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周尔鎏和同父异母妹妹周尔美。周尔美1949年随母亲去了台湾。（照片来自《我的七爸周恩来》）

 

1974年周恩来和江青接见澳洲共党主席希尔，周尔鎏（后排右二）刚好站在周恩来后面。此照片发布后引起邓颖超的不安，埋怨侄子周尔鎏不小心，恐被人知道两人的亲属关系。（照片来自《我的七爸周恩来》）

 

1956年5月13日香港《华侨日报》报导周恩来弟妇马顺宜（左）途径香港飞比利时参加联合国反集中营特别委员会法庭，作证控诉周恩来和中共灭绝人性。此照片摄于香港启德机场。

 

 

我在撰写披露周恩来为同性恋的《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一书时，发现周恩来家族中有一宗纠纷值得一谈，因为这宗家族纠纷不但能反映中共革命时代的残酷和灭绝人性，也可以对周恩来复杂的人生多一重透视。

 

这个事件就是周恩来姻亲马士杰之死。马士杰之死引起的非议和谴责使得其家族发生分裂和对立，其弟妇出走台湾，全世界控诉中共和周恩来残暴不仁，使得周恩来深受困扰。周恩来生前对此耿耿于怀，其侄子周尔鎏受周恩来生前所托，近年专门撰文为周恩来作出澄清。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也移居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并常往中共驻沪办事处办事。英国记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说，这时周恩来见到了他在上海和南京的亲戚。有个“弟媳的父亲碰到了麻烦，家乡的共产党正在整治富裕的地主，她的父亲属于整治的对象，他们要求周在这件事上帮帮忙，但周却无动于衷。经过几次不成功的请求，弟媳终于与她的父亲见上一面，她回来后说，他的临终愿望就是要她不要再见周家的人。极度悲伤的弟媳和婶婶一起怒冲冲地闯入周的办公室，周不得不忍受她们对他的无情和对共产党的愤怒的斥责。”

 

这个弟媳就是他堂弟周恩霔（周恩来二伯父周贻康之子）的妻子马顺宜，遭到麻烦的是她父亲、即江苏高邮县著名士绅马士杰。马士杰是前清遗老，民国著名文人，在民国时代历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司长、运河工程局总办、及代理江苏省长等职，并在家乡高邮兴办实业，开设典当、钱庄、货号，并有大量田产，为高邮县首富。因抗战时立场较倾向中共，曾被中共视为开明绅士。1945年年底高邮县被中共“解放”，成为新解放区，1946年初中共在苏北解放区开始土改，这位开明绅士马士杰受到冲击。因此女儿马顺宜向当了中共大官的堂兄周恩来求助。迪克‧威尔逊书中提到的婶婶是周恩来的二伯父周贻康的遗孀程贞仪，即周恩霔生母。

 

马士杰卒于1946年8月，因死在土改期间，他的死因就不免引起猜疑。大陆现一些公开资料说马士杰是在家中患病去世。而马顺宜则声称父亲在土改中被中共迫害而死。当时周恩来堂弟周恩霔在周恩来安排下，在江苏盐城的苏皖边区政府的军部工作，是苏北中共政权的新贵，马顺宜曾求助丈夫和堂兄周恩来，周恩霔避而不见，而周恩来也拒绝援手。

 

周恩来兄弟此举在马家看来是忘恩负义。因为抗战爆发后，居住在上海的二伯母程贞仪带着家人到高邮投靠媳妇马顺宜娘家，寄居马士杰大宅，受到马家庇护，周尔鎏后来也从上海来到高邮住在马家。因此马士杰是有恩于周家。马顺宜为此悲愤异常，因此与丈夫离婚，并将丈夫周恩霔与前妻生的孩子周尔鎏赶出了马家。

马顺宜生于1911年，毕业于江苏光华大学经济系，是经马士杰的至交黄炎培介绍与周恩霔结婚。与周恩霔离婚后的马顺宜在1949年带着女儿周尔美和幼子马瑞宜避秦去了台湾，次年即发表一书《逃出了赤色的家庭--周恩来弟媳的控诉》，控诉中共的残暴和中共党人灭绝人性六亲不认，并环绕台湾发表控诉演讲。1956年5月曾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国际反集中营委员会特别法庭，作证指控共产党反人道罪行，过境香港时曾接受香港媒体采访。但她与周恩霔生的儿子周尔均则留在了大陆，现是中共退休少将，妻子邓在军为央视导演。近年周尔均夫妇有不少回忆文章大谈伯父周恩来对他们的培养和关爱，但从来没有提起过极其反共的亲母马顺宜。

 

马顺宜单身一人含辛茹苦养大子女，1973年随幼子马瑞宜迁居美国南加州。马顺宜很长寿，活到一百多岁，2013年以102岁的超高龄获得亲台湾的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的好妈妈奖。其子终身未婚，事母至孝。美籍华人学者许芥昱上世纪六十年代写周恩来传记，曾访问过马顺宜。

 

当年因为马顺宜以周恩来弟媳身份的血泪控诉，加之马士杰的名气。这一闹，确实给周恩来的国际形象很大伤害，周恩来夫妇为之相当困扰，因此希望他的侄子能够找机会为他澄清。周尔鎏在周恩来的子侄辈中是政治地位最显赫的，曾任中联部、对外文委(文化部)司局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驻英国文化参赞等。在周恩来生前曾多次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但外人不知他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因周恩来排行为七，他称之为七爸，2014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的七爸周恩来》，其中一个章节就是谈马士杰之死。次年大陆中央文献出版社也出版了此书，我未读过大陆版本，因为大陆的出版审查制度，相信两个版本在内容上应该有很大出入。这里提到的是香港版本。

 

周尔鎏在《我的七爸周恩来》书中说：“七爸生前还数次对我提到马老不是一般的清末遗老，而是坚持留在解放区的少数开明士绅之一，他一生追求进步，务求做到「立德、立言、立功」、「有益于人，有利于世」，涉及其平生业绩的史料因此不可随意湮没。同时，七爸还指出有人在国际上恶意凭空造谣，并且行诸文字，广泛传播，甚至一度陈列到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妄称马先生是为周恩来、周恩霔兄弟两人所迫害致死。这虽是荒唐不稽之谈，完全不符合事实，但其恶劣的国内外误解和影响则不可漠然处之，七爸希望我也能对此重视并配合做些工作。”

周恩来所指的有人就是曾经的弟妇马顺宜。

   

按马顺宜赴台湾后的控诉。1945年11月19日高邮县“陷共”（周尔鎏这一方称为“解放”）后，马士杰作为当地大地主受到清算，一日数次家中被搜查。次年土改5月马士杰被拉去批斗，因已81岁高龄，是女儿马顺宜代替老父上批斗会，并代父坐牢几个月，其间曾被押着游街示众，还遭到殴打。马顺宜出狱次日，十几个共干上门要押走马士杰，马家全家十三口跪地痛哭哀求，但不能免。马士杰被捆绑殴打，数度昏死过去。随后马顺宜与父亲被带走关押，两人曾陪过杀场。马顺宜获释后即同她的公婆程仪贞（周恩来二伯母）前往南京梅园找到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拒绝援助，婆媳二人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愤怒指骂周恩来。

   

马顺宜说，她从南京回到高邮时父亲已获释回家，但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两天后即含恨辞世。马老死前遗言要女儿不要相信共产党，不要与共产党合作。

  

《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有关此事件的报导，即源自对寓居美国的马顺宜的采访。迪克‧威尔逊后来采访周尔鎏，周尔鎏说继母马顺宜的说法不可信，因为马是反共的。

 

周尔鎏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马士杰之死是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说，高邮1945年底被中共“解放”后，大批苏北解放区难民逃亡到上海，基于对周恩来和共产党的信任，马士杰不顾家人亲属好友再三劝告，留在了解放区。马士杰是开明绅士，支持中共土改，由当地中共政府安排人力车前往高邮县中的礼堂办理土改手续，上交了田契等物。当时作为马士杰外孙的周尔鎏跟随马老前往，他看见“政府的干部对他很客气，还派人专人送他回家。”

 

至于马士杰之死，周尔鎏说，是由于国军派飞机轰炸中共占领区，马士杰虽然事先躲避空袭转移到家中西花厅，但住家后花园被夷为平地，因年迈体弱，不胜惊恐，不久就在家中过世。但这非周尔鎏亲自所见，是听马士杰的一个儿子所说。周尔鎏说，当时周恩来和周恩霔两人分别在南京和盐城，不了解马士杰之死，指责马顺宜所说马老被迫害致死，“纯系一派胡言。”

 

不过，据周尔鎏自己说，马顺宜确实是为父亲在土改中的处境到处找人求援，与马士杰相知很深的朋友黄炎培曾多次为马说项，并从南京交来马顺宜的求助信，周恩来收到后，转交给苏浙二分区的惠浴宇（按，当时中共苏浙二分区及四分区专员），“要求当地人民政府按照对待开明士绅的政策来关心照顾马老本人及其家庭。”周尔鎏还提到他1946年到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单独见他的七爸，周恩来很详细地问了马士杰的处境，以及周恩霔与马顺宜夫妇间的关系。

 

这至少说明，马士杰确实遭到了麻烦，否则马顺宜不会找到黄炎培求助，而黄炎培也不会多次向周恩来要求帮忙，周恩来也不会把马顺宜的信转交给当地中共领导人惠浴宇，要求将马士杰作为开明士绅处理。

 

而且周尔鎏所说马士杰之死真相有很大漏洞。我查了高邮县县志，国民党空袭高邮是在1946年1月上旬，即中共刚“解放”高邮之后及国共双方达成“双十协定”之前，那时苏北土改还未展开。相对后来土改的冲击，马士杰家花园被炸实在算不了一件致命大事，何况马士杰半年多后才“不胜惊恐”而死。而且高邮被空袭也不是第一次。抗战期间高邮县城被日军轰炸过整整五次，马士杰应该已是见惯不惊了，哪能为一次空袭而在半年后“不胜惊恐”而死？

 

另外，1946年春中共在苏北地区大规模展开的土改，也绝非周尔鎏所说的那样温和，而这场土改更没有什么“保护开明士绅”，马士杰去缴田契是为大势所迫，绝非心甘情愿。

 

抗战时中共为扩大地盘，采用了一个称为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其控制地区的各级政府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所谓的左派进步分子，及包括开明绅士在内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但事过境迁，中共一旦掌握政权，三三制随即取消，曾加入中共政府的所谓开明绅士在土改中全部受到冲击。

 

研究苏北土改的南京大学历史教授刘握宇在他的论文《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的还乡团》指出，1946年春开始的苏北土改，所有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被分光，有的地主甚至沦为乞丐，大批地主逃亡。不少加入中共三三制的开明绅士成了被批斗和管制的对象，而且斗争和管制的方式让他们感到羞辱和恐惧。

 

周尔鎏的书中也提到苏北解放区的土改导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他们向联合国的难民委员会求助，对中共形象非常不利。共产党指责是国民党挑动。当时马士杰的一个儿子马家駪在难民委员会工作，周恩来还亲自前往马家，希望代表中共作出解释，将难民披露的土改真相说成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

 

根据刘握宇教授的研究，苏北土改非常残酷恐怖。他说，对地主斗争的方式主要有“开斗争会、游街戴高帽子，规定地主富农没有公民权，并做上记号以示识别（如剃半边头、穿红背心、挂布条等）；此外，各村还成立管理小组，通过钉镣或联保的方式对地主实施人身管制：走路没有自由，不能参加任何会议，不准早起晚归，不能与其他地主通话等等。更为激烈的做法是，开会斗争动辄对被斗者实施吊打、捆打，以致“在吊打问题上打死人事情，全华中可能已有上万的数目”。

试想，即或马士杰曾经是开明绅士，即或他本人未受到直接批斗或羞辱，作为高邮的首富，工商业资本家兼大地主，难道他会感到与己不关，自己可以安然度过这场空前的暴风骤雨吗？在如此血腥恐怖的情景下，他会是发自内心愉悦地支持土改主动上缴田契吗？年迈体弱的马士杰老人惊恐而死，原因到底是七个月之前的后花园被空袭夷平，还是他亲眼目睹的这一场狂暴的腥风血雨，或如马顺宜所说是直接遭到残酷迫害被关押受尽羞辱折磨？任何只要有普通理性和常识的人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士杰应该是被中共土改逼死的。

 

马家子孙告诉周尔鎏，马士杰是因国民党空袭夷平马家花园惊恐而死，如果是在中共建政之后说的话，那不过是违心的谎言。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这样说，既保护了马士杰，避免了对抗土改的罪名，也给仍然生活在中共治下的后人减少了一些政治上的麻烦。

 

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马顺宜的说法显然比周尔鎏要可信得多，几乎可以肯定马士杰是死于中共土改。周尔鎏和周尔均两兄弟也是在苏北土改的1946年离开高邮回到上海，恐怕也是为了躲避土改。当然周尔鎏书中对此是另有解释。

 

有关马士杰之死的第二个问题是，马士杰土改面临灭顶之灾时，周恩来有没有伸出援手？

 

马顺宜指责周恩来兄弟忘恩负义，泯灭亲情。而周尔鎏则说，周恩来将从黄炎培转来的马顺宜的信转交给惠浴宇，并写了条子请以开明绅士对待马士杰，是帮了的。可能性为二。一是周恩来说的是谎言，他实际没有帮忙关说。另一个可能是周恩来确实转了信和写了条子给惠浴宇，但他没有将此事告诉马顺宜，以致马认为周恩来完全不顾亲情。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马顺宜回到高邮时，马士杰已获释回家。周恩来没有告诉马顺宜他私下为马老做了一点小小的关说，可能是怕事情泄露出去被指责丧失了革命立场，在政治上对他不利。

 

周尔鎏的回忆录指出，当时他参加中共第二野战军，随大军南下“解放”西南地区，邓小平向南下干部做报告，要求过好三关，其中一关就是“土改关”。周尔鎏说，中共队伍中出生“地富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数以万计，因此他们此时面临一个重大政治考验，如果在土改中不能站稳维护贫下中农的立场，就会犯错误，甚至离开干部队伍。但周尔鎏没有说的是，中共革命只能参加，是不能退出的，也不能犯错误，退出革命和犯错误，就是堕入反革命的地狱，生不如死。因此这些地富家庭出生的革命干部只有狠下心来残酷斗争自己出身的阶级，甚至对自己的家人大义灭亲。

 

马士杰这个亲共的开明绅士，论地位和名气，比起曾率领晋绥士绅参观团到延安见过毛泽东和朱德，获得毛泽东赞扬的山西著名开明士绅牛友兰相差太远，但牛友兰仍不免在中共疾风暴雨的土改运动中沦为革命的祭品，其下场比马士杰的遭遇还要悲惨。其子牛荫冠（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虽为中共要员，不但无法保护其父亲，甚至党性为大，灭绝亲情人伦，帮助土改暴徒羞辱残杀父亲。批斗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用铁丝在牛友兰的鼻子上穿孔，由他儿子牛荫冠亲自牵铁丝游街示众，鼻孔当场拉断，血流满面。牛友兰受此奇耻大辱，悲愤绝望，在监禁中拒食三日而死。而牛荫冠则受到表扬，说他站稳了立场，经受住了考验。建政后牛荫冠还当上了财政部副部长。

 

再如赵紫阳。他是河南滑县人，父亲赵廷宾是当地地主，因儿子投靠共产党，他本人也是亲共的，算得上开明绅士，更讽刺的是其子赵紫阳还是直接领导当地土改的共产党大员，但在土改的狂风暴雨中也不能幸免，一样受到批斗，最后含恨去世。此事在赵紫阳心中是否留下创伤，外人虽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象。

 

因此不论周恩来的援助还是惠浴宇的高抬贵手都只能私下低调作为，不能帮得太明显，也不能帮马老完全免于受冲击，否则就会犯上对敌斗争立场不稳的严重政治错误。

 

中共党内残酷的内斗使周恩来这方面特别小心慎重，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之后。对马士杰的困境及其亲属在中共土改腥风血雨中遭受的冲击，他选择的是曲线和低调救助。比如他将堂弟周恩霔特地安排往盐城工作，很可能是让他回避岳家在土改中将受冲击的尴尬处境。因此周恩来事后对于马顺宜的指责，不免感到委屈，但却不能公开说明，只能私下与侄子解释，望侄子以后找机会帮他对外澄清。而马顺宜不是共产党人，看待事物以正常的人性情理去判断，当然无法理解共产党人以革命原则泯灭人性的反常冷酷行为，因此对周恩来兄弟痛恨无比。

 

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与良民百姓无关，换了皇帝，老百姓日子照常过。但中共上台，不仅是城头已换大王旗，还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巨变，新政权要用一片“血污海”来刷洗所谓的“旧世界”，建立一个“一九八四”的新世界。对此懵然不知的新“解放区”的人民，根本没有想到，所谓解放的那一天也就是“忍看朋辈成新鬼”血腥清洗的那一天。共产党新贵，很多和周恩来一样，出生于所谓的剥削阶级家庭，革命专政的屠刀大杀阶级敌人之同时，也会砍向他们的家人，让他们遭受一场天人交战的惨痛心理煎熬。党性至上的党人，如中共高官牛荫冠可以泯灭人伦，大义灭亲。尚有人性的，在残酷的现实中也无所选择，只能党性压倒人性，而对亲人的愧疚只能埋藏在内心深处而已，甚至是深埋一辈子。

 

 

 

 

1939年周尔鎏和同父异母妹妹周尔美。周尔美1949年随母亲去了台湾。（照片来自《我的七爸周恩来》）

 

1974年周恩来和江青接见澳洲共党主席希尔，周尔鎏（后排右二）刚好站在周恩来后面。此照片发布后引起邓颖超的不安，埋怨侄子周尔鎏不小心，恐被人知道两人的亲属关系。（照片来自《我的七爸周恩来》）

 

1956年5月13日香港《华侨日报》报导周恩来弟妇马顺宜（左）途径香港飞比利时参加联合国反集中营特别委员会法庭，作证控诉周恩来和中共灭绝人性。此照片摄于香港启德机场。

 

 

我在撰写披露周恩来为同性恋的《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一书时，发现周恩来家族中有一宗纠纷值得一谈，因为这宗家族纠纷不但能反映中共革命时代的残酷和灭绝人性，也可以对周恩来复杂的人生多一重透视。

 

这个事件就是周恩来姻亲马士杰之死。马士杰之死引起的非议和谴责使得其家族发生分裂和对立，其弟妇出走台湾，全世界控诉中共和周恩来残暴不仁，使得周恩来深受困扰。周恩来生前对此耿耿于怀，其侄子周尔鎏受周恩来生前所托，近年专门撰文为周恩来作出澄清。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也移居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并常往中共驻沪办事处办事。英国记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说，这时周恩来见到了他在上海和南京的亲戚。有个“弟媳的父亲碰到了麻烦，家乡的共产党正在整治富裕的地主，她的父亲属于整治的对象，他们要求周在这件事上帮帮忙，但周却无动于衷。经过几次不成功的请求，弟媳终于与她的父亲见上一面，她回来后说，他的临终愿望就是要她不要再见周家的人。极度悲伤的弟媳和婶婶一起怒冲冲地闯入周的办公室，周不得不忍受她们对他的无情和对共产党的愤怒的斥责。”

 

这个弟媳就是他堂弟周恩霔（周恩来二伯父周贻康之子）的妻子马顺宜，遭到麻烦的是她父亲、即江苏高邮县著名士绅马士杰。马士杰是前清遗老，民国著名文人，在民国时代历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司长、运河工程局总办、及代理江苏省长等职，并在家乡高邮兴办实业，开设典当、钱庄、货号，并有大量田产，为高邮县首富。因抗战时立场较倾向中共，曾被中共视为开明绅士。1945年年底高邮县被中共“解放”，成为新解放区，1946年初中共在苏北解放区开始土改，这位开明绅士马士杰受到冲击。因此女儿马顺宜向当了中共大官的堂兄周恩来求助。迪克‧威尔逊书中提到的婶婶是周恩来的二伯父周贻康的遗孀程贞仪，即周恩霔生母。

 

马士杰卒于1946年8月，因死在土改期间，他的死因就不免引起猜疑。大陆现一些公开资料说马士杰是在家中患病去世。而马顺宜则声称父亲在土改中被中共迫害而死。当时周恩来堂弟周恩霔在周恩来安排下，在江苏盐城的苏皖边区政府的军部工作，是苏北中共政权的新贵，马顺宜曾求助丈夫和堂兄周恩来，周恩霔避而不见，而周恩来也拒绝援手。

 

周恩来兄弟此举在马家看来是忘恩负义。因为抗战爆发后，居住在上海的二伯母程贞仪带着家人到高邮投靠媳妇马顺宜娘家，寄居马士杰大宅，受到马家庇护，周尔鎏后来也从上海来到高邮住在马家。因此马士杰是有恩于周家。马顺宜为此悲愤异常，因此与丈夫离婚，并将丈夫周恩霔与前妻生的孩子周尔鎏赶出了马家。

马顺宜生于1911年，毕业于江苏光华大学经济系，是经马士杰的至交黄炎培介绍与周恩霔结婚。与周恩霔离婚后的马顺宜在1949年带着女儿周尔美和幼子马瑞宜避秦去了台湾，次年即发表一书《逃出了赤色的家庭--周恩来弟媳的控诉》，控诉中共的残暴和中共党人灭绝人性六亲不认，并环绕台湾发表控诉演讲。1956年5月曾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国际反集中营委员会特别法庭，作证指控共产党反人道罪行，过境香港时曾接受香港媒体采访。但她与周恩霔生的儿子周尔均则留在了大陆，现是中共退休少将，妻子邓在军为央视导演。近年周尔均夫妇有不少回忆文章大谈伯父周恩来对他们的培养和关爱，但从来没有提起过极其反共的亲母马顺宜。

 

马顺宜单身一人含辛茹苦养大子女，1973年随幼子马瑞宜迁居美国南加州。马顺宜很长寿，活到一百多岁，2013年以102岁的超高龄获得亲台湾的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的好妈妈奖。其子终身未婚，事母至孝。美籍华人学者许芥昱上世纪六十年代写周恩来传记，曾访问过马顺宜。

 

当年因为马顺宜以周恩来弟媳身份的血泪控诉，加之马士杰的名气。这一闹，确实给周恩来的国际形象很大伤害，周恩来夫妇为之相当困扰，因此希望他的侄子能够找机会为他澄清。周尔鎏在周恩来的子侄辈中是政治地位最显赫的，曾任中联部、对外文委(文化部)司局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驻英国文化参赞等。在周恩来生前曾多次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但外人不知他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因周恩来排行为七，他称之为七爸，2014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的七爸周恩来》，其中一个章节就是谈马士杰之死。次年大陆中央文献出版社也出版了此书，我未读过大陆版本，因为大陆的出版审查制度，相信两个版本在内容上应该有很大出入。这里提到的是香港版本。

 

周尔鎏在《我的七爸周恩来》书中说：“七爸生前还数次对我提到马老不是一般的清末遗老，而是坚持留在解放区的少数开明士绅之一，他一生追求进步，务求做到「立德、立言、立功」、「有益于人，有利于世」，涉及其平生业绩的史料因此不可随意湮没。同时，七爸还指出有人在国际上恶意凭空造谣，并且行诸文字，广泛传播，甚至一度陈列到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妄称马先生是为周恩来、周恩霔兄弟两人所迫害致死。这虽是荒唐不稽之谈，完全不符合事实，但其恶劣的国内外误解和影响则不可漠然处之，七爸希望我也能对此重视并配合做些工作。”

周恩来所指的有人就是曾经的弟妇马顺宜。

   

按马顺宜赴台湾后的控诉。1945年11月19日高邮县“陷共”（周尔鎏这一方称为“解放”）后，马士杰作为当地大地主受到清算，一日数次家中被搜查。次年土改5月马士杰被拉去批斗，因已81岁高龄，是女儿马顺宜代替老父上批斗会，并代父坐牢几个月，其间曾被押着游街示众，还遭到殴打。马顺宜出狱次日，十几个共干上门要押走马士杰，马家全家十三口跪地痛哭哀求，但不能免。马士杰被捆绑殴打，数度昏死过去。随后马顺宜与父亲被带走关押，两人曾陪过杀场。马顺宜获释后即同她的公婆程仪贞（周恩来二伯母）前往南京梅园找到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拒绝援助，婆媳二人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愤怒指骂周恩来。

   

马顺宜说，她从南京回到高邮时父亲已获释回家，但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两天后即含恨辞世。马老死前遗言要女儿不要相信共产党，不要与共产党合作。

  

《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有关此事件的报导，即源自对寓居美国的马顺宜的采访。迪克‧威尔逊后来采访周尔鎏，周尔鎏说继母马顺宜的说法不可信，因为马是反共的。

 

周尔鎏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马士杰之死是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说，高邮1945年底被中共“解放”后，大批苏北解放区难民逃亡到上海，基于对周恩来和共产党的信任，马士杰不顾家人亲属好友再三劝告，留在了解放区。马士杰是开明绅士，支持中共土改，由当地中共政府安排人力车前往高邮县中的礼堂办理土改手续，上交了田契等物。当时作为马士杰外孙的周尔鎏跟随马老前往，他看见“政府的干部对他很客气，还派人专人送他回家。”

 

至于马士杰之死，周尔鎏说，是由于国军派飞机轰炸中共占领区，马士杰虽然事先躲避空袭转移到家中西花厅，但住家后花园被夷为平地，因年迈体弱，不胜惊恐，不久就在家中过世。但这非周尔鎏亲自所见，是听马士杰的一个儿子所说。周尔鎏说，当时周恩来和周恩霔两人分别在南京和盐城，不了解马士杰之死，指责马顺宜所说马老被迫害致死，“纯系一派胡言。”

 

不过，据周尔鎏自己说，马顺宜确实是为父亲在土改中的处境到处找人求援，与马士杰相知很深的朋友黄炎培曾多次为马说项，并从南京交来马顺宜的求助信，周恩来收到后，转交给苏浙二分区的惠浴宇（按，当时中共苏浙二分区及四分区专员），“要求当地人民政府按照对待开明士绅的政策来关心照顾马老本人及其家庭。”周尔鎏还提到他1946年到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单独见他的七爸，周恩来很详细地问了马士杰的处境，以及周恩霔与马顺宜夫妇间的关系。

 

这至少说明，马士杰确实遭到了麻烦，否则马顺宜不会找到黄炎培求助，而黄炎培也不会多次向周恩来要求帮忙，周恩来也不会把马顺宜的信转交给当地中共领导人惠浴宇，要求将马士杰作为开明士绅处理。

 

而且周尔鎏所说马士杰之死真相有很大漏洞。我查了高邮县县志，国民党空袭高邮是在1946年1月上旬，即中共刚“解放”高邮之后及国共双方达成“双十协定”之前，那时苏北土改还未展开。相对后来土改的冲击，马士杰家花园被炸实在算不了一件致命大事，何况马士杰半年多后才“不胜惊恐”而死。而且高邮被空袭也不是第一次。抗战期间高邮县城被日军轰炸过整整五次，马士杰应该已是见惯不惊了，哪能为一次空袭而在半年后“不胜惊恐”而死？

 

另外，1946年春中共在苏北地区大规模展开的土改，也绝非周尔鎏所说的那样温和，而这场土改更没有什么“保护开明士绅”，马士杰去缴田契是为大势所迫，绝非心甘情愿。

 

抗战时中共为扩大地盘，采用了一个称为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其控制地区的各级政府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所谓的左派进步分子，及包括开明绅士在内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但事过境迁，中共一旦掌握政权，三三制随即取消，曾加入中共政府的所谓开明绅士在土改中全部受到冲击。

 

研究苏北土改的南京大学历史教授刘握宇在他的论文《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的还乡团》指出，1946年春开始的苏北土改，所有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被分光，有的地主甚至沦为乞丐，大批地主逃亡。不少加入中共三三制的开明绅士成了被批斗和管制的对象，而且斗争和管制的方式让他们感到羞辱和恐惧。

 

周尔鎏的书中也提到苏北解放区的土改导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他们向联合国的难民委员会求助，对中共形象非常不利。共产党指责是国民党挑动。当时马士杰的一个儿子马家駪在难民委员会工作，周恩来还亲自前往马家，希望代表中共作出解释，将难民披露的土改真相说成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

 

根据刘握宇教授的研究，苏北土改非常残酷恐怖。他说，对地主斗争的方式主要有“开斗争会、游街戴高帽子，规定地主富农没有公民权，并做上记号以示识别（如剃半边头、穿红背心、挂布条等）；此外，各村还成立管理小组，通过钉镣或联保的方式对地主实施人身管制：走路没有自由，不能参加任何会议，不准早起晚归，不能与其他地主通话等等。更为激烈的做法是，开会斗争动辄对被斗者实施吊打、捆打，以致“在吊打问题上打死人事情，全华中可能已有上万的数目”。

试想，即或马士杰曾经是开明绅士，即或他本人未受到直接批斗或羞辱，作为高邮的首富，工商业资本家兼大地主，难道他会感到与己不关，自己可以安然度过这场空前的暴风骤雨吗？在如此血腥恐怖的情景下，他会是发自内心愉悦地支持土改主动上缴田契吗？年迈体弱的马士杰老人惊恐而死，原因到底是七个月之前的后花园被空袭夷平，还是他亲眼目睹的这一场狂暴的腥风血雨，或如马顺宜所说是直接遭到残酷迫害被关押受尽羞辱折磨？任何只要有普通理性和常识的人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士杰应该是被中共土改逼死的。

 

马家子孙告诉周尔鎏，马士杰是因国民党空袭夷平马家花园惊恐而死，如果是在中共建政之后说的话，那不过是违心的谎言。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这样说，既保护了马士杰，避免了对抗土改的罪名，也给仍然生活在中共治下的后人减少了一些政治上的麻烦。

 

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马顺宜的说法显然比周尔鎏要可信得多，几乎可以肯定马士杰是死于中共土改。周尔鎏和周尔均两兄弟也是在苏北土改的1946年离开高邮回到上海，恐怕也是为了躲避土改。当然周尔鎏书中对此是另有解释。

 

有关马士杰之死的第二个问题是，马士杰土改面临灭顶之灾时，周恩来有没有伸出援手？

 

马顺宜指责周恩来兄弟忘恩负义，泯灭亲情。而周尔鎏则说，周恩来将从黄炎培转来的马顺宜的信转交给惠浴宇，并写了条子请以开明绅士对待马士杰，是帮了的。可能性为二。一是周恩来说的是谎言，他实际没有帮忙关说。另一个可能是周恩来确实转了信和写了条子给惠浴宇，但他没有将此事告诉马顺宜，以致马认为周恩来完全不顾亲情。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马顺宜回到高邮时，马士杰已获释回家。周恩来没有告诉马顺宜他私下为马老做了一点小小的关说，可能是怕事情泄露出去被指责丧失了革命立场，在政治上对他不利。

 

周尔鎏的回忆录指出，当时他参加中共第二野战军，随大军南下“解放”西南地区，邓小平向南下干部做报告，要求过好三关，其中一关就是“土改关”。周尔鎏说，中共队伍中出生“地富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数以万计，因此他们此时面临一个重大政治考验，如果在土改中不能站稳维护贫下中农的立场，就会犯错误，甚至离开干部队伍。但周尔鎏没有说的是，中共革命只能参加，是不能退出的，也不能犯错误，退出革命和犯错误，就是堕入反革命的地狱，生不如死。因此这些地富家庭出生的革命干部只有狠下心来残酷斗争自己出身的阶级，甚至对自己的家人大义灭亲。

 

马士杰这个亲共的开明绅士，论地位和名气，比起曾率领晋绥士绅参观团到延安见过毛泽东和朱德，获得毛泽东赞扬的山西著名开明士绅牛友兰相差太远，但牛友兰仍不免在中共疾风暴雨的土改运动中沦为革命的祭品，其下场比马士杰的遭遇还要悲惨。其子牛荫冠（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虽为中共要员，不但无法保护其父亲，甚至党性为大，灭绝亲情人伦，帮助土改暴徒羞辱残杀父亲。批斗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用铁丝在牛友兰的鼻子上穿孔，由他儿子牛荫冠亲自牵铁丝游街示众，鼻孔当场拉断，血流满面。牛友兰受此奇耻大辱，悲愤绝望，在监禁中拒食三日而死。而牛荫冠则受到表扬，说他站稳了立场，经受住了考验。建政后牛荫冠还当上了财政部副部长。

 

再如赵紫阳。他是河南滑县人，父亲赵廷宾是当地地主，因儿子投靠共产党，他本人也是亲共的，算得上开明绅士，更讽刺的是其子赵紫阳还是直接领导当地土改的共产党大员，但在土改的狂风暴雨中也不能幸免，一样受到批斗，最后含恨去世。此事在赵紫阳心中是否留下创伤，外人虽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象。

 

因此不论周恩来的援助还是惠浴宇的高抬贵手都只能私下低调作为，不能帮得太明显，也不能帮马老完全免于受冲击，否则就会犯上对敌斗争立场不稳的严重政治错误。

 

中共党内残酷的内斗使周恩来这方面特别小心慎重，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之后。对马士杰的困境及其亲属在中共土改腥风血雨中遭受的冲击，他选择的是曲线和低调救助。比如他将堂弟周恩霔特地安排往盐城工作，很可能是让他回避岳家在土改中将受冲击的尴尬处境。因此周恩来事后对于马顺宜的指责，不免感到委屈，但却不能公开说明，只能私下与侄子解释，望侄子以后找机会帮他对外澄清。而马顺宜不是共产党人，看待事物以正常的人性情理去判断，当然无法理解共产党人以革命原则泯灭人性的反常冷酷行为，因此对周恩来兄弟痛恨无比。

 

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与良民百姓无关，换了皇帝，老百姓日子照常过。但中共上台，不仅是城头已换大王旗，还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巨变，新政权要用一片“血污海”来刷洗所谓的“旧世界”，建立一个“一九八四”的新世界。对此懵然不知的新“解放区”的人民，根本没有想到，所谓解放的那一天也就是“忍看朋辈成新鬼”血腥清洗的那一天。共产党新贵，很多和周恩来一样，出生于所谓的剥削阶级家庭，革命专政的屠刀大杀阶级敌人之同时，也会砍向他们的家人，让他们遭受一场天人交战的惨痛心理煎熬。党性至上的党人，如中共高官牛荫冠可以泯灭人伦，大义灭亲。尚有人性的，在残酷的现实中也无所选择，只能党性压倒人性，而对亲人的愧疚只能埋藏在内心深处而已，甚至是深埋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