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网络图片）
在中国诸多的传统节日中，端午节是最不吉利的一个。关于这个节日的最早记载，见于先秦时代的《礼记》，说是端午源于周代的蓄兰沐浴。《吕氏春秋》中的《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夏小正》中另有五月是毒月、五日是恶日，“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的记载。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屈原之死与端午节庆之间当初并没有直接联系，用端午节来纪念投江而死的诗人屈原，最早见于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和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这中间相差了将近800年的历史时段。
关于屈原，最引人争议的观点是鲁迅的相关评论。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期，在鼓吹尼采、易卜生等摩罗诗人的《摩罗诗力说》中批评屈原说：“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汩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1922年，胡适在读<楚辞>》一文中认为，屈原是一种复合物，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
在胡适之前，廖平也怀疑过没有屈原这个人，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离骚》的时代。
鲁迅在比较严谨的学术著作《汉文学史纲要》中，对于屈原和写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司马迁另有评说：“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则是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到了1932年，鲁迅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接受了胡适的“《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的观点，反过来把正大光明地向本国的国民党政府要求人权与宪法的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等人，认定为屈原式的奴性之忠诚：“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们只不过批评）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鲁迅全集》第五卷，115页）
1935年，鲁迅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再一次批评屈原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344页）
2004年，傅国涌基于鲁迅的观点发表过一篇《告别屈原人格》。2008年的端午节，南开大学的文学教授李新宇，针对傅国涌与《告别屈原人格》内容一致的《不得帮忙的不平》一文，发表了写给傅国涌的公开信《屈原足矣》，其中写道：
去年，我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部25万字的《破解屈原溆浦之谜》，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屈学界，有点诚惶诚恐，屈学界领导及专家学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关心。前不久，我的好友、《湘声报》编辑向继东给我发来了傅国涌的文章《不得帮忙的不平》，意思是说屈原因为得不到为统治者效劳的权利而产生怨恨，才写出了那么多发牢骚的诗句。文章的标题是引用鲁迅的话。
我看了，觉得傅国涌先生有失偏颇。首先要弄清楚屈原是“帮什么忙”，屈原主张政治革新和联齐抗秦，由楚国统一中国，才得罪了与秦国“嫁子娶妇”、打得火热的朝廷权贵，遭至排挤和放逐。
再有，傅先生的文章忽视了屈原最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屈原的“民本意识”，这也是屈原主张政治革新的前提和出发点。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民众的苦难呼喊的诗句，就这两句，足以使后世的作家诗人们黯然失色。所以鲁迅才对屈原的作品称之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并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这也是苛刻至极的鲁迅作出最高评价的中国文学作品，有这种至高无上的评价，屈原足矣！
新宇 2008、6、16。
中国学者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研究什么人，就一定要把这个人捧到天上去。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一场大灾难，难道屈原所主张的“由楚国统一中国”，就是东亚大陆地区的一个福音么？难道没有一统天下的春秋战国时期，不是东亚大陆的所谓“中国”历史上最为宽松奔放、丰富多彩的黄金时代吗？
且不说《诗经·国风》里面有许多反映民间苦难的诗词，在古老的书经里面，更是充斥着各种各样奉天承运、吊民伐罪、天命流转的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口诀歌谣，诸如《书汤誓》之中的“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屈原所谓的“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所表达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以天命天道及家国天下为本体本位的神道天理，与现代文明社会以人为本的“民本意识”，恰好相反。借用钱玄同发表于1918年9月的《新青年》第3卷第5号的《随感录二十八》里面的说法，即：“公仆固然不该殃民残民，却也不该仁民爱民。公仆就是有时僭妄起来，不自揣量，施其仁爱，但是做国民的决不该受他的仁爱。——什么叫做仁民爱民呢？像猫主人养了一只猫，天天买鱼腥给他吃。这就是仁民爱民的模型。”
总而言之一句话，像屈原这样忠心耿耿地写作“不得帮忙的不平”的“忠臣教科书”式的诗词歌赋的人，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不是什么足不足的问题，而是缺乏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的问题。李新宇教授所谓的《屈原足矣》，反而证明了他自己的现代公民常识的严重匮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