像毛泽东在六十年代不仅仅维持不倒台还可以发动文革那样,不仅有党的主席,还有军队的林彪,再加上政法大权的公安部长谢富治。

现在习近平失去了政法大权,就不能够达到他的毛泽东二世的理想。欲达到理想就要争夺政法大权,就要和王岐山摊牌。俩人就会上演纸牌屋,直到你死我活。而王岐山早已利用政法大权树立了威望,进一步削剪异己扩充实力,最终鹿死谁手还不一定。

在国际形势不利于中共的情况下,这场斗争将会提前到来。我们大家就等着看好戏吧。

民主中国 | minzhuzhongguo.org

魏京生:法制历史的倒退

最近听到的最可笑的事情,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搞的党政合一。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走的路子几乎一模一样:都是教法合一开始。先把司法与宗教合一,然后顺理成章就是文革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了。这就是国内外各界朋友们正在议论的中国的倒退和文革化。

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至今最受到人们诟病的,就是宗教法庭。也就是把宗教的教义当作法律,来决定人们的生死。习近平显然还没有聪明到能够发明一套宗教理论,但他决定把马列毛的理论当作他的理论,把名义上还是共产党的内部司法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官方的司法机关监察委员会合并。两块牌子一个机关,实行了政教合一。

比中国人发明官僚制度还要早;自从有政府开始,也就是从治水的大禹之子建立夏朝开始,腐败就是让社会头疼的问题。这也是导致人民受苦受难,社会衰败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

自古至今所有的社会都反对腐败,特别是建立官僚制度以后,反腐败的机构就开始发展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密。 虽然并不都很成功,但也找到了一些基本的规律和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监督和监察的机构本身也必须受到监督和监察。所以反腐败的机构必须叠床架屋,互相重叠,避免有受监督的死角。

古代的反腐败为什么起起伏伏,效果不佳呢?根本的原因在于:虽然监督机制相当完善,甚至比现代的机制还要完善,但是官场本身浑然一体,不分党派。在同一个官场上混,抬头不见低头见,官官相护,彼此利用也就难免了。

只有现代民主制提供了有效反腐败的可能性。它把官场分成了不同的党派,让他们互相竞争,而反腐败成了竞争的重要内容。政治家们都是同行,彼此非常了解。想欺骗外行的老百姓很容易,想欺骗同样是内行的对立党派,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听起来像是设计好了让他们鹬蚌相争,不太道德。但这可以让社会渔翁得利,避免了权力的腐败,十分道德。所以民主制没有特别复杂的反腐败机关,也能够把腐败现象压制在最低限度,或者几乎杜绝。这和专制政权的大规模深度腐败,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别看民主制好像很乱,竞选吵架吵翻了天,可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社会和老百姓在这种竞争之中得利,有什么不好呢?让人头疼的腐败被压制得抬不起头了,有什么不对吗?其实古代所谓的明君最大的明,就是把官员分成几派,所谓的分而治之。以至于制度性地设立两个以上的宰相,制造出政治竞争以便避免大权独揽造成的重度腐败。

考察历史,中国古代腐败盛行的时期,一律是从相权不平衡开始,从上到下层层腐败,日渐加重,最终走向全面失控。

中国现在的形势,正是全面腐败,走向失控。中国的政体,正是政教合一,法制失控。在这种形势下,取消监督机制的重叠,取消监督机构所受的监督,是反腐败呢,还是制造腐败?只要有正常的智商,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既然是这么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满世界晒书单,好像很有文化的习近平、王岐山就不懂呢?原来是有背后的原因。习近平的原因很简单,就像大家抨击的那样,想搞个人独裁,就从各个方面集中权力。他作为党的第一把手,不习惯看见党权以外的任何权力,司法权也不例外。

于是,王岐山顺水推舟,顺藤摸瓜,就帮助习近平集中了司法权里最重要的权力,监督、监察官员的权力。理由当然是反腐不理想,都因为权力不集中,互相牵制受干扰等等。结论就是要把对官员的监督权集中起来,才能够有效打击不听话的不是本帮派的官员。习近平听了偷着乐。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岐山功高震主,使得习近平心生疑忌,企图排挤。这就是前两年盛传的王岐山按照七上八下的规矩,应该在今年退休。那两年习近平还特别强调要守规矩,王岐山也公开笑谈退休生活。但大家也都看得出来;没有王岐山,习近平可能混不下去。

也不排除王岐山私下里给以压力,最终习近平不得不在十九次党代会前作出让步。让步不能只给口头上的让步,老王也不会接受口惠而实不致。所以干脆达成共识:你独裁我也要独裁,你党政大权一把抓,我也要政法大权一把抓。如此双方就达到了权力的平衡。

但这个平衡是暂时且脆弱的。习近平要想当毛泽东二世,就要像毛泽东在六十年代不仅仅维持不倒台还可以发动文革那样,不仅有党的主席,还有军队的林彪,再加上政法大权的公安部长谢富治。

现在习近平失去了政法大权,就不能够达到他的毛泽东二世的理想。欲达到理想就要争夺政法大权,就要和王岐山摊牌。俩人就会上演纸牌屋,直到你死我活。而王岐山早已利用政法大权树立了威望,进一步削剪异己扩充实力,最终鹿死谁手还不一定。

在国际形势不利于中共的情况下,这场斗争将会提前到来。我们大家就等着看好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