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九九零年夏天来美，身不由己一直有国难归。去年十月，有友人约我从华盛顿回北京去讲学，我一口就答应了。
八年中，多少至亲好友一个接一个谢世了。远一些的不说，前年六月，董乐山从北京寄来《汪曾祺悄然归去》的剪报。曾祺和我相知六十多年，九零年夏我离京前曾到他家去告别，本以为不过是又一次小别，相约重见时一醉方休，谁料到竟成永诀。
我自忖，不知何年何月还乡，“访旧半为鬼”，禁不住黯然神伤。而当时乐山本人正为肝硬化所苦，更让我揪心。后来得知他的肝硬化已恶化为肝癌，相隔万里，除了不时打个电话慰问一声，我痛感到一筹莫展的悲哀。
去年早些时候，他在纽约的哥哥鼎山告诉我，乐山的主治医师向他的家属透露，他已余日无多了。我多么想再见到他，重温我俩一见如故的友情，尽管于事无补，也许可让久别的知己暂一忘却病痛。去年九月，我返京的行程确定后，就打电话告诉他，虽远隔重洋，我也能听出他的兴奋是溢于言表的。
十月六日抵京，安顿下来，安排好有关讲学的事宜后，十日就由老友、《英语世界》主编陈羽纶驱车陪我和怡楷一道去探望乐山。他还住在老地方，中国社科院在团结湖北里的宿舍。
八年不见，房子和主人都老了不少，但乐山还是那副温文尔雅的老样子。虽然面容清瞿，却并无病入膏肓的迹象，说话仍是那么平和喜人，谈到自己的病情也毫无怨艾。我们没有久坐，因为事前听说他已尊医嘱谢客了。临别前，他送我事前已签好名的两本译着、《一九八四》和《奥威尔文集》，两本散文集、《文化的休闲》和《边缘人语》。
我们久别重逢，又是他恶疾缠身的时刻，自然都感到依依不舍。我说过几天再来看他，他立即喜形于色。十五日上午，没有安排讲学。我又搭了出租车去他家，他和夫人都十分高兴，谈了一阵之后，他们冒着小雨请我到附近一家上海馆子去吃饭。说是附近，走过去也花了十多分钟，看着他若无其事地在泥泞、凹凸不平的便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后来吃饭时看他胃口很好，我私心倒感到有点宽慰，也许那位主治医师过分悲观了吧。
月底离京返美前，我打电话和他告别，说明年打算再回来看他，他听了很高兴。返美后，十一月中去电话，听他说患了感冒，有烧不退。十二月初，又去电话，听他说话很吃力，嗓音嘶哑，他说周身疼痛，有腹水现象，我才感到事态严重。圣诞节和新年，我往常总打电话给他拜节。这一次我踌躇再三，几次拿起话筒又放下了。
一月十六日，星期六，鼎山兄从电话中传来了噩耗：乐山已于当晚北京时间八时十分去世。一代翻译大师终于从肉体病痛的煎熬解脱了，但是纵观他一生的追求、挫折和幻灭，乐山是虽死也难以瞑目的。
董乐山，一九二四年生，在上海上中学时就向往“社会主义革命”，参加“民先”，后入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一九四六年毕业。在此期间，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革命”更充满了憧憬。我不知道他是何年何月入党的，只知道“解放”后他进入新华社国际部从事翻译工作，颇受重用，不料五七年上了“阳谋”的圈套，被戴上“右派”的棘冠，从此打入了“贱民”的深渊。
好不容易摘掉帽子，“夹着尾巴做人”，又赶上“十年浩劫”，理所当然当上了“牛鬼蛇神”，批臭斗臭之余，再次押送农村劳改。后来在劳动中摔断了胳膊，奉命回京给一些干部补习英语。塞翁失马，他竟然能在家里的劫灰中找到一本六十年代和别人合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英文原著。
在久经劫难之后，重睹这部纳粹极权主义灭绝人性的罪恶史，震聋发聩，更加深了他对现实痛定思痛的反思。于是，他发挥当年参加地下工作的本领。秘密地夜以继日重新修订这部名符其实的近代史巨著。“文革”过后，他的译稿终于付印，但仅限内部发行，供高干参考。八十年代初，这部翻译巨著终于公开发行，立即在全国不胫而走，给浩劫余生的人们上了似曾相识的一课。
接着，他出了《西行漫记》的一个新译本，销了一百六十万册。这本当年名噪一时的书曾使他对社会主义心向往之，现在却为人们三、四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提供了触目惊心的强烈对照，也为他的译事提供了新的动力。他接二连三译了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特勒揭露斯大林恐怖统治的《正午的黑暗》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恐怖预言小说《一九八四》，近年又出版了《奥威尔文集》。
从斯诺到奥威尔，从《西行漫记》到《一九八四》，这不是一个翻译家无所谓的选择，也不是甚么思想的飞跃或突变，而是勾画了一个始终关注中华民族和人类终极命运的智者曲折的心路历程。
“一九九一年酷暑”，乐山抱病写了《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一文，对奥威尔的一生和这部二十世纪政治预言经典作了精辟的论述：
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他的反极权主义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
译者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奥威尔的觉醒是从一九三六年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斗争开始的。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大敌当前，打着社会主义幌子的极权主义霸主却忙于千方百计地消灭有独立思想的、不跟着指挥棒转的异己。他伤透了心，但却“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明确了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那就是主张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变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董乐山的觉醒较诸奥威尔是更加艰辛和来之不易的。历经“反右”、“文革”、“六四”等等无止无休的血腥洗礼，他终于参透了极权主义的恐怖政治，在灵魂受难的“酷暑”写下了他的政治遗嘱：
二十世纪是个政治恐怖的世纪。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阴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是否可以说，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极权主义，才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董乐山没能看到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成为现实，齑志而殁，抱恨终天，难怪他临终嘱咐要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异国他乡一处干净的土地上。
