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网络图片）
“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题”；“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都从一个当前的乡村做起”—— 卢作孚《乡村建设》
卢作孚先生是中国近代史重臣，具有多种身份。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大企业家，即独掌长江航运事业，后又驶向太平洋，中国内地唯一的‘船王’。再就是在乡村建设事业上，做出过突出贡献，与晏阳初先生、梁漱溟先生合称为‘民国乡建三杰’之一，至今遗泽犹存。
其实卢的一生，曾转战于‘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他也是先致力于教育救国，在遭到了多次失败以后，认识到“没有经济实力而单纯搞民众教育是十分困难的，而仅靠教育，不但救不了国，连教育也搞不下去。因此，他决心按照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选择了办实业和地方建设来振兴中华。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人们提起卢作孚，都会引用毛泽东的那几句著名的论断：“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中，有四位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应该说毛的论断是公正的准确的。在别的场合毛也说过‘卢作孚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但是毛这么看重的人，为何在毛治下为何命运如此凄惨呢？是卢之错，还是毛之错？卢之惨死是偶然的个案呢？还是必然的后果？延伸一步追问，毛泽东们与卢作孚们的矛盾，根源究竟在哪里？明确一点说，卢作孚们为之献身的实业救国和乡村建设，与毛泽东们的治国理念，有何根本不同？究竟谁在为社会为黎民百姓造福，谁在谋一己和小集团私利？是本文重点，不妨借解剖卢作孚命运这一契机，做一点探讨，也向方家与读者求证。
说来话长。就中国广袤农村的建设与变革而言，我们在经历毛式的暴力革命种种灾难之后，这才重新想起，本来近百年前，与毛泽东们鼓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几乎同时，中国的思想界、教育界的一批有识之士，乃至一些地方官员，已经在中国乡村的建设与变革等问题上，做过了艰苦的探索，和部分地区的科学试验。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过重要的成果。虽然这种探索与试验，后来因种种原因中断了停滞了。但记录还在，有些成果也还保留着，比如晏阳初先生在河北省定县搞的平民教育试验点，至1980年代调查，仍是河北省唯一无文盲县。而毛泽东在农村搞的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倒行逆施，对中国农村带来的持久性破坏，则比比皆是。这样我们重温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陶行知等民族先贤们的有益探索和科学试验，不仅有历史意义，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卢作孚先生晏阳初先生梁漱溟先生，网传三人同庚，皆出生于1893年。其实有误，晏阳初生于1890年，陶行知生于1891年，卢生于1893年。要说同年代，则庶几近之。四人均极力关注中国乡村问题，而其见解及实践，三人与毛是南辕北辙，道不同不相为谋。后来毛泽东胜利了，得鼎中国，三人皆事业中断，命运坎坷。除晏阳初早早离开大陆，逃过一劫，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依然处境艰难。而梁漱溟先生卢作孚先生，在毛的集权统治下，则厄运连年，苟延度日。尤其是卢作孚先生，这位有完人一般情操的实业家，在备受凌辱走投无路时，只能以一死告别他深爱的这片国土了。
其实岂止是卢作孚，49年政权更迭之后，留在大陆的各类知识分子、大大小小工商业者、乡村农业精英，有几个有好下场的。那个被毛点名称赞的中国化学工业奠基人范旭东，还不是和卢作孚一样，于1956年被当作‘反动资本家’斗死。
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以“民国乡建三杰” 为代表的，近九十年前，他们在中国乡村建设问题上，所做出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有益探索呢？
二十世纪二十年末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在这场社会改革运动中，在大目标大体一致的情况下，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思想和方案，其实践效果也有很大差异。
且以“民国乡建三杰” 为例。
晏阳初是以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为主，来带动整个乡村的建设；梁漱溟则从建立村学乡学，实行政教合一，从改变乡村政体着手进行乡村建设；而卢作孚则是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以“乡村现代化”为乡村建设的目标。
先说卢作孚。
卢作孚出生在偏僻的四川省合川县（今属重庆市），家境贫寒。父亲目不识丁，却关心孩子教育。卢作孚命运坎坷，年少时－度聋哑，14岁才读完小学。一度进过学制数月的数学补习班，就是他的最高学历。但并不妨碍刻苦自学，且视眼开阔，学贯中西，皆有心得。正是这种契而不舍的精神，砥砺前行，终成－代学人、社会企业家和著名的乡村建设实干家。
作为社会改革家，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唯一在中国西南部，且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创造了实业兴乡的“北碚模式”。他把兴办实业和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
１９３０年，卢作孚发表《乡村建设》一文，从政治、经济、教育几个方面阐述了乡村地位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题”，乡村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赶紧解决乡村问题”，“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都从一个当前的乡村起”，要建设国家必先建设乡村以立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对于怎样挽救民族危亡，卢作孚有自己的见解：“中国自晚清百余年有敌国外患以来，遇战争即失败，遇外交亦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愚昧与落后。因此，他认为只靠几次救亡运动是不能解决国家根本问题的，“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 卢作孚明确地认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因此，他认为：“内忧外患是两个问题，却只须一个方法去解决它。这个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 我们作乡村运动“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卢作孚相信：“无论什么事业，都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他选择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作为实现其理想社会的实验地，那时他是重庆北碚地区峡防局局长。说起卢作孚是如何当上这个局长的，颇负传奇性。卢早年从事教育救国，屡屡失败。主要原因是当时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军人治下，教育难以发展。乃投身于实业，认为四川交通闭塞，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修公路难，修铁路更难，那就开拓水路航运事业。历经千辛万苦，一代船王滥觞时－条名为‘民生号’轮船，终于在1926年5月，胜利首航于重庆与合川65公里航路之间。
一条船垄断不了长江航运，也不可能与多国外轮，尤其是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等老牌航运公司抗衡。要发展别说资金技术设备等困难重重，首先领地这一关就不好过。从重庆到合川，尽管只有几十公里，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28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21军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 的北碚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通了，“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顺利发展。所以，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
卢作孚知难而进。千方百计，甚至借用迷信手段，说服当时最大的两股军阀，即刘湘刘文辉叔侄，终于开通了两辖区之间的航运，还当上了当时匪盗横行的重庆北碚地区峡防局局长。从此重庆北碚作为卢作孚进行乡村建设的基地，所谓‘北碚模式’，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抗日期间更名重一时，现今也还有人念念不亡，此皆卢作孚一己之力也。
卢作孚出任重庆北碚地区峡防局局长后，主持北碚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科学、卫生等事业，开办工厂、煤矿、农场、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修筑铁路，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把北碚从一个盗匪横行、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名闻遐迩的模范地区。他的构想是“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按照这个构想，卢作孚规划了北碚乡村建设的蓝图，那是一幅农村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蓝图。
卢作孚领导的北碚建设不仅得到了国内许多知名人士的高度赞扬，也得到国外媒体的好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参观北碚建设后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１９４４年，美国一家杂志撰文称赞“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最杰出的例子”。
卢作孚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卢先生的历史定位，首先却是“航运巨子”，就是“船王”。王者卢作孚，不仅因为拥有巨大财富，是中国航运业的龙头老大，逐渐挤走一切外轮，独掌长江航运。更重要的在抗日战争中，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中国大城市相继失守，日寇正扑向武汉的危急时刻，卢作孚拒绝了国民政府下令，要卢作孚凿沉其所有船只，阻塞长江航道，以图借此阻挡日寇从水路进攻重庆。而是紧急调运船只，把堆集在汉口宜昌的巨量物资，包括军工、民用等直接关系到民族存亡、国民生计等设备货物，抡运至天险三峡的上游重庆、宜宾、泸州等地。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很难设想如果这批物资和人才落入敌手，会有怎样的后果。
卢作孚先生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筚路蓝缕，艰苦卓绝，成就巨大。在航运、矿山、贸易、纺织、教育、医疗、食品、保险、及新闻诸多领域，皆有重大建树。船只最高时达到 137只、36000余吨位、拥有职工17000余人，独占了川江航运，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以后他的船队又驶向大海，驶向太平洋。顺理成章的他也应该是全国顶尖级的富豪。
卢作孚一生充满传奇，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此顶级富豪的卢先生竟然是地无一垅，房无一间，存款为零。庞大的家族，只依赖他在民生航运公司的工资过活，抗日困难时期，他家也生活拮据。对此卢本人有个概括：“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这句话本身就是个传奇，如果不是卢先生身体力行，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别人说能有人信吗？天下真的有做生意不为赚钱，做事业不为个人成功的人！那为的什么呢？为的是国家强大起来，为的是受尽苦难的中国人，能堂堂正正站起来！卢作孚精神仰之弥高。
联想到那位毛泽东先生，要国人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什么‘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自己却是巨贪，在下令全国停发一切稿酬时，自己却独享所谓稿酬亿元之巨。还在人祸大饥荒大跃进期间，一边是三千多万饿殍遍地，一边公款大盖奢靡的行宫别墅，达六十余处，骄奢淫逸。与言行一致的卢作孚先生相比，人格之差，实乃云泥之别。
对卢作孚先生，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先生，有个精要的概述：航运巨子卢作孚，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他白手起家创办民生实业公司，被称为“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乃父章乃器先生评价其人：“精明诚朴，勤苦干练，且具有百折不挠之精神。” 其品格与操守几近完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动乱期间，卢作孚一度滞留香港，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所担任的几十家公司董事长董事的企业，都以各种形式贡献给了新政权。卢先生响应政府号召，他的企业，最早实行公私合营。他依然和既往一样，依赖工资过着俭朴的生活。按理卢作孚应该是建立共和国的功臣。
但他毕竟是资本家，还是大资本家，还担任过蒋政权的高官，注定了他是这个政权的异类，被批斗被打倒，直至屈死，是迟早一天的事。只是他不会想到，一切会来的那么早，那么猝不及防，那么手段下游。
本来从公私合营开始的所谓对工商业的改造，和暴力土改一样，是以消灭私有制为名，实行官有制，实质就是掠夺！但是你硬要把他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你就必须说出理由来，否则不就是抢劫吗？能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吗？不那么容易吧。本来嘛，你的就是你的，就如我的就是我的，那么简单公平。现在没有任何根据，一定要把别人的东西，依仗权势硬说成是自己的，不就是强词夺理仗势欺人的歪理邪说吗？是的，各种政治运动，比如暴力土改，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当然也包括对工商业的改造，都是这个模式。暴力土改时，舆论先行，说地主富农们如何罪大恶极，要杀要关要管，然后再把你的田地房屋财产，甚至女人都拿走分掉。对资本家和大大小小工商业者，同样也先造舆论，说你们是如何的剥削有罪，罪该万死！不抓你不毙你也行，你可以自我了断。上海是资本家集中之地，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是有很多资本家跳楼了嘛。当时的市长曾问过，今天有几顶“降落伞”？
大资本家卢作孚未跳楼，他在一场批斗会之后，不堪凌辱，服大量安眠药之后，长睡不醒了，时在1952年，年仅59岁。说不堪凌辱，就是手段太下作。
关于卢作孚之死，当以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１日，卢作孚的幼子卢国纶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卢作孚之死》一文，最具权威性：“1952年２月８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已是身心深受刺激且万分焦虑疲惫的卢作孚被刻意安排坐在第一排正中位置，但又使卢作孚大为吃惊的是，大会主题竟是揭批公司资方腐蚀拉拢国家干部。而事实不过是卢作孚与公司的公股代表不久前一起在北京出差时，互请吃饭、洗澡、看戏而已。更出人意料的是，当公股代表作了检查后，卢作孚平日最关心、最亲信的一个通信员却跳上台来，揭批公股代表中了资本家的“糖衣炮弹”，被资本家腐蚀拉下水。这个通信员表面上是在批判公股代表，而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卢作孚。当时会场上口号不断，气氛紧张，卢作孚坐在台下，困惑、难堪、痛苦交织。可以说，这天的大会对卢作孚身心以极大打击，是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这事干的太下作。先说那个“最亲信的一个通讯员”，名曰关怀，本是一个广州街头流浪孤儿，卢先生好心收养了，又给了他一份差事，还长期生活在卢家。说卢家是他再生之地，也不为过。1952年时刚17岁（据卢作孚外甥清秋子著《百年心事：卢作孚传》记载，是19岁），还是个孩子，居然被人挑唆来诬陷自己的恩人。再说仅凭什么互请吃饭、洗澡、看戏，就是什么资本家的“糖衣炮弹”，是不是太“小儿科”了，这能是一代船王所为吗？由此我想起了同有“船王”之称的香港包玉刚先生，大陆改革开放后，包先生独资在北京建了座五星级的饭店，备受赞誉。却为何对另一位船王，如此残酷和绝情呢？
《炎黄春秋》2014年9月号，在“卢作孚之死的调查经过” 一文的结尾写道，卢先生之死，一是小关怀对卢的当面辱骂；一是公方代表张祥麟的玩忽职守。作者还认为卢作孚是死于士可杀不可辱！
我则认为主谋则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面夸奖卢作孚， 一面却以政治运动的卑劣方式，整死卢作孚，能说毛泽东对卢作孚之死不知情，不该承担责任吗？不过是和毛整死刘少奇彭德怀等政治对手方式如出一辙，玩的是借刀杀人，是一个政治流氓玩弄的流氓政治而已。
近年对卢作孚之死，又做了一点深层思考。卢先生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遇到过多少艰难曲折，都以坚强意志，灵活的方式，乃至广泛的人脉关系，和人格魅力，闯荡过来了，还能因为几场批斗会，和几个小人渣的污言秽语，胡搅蛮缠，就能狠下心来，抛妻别子，丢下他辛勤一生创建的航运事业，尤其是他能忍心告别脚下这片祖国的热土，和亿万他挚爱的同胞，撒手西去？卢先生是位大爱无疆的人，有着爱国爱民的广阔胸襟，导致他毅然走上绝路，会不会另有隐情，还有什么我们后人不能理解的原因，才决然而去的！
因此‘卢作孚之死’直到今天， 依然是善良的人们，热心关注的话题。为的是比阳光空气更重要的公平正义，为的是前车之鉴。可惜逝者已矣，留下来有价值的资料并不多。近日读到卢作孚先生写于1946的《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提出：未来中国的建设“更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当集中一切力量于经济建设。政府机关是用以管理经济建设的，法律是用以保障经济建设的，教育是用以培养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的。科学研究是用以克服经济建设所遭遇的困难的”。还提出“一切产业应尽量鼓励民营”，“国家直接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在管理上，国家及各级管理机构，”只负责产业相互配合的责任，盈亏成败应由产业自任之，不应由管理机构代任之”。
这就谈到问题的核心了。我们再看看毛泽东是如何决策那时形势的，只须转一个现在已非机密的对话就够了。据黄克诚回忆，1949年5月某日，毛泽东接见他时突然发问：“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记住这个日期，是1949年5月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毛已决定要搞各项政治运动，目的就是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要继续搞暴力革命，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官有制。对政治也极为敏感的卢作孚，能不感到他的所谓治国理念，能在新时代行得通吗？与其长期检查受辱，温水煮青蛙，迟早－死，不如决然而去，－了百了。
章立凡先生说卢作孚之死，当时曾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因为卢作孚先生对国家对百姓的贡献太大，个人品质太好。而对他的诬陷实在又是太下流太卑鄙，这种强烈的反差，自然会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而且又不是个案，卢作孚之死正是三反五反运动的高潮期间，资本家集中地的上海，每天都有资本家被逼跳楼。终于惊动了最高层，感到如此下去，将危及执政党的安全。于是决定政策放缓，暂时减少了资本家被逼自杀事件。所以章立凡说卢之死救了很多人的命。但执政者既定的政策不会改变，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总方针也不会改变，三反五反运动终于还是取得了伟大胜利。比如那位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先生，1952年未死，1956年还是被作为‘反动的资本家’斗死了。
2017年9月改写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